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学科建设与学科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流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以组织要素的视角研究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状况，发现其具有引领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发展目标、汇聚全球的科研人员、以学科研究平台促进知识交流、拥有丰富的学术物质资料这四个方面的特征。横向的学科研究平台在学科发展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学科研究平台整合科研人员，以学术物质资料为基础，通过对知识信息的搜集、分析、整理、加工、研究和传播，实现知识的再生产，促进学科目标的实现。内地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可以进一步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整合学科组织的各项资源，形成学科研究领域的不可替代性，从而更好地推进学科发展。
关键词：学科组织;“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 教育学科;组织要素;香港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2-0107-07
收稿日期：2018-1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组织生命周期理论视域下的大学校长角色发展研究”（CIA180270）;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从学业到职业：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认同研究”（D20150126）;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苏教办师2016-13）。
作者简介：全守杰（1982-），男，教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镇江，202013。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要以学科建设作为基础，以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导向[1];“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发展的龙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2]。目前，学术界对于学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的内涵及界定、学科的特点及形态、学科组织形式、学科组织要素及学科制度建设等范畴。在一流学科建设研究中，学科建设与学科组织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从现实层面来看，如何研究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状况，分析和探讨学科组织要素是重要的课题。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在国际高等教育咨询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2016年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教育学科排名中名列第六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2018年底发布的2019年全球大学学科排名[3]中居世界第四位，为世界一流学科。作为近几年学科排名稳居世界前列、亚洲第一的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它的学科组织要素及特征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实现其学科发展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研究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组织要素及其特征，探讨其中的互动关系，对把脉一流学科发展规律，推动“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组织要素
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由中国语言及文学、英语教育等7个不同的子学科或分支学科组织进行知识生产。其学科组织要素包括发展目标、科研人员、知识信息与学术物质资料四个方面。其中，科研人员主要指人员数量及背景等;知识信息包括了论文、著作等出版物以及学术交流等;学术物质资料包括研究资金、图书馆及办公设施等。
（一）一流的学科目标：引领教育研究与实践
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组织以“引领教育研究与实践”[4]为发展目标。大学学科组织目标具有多样性特征，根据其应用领域可以分为学术性和实用性两类;根据其活动对象可以分为科研活动和育人活动两类。在现代社会中，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轴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和“思想库”，学科及其作为载体的组织与社会开展互动，这从学科发展目标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之为服务目标。大学的学术品质要从教学、科研和服务三大职能实践活动中得到彰显和证明[5]。由于学科对大学起到“骨骼”支撑作用，因此可以用科研目标、育人目标和服务目标三个维度来阐述学科的发展目标。这三个目标与大学职能有密切的关系。大学的发展及其使命的实现要靠教学、研究与服务社会来完成。而大学的具体学科，在其发展目标上遵循学科特点并结合大学的使命要求，体现出大学的职能。同时，大学的具体学科也通过学科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目标的达成而彰显大学的学术品质。
由表1可知，香港大学教育学科是通过中国语言及文学学科，英语教育学科，资讯及科技教育学科，学习、发展及多元文化学科，科学、数学及电脑教育学科，政策、行政及社会科学教育学科，言语及听觉科学学科等子学科来引领相应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的。这些子学科围绕引领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目标，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规划发展目标，促进子学科的会聚和卓越发展。具体而言，这些子学科目标具有宽广度、清晰度和独特性。
首先，目标的宽广度。一流学科的知识生产既面向当地，又着眼于全人类。它通过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子学科立足于当地，结合中国实际，面向世界规划科研、育人和服务目标。子学科在进行目标规划的时候，注重与社区、香港本地经济社会的结合以及对中国内地的关注;同时，面向全球，力争成为本学科某些细分领域的“国际中枢”，发挥在国际上的引领作用。由此可见，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在目标規划上具有横向的宽广度。
其次，目标的清晰度。学科目标的清晰度是学科规划发展思路清楚、路径明确的体现，一流学科尤其如此。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子学科在学科目标上体现出较好的清晰度。如学习、发展及多元文化学科的科研目标为“致力于认知和发展心理学、心理差异与特殊教育的专门研究和应用，并促进知识交流”;资讯及科技教育学科的育人目标为“国际性的信息技术与管理专业认证中心”;政策、行政及社会科学教育学科的服务目标为“通过合作研究、咨询机构任职等，提供服务，与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组织建立密切的合作联系”。 再次，目标的独特性。一流学科的发展目标是独具特色的。学科目标的独特性往往体现为学科目标规划设定并非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大学的学科雷同，而是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香港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学科的科研目标为“基于技术与自我导向开展中文的读写研究，成为中文教学、学习研究的国际中枢”;言语及听觉科学学科的育人目标是“为医院、学校、学前教育中心和私人诊所等机构培养言语及听觉障碍康复服务的专业人员（治疗师）”;资讯及科技教育学科的服务目标为“通过社区参与，推动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科技及信息管理创新”。而这些科研目标是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大学、其他的学科难以规划和达成的独特目标。
（二）一流的科研人员：汇聚全球的科研队伍
科研人员是学科组织的核心要素。香港大学教育学科聚集了一批全球一流的科研人员，他们具有融合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名校的科研训练背景、重要学术期刊的兼职工作背景、与重要国际（地区）机构的合作背景。
首先，融合东西方的文化背景。截至2016年底，根据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网站的资料，约140名科研人员中具有中国香港以外地区或国家的就读经历者约80人，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就读经历未知的和仅具有香港本地区就读经历的人数约60名。可见，该学院多数科研人员既具有在东方生活学习的经历，又具有在西方生活学习的经历。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学术人员，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东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从而在学术行为上甚至文化上区别于其仍然滞留于那一社会的同胞”，这是学院的“真正力量”所在[6]。
其次，在世界名校进行科研训练的背景。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研究人员就读院校有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这些名校的教育学科多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全球性的影响力，不少学者是在本领域内独领风骚、问鼎世界的。在世界名校就读，进行科研训练，有助于他们培养专业的科研素养和科研能力，形成前沿的知识结构，建立起东西方知识交流的渠道。
再次，不少科研人员具有在重要学术期刊的工作背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不少科研人员在国际上重要的学术期刊兼任委员、编委或评审人等职，为世界知识交流与传播搭建桥梁，同时为走在世界学术前沿、扩大自身及学科的影响力提供平台。
最后，部分著名学者具有重要国际（地区）机构的合作背景。如有的学者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欧盟（European Union）、世界大学联盟（World Universities Network）等机构开展合作，并对关系到地区、全球的重要教育、文化问题进行研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诸如“欧洲影子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出版与研究评价：反思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使命”等重要的地区性、国际性研究项目。
（三）一流的学科平台：以学科研究平台促进知识交流
学科的发展与知识信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现有知识信息基础上进行知识加工和生产、知识创新和传播，是学术组织知识生产的基本形式。知识的生产以及有针对性地对社会领域产生影响也已经被当今诸多学者所认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知识及其应用是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发展转向核心竞争力的原材料[7]。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知识信息主要是通过学科研究平台（研究中心）并以出版物、学术交流信息等来体现。学科研究平台是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融合的平台，即将教育理论的学术性和瞄准某个重点研究领域的现实需要进行结合，整合学科内的科研人员，从而生产知识、传播和交换知识。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在学术信息方面并不是按照学系来划分，而是按照学科研究平台划分。学科研究平台的划分，更多的是基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来建立和划分研究中心，整合研究团队，促进知识生产。
香港是中西文化汇集之地，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研究平台对中文教育及普通话教育、比较教育都非常重视。教育技术研究和教育领导研究中心体现了教育学科对当代信息技术、学生、课程教学和教师专业发展所做出的回应。融合与特殊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致力于学校和社会教育公平公正的研究。从学术信息上来看，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的知识生产成果非常丰富，在中文的教与学、少年中文语言发展、中文授课与双语教学指导、中文信息技术、教学风格、中文教育史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达600多篇（部）;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在Springer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教育、亚太教育等方面的著作50多部;资讯及科技教育中心2012～2014年间就出版了约90部论著;融合与特殊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出版了较多以特殊教育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出版的成果中，绝大多数以英文为主。
长期以来，教育深受国际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8]。当今大学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受到了校园之外的技术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跨国界的影响，并且无法完全回避。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各研究平台致力于在全球化环境中广泛地建立知识信息的沟通关系：与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建立联系，通过学术会议等进行学术信息的交流沟通。首先，注重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内地等高校的联系，如旧金山州立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其次，通过举办、参与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进行知识分享与交流，如汉字与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学习科学国际会议等。再次，积极邀请世界著名学者进行讲学，让本学科的科研人员直接与世界级学者交流、对话，如邀请了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進行学术交流。最后，通过多种形式（如各类研讨及分享会、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科研人员开展学术讲演、举办研究分享会和专题讨论会，促进知识的沟通与交流。部分讲座、或与合作机构联合举办的讲座向香港本地甚至香港地区之外的教育机构远程开放，扩大了知识交流与传播的范围及影响力。如资讯及科技教育中心科研人员仅在2012～2014年通过学习科学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学术报告、讲座或展示约40场次;2000年至2006年底举办知识管理、计算机信息技术及教学运用、数字化资源、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讲座、研讨约300场次。 （四）一流的物质保障：拥有丰富的学术物质资料
学术物质资料包括研究资金、图书馆及设备设施。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物质资料是较为丰富的，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服务保障。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大学图书馆即主图书馆有中外教育类图书、期刊等，并有大量的中外电子资源数据库。如以英文为主的数据库资源有AACR journals online、JSTOR、Oxford Journals、ProQuest、SpringerLink、Wiley online library等54个;以中文为主的数据库资源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等31个。在明华综合楼设有教育学院图书馆，以教育学科的藏书为主，为科研人员进行本学科的研究提供学术物质资料支持。教育学院的设施较为齐全，教职员工均有办公地点，配备计算机。学院根据各子学科人员情况等，在邵仁枚楼和明华楼设有教职员办公室、科研工作室、文印室、休息室。科研人员（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等）工作室几乎为每位人员配备了电脑和网络。文印室配有打印、复印机扫描设备，供科研人员使用。休息室设有电茶炉、冰箱、微波炉、桌椅、沙发、书报栏与投影设备等，可供科研人员茶歇使用，也可召开小型研讨会。
学科研究资金来源丰富，为积极推进科研人员的学术探索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政府类资助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研资局等政府机构的研究基金资助。其中，“香港研资局是政府对优质学术研究项目的主要资助渠道;各高校只有通过竞争，表现出自身独有的学科优势，不断强化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才可能获得政府更多的资助”[9]。此外，还包括香港大学及教育学院层面的资助、学科研究平台的资助、社会机构（含各类中小学校）等资助以及国际资助（含其他国家和地区资助、国际非政府组织资助）。如某科研人员自2010～2016年主持的各类课题数为5项，总经费2 872 650港币，项目平均经费为574 530港币。
以学院学科为成本单位，加大投入并强调研究质量。香港教资会对高校的研究进行评审与管理，研究评审“以各院校辖下的学院或学系作为成本单位（cost unit），评估各院系内在研究活动上比较活跃的科研人员（active researchers）所占的比重”[10]。香港大学属于教资会资助高校，为受审高校。该评审制度使得香港大学注重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数量监控。对于处于世界前列的香港大学教育学科而言，其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倡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成为一种隐形的学科研究氛围和研究文化。这与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科颇为相似——注重学术上的高标准，教师科研经费充足，科研成果斐然[11]。正因如此，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不仅积极地获取资源，加大学科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投入，而且形成了良好的研究文化，为保障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的合规及顺利开展、不断提高教育学科学术研究水平和扩大其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世界一流学科的组织要素互动关系
学科组织四大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学科组织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为：科研人员以学术物质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学术信息的搜集、分析、整理、加工、研究和传播，实现学科的发展目标。香港大学教育学的学科组织要素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从图1可知，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组织设置体现出矩阵型的特征，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
首先，从大学行政管理中垂直权力系统的纵向结构来看，香港大学建构了一种“大学-学院（学科）-学系（子学科）”的直线型职能结构，它有着“指挥权集中，决策迅速，分工细密，职责分明的优点”[12]。在该结构中，香港大学的教育学科（以学院为代表）以及子学科（以学系为代表）受到大学的管理，同时受到大学下属的其它职能部门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如大学人力资源部门等。从学科和大学的关系而言，学科是大学的基础，大学为学科发展提供成长的条件，如人员和物质资料等。直线型职能结构从上而下地管理着学科及科研人员、学术物质资料，有助于各种政策、精神的传达，提高管理效率，同时也有利于维持科研人员的稳定性和在学校层面对学科建设进行必要的协调。
其次，横向的学科研究平台重新整合学者、学术物质资料和知识信息，开展学术研究，从而实现学科发展目标。“大学-学院（学科）-学系（子学科）”的直线型职能结构虽然有着决策迅速、指令传递快捷方便、职责明确的优点，但是也存在对市场变化反应不及时，由于学科或子学科之间界限分明而缺乏协作，大学的人、财、物及各类信息等缺乏整合、交流等不足，由此而导致学科发展受阻的现象在所难免。因此，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横向学科研究平台以理论和现实问题解决为导向，对社会和市场需要作出积极回应，并通过平台进行学者、学术物质资料和知识信息的重新整合，从而打破学科建设中的行政堡垒和资源分散的局面。
再次，科研人员居于学科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卓越的学术人才是学科走向世界一流的根本”[1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以学科为基础聚合而成的学术共同体，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学术性[14]。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教师特别是科研人员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科研人员尤其是著名学者，不仅是大学的代表，更是学科的代表。因为通常而言，一名学者的名气首先体现其在本学科的名气，即业内同行中的影响力。正如学者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但凡了解该学者的，必先知道其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由此可见，科研人员在学科要素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最后，学科研究平台以重大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根据科研人员的专长和兴趣，整合各種资源从而协同攻关，促进学科的发展。其一，横向的学科研究平台不仅弥补了纵向直线型职能结构中行政管理体制不灵活的缺陷，而且以重大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实现了与社会及市场的互动和调节，及时调整学科规划和发展策略，让学科发展及时面向社会、适应社会。其二，学科研究平台所研究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往往是人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所面临的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单个科研人员或少数同领域的科研人员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尊重科研人员的专长和兴趣的基础上，将学科平台的研究重点视为联合攻关的社会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促进资源整合和协同攻关，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 总之，在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的组织体系及活动中，横向的学科研究平台在学科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纵向的组织结构居于辅助地位。在组织结构要素上，科研人员处于核心的地位。学科研究平台通过对科研人员、知识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等重新整合，对知识进行分析、加工、创新和传播，实现知识的再生产，从而促进学科目标的实现。
三、启示
香港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不大，但其有多所高校和诸多学科位居世界前列[15]。香港大学教育学科为居于世界前列的学科，其组织要素与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内地“双一流”建设，特别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价值。
（一）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
学科建设往往是依托于一定的学科组织的;学科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指引和规范学科内部的科研团队的打造、分工，资源配置，权力的获得与协调等。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大学往往有不同的学科组织结构，如“大学-学系-专业”“大学-学院-学系”“大学-学部-学系”等。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组织结构设置，采取了“大学-学院（学科）-学系（子学科）”的组织结构模式，并且以理论和现实问题解决为导向设置了若干学科研究平台，并通过后者整合学者、学术物质资料和知识信息，兼顾了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开展学术研究。以“大学-学院（学科）-学系（子学科）”加“学科研究平台”的模式，对于释放学科组织管理权力、激发学术人员活力、以学科发展整合资源具有促进作用。当然，不同类型大学在学科组织制度设计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不过，但凡学科组织制度设计，其出发点是建立维持学科良性发展的组织结构，目的是促进学科发展，从而支撑大学的发展。学科组织结构犹如人体‘骨骼’支撑着研究型大学的发展[16]。因此，在内地“双一流”建设中，需要“把各项措施有机组成合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学科发展的活力”[17]。鉴于组织制度是世界一流学科形成的影响因素，因此，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系统梳理学科成长历程和未来发展空间，科学规划学科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对于学科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要进行科学分析，为学科发展营造适宜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要从学科发展逻辑出发，结合学科发展的空间和社会需求，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营造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整合学科组织的各项资源是学科成长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大学学科组织的成长是由弱到强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学科组织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着科研人员、知识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的交流。整合学科组织的各项资源，是学科成长与发展中资源保障的客观要求。虽然学科组织内部、外部分布着各种各样的资源，但是未经整合的资源，难以为学科组织发展提供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外部的资源而言，则是可能尚未被重视、发掘和有效利用的资源。因此，内地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同样需要整合学科组织的各项资源。首先，要根据学科发展目标，在组织的内部建立一定相应的学科平台，整合人、财、物、信息等资源，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其次，要基于学科发展需要，与外部建立广泛的联系，并注意发掘可资利用的、潜在的资源。再次，应注重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交流，即与外部环境开展科研人员、知识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的交流。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外部资源的发掘利用以及内外部资源的交流，为学科发展提供丰富的、有针对性的资源保障。
（三）形成学科研究领域的不可替代性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学科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由初创到发展、成熟的过程。经过不断发展，达到相对成熟水平的学科应该是富有特色的。如作为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子学科的中国语言及文学学科的科研目标是“基于技术与自我导向开展中文的读写研究，成为中文教学、学习研究的国际中枢”，这与香港兼顾中文和英语的环境相关，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大学教育学科则难以发展成为“中文教学、学习研究的国际中枢”。政策、行政及社会科学教育学科“致力于通过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与领导等专业知识的研究，增强社会的活力和促进多元化”，这与香港移民城市的发展历史相关;同时，这也体现了教育学科自身的特点——“教育学科是人文文明的代表地，也是人文文化交汇融通的桥梁和纽带”[18]。另外，就高等教育质量而言，香港对院校的特色是非常关注的，而不是看中规模和排名。可见，香港大学教育学科注重学科特色的形成和培育，在某些研究領域具有稀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在内地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挖掘并形成学科发展不可替代性是一个着力点。首先，要注重本学科的区域特征，结合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等需求，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学科方向。其次，要注重学科细分领域的培育，凝练出新的学科方向。如香港大学教育学科中的言语及听觉科学学科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作为教育学科中细分领域特色方向而发展。内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应致力于做细分领域中不可替代性研究，承担不可替代性角色，形成核心竞争力，“提升知识的原生力、整合力与市场力”[19]，从而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升学科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杨兴林.关于“双一流”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思考[J].江苏高教，2016（02）：40-48.
[2] 全守杰，王运来.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文本及行动转化研究——以香港3所大学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7（11）：24-29.
[3] THE.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by Subject： Education[EB/OL]. （Null）[2018-12-09].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9/subject-ranking/education#！/page/0/length/25/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stats. [4] Faculty of Education. Vision， Mission and Commitments [EB/OL]. （Null）[2016-10-15].http：//web.edu.hku.hk/about/who-we-are/vision-mission-and-commitments.
[5] 刘承波.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品质评估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17（09）：12-16.
[6] 杨锐.坐落于东西文化交汇处的香港大学教育学院[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01）：3-5.
[7] W.R.Schowalter. Future of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A Chemical Engineer’s View from Singapore [J].AICHE Journal， 2006（Vol.52，No.9）：2998-3004.
[8] Martin Carnoy.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he face Globalization：Whiter the Nation State [M].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 Ltd，2016：Introduction.
[9] 张奂奂，高益民.公立大学公司化改革的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比较[J].现代大学教育，2017（01）：54-61.
[10] 岳经纶，李晓康.延续与变迁：21世纪初的香港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01）：8-16.
[11] 刘牧.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科的现状与特色[J].大学教育科学，2018（02）：104-112.
[12] 段丹，邹晓东.基于矩阵理论的高校学科组织结构创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01）：69-71.
[13] 王莉华，王素文，汪辉.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竞争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94.
[14] 刘恩允.治理理论视阈下的我国大学院系治理研究[J].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8.
[15] 全守杰，王运来.香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及特征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17（06）：117-124.
[16] 宣小红，等.研究型大学学科组织结构探析[J].江苏高教，2010（05）：1-5.
[17] 杜玉波.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要把握四个关键点[N].光明日报，2017-09-24.
[18] 姜家丽，张雷生.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及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18（02）：95-103.
[19] 龙宝新.论面向知识生产力提升的一流学科建设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8（09）：140-149.
（责任编辑 李震声）
关键词：学科组织;“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 教育学科;组织要素;香港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2-0107-07
收稿日期：2018-1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组织生命周期理论视域下的大学校长角色发展研究”（CIA180270）;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从学业到职业：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认同研究”（D20150126）;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苏教办师2016-13）。
作者简介：全守杰（1982-），男，教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镇江，202013。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要以学科建设作为基础，以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导向[1];“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发展的龙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2]。目前，学术界对于学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的内涵及界定、学科的特点及形态、学科组织形式、学科组织要素及学科制度建设等范畴。在一流学科建设研究中，学科建设与学科组织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从现实层面来看，如何研究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状况，分析和探讨学科组织要素是重要的课题。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在国际高等教育咨询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2016年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教育学科排名中名列第六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2018年底发布的2019年全球大学学科排名[3]中居世界第四位，为世界一流学科。作为近几年学科排名稳居世界前列、亚洲第一的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它的学科组织要素及特征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实现其学科发展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研究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组织要素及其特征，探讨其中的互动关系，对把脉一流学科发展规律，推动“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组织要素
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由中国语言及文学、英语教育等7个不同的子学科或分支学科组织进行知识生产。其学科组织要素包括发展目标、科研人员、知识信息与学术物质资料四个方面。其中，科研人员主要指人员数量及背景等;知识信息包括了论文、著作等出版物以及学术交流等;学术物质资料包括研究资金、图书馆及办公设施等。
（一）一流的学科目标：引领教育研究与实践
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组织以“引领教育研究与实践”[4]为发展目标。大学学科组织目标具有多样性特征，根据其应用领域可以分为学术性和实用性两类;根据其活动对象可以分为科研活动和育人活动两类。在现代社会中，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轴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站”和“思想库”，学科及其作为载体的组织与社会开展互动，这从学科发展目标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之为服务目标。大学的学术品质要从教学、科研和服务三大职能实践活动中得到彰显和证明[5]。由于学科对大学起到“骨骼”支撑作用，因此可以用科研目标、育人目标和服务目标三个维度来阐述学科的发展目标。这三个目标与大学职能有密切的关系。大学的发展及其使命的实现要靠教学、研究与服务社会来完成。而大学的具体学科，在其发展目标上遵循学科特点并结合大学的使命要求，体现出大学的职能。同时，大学的具体学科也通过学科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目标的达成而彰显大学的学术品质。
由表1可知，香港大学教育学科是通过中国语言及文学学科，英语教育学科，资讯及科技教育学科，学习、发展及多元文化学科，科学、数学及电脑教育学科，政策、行政及社会科学教育学科，言语及听觉科学学科等子学科来引领相应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的。这些子学科围绕引领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目标，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规划发展目标，促进子学科的会聚和卓越发展。具体而言，这些子学科目标具有宽广度、清晰度和独特性。
首先，目标的宽广度。一流学科的知识生产既面向当地，又着眼于全人类。它通过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子学科立足于当地，结合中国实际，面向世界规划科研、育人和服务目标。子学科在进行目标规划的时候，注重与社区、香港本地经济社会的结合以及对中国内地的关注;同时，面向全球，力争成为本学科某些细分领域的“国际中枢”，发挥在国际上的引领作用。由此可见，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在目标規划上具有横向的宽广度。
其次，目标的清晰度。学科目标的清晰度是学科规划发展思路清楚、路径明确的体现，一流学科尤其如此。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子学科在学科目标上体现出较好的清晰度。如学习、发展及多元文化学科的科研目标为“致力于认知和发展心理学、心理差异与特殊教育的专门研究和应用，并促进知识交流”;资讯及科技教育学科的育人目标为“国际性的信息技术与管理专业认证中心”;政策、行政及社会科学教育学科的服务目标为“通过合作研究、咨询机构任职等，提供服务，与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组织建立密切的合作联系”。 再次，目标的独特性。一流学科的发展目标是独具特色的。学科目标的独特性往往体现为学科目标规划设定并非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大学的学科雷同，而是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香港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学科的科研目标为“基于技术与自我导向开展中文的读写研究，成为中文教学、学习研究的国际中枢”;言语及听觉科学学科的育人目标是“为医院、学校、学前教育中心和私人诊所等机构培养言语及听觉障碍康复服务的专业人员（治疗师）”;资讯及科技教育学科的服务目标为“通过社区参与，推动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科技及信息管理创新”。而这些科研目标是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大学、其他的学科难以规划和达成的独特目标。
（二）一流的科研人员：汇聚全球的科研队伍
科研人员是学科组织的核心要素。香港大学教育学科聚集了一批全球一流的科研人员，他们具有融合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名校的科研训练背景、重要学术期刊的兼职工作背景、与重要国际（地区）机构的合作背景。
首先，融合东西方的文化背景。截至2016年底，根据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网站的资料，约140名科研人员中具有中国香港以外地区或国家的就读经历者约80人，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就读经历未知的和仅具有香港本地区就读经历的人数约60名。可见，该学院多数科研人员既具有在东方生活学习的经历，又具有在西方生活学习的经历。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学术人员，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东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从而在学术行为上甚至文化上区别于其仍然滞留于那一社会的同胞”，这是学院的“真正力量”所在[6]。
其次，在世界名校进行科研训练的背景。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研究人员就读院校有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这些名校的教育学科多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全球性的影响力，不少学者是在本领域内独领风骚、问鼎世界的。在世界名校就读，进行科研训练，有助于他们培养专业的科研素养和科研能力，形成前沿的知识结构，建立起东西方知识交流的渠道。
再次，不少科研人员具有在重要学术期刊的工作背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不少科研人员在国际上重要的学术期刊兼任委员、编委或评审人等职，为世界知识交流与传播搭建桥梁，同时为走在世界学术前沿、扩大自身及学科的影响力提供平台。
最后，部分著名学者具有重要国际（地区）机构的合作背景。如有的学者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欧盟（European Union）、世界大学联盟（World Universities Network）等机构开展合作，并对关系到地区、全球的重要教育、文化问题进行研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诸如“欧洲影子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出版与研究评价：反思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使命”等重要的地区性、国际性研究项目。
（三）一流的学科平台：以学科研究平台促进知识交流
学科的发展与知识信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现有知识信息基础上进行知识加工和生产、知识创新和传播，是学术组织知识生产的基本形式。知识的生产以及有针对性地对社会领域产生影响也已经被当今诸多学者所认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知识及其应用是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发展转向核心竞争力的原材料[7]。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知识信息主要是通过学科研究平台（研究中心）并以出版物、学术交流信息等来体现。学科研究平台是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融合的平台，即将教育理论的学术性和瞄准某个重点研究领域的现实需要进行结合，整合学科内的科研人员，从而生产知识、传播和交换知识。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在学术信息方面并不是按照学系来划分，而是按照学科研究平台划分。学科研究平台的划分，更多的是基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来建立和划分研究中心，整合研究团队，促进知识生产。
香港是中西文化汇集之地，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研究平台对中文教育及普通话教育、比较教育都非常重视。教育技术研究和教育领导研究中心体现了教育学科对当代信息技术、学生、课程教学和教师专业发展所做出的回应。融合与特殊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致力于学校和社会教育公平公正的研究。从学术信息上来看，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的知识生产成果非常丰富，在中文的教与学、少年中文语言发展、中文授课与双语教学指导、中文信息技术、教学风格、中文教育史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达600多篇（部）;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在Springer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教育、亚太教育等方面的著作50多部;资讯及科技教育中心2012～2014年间就出版了约90部论著;融合与特殊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出版了较多以特殊教育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出版的成果中，绝大多数以英文为主。
长期以来，教育深受国际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8]。当今大学处于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受到了校园之外的技术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跨国界的影响，并且无法完全回避。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各研究平台致力于在全球化环境中广泛地建立知识信息的沟通关系：与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建立联系，通过学术会议等进行学术信息的交流沟通。首先，注重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内地等高校的联系，如旧金山州立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其次，通过举办、参与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进行知识分享与交流，如汉字与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学习科学国际会议等。再次，积极邀请世界著名学者进行讲学，让本学科的科研人员直接与世界级学者交流、对话，如邀请了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進行学术交流。最后，通过多种形式（如各类研讨及分享会、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科研人员开展学术讲演、举办研究分享会和专题讨论会，促进知识的沟通与交流。部分讲座、或与合作机构联合举办的讲座向香港本地甚至香港地区之外的教育机构远程开放，扩大了知识交流与传播的范围及影响力。如资讯及科技教育中心科研人员仅在2012～2014年通过学习科学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学术报告、讲座或展示约40场次;2000年至2006年底举办知识管理、计算机信息技术及教学运用、数字化资源、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讲座、研讨约300场次。 （四）一流的物质保障：拥有丰富的学术物质资料
学术物质资料包括研究资金、图书馆及设备设施。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物质资料是较为丰富的，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服务保障。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大学图书馆即主图书馆有中外教育类图书、期刊等，并有大量的中外电子资源数据库。如以英文为主的数据库资源有AACR journals online、JSTOR、Oxford Journals、ProQuest、SpringerLink、Wiley online library等54个;以中文为主的数据库资源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等31个。在明华综合楼设有教育学院图书馆，以教育学科的藏书为主，为科研人员进行本学科的研究提供学术物质资料支持。教育学院的设施较为齐全，教职员工均有办公地点，配备计算机。学院根据各子学科人员情况等，在邵仁枚楼和明华楼设有教职员办公室、科研工作室、文印室、休息室。科研人员（含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等）工作室几乎为每位人员配备了电脑和网络。文印室配有打印、复印机扫描设备，供科研人员使用。休息室设有电茶炉、冰箱、微波炉、桌椅、沙发、书报栏与投影设备等，可供科研人员茶歇使用，也可召开小型研讨会。
学科研究资金来源丰富，为积极推进科研人员的学术探索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政府类资助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研资局等政府机构的研究基金资助。其中，“香港研资局是政府对优质学术研究项目的主要资助渠道;各高校只有通过竞争，表现出自身独有的学科优势，不断强化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才可能获得政府更多的资助”[9]。此外，还包括香港大学及教育学院层面的资助、学科研究平台的资助、社会机构（含各类中小学校）等资助以及国际资助（含其他国家和地区资助、国际非政府组织资助）。如某科研人员自2010～2016年主持的各类课题数为5项，总经费2 872 650港币，项目平均经费为574 530港币。
以学院学科为成本单位，加大投入并强调研究质量。香港教资会对高校的研究进行评审与管理，研究评审“以各院校辖下的学院或学系作为成本单位（cost unit），评估各院系内在研究活动上比较活跃的科研人员（active researchers）所占的比重”[10]。香港大学属于教资会资助高校，为受审高校。该评审制度使得香港大学注重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数量监控。对于处于世界前列的香港大学教育学科而言，其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提倡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成为一种隐形的学科研究氛围和研究文化。这与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科颇为相似——注重学术上的高标准，教师科研经费充足，科研成果斐然[11]。正因如此，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不仅积极地获取资源，加大学科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投入，而且形成了良好的研究文化，为保障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的合规及顺利开展、不断提高教育学科学术研究水平和扩大其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世界一流学科的组织要素互动关系
学科组织四大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学科组织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为：科研人员以学术物质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学术信息的搜集、分析、整理、加工、研究和传播，实现学科的发展目标。香港大学教育学的学科组织要素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从图1可知，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组织设置体现出矩阵型的特征，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
首先，从大学行政管理中垂直权力系统的纵向结构来看，香港大学建构了一种“大学-学院（学科）-学系（子学科）”的直线型职能结构，它有着“指挥权集中，决策迅速，分工细密，职责分明的优点”[12]。在该结构中，香港大学的教育学科（以学院为代表）以及子学科（以学系为代表）受到大学的管理，同时受到大学下属的其它职能部门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如大学人力资源部门等。从学科和大学的关系而言，学科是大学的基础，大学为学科发展提供成长的条件，如人员和物质资料等。直线型职能结构从上而下地管理着学科及科研人员、学术物质资料，有助于各种政策、精神的传达，提高管理效率，同时也有利于维持科研人员的稳定性和在学校层面对学科建设进行必要的协调。
其次，横向的学科研究平台重新整合学者、学术物质资料和知识信息，开展学术研究，从而实现学科发展目标。“大学-学院（学科）-学系（子学科）”的直线型职能结构虽然有着决策迅速、指令传递快捷方便、职责明确的优点，但是也存在对市场变化反应不及时，由于学科或子学科之间界限分明而缺乏协作，大学的人、财、物及各类信息等缺乏整合、交流等不足，由此而导致学科发展受阻的现象在所难免。因此，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横向学科研究平台以理论和现实问题解决为导向，对社会和市场需要作出积极回应，并通过平台进行学者、学术物质资料和知识信息的重新整合，从而打破学科建设中的行政堡垒和资源分散的局面。
再次，科研人员居于学科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卓越的学术人才是学科走向世界一流的根本”[1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以学科为基础聚合而成的学术共同体，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学术性[14]。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教师特别是科研人员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科研人员尤其是著名学者，不仅是大学的代表，更是学科的代表。因为通常而言，一名学者的名气首先体现其在本学科的名气，即业内同行中的影响力。正如学者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但凡了解该学者的，必先知道其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由此可见，科研人员在学科要素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最后，学科研究平台以重大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根据科研人员的专长和兴趣，整合各種资源从而协同攻关，促进学科的发展。其一，横向的学科研究平台不仅弥补了纵向直线型职能结构中行政管理体制不灵活的缺陷，而且以重大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研究重点，实现了与社会及市场的互动和调节，及时调整学科规划和发展策略，让学科发展及时面向社会、适应社会。其二，学科研究平台所研究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往往是人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所面临的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单个科研人员或少数同领域的科研人员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尊重科研人员的专长和兴趣的基础上，将学科平台的研究重点视为联合攻关的社会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促进资源整合和协同攻关，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 总之，在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的组织体系及活动中，横向的学科研究平台在学科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纵向的组织结构居于辅助地位。在组织结构要素上，科研人员处于核心的地位。学科研究平台通过对科研人员、知识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等重新整合，对知识进行分析、加工、创新和传播，实现知识的再生产，从而促进学科目标的实现。
三、启示
香港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不大，但其有多所高校和诸多学科位居世界前列[15]。香港大学教育学科为居于世界前列的学科，其组织要素与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内地“双一流”建设，特别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价值。
（一）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
学科建设往往是依托于一定的学科组织的;学科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指引和规范学科内部的科研团队的打造、分工，资源配置，权力的获得与协调等。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大学往往有不同的学科组织结构，如“大学-学系-专业”“大学-学院-学系”“大学-学部-学系”等。香港大学教育学科的组织结构设置，采取了“大学-学院（学科）-学系（子学科）”的组织结构模式，并且以理论和现实问题解决为导向设置了若干学科研究平台，并通过后者整合学者、学术物质资料和知识信息，兼顾了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开展学术研究。以“大学-学院（学科）-学系（子学科）”加“学科研究平台”的模式，对于释放学科组织管理权力、激发学术人员活力、以学科发展整合资源具有促进作用。当然，不同类型大学在学科组织制度设计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不过，但凡学科组织制度设计，其出发点是建立维持学科良性发展的组织结构，目的是促进学科发展，从而支撑大学的发展。学科组织结构犹如人体‘骨骼’支撑着研究型大学的发展[16]。因此，在内地“双一流”建设中，需要“把各项措施有机组成合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学科发展的活力”[17]。鉴于组织制度是世界一流学科形成的影响因素，因此，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系统梳理学科成长历程和未来发展空间，科学规划学科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对于学科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要进行科学分析，为学科发展营造适宜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要从学科发展逻辑出发，结合学科发展的空间和社会需求，优化学科组织制度设计，营造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整合学科组织的各项资源是学科成长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大学学科组织的成长是由弱到强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学科组织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着科研人员、知识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的交流。整合学科组织的各项资源，是学科成长与发展中资源保障的客观要求。虽然学科组织内部、外部分布着各种各样的资源，但是未经整合的资源，难以为学科组织发展提供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外部的资源而言，则是可能尚未被重视、发掘和有效利用的资源。因此，内地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同样需要整合学科组织的各项资源。首先，要根据学科发展目标，在组织的内部建立一定相应的学科平台，整合人、财、物、信息等资源，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其次，要基于学科发展需要，与外部建立广泛的联系，并注意发掘可资利用的、潜在的资源。再次，应注重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交流，即与外部环境开展科研人员、知识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的交流。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外部资源的发掘利用以及内外部资源的交流，为学科发展提供丰富的、有针对性的资源保障。
（三）形成学科研究领域的不可替代性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学科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由初创到发展、成熟的过程。经过不断发展，达到相对成熟水平的学科应该是富有特色的。如作为香港大学教育学科子学科的中国语言及文学学科的科研目标是“基于技术与自我导向开展中文的读写研究，成为中文教学、学习研究的国际中枢”，这与香港兼顾中文和英语的环境相关，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大学教育学科则难以发展成为“中文教学、学习研究的国际中枢”。政策、行政及社会科学教育学科“致力于通过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与领导等专业知识的研究，增强社会的活力和促进多元化”，这与香港移民城市的发展历史相关;同时，这也体现了教育学科自身的特点——“教育学科是人文文明的代表地，也是人文文化交汇融通的桥梁和纽带”[18]。另外，就高等教育质量而言，香港对院校的特色是非常关注的，而不是看中规模和排名。可见，香港大学教育学科注重学科特色的形成和培育，在某些研究領域具有稀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在内地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挖掘并形成学科发展不可替代性是一个着力点。首先，要注重本学科的区域特征，结合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等需求，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学科方向。其次，要注重学科细分领域的培育，凝练出新的学科方向。如香港大学教育学科中的言语及听觉科学学科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作为教育学科中细分领域特色方向而发展。内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应致力于做细分领域中不可替代性研究，承担不可替代性角色，形成核心竞争力，“提升知识的原生力、整合力与市场力”[19]，从而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升学科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杨兴林.关于“双一流”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思考[J].江苏高教，2016（02）：40-48.
[2] 全守杰，王运来.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的文本及行动转化研究——以香港3所大学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7（11）：24-29.
[3] THE.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by Subject： Education[EB/OL]. （Null）[2018-12-09].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9/subject-ranking/education#！/page/0/length/25/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stats. [4] Faculty of Education. Vision， Mission and Commitments [EB/OL]. （Null）[2016-10-15].http：//web.edu.hku.hk/about/who-we-are/vision-mission-and-commitments.
[5] 刘承波.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品质评估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17（09）：12-16.
[6] 杨锐.坐落于东西文化交汇处的香港大学教育学院[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01）：3-5.
[7] W.R.Schowalter. Future of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A Chemical Engineer’s View from Singapore [J].AICHE Journal， 2006（Vol.52，No.9）：2998-3004.
[8] Martin Carnoy.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he face Globalization：Whiter the Nation State [M].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 Ltd，2016：Introduction.
[9] 张奂奂，高益民.公立大学公司化改革的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比较[J].现代大学教育，2017（01）：54-61.
[10] 岳经纶，李晓康.延续与变迁：21世纪初的香港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01）：8-16.
[11] 刘牧.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科的现状与特色[J].大学教育科学，2018（02）：104-112.
[12] 段丹，邹晓东.基于矩阵理论的高校学科组织结构创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01）：69-71.
[13] 王莉华，王素文，汪辉.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竞争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94.
[14] 刘恩允.治理理论视阈下的我国大学院系治理研究[J].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8.
[15] 全守杰，王运来.香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及特征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17（06）：117-124.
[16] 宣小红，等.研究型大学学科组织结构探析[J].江苏高教，2010（05）：1-5.
[17] 杜玉波.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要把握四个关键点[N].光明日报，2017-09-24.
[18] 姜家丽，张雷生.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及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18（02）：95-103.
[19] 龙宝新.论面向知识生产力提升的一流学科建设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8（09）：140-149.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