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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余年来的文学史著作，真正值得你驻足一观的，不过寥寥数种。那流通在书架上的名作，大约总有可取之处：或隽语秀句，络绎缤纷，识见未必适时，而文采触目可见，直是“史”字退却，留下文学；或识见超卓，纲领毕现，如大禹治水，五丁开山，学有宗主，史有积识，心栖六祖，衣传后叶；或业精于勤，学养湛深，爬罗剔抉，文献攸归，片玉或遗，主脉斯在；或学有专门，术有专攻，分体别派，若见指掌，心态观念，会须疏凿。大体第一类已退却其学术特性，略具其余三方面之长的，则无论其注重识见，抑或注重文献考证和分体、分类史，其存废与否及寿命长短，就外部说，当然会有各自的因缘遇合；而就其内容论，恐怕还是视其是否存有文学的本位之思。百年文学史的流变，证明大量主题先行的文学史，貌似常得风气之先，观念的风潮一经退却，应时投名之作，顿成明日黄花，叶萎茎枯之余，勾勒出术语的衰变和想象的黄昏。
大体黄昏并不总因其暗淡而模糊，有时大可见出空间性的深邃悠远。众所周知，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发端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作者主体从深具殖民时代背景的东、西洋学者，过渡到以塑造民族精神和重建文化版图为志业的中国文学史家，中间跨度之大、背景之广，足以见出人文著述生态的繁芜丛杂。一九○一年面世的翟理思《中国文学史》，属于伦敦的威廉·海涅曼公司“世界文学简史丛书”中的一本，而新近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同样是“剑桥世界文学史丛书”中的一本。恍然中，历史再次给了我们一个知识和想象的循环，仿佛要说明，无论是作为人文学术的学科归属，还是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文学从来不缺超越本土的关注和体认。
翟理思的文学史是海涅曼文学史丛书前期十种的最后一本，同系列先此出版的文学史包括古希腊、法国、现代英国、日本、波希米亚等九种。主编宣称要为每一个种族或国别都提供一种文学史，以展示“文学的多元和容量”；丛书的两大目标是最新发现的展示和可读性，这也是西方一干著作的惯例。考虑到翟理思文学史的草创性，书中的粗糙论断和外来奇谈并不算多，且大多有其首尾，可以原谅。比如全书初编首章“传说时代、早期文明和文字的起源”，先从太一、阴阳的宇宙本体论讲起，就让后来者咋舌，很容易联想到《圣经》的“创世纪书写”；书中提到春秋列国人“依桌坐椅”，那当然只能是六朝以来的事情；讲到屈原《离骚》的情节，将《渔父》作为尾声，直接将两篇“打通”，很难让人接受。至于他以孔子代表中国文学的开端，以“五经”为第一批文学杰作，那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认同，不愧前半生是在中国当差二十五年以上的英国外交官，也多亏晚清政界仍与学界交会频繁，虽然不免得到庸妄之见，想必有学养的中国人同样见到不少。
书中的中西比附照例经不起挑剔，而一百年前的中西对望又颇令人念想：孔子对于作为统治术中重要因素的音乐艺术的强调，让翟理思想到了柏拉图《理想国》卷三关于音乐教育的著名观点；《论语·颜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金律，难以与基督教导的金律相提并论。而颇显光彩的一些大判断，时至今日也仍然值得尊重。开篇通讲孔子和“五经”，兼及儒家诸子文章，而在屈原以后，又接以道家文学的讨论，借以串连起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和淮南子，这就果断地将中国文学的源头分为儒、道两派。讲汉代文学，先从秦代焚书坑儒和李斯的《谏逐客书》讲起，接以笔墨和绢素的使用、书籍的复兴，随后才是具体作家作品的介绍。翟理思认为宋代为中国文学的高峰时代，又为元代以来小说留下相当大的篇幅，凡此皆可以见出其近代学术的眼光。一些剪裁取舍之处，则要求中国读者具备相当的耐性：像汉代文帝、武帝和班婕妤的篇幅，都超过了司马相如；而明代的诗歌，解缙以后接着明世宗和妓女薛素素，一似明诗的风雅正变中，从未有过“前、后七子”诸贤；明代散文部分接连抄入杨继盛妻张氏的《请代夫死书》和沈束妻张氏的《上书》；明代小说则大幅抄入《东周列国志》。这都见出资料的约束和眼光的影响了。
作为一本早期著作，翟史的开创性毋庸置疑，其包罗万象的文化视野和学术眼光，即使置于今日，仍能时时见出其作为外国学者的敏感嗅觉。此书还有一个显见的好处，是非常注重趣味性，古今穿插尤其增色不少。翟理思记载了乾隆因为想到《诗经》“泾以渭浊”一句，特意派官僚到现场勘察一番。而上海士绅嘲讽马关海战后到沪的法国军舰，直接引用《左传》：“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显然给翟理思留下深刻的印象。遍布全书的名人故事，从刘伶酗酒、司马光砸缸到阮元政术，证明翟理思并不轻易放过他能采摘到的历史传奇。翟理思在该书“前言”里的夫子自道，是“让文本自身说话”，也“时常插入本土批评者的观点”，说明此书在观点和材料之间，常会有意识地留出对话的空间。泰伦斯巴在此书一九七三年新版序言中，仍赞其“富含批评的观点和洞察”，同时讥讽翟理思同时的中国学界：“绝望于浩瀚文学文献的清理和公正评议，兼而要让国人满意，中国的文人们要么被吓到，要么他们从来就不觉得需要这样一个全景。”
说得未必错，但不甚公平。
让不在同一学术系统和思想统绪的学者们相互比拼，霸悍和轻薄，是回避不了的风险。在不同系统间穿梭，当然更非易事。翟理思的好处，一是作为晚清政治和学术社会亲历者的外来身份，二是他对于中国本土学术语言和文本的重视，既带有西方宗教家的浓重偏见，又带有早期汉学家的博杂触觉，其《中国文学史》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学视野，后此的经院式汉学家和中国研究者，在学问上固然大有长进，在阅历上却也相形见绌。一百年中，西方大学课堂上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变动虽多，隔膜渐少，而大体终归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从容，远离民族精神本土重构的冷静，顺便也演示着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旁枝一脉。这后一方面，也属中外文学史发展的普遍矛盾：内在于文学史的理性追求与感性体验间，从来都充满张力。
作家和作品的审美价值很少能在文学史中得到全面的反映，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原因不仅仅是学识的局限和认识的发展，而具体的文学批评和阐释，总会时时给我们带来惊喜；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它的重点从来都在寻找一种综贯的解释的可能。朔贝尔在《文学的历史性是文学史的难题》中说:“文学史首先是对社会实践的一个特殊领域的过程性发展的表述。它不能代替对某个作家、某一作品所做的单独研究，就像这种单独研究本身不能缺少文学史的总体考察一样。”这样的说法看似常识，却不一定会随时停留在文学史编纂者的脑海里——那里更容易回响的，仍然是创制垂基的恢宏史识和细大不捐的作品分析。比如较翟理思《中国文学史》晚了一个世纪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哥大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桥史》）。
《哥大史》由梅维恒教授主编，执笔者四十五人，很多是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前辈学人，还有一些颇具声望的学术中坚，所以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远非一百年前翟理思《文学史》的单贫薄陋可比。相对于一百年前翟史对文化生活、政治人物和辞典编纂的集中关注，《哥大史》的重心则是文化大背景中的文学现象，同时保留了对于语言和通俗文本的近代式瞩目，门类丛蔟、体例庞杂，类同于百科全书或研究指南。全书五十五个专题落于七编之中：基础、诗歌、散文、小说、批评阐释、通俗文学和外围表达。这样的体系，容纳了语言文字、神话、哲学和早期文本、“十三经”与古代启蒙、超自然、智慧和幽默、格言、佛教文学、道教遗产、文学中妇女等综贯性的横向阅读，也对各种文体的分时段讨论和特殊关注点提供了空间。其诗歌编基本按时间顺序分文体平列，如骚赋骈文、二○○到六○○年的诗歌、唐诗、词、宋诗、元散曲、蒙元诗、十四世纪诗歌、十五和十六世纪诗歌、十七世纪诗歌、十八到二十世纪初期诗歌、清词、现代诗，又加上“诗与画”这样的纵论。而其末编九题，前面是通俗文学、敦煌文学、地方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等，后面是中国文学在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接受，中间一题则是“翻译驱动：现代汉语和小说的诞生”，准确拈出中国文学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关捩。这样严整、均衡而不失其弹性的论述结构，基本反映了整个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水平，更为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交流空间。此书出版于二○○一年，正好传达其继往开来的气象。而与《哥大史》二○一○年简装本同时面世的《剑桥史》，则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新进展。
《剑桥史》不采用以文体分门别类的做法，也与传统上以王朝分割时段不同，而是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先以一三七五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每卷七章，据说这是为了向剑桥系列文学史多以一四○○年分卷靠拢。《哥大史》开宗明义，是为美国大学课堂上的“中文和汉学专业学生”而写；《剑桥史》的期待受众要宽一些，“既针对非专业读者，也提供给研究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它的两位主编，一位是以词史研究蜚声的华人学者孙康宜；另一位是熟读唐诗与中古文学的斯蒂芬·欧文，执笔者中，华人、华裔及与华人联姻的学者超过一半，明显是一个中外合璧著作群。
《剑桥史》结构利落清爽，新见迭出又不失纲维，颇能反映当代欧美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和两位主编的识力，不用说也体现出了主编的水准。事实上，成于众手之书，杂而不乱已经不易了。如果严加整缀，汩没执笔者个性，那还真不如单独著书。所以柯马丁曾在书评中对于《哥大史》的编辑工作颇有烦言，而《剑桥史》同样难求形式的整齐，甚至连可以统一的行文格式和表达习惯都各有面目，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执笔者的行文自由，某种程度上也对各位执笔者的专精和兴味有所展示。形式上的一点小小混杂，却在精神层面留下了众声交汇的效果，这个代价不能算大。
与《哥大史》一样，《剑桥史》也以语言文字开篇。不过，《哥大史》首章由主编梅维恒先生亲自操刀，开宗明义，“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鉴于汉字及其书写系统的流行“神话”和误解，本章的进展会“缓慢、谨慎、小心”，只有“牢固掌握汉字和汉语言群的本质属性，才能准确理解和真正欣赏中国文学”。接下来误解列举和正面阐述同时进行，以十二小节一万五千单词的篇幅，详细论述汉字的起源和语系、分类、白话与文言、地方通俗语言的不发达、文字简史、汉字属性、中国传统语言学、汉字之美、与文学的关联、当代状况和前景。本章的结论则是理性和激情的交汇，在轻轻一提基于空间和物质条件而确立的特殊文言系统和“略嫌笨拙”的方块字以后，即从汉赋讲到六朝佛教和明清传教士，从留学生的洪流讲到高行健、长城和《河殇》，飞机上的人们阅读着美籍华裔谭恩美的小说汉译和英译李白诗歌，最后点明：“遥远太空中，卫星发送的电子邮件和无线电信号无远弗届，毫不顾及‘可怜的’长城和其他任何你想到的障碍，往返于中国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邮件和信号中，就有未来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种子。”全章有一种欲将金针度于人的风范，几乎就是一篇中国语文简史，带着汉学家的激越洞察和热情视域。
柯马丁执笔的《剑桥史》第一章处理的是远古至西汉文学，首节“中国语言和写作系统”，是两千五百单词的篇幅，加上第二节的“甲骨文和金文”，也不过六千五百词左右，比鲍则岳为《剑桥中国古代史》写的《语言和写作》还要简括，他也明显受到鲍氏名作《汉语写作系统：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影响。当然骨架还是“文”的形态演变，即“作为一种文化的写作”，“只是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左右，‘文’才开始基本指向‘写作’。这个转换远非‘变化’这样一个单词所可表达，它代表着核心文化从礼仪表达到文本表述的彻底变动”。如果对应《哥大史》的判断，可以拟想为：“有了语言也不一定有文学，只有写作系统的产生和文化系统的变动，才有文学的产生！”据说本章截止于西汉是柯本人的要求，这里的表述应该是他的主要理由，这个变动和早期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一起，成为本章后面数节的贯穿线索。
单纯一个“经典化”的词语当然还不够，本章最值得注意的是柯马丁的打通镕铸之功，包括新材料和新观点的应用，多学科成果的综合引用，结合文本演变和经典演化，以托显西汉以前甚至以后经典和文学的创生过程，这样做表面上是有些危险性的，不过比起那些动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僵硬套路，强人就我的嫌疑要小得多。正经说来，近年来欧美学界对中国经典的研究起码在文本考证层面上进展非常大，往日观念先行的毛病不能说完全杜绝，但在许多个案和细节研究上，功力之扎实颇值赞美。回到本章，柯马丁以三节篇幅讲《诗经》和《尚书》，对于文学史家颇为头疼的年代问题，他将近年来版本校勘法的有力补充，即“形式校勘法”运用得十分娴熟。具体做法是：直接从先秦文本的应用入手，从语言形式上将诗书文本与西周金文和战国西汉出土简帛加以比照，从而比较可靠地推出《诗经》和《尚书》若干篇类的大致年代。同时，得益于西方汉学家中常见的通识素养，将诗歌定位于“对于神灵和政治精英强化性的有韵讲述”，“诗的表达就是真理和权威的表达”，以此综贯理解颂诗（《诗经》）、《尚书》、《易经》和西周金文，先秦典籍中十分普遍的四言体和尾韵的运用，至此充分显示出了其文学史的内涵。他的这种以论述主题为中心，以文本表达特点为线索透视“五经”的处理方式，较之《哥大史》以专章论“十三经”，对文学史的贴近效果当然更好。他将《诗经》的文本运用和诗学诠释置于从战国一直到唐宋的经典文本和权威诠释的生成过程之中，一洗汉初以来学者诋秦颂汉的意识形态建构，相当有力地把握了“毛诗”着重历史性个人意图的诠释体系，以及“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在汉魏六朝《诗经》诠释空间中的众声喧哗场景，顺便指明了“国风”地理分布的追认事实，以及孔子传奇在先秦经典传统建构中的正面作用。这都是对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化既具同情更具理性的卓越解读。同时须指出的，他对《汉书·艺文志》和近年出土文献的应用，完全融入对具体文本生成的剖析中，效果甚佳。
柯马丁对“楚辞”和“汉赋”的处理相对平淡些。基于全书的新锐气象，读者大约都会对《剑桥史》的深度创新抱有期待。但是读了有关章节以后，你还是对其赋予“楚辞”和《战国策》游说传统的关系不甚了了，至于赋的原生形态和读诵表演，当时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等，凡此种种，都没有令人眼亮的梳理和解读。相较来说，《哥大史》由克里斯多福·康奈利执笔的《骚、赋、骈文和相关文体》一章，用的是传统的文体史路数，篇章解析略多，文献和史实的文化分析稍弱，有一些重要的文献受到忽略，比如班固《两都赋序》中的赋家列名，还有些重要文献当集中讨论，比如扬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著名剖判。《哥大史》将扬雄的判断拆散开来，零星引用，可见扬子云所代表的学术转型以及其论断对于后来辞赋发展的影响，都还停留在传统判断上。
有一些执笔者虽然兼属两书作者，承担的任务却不大一样。如傅君劢在《哥大史》中执笔宋代诗歌，到《剑桥史》中却写的是“十二到十三世纪的北与南”；艾朗诺在《哥大史》中写的是“应用文”，在《剑桥史》写的是“北宋”；奚密在《哥大史》中写“现代诗”，在《剑桥史》中则写“一九三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李惠仪在《哥大史》中写“长篇通俗小说”，到《剑桥史》中写“清初到一九二三年”；伊维德在《哥大史》中写“传统戏剧文学”，而在《剑桥史》中写“敦煌叙事文”。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两书同处西方学术系统和环境之中，而对于系统之外的中国读者来说，最醒目的不同在于各自的叙述框架，而最足留意的，仍在其具体论述中的观念视野和诗学剖判。尤其是文学史的脉络梳理和文本解读，《哥大史》和《剑桥史》在不同的阅读者那里，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印象。一句话，是珠玑盈前还是时逢沙砾，端看你所秉持的是宽闲的赏读还是严厉的评鉴。而两书间一些颇有重合的章节，见仁见智之间，常能供献出相当热闹的“对手戏”。
即如高德耀在《哥大史》中对二○○到六○○年间诗歌史的处理，生动、丰富而不失洞察。他对诗体和体裁的重视，明显看出西方学者的关注点；而他对名家与名作的罗列一点都不嫌枯燥，实是因其文体史的勾连和政治社会史的简洁交待时常穿插其间，带来了密集的文化细节。高德耀注意到前代乐府和古诗与建安诗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更加贴近当时生活和事件；但是他宁肯关注王粲从军诗五首对陆机等后来作家创作的影响，却未深论建安文人并不宽松的生存环境。类此，他关注曹植《名都篇》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在李白《将进酒》中的重现，而对曹诗的写作年代，以及类似主题在曹植前后期创作中的不同表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的阐释空间，则未做细辨。而在康达维为《剑桥史》所撰写的东汉到西晋文学这一章里，你随处都可以看到坚实、平正而厚重的生平介绍和资料考辨。康先生的行文趣味是藏在字外的，正属前辈学者的雍容风范。但这并不代表有些饶有趣味的谈资，可以像史家陈列事实一样处理：比如祢衡是否因其傲慢被杀，还是冒犯权力遭祸；曹植是否因为粗疏鲁莽而失宠，还是基于才性取向和政治与学术定见的刻意回避；嵇康在当日情势下，是否有起兵接应王凌的可能，凡此似皆有进一步分疏的必要。而田晓菲在《剑桥史》中关于南朝文学社会的观察，特别是萧梁文学文化和宫体诗美学的发掘，“南”与“北”的文化建构，肯定是近年文学史研究中值得一顾的新进展。
唐诗历来是文学史的重头戏。《哥大史》有关章节执笔者是柯慕白，他提供的是扎实而颇有分寸的总体观察、文献综览和细密剖判，诗赋并论的框架也还原了当时的诗史真实。资料部分不可避免地提及了《唐诗三百首》，但是比较客观地说明此书的特色和局限，尤其点明其编选标准的游离反复，以及其文本择取的错误。一些小诗人如陈子良，受到更多的尊重；而王绩的诗歌，与其是对宫廷生活的反动，还不如说是一种补充。专论李白的篇幅较杜甫多出一页有余，真是文如其名了。大要看来，在矜慎的语言背后，你可以时时感觉到柯先生欲将金针度于人的求道者的热诚。而欧文执笔的《剑桥史》“文化唐朝”一章，从太宗谢幕的六五○年，一直写到宋调将显的一○二○年。一如其南朝诗歌与唐诗研究，欧文始终关注抄本时代文本流传与演变的过程考辨，尤其喜欢以具体选集为例讨论当时风会及其转移，却不甚考虑选集本身带有的编者视野和空间因素。他以出色的编织功力，时时强调王朝权力结构、考试系统和官方交通，对于文学流通和文本阅读的保证。欧文过度推重武后对文学的影响，认为她极力让文人为其合法性背书。而进士考试加入诗赋要求，本在高宗之时，且此后延续了数世纪之久。而因为对武后的看重，连带着上官婉儿也成了八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好的诗人之一和宫廷文学趣味的仲裁者。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沈期和宋之问虽有弄臣之嫌，其文学声望和诗学影响，恐怕上官和武后都有不如。那个有名的上官婉儿在宫廷诗会中抑扬沈、宋的故事，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诗歌标准和审美趣味，也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
总体上，欧文对汉唐诗歌的理解，往往有其诗人式的洞察和直觉。他的才情和自信，给《剑桥史》带来了颇值细赏的卓然气象和明快判断。而一旦这种明快流于割裂，那当然就会损害理解的精确性。比如他提到王维有一首《送孟六归襄阳》：“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欧文认为这是王维“以不寻常的直切告知孟浩然，他应该回到隐士生活，放弃进士考试”。事实可能会有些出入，此诗应被看做一首安慰落第者的诗，至于隐士生活，与其说王维是为对方设想，莫若说是自陈心曲。有力的证据是王维在大致同时作的一首《送綦毋校（秘）书弃官还江东》，说是“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正可看出王维此时牢骚满腹的情志，而前诗末尾提到《子虚赋》，倒是在自陈牢骚之外，赞美、慰藉对方的文学才华。从王诗的兼写双方心情、牢骚与赞美杂陈的内涵来说，这样的语言是并不怎么“直切”的。
梅维恒在《哥大史》的“引言”中说：“一部真正的文学史，重要的是富于启发而非包罗万有。”从《哥大史》的格局和内容来说，这大概只能算作一种谦虚。全书既有“未刻意避免”的传统文类史的勾勒，又有从“前现代散文修辞”、“经典注释”到“口述传统”的新进透视；既关注儒、释、道和民间宗教在文学演进中的作用，也涉及文学语言中的世俗文本与圣贤话语；既关注具体文本中的思想、政治、社会、区域、地方因素，更关注文学的精英与大众、汉与非汉民族等文化因素的多维互动。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天壤间层次最多元、内涵最丰富的一本文学史。至少就其内容看，《哥大史》距离它的主要目标并不遥远：“给生疏者以稳固据点，助半通者以深入理解与全面把握。”
《剑桥史》要提供给读者“一个可以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的连贯叙述”，并且“力尽所能回避文类史的分割，走向更加综合的历史研究途径，以创作一种文化史或文学文化的历史”。从《哥大史》出发，时隔十年之后，欧美中国文学研究者所提供的，是更加简洁地集中于“情景和写作模式”的文学文化的“话题史”。那一个个关涉古今的话题，有的早就隐藏于文本和文献的深处，又被细心的史家抉发出来；有的则绵亘古今，时时在场面、细节和思辨的深处发酵，这一切，连带着古今才士的观念世界和文本阐释，如同正午阳光下的海面，宁静而激越地涌动，喧嚣而深沉地展示。看海者，心胸荡涤，神采飞扬，古今文学史的读者，是否都可作如是想？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美]孙康宜、斯蒂芬·欧文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
大体黄昏并不总因其暗淡而模糊，有时大可见出空间性的深邃悠远。众所周知，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发端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作者主体从深具殖民时代背景的东、西洋学者，过渡到以塑造民族精神和重建文化版图为志业的中国文学史家，中间跨度之大、背景之广，足以见出人文著述生态的繁芜丛杂。一九○一年面世的翟理思《中国文学史》，属于伦敦的威廉·海涅曼公司“世界文学简史丛书”中的一本，而新近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同样是“剑桥世界文学史丛书”中的一本。恍然中，历史再次给了我们一个知识和想象的循环，仿佛要说明，无论是作为人文学术的学科归属，还是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文学从来不缺超越本土的关注和体认。
翟理思的文学史是海涅曼文学史丛书前期十种的最后一本，同系列先此出版的文学史包括古希腊、法国、现代英国、日本、波希米亚等九种。主编宣称要为每一个种族或国别都提供一种文学史，以展示“文学的多元和容量”；丛书的两大目标是最新发现的展示和可读性，这也是西方一干著作的惯例。考虑到翟理思文学史的草创性，书中的粗糙论断和外来奇谈并不算多，且大多有其首尾，可以原谅。比如全书初编首章“传说时代、早期文明和文字的起源”，先从太一、阴阳的宇宙本体论讲起，就让后来者咋舌，很容易联想到《圣经》的“创世纪书写”；书中提到春秋列国人“依桌坐椅”，那当然只能是六朝以来的事情；讲到屈原《离骚》的情节，将《渔父》作为尾声，直接将两篇“打通”，很难让人接受。至于他以孔子代表中国文学的开端，以“五经”为第一批文学杰作，那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认同，不愧前半生是在中国当差二十五年以上的英国外交官，也多亏晚清政界仍与学界交会频繁，虽然不免得到庸妄之见，想必有学养的中国人同样见到不少。
书中的中西比附照例经不起挑剔，而一百年前的中西对望又颇令人念想：孔子对于作为统治术中重要因素的音乐艺术的强调，让翟理思想到了柏拉图《理想国》卷三关于音乐教育的著名观点；《论语·颜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金律，难以与基督教导的金律相提并论。而颇显光彩的一些大判断，时至今日也仍然值得尊重。开篇通讲孔子和“五经”，兼及儒家诸子文章，而在屈原以后，又接以道家文学的讨论，借以串连起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和淮南子，这就果断地将中国文学的源头分为儒、道两派。讲汉代文学，先从秦代焚书坑儒和李斯的《谏逐客书》讲起，接以笔墨和绢素的使用、书籍的复兴，随后才是具体作家作品的介绍。翟理思认为宋代为中国文学的高峰时代，又为元代以来小说留下相当大的篇幅，凡此皆可以见出其近代学术的眼光。一些剪裁取舍之处，则要求中国读者具备相当的耐性：像汉代文帝、武帝和班婕妤的篇幅，都超过了司马相如；而明代的诗歌，解缙以后接着明世宗和妓女薛素素，一似明诗的风雅正变中，从未有过“前、后七子”诸贤；明代散文部分接连抄入杨继盛妻张氏的《请代夫死书》和沈束妻张氏的《上书》；明代小说则大幅抄入《东周列国志》。这都见出资料的约束和眼光的影响了。
作为一本早期著作，翟史的开创性毋庸置疑，其包罗万象的文化视野和学术眼光，即使置于今日，仍能时时见出其作为外国学者的敏感嗅觉。此书还有一个显见的好处，是非常注重趣味性，古今穿插尤其增色不少。翟理思记载了乾隆因为想到《诗经》“泾以渭浊”一句，特意派官僚到现场勘察一番。而上海士绅嘲讽马关海战后到沪的法国军舰，直接引用《左传》：“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显然给翟理思留下深刻的印象。遍布全书的名人故事，从刘伶酗酒、司马光砸缸到阮元政术，证明翟理思并不轻易放过他能采摘到的历史传奇。翟理思在该书“前言”里的夫子自道，是“让文本自身说话”，也“时常插入本土批评者的观点”，说明此书在观点和材料之间，常会有意识地留出对话的空间。泰伦斯巴在此书一九七三年新版序言中，仍赞其“富含批评的观点和洞察”，同时讥讽翟理思同时的中国学界：“绝望于浩瀚文学文献的清理和公正评议，兼而要让国人满意，中国的文人们要么被吓到，要么他们从来就不觉得需要这样一个全景。”
说得未必错，但不甚公平。
让不在同一学术系统和思想统绪的学者们相互比拼，霸悍和轻薄，是回避不了的风险。在不同系统间穿梭，当然更非易事。翟理思的好处，一是作为晚清政治和学术社会亲历者的外来身份，二是他对于中国本土学术语言和文本的重视，既带有西方宗教家的浓重偏见，又带有早期汉学家的博杂触觉，其《中国文学史》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学视野，后此的经院式汉学家和中国研究者，在学问上固然大有长进，在阅历上却也相形见绌。一百年中，西方大学课堂上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变动虽多，隔膜渐少，而大体终归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从容，远离民族精神本土重构的冷静，顺便也演示着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旁枝一脉。这后一方面，也属中外文学史发展的普遍矛盾：内在于文学史的理性追求与感性体验间，从来都充满张力。
作家和作品的审美价值很少能在文学史中得到全面的反映，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原因不仅仅是学识的局限和认识的发展，而具体的文学批评和阐释，总会时时给我们带来惊喜；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它的重点从来都在寻找一种综贯的解释的可能。朔贝尔在《文学的历史性是文学史的难题》中说:“文学史首先是对社会实践的一个特殊领域的过程性发展的表述。它不能代替对某个作家、某一作品所做的单独研究，就像这种单独研究本身不能缺少文学史的总体考察一样。”这样的说法看似常识，却不一定会随时停留在文学史编纂者的脑海里——那里更容易回响的，仍然是创制垂基的恢宏史识和细大不捐的作品分析。比如较翟理思《中国文学史》晚了一个世纪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哥大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桥史》）。
《哥大史》由梅维恒教授主编，执笔者四十五人，很多是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前辈学人，还有一些颇具声望的学术中坚，所以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远非一百年前翟理思《文学史》的单贫薄陋可比。相对于一百年前翟史对文化生活、政治人物和辞典编纂的集中关注，《哥大史》的重心则是文化大背景中的文学现象，同时保留了对于语言和通俗文本的近代式瞩目，门类丛蔟、体例庞杂，类同于百科全书或研究指南。全书五十五个专题落于七编之中：基础、诗歌、散文、小说、批评阐释、通俗文学和外围表达。这样的体系，容纳了语言文字、神话、哲学和早期文本、“十三经”与古代启蒙、超自然、智慧和幽默、格言、佛教文学、道教遗产、文学中妇女等综贯性的横向阅读，也对各种文体的分时段讨论和特殊关注点提供了空间。其诗歌编基本按时间顺序分文体平列，如骚赋骈文、二○○到六○○年的诗歌、唐诗、词、宋诗、元散曲、蒙元诗、十四世纪诗歌、十五和十六世纪诗歌、十七世纪诗歌、十八到二十世纪初期诗歌、清词、现代诗，又加上“诗与画”这样的纵论。而其末编九题，前面是通俗文学、敦煌文学、地方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等，后面是中国文学在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接受，中间一题则是“翻译驱动：现代汉语和小说的诞生”，准确拈出中国文学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关捩。这样严整、均衡而不失其弹性的论述结构，基本反映了整个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水平，更为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交流空间。此书出版于二○○一年，正好传达其继往开来的气象。而与《哥大史》二○一○年简装本同时面世的《剑桥史》，则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新进展。
《剑桥史》不采用以文体分门别类的做法，也与传统上以王朝分割时段不同，而是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先以一三七五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每卷七章，据说这是为了向剑桥系列文学史多以一四○○年分卷靠拢。《哥大史》开宗明义，是为美国大学课堂上的“中文和汉学专业学生”而写；《剑桥史》的期待受众要宽一些，“既针对非专业读者，也提供给研究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它的两位主编，一位是以词史研究蜚声的华人学者孙康宜；另一位是熟读唐诗与中古文学的斯蒂芬·欧文，执笔者中，华人、华裔及与华人联姻的学者超过一半，明显是一个中外合璧著作群。
《剑桥史》结构利落清爽，新见迭出又不失纲维，颇能反映当代欧美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和两位主编的识力，不用说也体现出了主编的水准。事实上，成于众手之书，杂而不乱已经不易了。如果严加整缀，汩没执笔者个性，那还真不如单独著书。所以柯马丁曾在书评中对于《哥大史》的编辑工作颇有烦言，而《剑桥史》同样难求形式的整齐，甚至连可以统一的行文格式和表达习惯都各有面目，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执笔者的行文自由，某种程度上也对各位执笔者的专精和兴味有所展示。形式上的一点小小混杂，却在精神层面留下了众声交汇的效果，这个代价不能算大。
与《哥大史》一样，《剑桥史》也以语言文字开篇。不过，《哥大史》首章由主编梅维恒先生亲自操刀，开宗明义，“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鉴于汉字及其书写系统的流行“神话”和误解，本章的进展会“缓慢、谨慎、小心”，只有“牢固掌握汉字和汉语言群的本质属性，才能准确理解和真正欣赏中国文学”。接下来误解列举和正面阐述同时进行，以十二小节一万五千单词的篇幅，详细论述汉字的起源和语系、分类、白话与文言、地方通俗语言的不发达、文字简史、汉字属性、中国传统语言学、汉字之美、与文学的关联、当代状况和前景。本章的结论则是理性和激情的交汇，在轻轻一提基于空间和物质条件而确立的特殊文言系统和“略嫌笨拙”的方块字以后，即从汉赋讲到六朝佛教和明清传教士，从留学生的洪流讲到高行健、长城和《河殇》，飞机上的人们阅读着美籍华裔谭恩美的小说汉译和英译李白诗歌，最后点明：“遥远太空中，卫星发送的电子邮件和无线电信号无远弗届，毫不顾及‘可怜的’长城和其他任何你想到的障碍，往返于中国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邮件和信号中，就有未来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种子。”全章有一种欲将金针度于人的风范，几乎就是一篇中国语文简史，带着汉学家的激越洞察和热情视域。
柯马丁执笔的《剑桥史》第一章处理的是远古至西汉文学，首节“中国语言和写作系统”，是两千五百单词的篇幅，加上第二节的“甲骨文和金文”，也不过六千五百词左右，比鲍则岳为《剑桥中国古代史》写的《语言和写作》还要简括，他也明显受到鲍氏名作《汉语写作系统：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影响。当然骨架还是“文”的形态演变，即“作为一种文化的写作”，“只是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左右，‘文’才开始基本指向‘写作’。这个转换远非‘变化’这样一个单词所可表达，它代表着核心文化从礼仪表达到文本表述的彻底变动”。如果对应《哥大史》的判断，可以拟想为：“有了语言也不一定有文学，只有写作系统的产生和文化系统的变动，才有文学的产生！”据说本章截止于西汉是柯本人的要求，这里的表述应该是他的主要理由，这个变动和早期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一起，成为本章后面数节的贯穿线索。
单纯一个“经典化”的词语当然还不够，本章最值得注意的是柯马丁的打通镕铸之功，包括新材料和新观点的应用，多学科成果的综合引用，结合文本演变和经典演化，以托显西汉以前甚至以后经典和文学的创生过程，这样做表面上是有些危险性的，不过比起那些动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僵硬套路，强人就我的嫌疑要小得多。正经说来，近年来欧美学界对中国经典的研究起码在文本考证层面上进展非常大，往日观念先行的毛病不能说完全杜绝，但在许多个案和细节研究上，功力之扎实颇值赞美。回到本章，柯马丁以三节篇幅讲《诗经》和《尚书》，对于文学史家颇为头疼的年代问题，他将近年来版本校勘法的有力补充，即“形式校勘法”运用得十分娴熟。具体做法是：直接从先秦文本的应用入手，从语言形式上将诗书文本与西周金文和战国西汉出土简帛加以比照，从而比较可靠地推出《诗经》和《尚书》若干篇类的大致年代。同时，得益于西方汉学家中常见的通识素养，将诗歌定位于“对于神灵和政治精英强化性的有韵讲述”，“诗的表达就是真理和权威的表达”，以此综贯理解颂诗（《诗经》）、《尚书》、《易经》和西周金文，先秦典籍中十分普遍的四言体和尾韵的运用，至此充分显示出了其文学史的内涵。他的这种以论述主题为中心，以文本表达特点为线索透视“五经”的处理方式，较之《哥大史》以专章论“十三经”，对文学史的贴近效果当然更好。他将《诗经》的文本运用和诗学诠释置于从战国一直到唐宋的经典文本和权威诠释的生成过程之中，一洗汉初以来学者诋秦颂汉的意识形态建构，相当有力地把握了“毛诗”着重历史性个人意图的诠释体系，以及“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在汉魏六朝《诗经》诠释空间中的众声喧哗场景，顺便指明了“国风”地理分布的追认事实，以及孔子传奇在先秦经典传统建构中的正面作用。这都是对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化既具同情更具理性的卓越解读。同时须指出的，他对《汉书·艺文志》和近年出土文献的应用，完全融入对具体文本生成的剖析中，效果甚佳。
柯马丁对“楚辞”和“汉赋”的处理相对平淡些。基于全书的新锐气象，读者大约都会对《剑桥史》的深度创新抱有期待。但是读了有关章节以后，你还是对其赋予“楚辞”和《战国策》游说传统的关系不甚了了，至于赋的原生形态和读诵表演，当时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等，凡此种种，都没有令人眼亮的梳理和解读。相较来说，《哥大史》由克里斯多福·康奈利执笔的《骚、赋、骈文和相关文体》一章，用的是传统的文体史路数，篇章解析略多，文献和史实的文化分析稍弱，有一些重要的文献受到忽略，比如班固《两都赋序》中的赋家列名，还有些重要文献当集中讨论，比如扬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著名剖判。《哥大史》将扬雄的判断拆散开来，零星引用，可见扬子云所代表的学术转型以及其论断对于后来辞赋发展的影响，都还停留在传统判断上。
有一些执笔者虽然兼属两书作者，承担的任务却不大一样。如傅君劢在《哥大史》中执笔宋代诗歌，到《剑桥史》中却写的是“十二到十三世纪的北与南”；艾朗诺在《哥大史》中写的是“应用文”，在《剑桥史》写的是“北宋”；奚密在《哥大史》中写“现代诗”，在《剑桥史》中则写“一九三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李惠仪在《哥大史》中写“长篇通俗小说”，到《剑桥史》中写“清初到一九二三年”；伊维德在《哥大史》中写“传统戏剧文学”，而在《剑桥史》中写“敦煌叙事文”。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两书同处西方学术系统和环境之中，而对于系统之外的中国读者来说，最醒目的不同在于各自的叙述框架，而最足留意的，仍在其具体论述中的观念视野和诗学剖判。尤其是文学史的脉络梳理和文本解读，《哥大史》和《剑桥史》在不同的阅读者那里，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印象。一句话，是珠玑盈前还是时逢沙砾，端看你所秉持的是宽闲的赏读还是严厉的评鉴。而两书间一些颇有重合的章节，见仁见智之间，常能供献出相当热闹的“对手戏”。
即如高德耀在《哥大史》中对二○○到六○○年间诗歌史的处理，生动、丰富而不失洞察。他对诗体和体裁的重视，明显看出西方学者的关注点；而他对名家与名作的罗列一点都不嫌枯燥，实是因其文体史的勾连和政治社会史的简洁交待时常穿插其间，带来了密集的文化细节。高德耀注意到前代乐府和古诗与建安诗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更加贴近当时生活和事件；但是他宁肯关注王粲从军诗五首对陆机等后来作家创作的影响，却未深论建安文人并不宽松的生存环境。类此，他关注曹植《名都篇》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在李白《将进酒》中的重现，而对曹诗的写作年代，以及类似主题在曹植前后期创作中的不同表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的阐释空间，则未做细辨。而在康达维为《剑桥史》所撰写的东汉到西晋文学这一章里，你随处都可以看到坚实、平正而厚重的生平介绍和资料考辨。康先生的行文趣味是藏在字外的，正属前辈学者的雍容风范。但这并不代表有些饶有趣味的谈资，可以像史家陈列事实一样处理：比如祢衡是否因其傲慢被杀，还是冒犯权力遭祸；曹植是否因为粗疏鲁莽而失宠，还是基于才性取向和政治与学术定见的刻意回避；嵇康在当日情势下，是否有起兵接应王凌的可能，凡此似皆有进一步分疏的必要。而田晓菲在《剑桥史》中关于南朝文学社会的观察，特别是萧梁文学文化和宫体诗美学的发掘，“南”与“北”的文化建构，肯定是近年文学史研究中值得一顾的新进展。
唐诗历来是文学史的重头戏。《哥大史》有关章节执笔者是柯慕白，他提供的是扎实而颇有分寸的总体观察、文献综览和细密剖判，诗赋并论的框架也还原了当时的诗史真实。资料部分不可避免地提及了《唐诗三百首》，但是比较客观地说明此书的特色和局限，尤其点明其编选标准的游离反复，以及其文本择取的错误。一些小诗人如陈子良，受到更多的尊重；而王绩的诗歌，与其是对宫廷生活的反动，还不如说是一种补充。专论李白的篇幅较杜甫多出一页有余，真是文如其名了。大要看来，在矜慎的语言背后，你可以时时感觉到柯先生欲将金针度于人的求道者的热诚。而欧文执笔的《剑桥史》“文化唐朝”一章，从太宗谢幕的六五○年，一直写到宋调将显的一○二○年。一如其南朝诗歌与唐诗研究，欧文始终关注抄本时代文本流传与演变的过程考辨，尤其喜欢以具体选集为例讨论当时风会及其转移，却不甚考虑选集本身带有的编者视野和空间因素。他以出色的编织功力，时时强调王朝权力结构、考试系统和官方交通，对于文学流通和文本阅读的保证。欧文过度推重武后对文学的影响，认为她极力让文人为其合法性背书。而进士考试加入诗赋要求，本在高宗之时，且此后延续了数世纪之久。而因为对武后的看重，连带着上官婉儿也成了八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最好的诗人之一和宫廷文学趣味的仲裁者。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沈期和宋之问虽有弄臣之嫌，其文学声望和诗学影响，恐怕上官和武后都有不如。那个有名的上官婉儿在宫廷诗会中抑扬沈、宋的故事，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诗歌标准和审美趣味，也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
总体上，欧文对汉唐诗歌的理解，往往有其诗人式的洞察和直觉。他的才情和自信，给《剑桥史》带来了颇值细赏的卓然气象和明快判断。而一旦这种明快流于割裂，那当然就会损害理解的精确性。比如他提到王维有一首《送孟六归襄阳》：“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欧文认为这是王维“以不寻常的直切告知孟浩然，他应该回到隐士生活，放弃进士考试”。事实可能会有些出入，此诗应被看做一首安慰落第者的诗，至于隐士生活，与其说王维是为对方设想，莫若说是自陈心曲。有力的证据是王维在大致同时作的一首《送綦毋校（秘）书弃官还江东》，说是“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正可看出王维此时牢骚满腹的情志，而前诗末尾提到《子虚赋》，倒是在自陈牢骚之外，赞美、慰藉对方的文学才华。从王诗的兼写双方心情、牢骚与赞美杂陈的内涵来说，这样的语言是并不怎么“直切”的。
梅维恒在《哥大史》的“引言”中说：“一部真正的文学史，重要的是富于启发而非包罗万有。”从《哥大史》的格局和内容来说，这大概只能算作一种谦虚。全书既有“未刻意避免”的传统文类史的勾勒，又有从“前现代散文修辞”、“经典注释”到“口述传统”的新进透视；既关注儒、释、道和民间宗教在文学演进中的作用，也涉及文学语言中的世俗文本与圣贤话语；既关注具体文本中的思想、政治、社会、区域、地方因素，更关注文学的精英与大众、汉与非汉民族等文化因素的多维互动。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天壤间层次最多元、内涵最丰富的一本文学史。至少就其内容看，《哥大史》距离它的主要目标并不遥远：“给生疏者以稳固据点，助半通者以深入理解与全面把握。”
《剑桥史》要提供给读者“一个可以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的连贯叙述”，并且“力尽所能回避文类史的分割，走向更加综合的历史研究途径，以创作一种文化史或文学文化的历史”。从《哥大史》出发，时隔十年之后，欧美中国文学研究者所提供的，是更加简洁地集中于“情景和写作模式”的文学文化的“话题史”。那一个个关涉古今的话题，有的早就隐藏于文本和文献的深处，又被细心的史家抉发出来；有的则绵亘古今，时时在场面、细节和思辨的深处发酵，这一切，连带着古今才士的观念世界和文本阐释，如同正午阳光下的海面，宁静而激越地涌动，喧嚣而深沉地展示。看海者，心胸荡涤，神采飞扬，古今文学史的读者，是否都可作如是想？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美]孙康宜、斯蒂芬·欧文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