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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然的历史和伪历史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更加清晰明白地认清我们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
一旦我在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上迈出新的一步，这种机会便获得了一种可能性。准确地说，这一进步是在1928年取得的，当时我正在勒马尔丢内度假，那是离迪（法国地名）不远的一所令人愉快的乡村住宅。坐在法国梧桐树阴下的阳台上，我尽可能简短地记下自己近九年来探究历史的心得并反省它们。难以置信的是，逼近一个如此明显的观点的速度竟是如此缓慢，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的手稿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我知道自己的思考总是滞重缓慢并充满了痛苦，对我来说，思想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并不会因为努力而迅速成长，也不会由论辩而清晰起来（这对于萌发中的思想是最危险不过的），而是在漫长而沉重的孕育过程中悄然无声地长成，出生之后才由其双亲舔舐修整，使之可以展示于
人前。
正是在迪写下的手稿中，我第一次区分了本然的历史和伪历史，而把伪历史的内容称为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式的叙述，这些科学门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多少呈现出了一些历史性的模样。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通过反省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它们所呈现的只不过是历史性的外貌罢了。考古学家经常要求人们注意他们自己的地层学方法与地质学的地层学方法之间的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当然有，但相异之处也同样存在。
如果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土石胶泥层中混有陶瓷碎片和钱币，在它之上有一层平整的石板路隔断了另一个混有完全不同类型的陶瓷碎片和钱币的土层，那么，他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考古学家应该像地质学家使用化石那样，用两种不同的瓷片和钱币来说明两个地层分属不同的年代，把它们与别处发现的含有同类遗物的地层相对照，便可以确定它们的年代。
容易是容易，但此说仍有它的问题。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那些东西并不是石头、粘土和金属，而是建筑石料、陶瓷碎片和钱币，是一座建筑物的废墟、家用器皿的碎片和交换的媒介。这一切都属于一个逝去的年代，它们向考古学家展示着自己的目的。只有当考古学家懂得每一件东西的用途时，他才能把它们用作证明历史的凭据。如果他不懂得某一物件的用途，那么他作为考古学家就不需要这一物件，他会把它扔在一旁，但希望某个比他自己更博学或更机敏的人能够解开这个谜。考古学家不仅把别针纽扣之类的小东西视为某种目的的表现物，他也这样看待整座建筑，这样看待整个居落。
19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家可能会说，他们的研究与此相同：“自然科学的每一项研究难道不都是为那个或曰自然或曰上帝的强大存在的目的提供一种解释吗？”而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会坚定不移地回答说，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此。就事实而言，19世纪的科学家是正确的。就自然科学当今的面貌而言或者就它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面貌而言，它那些仍在发挥作用的范畴中没有目的观念。在神学方面，19世纪的科学家也是正确的。我认为，把科学研究置于“我们能够把握上帝的目的”这一预设之上的做法并不值得赞赏。如果一个古生物学家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想到去问一问三叶虫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将为此感到高兴，为他不朽的灵魂、也为他的学科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如果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根据同样的原则从事研究，三叶虫对于古生物学家就会像“用途不明的铁制器具”对于考古学家一样毫无价值，而“用途不明”将使考古学家极为窘迫和不安。
历史和伪历史都是由叙述构成的。但是，历史叙述的是有目的的活动，活动留下的各种遗迹（书籍或陶片，原则上都一样）便是这些活动曾经存在的证据。历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从目的方面来构想这些遗迹，也就是说，他在何种程度上理解这些遗迹的原有用途，这些遗迹就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历史的证据。在伪史学那里没有目的这一观念，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遗迹，它们彼此不同，就此而言不得不把它们说成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遗迹，并以时间为轴线把它们排列起来。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我以这句话来表述新的历史观念。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谈到什么东西时说，“我知道制作此物（写作此书、使用此物、签署此名等）的人在想什么”，你就是在历史地思想。在你说此话之前，你可能竭力想历史地思想，但你不会成功。除了思想，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历史知识的对象。政治史是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不是指“政治学说”，而是指占据着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头脑的思想——制定一项政策，设想实施的办法，付诸实现的企图，察知他人的反对态度，想出克服敌意的办法，诸如此类。想想历史学家如何叙述一篇著名的讲演吧。他不会让自己去关心其中任何感觉方面的因素，诸如讲演者音调的高低、议员席座椅的软硬、第三排那个老绅士的耳朵好不好使，等等。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讲演者要说的话上（思想就是由这些话传达出来的），集中在听众的接受态度上（他们心里的想法以及这些想法如何制约着他们对讲演者思想的理解）。军事史也不是叙述酷暑或严冬里令人生厌的行军，不是叙述战斗的激烈残酷或伤病员长时间的痛苦，它要叙述的是作战计划和反作战计划、对战略战术的考虑，以及队列里的士兵如何看待战争。
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了解一种思想的历史呢？首先，那思想必须是表达出来了的，用我们称为语言的方式，或其他表达方式的某一种。以历史为题材的画家似乎把高举手臂指点方向的姿势作为表达指挥官思想的特有姿势，溃逃则表示大势已去、胜利无望的思想。其次，历史学家必须能够重新思想他努力解释的那一思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做此项工作，那么，他最好把这一问题搁置一旁。这里的重要之处在于，探讨某一确定思想的历史学家必须思想被探讨的那一思想，而不是另一个与它相似的思想。如果某个人——下面称之为数学家——写下了2+2=4这个式子，如果另一个人——下面称之为历史学家——想知道数学家在纸上写下这些符号时在想些什么，他必须像一个合格的数学家那样想数学家之所想，并把思想的结果表述为2+2=4，否则，他便不能回答“数学家在想什么”这一问题。当他解释纸上的符号，并且说“数学家用这些符号表示了2+2=4的思想”时，他同时在想：（1）2+2=4；（2）数学家也认为2+2=4；（3）数学家在纸上记下这些符号，用以表述这一思想。有读者说，“噢，你所举的例子只是说明历史确实是思想的历史，这对你当然很容易；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一场战役或一次政治运动的历史。”我不想说服他们。但我要回答说，我能够，读者您也能够，只要您去试。 我由此得出了第二条定理：“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re-enactment）。”
当我理解了纳尔逊说“我赢得了荣誉，我将带着它们荣耀地死去”这句话的意思，我是在设想自己处于纳尔逊的位置：胸前挂满勋章，暴露在敌方射手滑膛枪短距射程面前，而有人却建议我不要成为惹人注目的目标。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需要换掉自己的衣服吗？并用上述的话对此做了回答。理解这些话意味着我重新思想了纳尔逊在说这话时的思想：此刻不是去掉荣誉饰物来挽救自己生命的时候。除非我能——或许只在一瞬间——自己思想这一切，否则纳尔逊的话对我便没有意义；我只能像心理学家那样织就一张冗言之网来包裹它们，谈论什么色情受虐狂、罪恶意识或者内倾、外倾以及诸如此类的愚蠢思想。
不过，重演纳尔逊的思想是伴有差别的重演。纳尔逊的思想作为他自己的思想和我对它的重新思想毫无疑问是同一个思想，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不是一个思想而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不同之处何在？在我对史学方法的研究中，没有哪个问题比这一问题更让我费神的了，好些年以后我才求得了完满的解答。区别就在于背景（context）不同。对于纳尔逊来说，那思想是一个当下（the present）的思想；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当下仍然活着的过去（past）的思想，凝缩在现时之中而不是处于自由状态。何谓囊缩（incapsulation）着的思想？就是那种完全鲜活但在发问者的心灵里并不能成为问答综合体的一个部分的思想。问答综合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现实”（real）生活，即表面的或显现的现在。对于我或对于那个初看起来我认为是我的人来说，“是否需要脱掉我缀满勋章的衣服”这一问题是不会提出来的。提出来的问题只会是，“我继续阅读这本书吗？”往后是，“对于一个考虑如何使这场战斗转败为胜的人来说，‘胜利号’的甲板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再往后，“如果我处在纳尔逊的地位我会做些什么？”最初的这一串问题构成了我的“现实”生活，其中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以“我赢得了荣誉，我将带着它们荣耀地死去”这句话来回答。穿过心灵的表层深潜下去有这样一种生活，在那里我不仅能够思考纳尔逊，并且我就是纳尔逊，因此，我对纳尔逊的思考就是对自己的思考。不过，第二种生活不允许无节制地浸入第一种生活，禁止的方式就是我所谓的囊缩，即让它存在于最初的或表面的知识背景之下，这就把它固着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因而禁止了它的泛滥。我所谓的表面知识是指这一类知识：特拉法加战役发生在90年以前；我是一个穿着紧身衫的小男孩；这是我父亲书房的地毯而不是大西洋，那是书房的镶板而不是西班牙海岸。
这样我又获得了第三条定理：“历史知识乃是对囊缩于现在思想背景下的过去思想的重演，现在思想通过与过去思想的对照，把后者限定在另一个不同的层次上。”
我们如何辨识“现实”生活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呢？是通过察看历史问题的提出方式。每一个历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现实”生活提出来的。剪贴史学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人们首先得养成读书的习惯，然后书本会把问题塞进他们的脑子。然而我谈的不是剪贴史学。在我思考的那种史学中，在我终生实践着的那种史学中，历史问题是从实际问题中提出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更加清晰明白地认清我们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因此，从根本上说，一切问题所由以产生的那一层面是“现实”生活的层面，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涉及的那一层面是历史的层面。
如果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是过去的思想，如果他是通过自己重新思想它们而知道了那些思想，那么，他通过历史探究而获得的关于环境的知识就不是那种与他关于自身的知识相对立的知识，而既是关于环境的知识，同时也是关于他自身的知识。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过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够思想那一思想；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通过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思想，那么他必定是具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所了解的那些历史的缩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时也就是对人类事务的认识。
这一连串思想直到1930年前后才最终完成。由此我便完成了对大战以来一直萦绕心怀的那个问题的解答：如何才能建立一种人文（human affairs）科学，就像自然科学已经教会人们应付自然界的各种情况那样，使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处理人类事务的技巧？现在，答案是清楚而肯定的，这种人文科学就是历史。
这是在19世纪以前不可能获得的发现，因为史学直到19世纪才开始进行一场培根式的革命，从剪贴史学的蝶蛹状态演化成蝶，成为——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一门科学。正因为18世纪的史学尚处于蝶蛹阶段，所以，18世纪的思想家们在看到有必要建立人文科学的时候，不是把它当做史学而是视为一种“人性的科学”。所谓“人性的科学”在诸如休谟那样的人那里，以其严格的经验论方法实际上是对当时欧洲人的心灵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这种研究毫无根据地设想，人类心灵的功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不同于18世纪欧洲人的心灵。19世纪的思想家们同样研究人文科学，他们视它为“心理学”，因而把认识归结为心理活动，真假之间的区别被抛弃了，科学的真实含义被否定了，心理学本身也最终陷于破产。但是，史学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本然的历史取代了剪贴史学。这场革命也彻底清除了那些伪科学，使真正的、实际的、可见的和迅速进步的知识形式得以确立。现在，人们第一次被置于这样的位置，在那里他要服从“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的古老格言，并获得只有这种服从才能给予的好处。
节选自《柯林武德自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更加清晰明白地认清我们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
一旦我在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上迈出新的一步，这种机会便获得了一种可能性。准确地说，这一进步是在1928年取得的，当时我正在勒马尔丢内度假，那是离迪（法国地名）不远的一所令人愉快的乡村住宅。坐在法国梧桐树阴下的阳台上，我尽可能简短地记下自己近九年来探究历史的心得并反省它们。难以置信的是，逼近一个如此明显的观点的速度竟是如此缓慢，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的手稿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我知道自己的思考总是滞重缓慢并充满了痛苦，对我来说，思想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并不会因为努力而迅速成长，也不会由论辩而清晰起来（这对于萌发中的思想是最危险不过的），而是在漫长而沉重的孕育过程中悄然无声地长成，出生之后才由其双亲舔舐修整，使之可以展示于
人前。
正是在迪写下的手稿中，我第一次区分了本然的历史和伪历史，而把伪历史的内容称为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式的叙述，这些科学门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多少呈现出了一些历史性的模样。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通过反省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它们所呈现的只不过是历史性的外貌罢了。考古学家经常要求人们注意他们自己的地层学方法与地质学的地层学方法之间的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当然有，但相异之处也同样存在。
如果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土石胶泥层中混有陶瓷碎片和钱币，在它之上有一层平整的石板路隔断了另一个混有完全不同类型的陶瓷碎片和钱币的土层，那么，他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考古学家应该像地质学家使用化石那样，用两种不同的瓷片和钱币来说明两个地层分属不同的年代，把它们与别处发现的含有同类遗物的地层相对照，便可以确定它们的年代。
容易是容易，但此说仍有它的问题。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那些东西并不是石头、粘土和金属，而是建筑石料、陶瓷碎片和钱币，是一座建筑物的废墟、家用器皿的碎片和交换的媒介。这一切都属于一个逝去的年代，它们向考古学家展示着自己的目的。只有当考古学家懂得每一件东西的用途时，他才能把它们用作证明历史的凭据。如果他不懂得某一物件的用途，那么他作为考古学家就不需要这一物件，他会把它扔在一旁，但希望某个比他自己更博学或更机敏的人能够解开这个谜。考古学家不仅把别针纽扣之类的小东西视为某种目的的表现物，他也这样看待整座建筑，这样看待整个居落。
19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家可能会说，他们的研究与此相同：“自然科学的每一项研究难道不都是为那个或曰自然或曰上帝的强大存在的目的提供一种解释吗？”而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会坚定不移地回答说，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此。就事实而言，19世纪的科学家是正确的。就自然科学当今的面貌而言或者就它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面貌而言，它那些仍在发挥作用的范畴中没有目的观念。在神学方面，19世纪的科学家也是正确的。我认为，把科学研究置于“我们能够把握上帝的目的”这一预设之上的做法并不值得赞赏。如果一个古生物学家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想到去问一问三叶虫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将为此感到高兴，为他不朽的灵魂、也为他的学科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如果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根据同样的原则从事研究，三叶虫对于古生物学家就会像“用途不明的铁制器具”对于考古学家一样毫无价值，而“用途不明”将使考古学家极为窘迫和不安。
历史和伪历史都是由叙述构成的。但是，历史叙述的是有目的的活动，活动留下的各种遗迹（书籍或陶片，原则上都一样）便是这些活动曾经存在的证据。历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从目的方面来构想这些遗迹，也就是说，他在何种程度上理解这些遗迹的原有用途，这些遗迹就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历史的证据。在伪史学那里没有目的这一观念，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遗迹，它们彼此不同，就此而言不得不把它们说成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遗迹，并以时间为轴线把它们排列起来。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我以这句话来表述新的历史观念。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谈到什么东西时说，“我知道制作此物（写作此书、使用此物、签署此名等）的人在想什么”，你就是在历史地思想。在你说此话之前，你可能竭力想历史地思想，但你不会成功。除了思想，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历史知识的对象。政治史是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不是指“政治学说”，而是指占据着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头脑的思想——制定一项政策，设想实施的办法，付诸实现的企图，察知他人的反对态度，想出克服敌意的办法，诸如此类。想想历史学家如何叙述一篇著名的讲演吧。他不会让自己去关心其中任何感觉方面的因素，诸如讲演者音调的高低、议员席座椅的软硬、第三排那个老绅士的耳朵好不好使，等等。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讲演者要说的话上（思想就是由这些话传达出来的），集中在听众的接受态度上（他们心里的想法以及这些想法如何制约着他们对讲演者思想的理解）。军事史也不是叙述酷暑或严冬里令人生厌的行军，不是叙述战斗的激烈残酷或伤病员长时间的痛苦，它要叙述的是作战计划和反作战计划、对战略战术的考虑，以及队列里的士兵如何看待战争。
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了解一种思想的历史呢？首先，那思想必须是表达出来了的，用我们称为语言的方式，或其他表达方式的某一种。以历史为题材的画家似乎把高举手臂指点方向的姿势作为表达指挥官思想的特有姿势，溃逃则表示大势已去、胜利无望的思想。其次，历史学家必须能够重新思想他努力解释的那一思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做此项工作，那么，他最好把这一问题搁置一旁。这里的重要之处在于，探讨某一确定思想的历史学家必须思想被探讨的那一思想，而不是另一个与它相似的思想。如果某个人——下面称之为数学家——写下了2+2=4这个式子，如果另一个人——下面称之为历史学家——想知道数学家在纸上写下这些符号时在想些什么，他必须像一个合格的数学家那样想数学家之所想，并把思想的结果表述为2+2=4，否则，他便不能回答“数学家在想什么”这一问题。当他解释纸上的符号，并且说“数学家用这些符号表示了2+2=4的思想”时，他同时在想：（1）2+2=4；（2）数学家也认为2+2=4；（3）数学家在纸上记下这些符号，用以表述这一思想。有读者说，“噢，你所举的例子只是说明历史确实是思想的历史，这对你当然很容易；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一场战役或一次政治运动的历史。”我不想说服他们。但我要回答说，我能够，读者您也能够，只要您去试。 我由此得出了第二条定理：“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re-enactment）。”
当我理解了纳尔逊说“我赢得了荣誉，我将带着它们荣耀地死去”这句话的意思，我是在设想自己处于纳尔逊的位置：胸前挂满勋章，暴露在敌方射手滑膛枪短距射程面前，而有人却建议我不要成为惹人注目的目标。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需要换掉自己的衣服吗？并用上述的话对此做了回答。理解这些话意味着我重新思想了纳尔逊在说这话时的思想：此刻不是去掉荣誉饰物来挽救自己生命的时候。除非我能——或许只在一瞬间——自己思想这一切，否则纳尔逊的话对我便没有意义；我只能像心理学家那样织就一张冗言之网来包裹它们，谈论什么色情受虐狂、罪恶意识或者内倾、外倾以及诸如此类的愚蠢思想。
不过，重演纳尔逊的思想是伴有差别的重演。纳尔逊的思想作为他自己的思想和我对它的重新思想毫无疑问是同一个思想，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不是一个思想而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不同之处何在？在我对史学方法的研究中，没有哪个问题比这一问题更让我费神的了，好些年以后我才求得了完满的解答。区别就在于背景（context）不同。对于纳尔逊来说，那思想是一个当下（the present）的思想；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当下仍然活着的过去（past）的思想，凝缩在现时之中而不是处于自由状态。何谓囊缩（incapsulation）着的思想？就是那种完全鲜活但在发问者的心灵里并不能成为问答综合体的一个部分的思想。问答综合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现实”（real）生活，即表面的或显现的现在。对于我或对于那个初看起来我认为是我的人来说，“是否需要脱掉我缀满勋章的衣服”这一问题是不会提出来的。提出来的问题只会是，“我继续阅读这本书吗？”往后是，“对于一个考虑如何使这场战斗转败为胜的人来说，‘胜利号’的甲板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再往后，“如果我处在纳尔逊的地位我会做些什么？”最初的这一串问题构成了我的“现实”生活，其中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以“我赢得了荣誉，我将带着它们荣耀地死去”这句话来回答。穿过心灵的表层深潜下去有这样一种生活，在那里我不仅能够思考纳尔逊，并且我就是纳尔逊，因此，我对纳尔逊的思考就是对自己的思考。不过，第二种生活不允许无节制地浸入第一种生活，禁止的方式就是我所谓的囊缩，即让它存在于最初的或表面的知识背景之下，这就把它固着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因而禁止了它的泛滥。我所谓的表面知识是指这一类知识：特拉法加战役发生在90年以前；我是一个穿着紧身衫的小男孩；这是我父亲书房的地毯而不是大西洋，那是书房的镶板而不是西班牙海岸。
这样我又获得了第三条定理：“历史知识乃是对囊缩于现在思想背景下的过去思想的重演，现在思想通过与过去思想的对照，把后者限定在另一个不同的层次上。”
我们如何辨识“现实”生活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呢？是通过察看历史问题的提出方式。每一个历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现实”生活提出来的。剪贴史学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人们首先得养成读书的习惯，然后书本会把问题塞进他们的脑子。然而我谈的不是剪贴史学。在我思考的那种史学中，在我终生实践着的那种史学中，历史问题是从实际问题中提出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更加清晰明白地认清我们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因此，从根本上说，一切问题所由以产生的那一层面是“现实”生活的层面，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涉及的那一层面是历史的层面。
如果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是过去的思想，如果他是通过自己重新思想它们而知道了那些思想，那么，他通过历史探究而获得的关于环境的知识就不是那种与他关于自身的知识相对立的知识，而既是关于环境的知识，同时也是关于他自身的知识。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过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够思想那一思想；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通过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思想，那么他必定是具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所了解的那些历史的缩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时也就是对人类事务的认识。
这一连串思想直到1930年前后才最终完成。由此我便完成了对大战以来一直萦绕心怀的那个问题的解答：如何才能建立一种人文（human affairs）科学，就像自然科学已经教会人们应付自然界的各种情况那样，使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处理人类事务的技巧？现在，答案是清楚而肯定的，这种人文科学就是历史。
这是在19世纪以前不可能获得的发现，因为史学直到19世纪才开始进行一场培根式的革命，从剪贴史学的蝶蛹状态演化成蝶，成为——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一门科学。正因为18世纪的史学尚处于蝶蛹阶段，所以，18世纪的思想家们在看到有必要建立人文科学的时候，不是把它当做史学而是视为一种“人性的科学”。所谓“人性的科学”在诸如休谟那样的人那里，以其严格的经验论方法实际上是对当时欧洲人的心灵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这种研究毫无根据地设想，人类心灵的功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不同于18世纪欧洲人的心灵。19世纪的思想家们同样研究人文科学，他们视它为“心理学”，因而把认识归结为心理活动，真假之间的区别被抛弃了，科学的真实含义被否定了，心理学本身也最终陷于破产。但是，史学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本然的历史取代了剪贴史学。这场革命也彻底清除了那些伪科学，使真正的、实际的、可见的和迅速进步的知识形式得以确立。现在，人们第一次被置于这样的位置，在那里他要服从“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的古老格言，并获得只有这种服从才能给予的好处。
节选自《柯林武德自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