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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初创时名《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由陈独秀创办于1915年9月15日，至今已有90周年了。对于这份杂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重大影响，谁也不会否认。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应当如何准确地看待《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有人评价极高，有人则以种种理由，贬低它的历史贡献。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在经历了9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新青年》的巨大历史功绩也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新青年》时，笔者不能不说，作为一份杂志，它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建立的历史功勋，至今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不愧为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一
《新青年》的创刊，适应了当时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一问世便很快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一方面对黑暗的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新的曙光，催生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
《新青年》的诞生绝非偶然。当时的中国不仅依旧黑暗无比，而且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十几年前发生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维新志士或上了断头台，或亡命国外。几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一度取得了伟大胜利，却又在胜利发展的途中夭折了。更糟糕的是，一度受到过冲击却仍然强大的封建势力，很快便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复辟逆流。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没落文人尊孔复古的叫嚣，再次将神州大地弄得乌烟瘴气。从一开始就名不副实的“民国”招牌此时也岌岌可危，难以继续挂下去了。当时的形势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1〕更令人沮丧的是，身处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很多不满现状的仁人志士，包括历史伟人孙中山在内，虽然并不气馁，却找不到继续奋斗、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青年》应运而生了。它的诞生不仅适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从它创刊之日起，它的创办人、经过多年反思和探索的陈独秀便决心让《新青年》肩负起冲破黑暗、给国人指明前进方向的历史重任。
历史早已证明，陈独秀的这一愿望基本上实现了。《新青年》一诞生，便在古老的神州大地，首先是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巨浪。而在从1915年创刊到1922年7月休刊的短短几年中，《新青年》更是为推动当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屡建奇功，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众所周知，《新青年》创刊伊始，便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民主，当时也称人权，或因其英文的读音又被称为“德先生”；科学则被称为“赛先生”。《新青年》创刊号刊载的文章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欧洲才得到解放。又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几年以后，《新青年》又在所刊载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很显然，《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在提倡民主和科学时，不仅旗帜鲜明，态度坚定，且具有毫不畏惧的非凡气概。
对于《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高举的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的进步作用，谁也不会否认。但是，多年来人们对这两大口号的巨大意义却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学术界，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新青年》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范畴，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因此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对这样的看法，笔者不敢苟同。诚然，《新青年》及其主办者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他们当时对这两大口号的理解也未能超出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其价值并不因此而降低。就民主而言，它不但完全适合当时中国的需要，而且一旦提出来，就必然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因为民主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它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不仅资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也需要，这已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包括前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再就科学而言，就更不能乱戴“阶级”之类的帽子了，何况《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客观和主观统一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中国所需要的，不但过去需要，今天仍然需要。
学术界又有人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民主也好，科学也好，并非《新青年》首倡，在此之前，维新派、革命派就倡导过。其言外之意，是要说明《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虽然也有进步的作用，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对这样的观点，笔者仍不能苟同。诚然，此说基本符合事实，向中国人介绍民主，介绍科学，并非始于《新青年》及其主办者。由此倒是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既然如此，《新青年》及其主办人作为后来者所举起的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却能产生远远超过前者的巨大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奥秘”究竟何在？弄清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有助于理解《新青年》及其主办人的特殊贡献。笔者认为，“奥秘”就在于：其一，对于民主和科学的重要价值，民主与科学这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实行民主与科学的极端重要性等等，《新青年》及其主办人的认识要比他们的前辈深刻得多。因此，他们与前辈不同，不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一般的口号提出来，而是将其作为带根本性的纲领予以强调，是将其作为救治黑暗中国的惟一良方呈现给国人的，且态度之坚定也是其前辈所无法比拟的，如前文所引述，他们曾一再宣示，即便是断头流血，也必须拥护“德赛两先生”。其二，维新派、革命派虽然也倡导过民主和科学，却不能触动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不懂得这两者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如水火之不能相容。维新派甚至企图将其调和，宣扬所谓的“托古改制”等等。而《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则完全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和科学与封建思想不能并存，提倡民主和科学，就必须无情地抨击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如《新青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正是基于如此深刻的认识，《新青年》一诞生，便始终坚持以民主和科学为纲，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思想、科学思想，猛烈批判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反民主、反科学的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尤其是大力地抨击集封建思想之大成的孔孟儒学，勇敢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斗争，《新青年》及其主办者还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力图通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将2000多年来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新风格的新文学。正是因为《新青年》及其主办人不仅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而且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斗争，这才真正触动了封建主义中国的中枢神经和根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给身处黑暗之中的国民带来了曙光，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了他们的前辈们所无法比拟的促进作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特殊贡献。
如果再做一点具体分析的话，上述特殊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通过大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猛烈地开展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所谓启蒙，指的是启封建之蒙。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了人们的蒙昧无知。要打破封建束缚，使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首先必须廓清蒙昧，启发理智。因此，在由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个启蒙运动。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兴起于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完成于18世纪末期，它为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建立文明发达的资本主义新社会扫除了思想文化上的障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中国，也在外力的逼迫下，于19世纪40年代进入了以发展资本主义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社会。在此之后，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但却进展缓慢，步履艰难。究其原因，除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外，封建社会造成的蒙昧无知也是极大的障碍。因此中国也像当年的欧洲一样，需要一个启蒙运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曾先后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均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向西方学习，引进“西学”或“新学”，做过一些启蒙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们引进的“西学”或“新学”过于肤浅，又缺乏系统，加之他们根本不敢触动封建的“中学”或“旧学”，因而影响很小，对国人所起的启蒙作用也极为有限。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启蒙运动兴起于《新青年》创刊之后。如前所说，《新青年》及其主办者从一开始便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的蒙昧无知，毫不客气地攻打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精心构筑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从而大大地启迪了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理智，使他们如同拨开云雾见太阳一般豁然开朗。中国的这场由《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发起和推动的启蒙运动，由于各种原因，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不上欧洲的启蒙运动，运动本身也存在着很多局限，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启蒙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思想获得了解放，因此，《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实际上又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思想、孔孟儒学在中国统治的时间之长，对国人思想的束缚之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相比的。不将此束缚打破，任何新思想新文化都难以引入中国，即使勉强进来了，也难以立足。在中国近代史上，正是《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首先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精神，打破了持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为解除孔孟儒学、封建礼教对国人，尤其是对青年的束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又推动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确切地说，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则比思想上的启蒙和解放更多更广。它不仅要大破，而且有大立；不仅要解放，而且有建设有创新。《新青年》及其主办人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其主要阵地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不仅在大破旧思想旧文化和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方面贡献极大，而且在大立新思想新文化，在建设和创新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硕果。例如，在文学革命方面，经过《新青年》及主办人的率先垂范和共同努力，持续了几千年的文言文终于成为历史，由白话文取而代之；旧文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文学则应运而生，特别是以鲁迅等人所创作的新小说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一问世，便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牢牢地占据了文学阵地。又如，在《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大力引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各式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种新思潮如海潮一般涌入中国。尽管当时所谓的新思潮内容庞杂，真理与谬误交织在一起，使国人难分良莠，但它毕竟打破了思想文化界延续了2000多年的“万马齐喑”的沉闷，促成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便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百家争鸣的出现，作为被引进的新思潮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随后又在《新青年》及其主办者的努力推动下，进一步崭露头角，并最终风靡全国。
总之，发生在“五四”前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仅都是由《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发起的，而且也是在《新青年》及其主办者的推动下兴盛起来的。因此，它将永远与《新青年》及其主办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第二，《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通过发起和推动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培育出了一代掌握了新思想、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特别是新的青年，为促进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青年》创刊伊始，便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该杂志的主要目的是要革国民思想的命，要改变国人的思想。《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尤其寄希望于青年，强调“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功夫不负有心人。《新青年》创刊不久，便以其远见卓识在国内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受到了大批知识青年的欢迎。他们争相阅读《新青年》，为之激动，为之赞叹。当时就有很多青年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表达自己的心情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到了曙光一样。”〔5〕还有人将《新青年》的出版比喻为“像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6〕随着《新青年》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由《新青年》发起和推动的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青年接受了《新青年》倡导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思想，一大批新人，主要是新的青年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以改造黑暗的旧中国为己任，并立即付诸行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5月，伟大的爱国运动爆发了，中国的历史由此发生了第一个伟大的转折。
诚然，导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原因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此作详细分析。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新青年》和“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对五四爱国运动的促成功不可没。众所周知，当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成为爱国运动骨干的，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在《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仅此一点便可证明，如果没有《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培育，新的青年就不可能出现，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如此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也就不可能发生。
除了五四爱国运动，后来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同样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新青年》不仅通过宣传民主和科学，开展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而且后来也在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贡献。必须指出，正是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威望极高，当他们转而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对国人特别是对青年的影响也就特别大。很多后来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受了《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而正是这批新的青年，又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最早的一批骨干。
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再加上此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来被称为“五四时期”的转折点。显而易见，《新青年》则是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最重要的催化剂，至少也是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
二
《新青年》不仅在它存在的五四时期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虽然于20世纪20年代初停刊，但它的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失，尤其是它高举过的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更未因此而退色，而是始终指引着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
在五四时期应运而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舍弃《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而且还在自己斗争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十分明确地将自己的第一步奋斗目标定为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将自己投身的革命性质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之奋斗了20多年。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但它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独立的中国和民主的中国。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没有忘记振兴科学，始终坚持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和愚昧。除中国共产党人外，中国还有许多受过《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志士仁人，也在坚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此起彼伏的各种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作为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同盟者，也给反民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以很大的打击，动摇了它们的专制统治；不少有志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总之，正是在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鼓舞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胜利。
不过，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它只是为在中国进一步实现民主、发展科学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要继续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但坚持和实现民主和科学的重点，已由“破”转向“立”，由“破坏”转向“建设”。
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为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然而，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日趋“左”倾，背离了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致使新中国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里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其间，各种反民主的思想、行为乃至制度仍大量存在。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践踏民主和法制之事比比皆是，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更将反民主的专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教训之深刻，实在是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达的。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事业的振兴、科学精神的普及有过一点起色，但总的来说步履艰难。社会上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忽视科学、轻视知识、鄙视知识分子的坏风气。“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坏风气更是恶性膨胀，甚至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口号。这段曲折历程以极其惨痛的教训告诉国人，背离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其后果是多么严重，它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反思中，国人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度被贬低的《新青年》及其主办者所高举过的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对于中国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民主和科学。正因为如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通过拨乱反正，逐步加强了民主建设，加快了科学事业的振兴。
90年来风风雨雨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新青年》及其主办者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不仅在以往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今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21世纪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国人坚持和发扬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一个真正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份杂志，《新青年》为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举世无双的。在它创刊之前，中国也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如维新时期的《时务报》、辛亥革命前后的《苏报》、《甲寅》等，但它们的影响和功绩均无法与《新青年》相比。在它之后的90年里，所出版的进步报刊就更多了，但以笔者之见，迄今为止，似乎找不到一份杂志，在功勋卓著、影响深远等方面达到和超过《新青年》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新青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愧为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三
《新青年》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是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的智慧和努力分不开的，正是他们这些历史巨人造就和支撑了《新青年》这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杂志是要人办的，只有杰出的人才，才能办成杰出的杂志。《新青年》之所以能在当年建立丰功伟绩，并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拥有一批杰出的主办者。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陈独秀。
在创办《新青年》之前，陈独秀虽然只是“皖南名士”，在全国尚无特别的影响，但在思想上，却已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把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改造旧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反思，深刻地认识到，要救中国于黑暗之中，首先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必须彻底改造国民的思想。正是从这一远见卓识出发，1915年他从日本回国后，便下决心创办一份与众不同的杂志，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新青年》创刊初期，陈独秀几乎是孤军奋战，他既是主编，又是主要的撰稿人，但他以惊人的胆识，大倡民主和科学，大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思想，猛攻孔孟儒学，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和推动了震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使《新青年》，也使他本人的声望陡增，使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青年人的“明星”、“金针”和“良师益友”。〔7〕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从上海迁到北京后不久，成了同人刊物，更多的杰出人才加盟进来，《新青年》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影响也更大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过倡导白话文和发动文学革命在全国知识界激起了更大反响。此时的陈独秀虽不再孤军奋战，但仍是《新青年》的灵魂所在，是杂志编辑部同人的核心。而在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中，虽然最早向旧文学发难的是胡适，但是旗帜鲜明地号召“文学革命”、而且表态最坚决的仍是陈独秀。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前后，《新青年》又逐渐发展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在这方面的首倡之功当归李大钊，但陈独秀的支持也功不可没。总之，陈独秀以其独有的智慧和勇气造就了《新青年》的辉煌；反过来，《新青年》的巨大成功也使陈独秀名满天下，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辉煌时期。
不过，多年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和推动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也与他做出的其他贡献一样，常常被人为地忽视或贬低。很多著作和文章，或者故意大谈陈独秀的所谓思想局限性，或者在不得不引用他的话时，故意不提陈独秀的名字，或者只将功劳归之于李大钊、鲁迅等人，把他们说成是《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领袖人物，“扬李抑陈”等等。在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的今天，是恢复历史真面目的时候了！其实，历史的真实被掩盖、被歪曲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尤其是在说假话的风气盛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这毕竟是暂时的现象，总有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就《新青年》与陈独秀的评价而言，也是这样。《新青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而陈独秀则是一位历史巨人，两者的名字将永远连在一起，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必须指出，我们反对贬低陈独秀的作用，将主要功劳归之于李大钊和鲁迅等人，反对“扬李抑陈”的做法，并不等于否定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功绩。他们在造就和支撑《新青年》这座历史丰碑的过程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也是和《新青年》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历史巨人。除了李大钊和鲁迅外，必须提及的还有胡适。
《新青年》初创之时，胡适尚在美国留学，但他已同陈独秀有书信联系，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1917年秋，胡适回国，不久便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胡适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贡献，是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次提出改革旧文学的主张，开了文学革命的先河，而他本人也因此名声大振。尽管很多人批评胡适所追求的只是改良主义，并非彻底的革命，但在当时，他的主张毕竟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因而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不仅如此，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所起的作用也很大，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新文化运动前期，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并从1918年初开始直接参加该刊编辑部的工作，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在当时，他的影响不仅无法与陈独秀相比，甚至比不上胡适。不过，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由于李大钊是《新青年》同人中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第一人，也是在《新青年》上撰文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在将《新青年》最后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方面，做出了超越其他人的突出贡献。
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不同的是鲁迅。他虽然也是《新青年》的主办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但他更多的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参与战斗的。他的突出贡献是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强、艺术水平高的新小说和新杂文，并使之成为新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代表作，从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尤其是文学革命运动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除了上述几位历史巨人外，曾经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做过贡献的还有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吴虞等人，也包括当时虽然年轻，却已在新文化运动中初步崭露头角的青年学子，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恽代英等等。
总之，历史已经证明，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巨人和一大批杰出人才的共同努力，《新青年》才得以成为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永远屹立在国人心中。
〔1〕《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3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3〕〔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3-78页，第317-318页，第317-31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5〕〔6〕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15页，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
《新青年》的创刊，适应了当时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一问世便很快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一方面对黑暗的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新的曙光，催生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
《新青年》的诞生绝非偶然。当时的中国不仅依旧黑暗无比，而且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十几年前发生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维新志士或上了断头台，或亡命国外。几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一度取得了伟大胜利，却又在胜利发展的途中夭折了。更糟糕的是，一度受到过冲击却仍然强大的封建势力，很快便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复辟逆流。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没落文人尊孔复古的叫嚣，再次将神州大地弄得乌烟瘴气。从一开始就名不副实的“民国”招牌此时也岌岌可危，难以继续挂下去了。当时的形势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1〕更令人沮丧的是，身处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很多不满现状的仁人志士，包括历史伟人孙中山在内，虽然并不气馁，却找不到继续奋斗、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青年》应运而生了。它的诞生不仅适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从它创刊之日起，它的创办人、经过多年反思和探索的陈独秀便决心让《新青年》肩负起冲破黑暗、给国人指明前进方向的历史重任。
历史早已证明，陈独秀的这一愿望基本上实现了。《新青年》一诞生，便在古老的神州大地，首先是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巨浪。而在从1915年创刊到1922年7月休刊的短短几年中，《新青年》更是为推动当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屡建奇功，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众所周知，《新青年》创刊伊始，便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民主，当时也称人权，或因其英文的读音又被称为“德先生”；科学则被称为“赛先生”。《新青年》创刊号刊载的文章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欧洲才得到解放。又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几年以后，《新青年》又在所刊载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很显然，《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在提倡民主和科学时，不仅旗帜鲜明，态度坚定，且具有毫不畏惧的非凡气概。
对于《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高举的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的进步作用，谁也不会否认。但是，多年来人们对这两大口号的巨大意义却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学术界，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新青年》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范畴，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因此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对这样的看法，笔者不敢苟同。诚然，《新青年》及其主办者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他们当时对这两大口号的理解也未能超出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其价值并不因此而降低。就民主而言，它不但完全适合当时中国的需要，而且一旦提出来，就必然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因为民主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它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不仅资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也需要，这已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包括前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再就科学而言，就更不能乱戴“阶级”之类的帽子了，何况《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客观和主观统一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中国所需要的，不但过去需要，今天仍然需要。
学术界又有人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民主也好，科学也好，并非《新青年》首倡，在此之前，维新派、革命派就倡导过。其言外之意，是要说明《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虽然也有进步的作用，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对这样的观点，笔者仍不能苟同。诚然，此说基本符合事实，向中国人介绍民主，介绍科学，并非始于《新青年》及其主办者。由此倒是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既然如此，《新青年》及其主办人作为后来者所举起的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却能产生远远超过前者的巨大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奥秘”究竟何在？弄清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有助于理解《新青年》及其主办人的特殊贡献。笔者认为，“奥秘”就在于：其一，对于民主和科学的重要价值，民主与科学这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实行民主与科学的极端重要性等等，《新青年》及其主办人的认识要比他们的前辈深刻得多。因此，他们与前辈不同，不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一般的口号提出来，而是将其作为带根本性的纲领予以强调，是将其作为救治黑暗中国的惟一良方呈现给国人的，且态度之坚定也是其前辈所无法比拟的，如前文所引述，他们曾一再宣示，即便是断头流血，也必须拥护“德赛两先生”。其二，维新派、革命派虽然也倡导过民主和科学，却不能触动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不懂得这两者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如水火之不能相容。维新派甚至企图将其调和，宣扬所谓的“托古改制”等等。而《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则完全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和科学与封建思想不能并存，提倡民主和科学，就必须无情地抨击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如《新青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正是基于如此深刻的认识，《新青年》一诞生，便始终坚持以民主和科学为纲，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思想、科学思想，猛烈批判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反民主、反科学的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尤其是大力地抨击集封建思想之大成的孔孟儒学，勇敢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斗争，《新青年》及其主办者还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力图通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将2000多年来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新风格的新文学。正是因为《新青年》及其主办人不仅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而且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斗争，这才真正触动了封建主义中国的中枢神经和根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给身处黑暗之中的国民带来了曙光，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了他们的前辈们所无法比拟的促进作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特殊贡献。
如果再做一点具体分析的话，上述特殊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通过大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猛烈地开展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所谓启蒙，指的是启封建之蒙。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了人们的蒙昧无知。要打破封建束缚，使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首先必须廓清蒙昧，启发理智。因此，在由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个启蒙运动。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兴起于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完成于18世纪末期，它为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建立文明发达的资本主义新社会扫除了思想文化上的障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中国，也在外力的逼迫下，于19世纪40年代进入了以发展资本主义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社会。在此之后，在西方列强的影响下，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但却进展缓慢，步履艰难。究其原因，除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外，封建社会造成的蒙昧无知也是极大的障碍。因此中国也像当年的欧洲一样，需要一个启蒙运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曾先后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均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向西方学习，引进“西学”或“新学”，做过一些启蒙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们引进的“西学”或“新学”过于肤浅，又缺乏系统，加之他们根本不敢触动封建的“中学”或“旧学”，因而影响很小，对国人所起的启蒙作用也极为有限。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启蒙运动兴起于《新青年》创刊之后。如前所说，《新青年》及其主办者从一开始便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的蒙昧无知，毫不客气地攻打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精心构筑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从而大大地启迪了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理智，使他们如同拨开云雾见太阳一般豁然开朗。中国的这场由《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发起和推动的启蒙运动，由于各种原因，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不上欧洲的启蒙运动，运动本身也存在着很多局限，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启蒙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思想获得了解放，因此，《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实际上又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思想、孔孟儒学在中国统治的时间之长，对国人思想的束缚之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相比的。不将此束缚打破，任何新思想新文化都难以引入中国，即使勉强进来了，也难以立足。在中国近代史上，正是《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首先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精神，打破了持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为解除孔孟儒学、封建礼教对国人，尤其是对青年的束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又推动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确切地说，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则比思想上的启蒙和解放更多更广。它不仅要大破，而且有大立；不仅要解放，而且有建设有创新。《新青年》及其主办人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其主要阵地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不仅在大破旧思想旧文化和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方面贡献极大，而且在大立新思想新文化，在建设和创新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硕果。例如，在文学革命方面，经过《新青年》及主办人的率先垂范和共同努力，持续了几千年的文言文终于成为历史，由白话文取而代之；旧文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文学则应运而生，特别是以鲁迅等人所创作的新小说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一问世，便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牢牢地占据了文学阵地。又如，在《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大力引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各式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种新思潮如海潮一般涌入中国。尽管当时所谓的新思潮内容庞杂，真理与谬误交织在一起，使国人难分良莠，但它毕竟打破了思想文化界延续了2000多年的“万马齐喑”的沉闷，促成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便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百家争鸣的出现，作为被引进的新思潮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随后又在《新青年》及其主办者的努力推动下，进一步崭露头角，并最终风靡全国。
总之，发生在“五四”前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仅都是由《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发起的，而且也是在《新青年》及其主办者的推动下兴盛起来的。因此，它将永远与《新青年》及其主办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第二，《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通过发起和推动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培育出了一代掌握了新思想、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特别是新的青年，为促进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青年》创刊伊始，便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该杂志的主要目的是要革国民思想的命，要改变国人的思想。《新青年》及其主办者尤其寄希望于青年，强调“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功夫不负有心人。《新青年》创刊不久，便以其远见卓识在国内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受到了大批知识青年的欢迎。他们争相阅读《新青年》，为之激动，为之赞叹。当时就有很多青年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表达自己的心情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到了曙光一样。”〔5〕还有人将《新青年》的出版比喻为“像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6〕随着《新青年》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由《新青年》发起和推动的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青年接受了《新青年》倡导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思想，一大批新人，主要是新的青年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以改造黑暗的旧中国为己任，并立即付诸行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5月，伟大的爱国运动爆发了，中国的历史由此发生了第一个伟大的转折。
诚然，导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原因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此作详细分析。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新青年》和“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对五四爱国运动的促成功不可没。众所周知，当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成为爱国运动骨干的，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在《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仅此一点便可证明，如果没有《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培育，新的青年就不可能出现，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如此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也就不可能发生。
除了五四爱国运动，后来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同样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新青年》不仅通过宣传民主和科学，开展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而且后来也在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贡献。必须指出，正是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及其主办者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威望极高，当他们转而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对国人特别是对青年的影响也就特别大。很多后来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受了《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而正是这批新的青年，又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最早的一批骨干。
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再加上此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来被称为“五四时期”的转折点。显而易见，《新青年》则是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最重要的催化剂，至少也是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
二
《新青年》不仅在它存在的五四时期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虽然于20世纪20年代初停刊，但它的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失，尤其是它高举过的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更未因此而退色，而是始终指引着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
在五四时期应运而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舍弃《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而且还在自己斗争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十分明确地将自己的第一步奋斗目标定为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将自己投身的革命性质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之奋斗了20多年。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但它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独立的中国和民主的中国。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没有忘记振兴科学，始终坚持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和愚昧。除中国共产党人外，中国还有许多受过《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志士仁人，也在坚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此起彼伏的各种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作为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同盟者，也给反民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以很大的打击，动摇了它们的专制统治；不少有志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总之，正是在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鼓舞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胜利。
不过，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它只是为在中国进一步实现民主、发展科学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要继续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但坚持和实现民主和科学的重点，已由“破”转向“立”，由“破坏”转向“建设”。
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为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然而，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日趋“左”倾，背离了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致使新中国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里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其间，各种反民主的思想、行为乃至制度仍大量存在。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践踏民主和法制之事比比皆是，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更将反民主的专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教训之深刻，实在是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达的。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事业的振兴、科学精神的普及有过一点起色，但总的来说步履艰难。社会上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忽视科学、轻视知识、鄙视知识分子的坏风气。“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坏风气更是恶性膨胀，甚至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口号。这段曲折历程以极其惨痛的教训告诉国人，背离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其后果是多么严重，它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反思中，国人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度被贬低的《新青年》及其主办者所高举过的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对于中国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民主和科学。正因为如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通过拨乱反正，逐步加强了民主建设，加快了科学事业的振兴。
90年来风风雨雨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新青年》及其主办者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不仅在以往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今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21世纪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国人坚持和发扬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一个真正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份杂志，《新青年》为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举世无双的。在它创刊之前，中国也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如维新时期的《时务报》、辛亥革命前后的《苏报》、《甲寅》等，但它们的影响和功绩均无法与《新青年》相比。在它之后的90年里，所出版的进步报刊就更多了，但以笔者之见，迄今为止，似乎找不到一份杂志，在功勋卓著、影响深远等方面达到和超过《新青年》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新青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愧为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三
《新青年》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是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的智慧和努力分不开的，正是他们这些历史巨人造就和支撑了《新青年》这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杂志是要人办的，只有杰出的人才，才能办成杰出的杂志。《新青年》之所以能在当年建立丰功伟绩，并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拥有一批杰出的主办者。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陈独秀。
在创办《新青年》之前，陈独秀虽然只是“皖南名士”，在全国尚无特别的影响，但在思想上，却已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把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改造旧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反思，深刻地认识到，要救中国于黑暗之中，首先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必须彻底改造国民的思想。正是从这一远见卓识出发，1915年他从日本回国后，便下决心创办一份与众不同的杂志，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新青年》创刊初期，陈独秀几乎是孤军奋战，他既是主编，又是主要的撰稿人，但他以惊人的胆识，大倡民主和科学，大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思想，猛攻孔孟儒学，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和推动了震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使《新青年》，也使他本人的声望陡增，使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青年人的“明星”、“金针”和“良师益友”。〔7〕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从上海迁到北京后不久，成了同人刊物，更多的杰出人才加盟进来，《新青年》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影响也更大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过倡导白话文和发动文学革命在全国知识界激起了更大反响。此时的陈独秀虽不再孤军奋战，但仍是《新青年》的灵魂所在，是杂志编辑部同人的核心。而在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中，虽然最早向旧文学发难的是胡适，但是旗帜鲜明地号召“文学革命”、而且表态最坚决的仍是陈独秀。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前后，《新青年》又逐渐发展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在这方面的首倡之功当归李大钊，但陈独秀的支持也功不可没。总之，陈独秀以其独有的智慧和勇气造就了《新青年》的辉煌；反过来，《新青年》的巨大成功也使陈独秀名满天下，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辉煌时期。
不过，多年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和推动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也与他做出的其他贡献一样，常常被人为地忽视或贬低。很多著作和文章，或者故意大谈陈独秀的所谓思想局限性，或者在不得不引用他的话时，故意不提陈独秀的名字，或者只将功劳归之于李大钊、鲁迅等人，把他们说成是《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领袖人物，“扬李抑陈”等等。在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的今天，是恢复历史真面目的时候了！其实，历史的真实被掩盖、被歪曲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尤其是在说假话的风气盛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这毕竟是暂时的现象，总有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就《新青年》与陈独秀的评价而言，也是这样。《新青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而陈独秀则是一位历史巨人，两者的名字将永远连在一起，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必须指出，我们反对贬低陈独秀的作用，将主要功劳归之于李大钊和鲁迅等人，反对“扬李抑陈”的做法，并不等于否定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功绩。他们在造就和支撑《新青年》这座历史丰碑的过程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也是和《新青年》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历史巨人。除了李大钊和鲁迅外，必须提及的还有胡适。
《新青年》初创之时，胡适尚在美国留学，但他已同陈独秀有书信联系，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1917年秋，胡适回国，不久便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胡适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贡献，是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次提出改革旧文学的主张，开了文学革命的先河，而他本人也因此名声大振。尽管很多人批评胡适所追求的只是改良主义，并非彻底的革命，但在当时，他的主张毕竟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因而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不仅如此，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所起的作用也很大，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新文化运动前期，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并从1918年初开始直接参加该刊编辑部的工作，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在当时，他的影响不仅无法与陈独秀相比，甚至比不上胡适。不过，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由于李大钊是《新青年》同人中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第一人，也是在《新青年》上撰文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在将《新青年》最后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方面，做出了超越其他人的突出贡献。
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不同的是鲁迅。他虽然也是《新青年》的主办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但他更多的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参与战斗的。他的突出贡献是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强、艺术水平高的新小说和新杂文，并使之成为新文学作品中最优秀的代表作，从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尤其是文学革命运动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除了上述几位历史巨人外，曾经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做过贡献的还有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吴虞等人，也包括当时虽然年轻，却已在新文化运动中初步崭露头角的青年学子，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恽代英等等。
总之，历史已经证明，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巨人和一大批杰出人才的共同努力，《新青年》才得以成为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永远屹立在国人心中。
〔1〕《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3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3〕〔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3-78页，第317-318页，第317-31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5〕〔6〕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15页，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