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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最没有成绩的人，因为我40年坚持只做一块玻璃”，采访刚开始，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对记者称。
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承包濒临破产的乡镇企业，到如今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曹德旺坚守制造业四十年，输出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全球品牌。正如曹德旺的自传《心若菩提》封底所写，他入戏，40年只做一片汽车玻璃，他又入角，当了40年的企业家，古稀之年也不放下。
曹德旺吐字较慢，一个部分说完总有停顿，让人感觉有过思考，但诚挚贯穿于每一句话。像所有媒体描述的一样，他直人快语，赤子心肠，头上都没几根白头发。他没少被人劝谨慎发言，在海外设厂被舆论炒成跑路风波时，他也是正面回应，甚至对一位紧张的下属称“我又没做错什么，你有什么好怕的？”这个黑暗时刻，被他轻描淡写带过。
这不是他第一次战斗。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与此同时，中国玻璃企业在国际上遭遇反倾销调查。面对非正当竞争手段，曹德旺拿起法律武器，积极追求商业公平，更为中国民族企业在国际上争取了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
福耀先后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建设产销基地，并在美国5个州设立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型跨国工业集团。目前福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占全球25%的市场份额，旗下子公司48家，雇员超过2.6万人，产品被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全球知名汽车品牌选用。
“现在虽然成为全球最大，但还不算全球最强”，曹德旺说，他诚挚的表情和低沉的语气告诉我这不是谦虚的寒暄之词，他深刻地思考着技术，他尊重两三百年企业的积淀，认为福耀玻璃也赶上了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但仍继续努力。言语中不卑不亢。
曹德旺是勇于吃螃蟹的人。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南方开始大量出现汽车，但是汽车玻璃中国无法制造，价格昂贵且一片难求。一次武夷山之行，曹德旺敏锐发现汽车玻璃这一细分市场，他认为这片透明的汽车玻璃也代表了国家的竞争力。他立下志愿“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在高山开始试水生产。1987年，曹德旺联合十几个股东筹资627万元人民币，在福清成立汽车玻璃生产公司。进入九十年代，福耀登上中国资本市场“股份制改革”的大船，于1991年完成股改，199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中国最早上市的工业企业之一。
他经常在媒体上直言不讳，他谈论中国制造业困境，提出人工成本高、运输成本高、综合税务高等问题。他曾参与福建民营企业家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建言加快企业改革发展。
脚踏实地是这位从事制造行业的企业家身上的另一重性格特征。
他认为企业家应该坚持四个自信。第一是文化自信，意思是要遵循古代的哲学，履行商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第二是行为自信，相信会越变越好，行为也要乐观;第三是是能力自信，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周边的事情来判断中长短期的结果，要高度警惕，要兢兢业业;第四是政治自信，必须相信政府，和政府步调一致，要学会敬天爱人，不犯天条，不犯众怒。
曹德旺面对青年创业者关于如何创业的问题，他态度诚恳又略带严厉地告诫青年，不要好高骛远。这或许来自于父亲的影响。他回忆，年轻的时候曾问父亲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父亲让曹德旺用“心”这个字进行组词，并告诉他，所有这些词都做到，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认为自己很“笨”，有一次中午12点左右时，他在工厂看到一个员工拿一块玻璃出厂，那个员工怕被误解玻璃是偷的，主动向他展示了发票，而曹德旺关注的是这块玻璃没有包装，没有包装不能拿出厂。员工嫌包装费贵，曹德旺说可以不收你的钱但要符合出厂标准，做生意唯一目的不是挣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就是曹德旺的商道，尽责排位在赚钱前。他对记者称，“我要坚持我的主业，笨就笨到底。”
曹德旺只有小学的教育经历，这跟他作为企业家的敏锐判断力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当被问到，您质疑过自己的判断吗？这位一向习惯于先思考再开口的企业家用罕见的语速给出了答案——从来没有。他不吝于将自己比作常胜将军，最有力的证明来自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两次动荡都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前察觉，迅速行动，最终成功躲过。
曹德旺的话语体系里，归属于佛学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两大知识谱系的词汇高频出现，彰显着他的信仰和文化根基。曾有记者拍过曹德旺的书房，发现摆满了佛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他豪华别墅的门厅中，摆放了一本一米见方的硕大《金刚经》。
曹德旺有着豁达的财富观。在他的家门口，有一个象征“聚财”的貔貅雕塑，但是和传统的貔貅不一样，它的屁股上有一个洞，这是曹德旺在定制时专门请人做的改动，寓意有进有出。
自1987年至今，福耀已累计缴纳税金超过130亿元人民币;A股上市以来净资产收益率达22.47%，累计分红超过140亿元人民币。但自1983年至今，个人累计捐赠超过110亿元人民币，捐助范围涉及救灾、扶贫、教育、文化等各方面。2011年，曹德旺捐出名下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发起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开创了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的先河。
（摘自《经济观察报》）
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承包濒临破产的乡镇企业，到如今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曹德旺坚守制造业四十年，输出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全球品牌。正如曹德旺的自传《心若菩提》封底所写，他入戏，40年只做一片汽车玻璃，他又入角，当了40年的企业家，古稀之年也不放下。
曹德旺吐字较慢，一个部分说完总有停顿，让人感觉有过思考，但诚挚贯穿于每一句话。像所有媒体描述的一样，他直人快语，赤子心肠，头上都没几根白头发。他没少被人劝谨慎发言，在海外设厂被舆论炒成跑路风波时，他也是正面回应，甚至对一位紧张的下属称“我又没做错什么，你有什么好怕的？”这个黑暗时刻，被他轻描淡写带过。
这不是他第一次战斗。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与此同时，中国玻璃企业在国际上遭遇反倾销调查。面对非正当竞争手段，曹德旺拿起法律武器，积极追求商业公平，更为中国民族企业在国际上争取了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
福耀先后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建设产销基地，并在美国5个州设立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型跨国工业集团。目前福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占全球25%的市场份额，旗下子公司48家，雇员超过2.6万人，产品被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全球知名汽车品牌选用。
“现在虽然成为全球最大，但还不算全球最强”，曹德旺说，他诚挚的表情和低沉的语气告诉我这不是谦虚的寒暄之词，他深刻地思考着技术，他尊重两三百年企业的积淀，认为福耀玻璃也赶上了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但仍继续努力。言语中不卑不亢。
曹德旺是勇于吃螃蟹的人。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南方开始大量出现汽车，但是汽车玻璃中国无法制造，价格昂贵且一片难求。一次武夷山之行，曹德旺敏锐发现汽车玻璃这一细分市场，他认为这片透明的汽车玻璃也代表了国家的竞争力。他立下志愿“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在高山开始试水生产。1987年，曹德旺联合十几个股东筹资627万元人民币，在福清成立汽车玻璃生产公司。进入九十年代，福耀登上中国资本市场“股份制改革”的大船，于1991年完成股改，199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中国最早上市的工业企业之一。
他经常在媒体上直言不讳，他谈论中国制造业困境，提出人工成本高、运输成本高、综合税务高等问题。他曾参与福建民营企业家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建言加快企业改革发展。
脚踏实地是这位从事制造行业的企业家身上的另一重性格特征。
他认为企业家应该坚持四个自信。第一是文化自信，意思是要遵循古代的哲学，履行商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第二是行为自信，相信会越变越好，行为也要乐观;第三是是能力自信，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周边的事情来判断中长短期的结果，要高度警惕，要兢兢业业;第四是政治自信，必须相信政府，和政府步调一致，要学会敬天爱人，不犯天条，不犯众怒。
曹德旺面对青年创业者关于如何创业的问题，他态度诚恳又略带严厉地告诫青年，不要好高骛远。这或许来自于父亲的影响。他回忆，年轻的时候曾问父亲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父亲让曹德旺用“心”这个字进行组词，并告诉他，所有这些词都做到，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认为自己很“笨”，有一次中午12点左右时，他在工厂看到一个员工拿一块玻璃出厂，那个员工怕被误解玻璃是偷的，主动向他展示了发票，而曹德旺关注的是这块玻璃没有包装，没有包装不能拿出厂。员工嫌包装费贵，曹德旺说可以不收你的钱但要符合出厂标准，做生意唯一目的不是挣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就是曹德旺的商道，尽责排位在赚钱前。他对记者称，“我要坚持我的主业，笨就笨到底。”
曹德旺只有小学的教育经历，这跟他作为企业家的敏锐判断力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当被问到，您质疑过自己的判断吗？这位一向习惯于先思考再开口的企业家用罕见的语速给出了答案——从来没有。他不吝于将自己比作常胜将军，最有力的证明来自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两次动荡都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前察觉，迅速行动，最终成功躲过。
曹德旺的话语体系里，归属于佛学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两大知识谱系的词汇高频出现，彰显着他的信仰和文化根基。曾有记者拍过曹德旺的书房，发现摆满了佛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他豪华别墅的门厅中，摆放了一本一米见方的硕大《金刚经》。
曹德旺有着豁达的财富观。在他的家门口，有一个象征“聚财”的貔貅雕塑，但是和传统的貔貅不一样，它的屁股上有一个洞，这是曹德旺在定制时专门请人做的改动，寓意有进有出。
自1987年至今，福耀已累计缴纳税金超过130亿元人民币;A股上市以来净资产收益率达22.47%，累计分红超过140亿元人民币。但自1983年至今，个人累计捐赠超过110亿元人民币，捐助范围涉及救灾、扶贫、教育、文化等各方面。2011年，曹德旺捐出名下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发起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开创了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的先河。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