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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实地调研得出武汉市新洲区77个失地农户消费细项数据，以恩格尔系数为消费结构的主要衡量指标，建立失地农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持久收入假说的普适性，发现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呈“倒U形”关系。计量结果暗含了失地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困难，也预示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即农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关键。
关键词：失地农民 恩格尔系数 持久收入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7（a）-150-03
近20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用地面积需求不断增高，土地被征用趋势逐渐蔓延。随之，产生出一类介于市民与农民之间的新型群体——失地农民。根据社科院（201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已超4000万，并且以每年300万人的速度递增。
规模庞大的失地农民面临来自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崔红志（2003）认为，失地农民因为人力资本不高等原因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林乐芬（2009）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是影响深远的群体风险问题，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较差，生活水平较之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消费结构是描述人们消费变动趋势的有力工具。此类研究最先始于国外，Luch（1973）提出ELES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Deanton和Muellbauer（1980）提出AIDS模型，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之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林毅夫（2003）、万广华等（2003）、谭涛等（2014）、卢方元（2009）等分别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然而，对于介于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失地农民，仍缺乏数据支撑及相关研究。因此，在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探究失地农民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1 样本分布及數据初步分析
1.1 基本信息
我们深入武汉市新洲区多个失地农民聚居地区进行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77份。被调查人平均年龄57.21，在30～65岁的人数占84.41%，较符合调查需要。从失地年份、补偿金额、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及年总支出五个方面，对被调查人基本信息进行汇总，同时对每户收入来源进行分析，详见表1和图1。
1.2 消费结构总体分布
通过对所有被调查者家庭各项消费支出计算算术平均数，得到大致的消费结构总体分布，详见表2。
经过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不难发现，失去土地对农民的消费行为确实产生一定影响。衣着方面，失地补偿款使生活在短时间内有了一定改善，同时农户心理发生变化，开始模仿甚至攀比城镇居民，追求服饰品牌等；食品方面，失地前属于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失地后基本饮食需求市场化，副食消费上涨明显；住房方面，受到当前房价普遍偏高的影响，大部分选择较便宜的还建房居住，但购买商品房消费需求强烈；与此同时，仍保留农村地区的乡土特征——人情消费，考虑到其内在跨期储蓄能力，即拥有未来可回收性，此项消费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2 模型研究
失地农民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产物，在他们身上，不仅有土地赋予的“土气”，也有融入城市的“洋气”，这种改变在消费方式上体现尤为明显。我们将通过计量模型来解释影响他们做出判断的原因，以及样本时间内消费结构随失地时间的演变趋势。
2.1 待检验假设
根据弗里德曼（1956）的持久收入理论，“消费支出由相当长时期内的收入决定，不仅取决于消费者当前的收入，更取决于持久的或者平均的收入。”对调查样本而言，征地补偿款是一次性行为，不具有持久性。在缺乏合适的理财产品的情况下，失地农民会因失去土地的“不安全感”而选择储蓄，不会改变当前消费结构；但是不排除有固定收入的群体（如村干部、退休教师），具有可预期的收入，故失地补偿款可能会提高财富水平，改善当期消费。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没有固定收入的失地农民消费结构不会因失地补偿款而得到优化；有固定收入的失地农民消费结构会因补偿款而得到优化，表现为“是否有固定工资”与恩格尔系数负相关。
不同阶段，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有所差异。失地初期，农民还未适应完全商品化的新生活，从原先的自给自足到必须购买商品，因此，食品支出增长明显且增速高于其他类型支出。随着失地年份的增加，失地农民会自发调整自己的消费结构，在食品需求被满足的前提下，会增加其他类型的支出（如衣、行、教育、医疗、教育），提高生活水平。
H2：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与失地时间呈非线性关系；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呈“倒U型”关系。
2.2 模型构建
问卷数据为横截面数据，记录2016年失地农民的家庭特征及消费情况。我们选用恩格尔系数作为消费结构的指标，作为因变量引入模型。
针对假设1，根据二值变量“是否有固定收入”将调查群体分为两组。考虑到样本数过少，分组回归结果有偏，我们引入“是否有固定收入”与“失地补贴”交互项，通过交互项系数符号判断二值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方向。实证模型如下：
式中，EGR表示恩格尔系数，landsub表示失地农民获得的失地补偿金额，wage为二值变量（家庭有固定收入取值为1）。
针对假设2，我们引入失地时间和失地时间的平方项来描述恩格尔系数随时间的趋势变化。实证模型如下：
式中，t表示失地年数，wage为二值变量，family为家庭人口数，landsub表示失地农民获得的失地补偿金额，housesub表示失地农民获得的住房补偿金额。
2.3 实证结果
2.3.1 持久收入假说验证
经检验，参与构造交互项的主要项（解释变量wage、landsub）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可以引入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有固定收入的失地农民更可能使用失地补贴来改善生活，优化消费结构。
然而，拥有固定收入的家庭可能因本身具有更高收入，所以有更高的消费水平，与是否得到失地补贴无关。我们通过控制家庭的特征变量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引入“家庭人口数”作为代理变量，缓解家庭异质性。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交互项系数变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有固定收入的家庭会将失地补贴纳入当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持久收入假说；无固定收入的家庭会将补偿款储存起来（经访谈得知），因此失地补偿款不影响该群体当期消费。值得注意的是，加入家庭人口数后，模型的拟合优度由0.111提高到0.147，可见家庭人口数对失地农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有解释作用。
2.3.2 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相关性验证
经检验，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引入失地时间的平方项，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得，失地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呈显著非线性关系。失地初期，恩格尔系数上升，随着失地年数的增加，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存在“倒U”型关系。拟合曲线如图2所示。
根据二次拟合曲线方程，恩格尔系数随失地时间变化的转折点出现在5.87年，即失地约6年后，失地农民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会下降，消费结构逐渐优化。
此外，經过稳健性分析我们得到，衣着支出与失地补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失地农民衣着支出显著增加；住房支出与失地补贴、房屋补贴等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补偿款并没有完全弥补购买新住房的损失；教育支出与家庭人口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与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建立基于时间序列的失地农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模型，对武汉市新洲区失地农民消费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近年来农民失地后恩格尔系数水平较高，食品支出仍占总支出的较大部分，失地农民仍处于市民化的过渡时期。虽然政府的征收土地政策起到了一定良好的效果，缓解了失地农民的部分生活压力，但由于缺少再就业机会，在短时期内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善。
第二，失地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在达到阈值后，随着失地时间的延长而不断下降。说明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伴随时间流逝，生活水平将得到改善，家庭在食品上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由此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在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消费结构也有着向城市居民消费结构靠拢的趋势。失地时间越长，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上升、生活水平改善，另一方面农民受到城市消费结构的影响也就越深，从而导致农民的消费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食品支出下降。
第三，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收入水平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水平，也限制了其消费结构的转变和升级。当然，收入的上升对优化失地农民消费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消费需求受收入变动的影响较为敏感。加上失地农民的消费观念较为保守，其消费结构的演化也较为缓慢。
第四，失地农民消费还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失地时间延长，消费结构还有优化的空间。要进一步优化失地农民未来的消费结构，可以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服务，鼓励失地农民家庭在文教娱乐、网络通讯等服务行业的消费。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转变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扩大失地农民的消费需求，促进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提升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适时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征地等政策的不完善之处予以修正。失地农民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农地制度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才能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2）推进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等相关政策落地。稳定的就业是失地农民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的前提，扩大失地农民的就业是促进其收入增长、消费增加的重要举措。
（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优化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多层次收入分配策略，通过增加失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其消费能力。
（4）加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制度，提高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形成失地农民良好的消费预期，从而扩大失地农民的消费与促进其消费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5）提升城市边缘地带与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水平，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增加金融服务项目，促进此类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以此向失地农民提供消费支持，引导失地农民向更高的消费结构转变。
（6）加快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可以分区域布局、分群体实施、分阶段推行适合本地区的户籍改革方案。若能让失地农民因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土地而在户籍制度上获得市民这一身份，无疑能完成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转化，提升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
[2] 崔红志.三无农民的出路何在[J].前线，2004（4）.
[3] 林乐芬.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9（3）.
[4] Luch，C.：The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73，4（1）.
[5] Deanton，A.；Muellbauer，J.：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3）.
[6] 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3（3）.
[7] 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3（5）.
[8] 谭涛，张燕媛，唐若迪，侯雅莉.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基于QUAIDS模型的两阶段一致估计[J]中国农村经济， 2014（9）.
[9] 卢方元，鲁敏.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28（1）.
[10] Lester V Chandler.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Edited by Milton Friedman[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关键词：失地农民 恩格尔系数 持久收入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7（a）-150-03
近20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用地面积需求不断增高，土地被征用趋势逐渐蔓延。随之，产生出一类介于市民与农民之间的新型群体——失地农民。根据社科院（201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已超4000万，并且以每年300万人的速度递增。
规模庞大的失地农民面临来自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崔红志（2003）认为，失地农民因为人力资本不高等原因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林乐芬（2009）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是影响深远的群体风险问题，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较差，生活水平较之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消费结构是描述人们消费变动趋势的有力工具。此类研究最先始于国外，Luch（1973）提出ELES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Deanton和Muellbauer（1980）提出AIDS模型，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之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林毅夫（2003）、万广华等（2003）、谭涛等（2014）、卢方元（2009）等分别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然而，对于介于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失地农民，仍缺乏数据支撑及相关研究。因此，在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探究失地农民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1 样本分布及數据初步分析
1.1 基本信息
我们深入武汉市新洲区多个失地农民聚居地区进行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77份。被调查人平均年龄57.21，在30～65岁的人数占84.41%，较符合调查需要。从失地年份、补偿金额、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及年总支出五个方面，对被调查人基本信息进行汇总，同时对每户收入来源进行分析，详见表1和图1。
1.2 消费结构总体分布
通过对所有被调查者家庭各项消费支出计算算术平均数，得到大致的消费结构总体分布，详见表2。
经过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不难发现，失去土地对农民的消费行为确实产生一定影响。衣着方面，失地补偿款使生活在短时间内有了一定改善，同时农户心理发生变化，开始模仿甚至攀比城镇居民，追求服饰品牌等；食品方面，失地前属于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失地后基本饮食需求市场化，副食消费上涨明显；住房方面，受到当前房价普遍偏高的影响，大部分选择较便宜的还建房居住，但购买商品房消费需求强烈；与此同时，仍保留农村地区的乡土特征——人情消费，考虑到其内在跨期储蓄能力，即拥有未来可回收性，此项消费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2 模型研究
失地农民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产物，在他们身上，不仅有土地赋予的“土气”，也有融入城市的“洋气”，这种改变在消费方式上体现尤为明显。我们将通过计量模型来解释影响他们做出判断的原因，以及样本时间内消费结构随失地时间的演变趋势。
2.1 待检验假设
根据弗里德曼（1956）的持久收入理论，“消费支出由相当长时期内的收入决定，不仅取决于消费者当前的收入，更取决于持久的或者平均的收入。”对调查样本而言，征地补偿款是一次性行为，不具有持久性。在缺乏合适的理财产品的情况下，失地农民会因失去土地的“不安全感”而选择储蓄，不会改变当前消费结构；但是不排除有固定收入的群体（如村干部、退休教师），具有可预期的收入，故失地补偿款可能会提高财富水平，改善当期消费。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没有固定收入的失地农民消费结构不会因失地补偿款而得到优化；有固定收入的失地农民消费结构会因补偿款而得到优化，表现为“是否有固定工资”与恩格尔系数负相关。
不同阶段，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有所差异。失地初期，农民还未适应完全商品化的新生活，从原先的自给自足到必须购买商品，因此，食品支出增长明显且增速高于其他类型支出。随着失地年份的增加，失地农民会自发调整自己的消费结构，在食品需求被满足的前提下，会增加其他类型的支出（如衣、行、教育、医疗、教育），提高生活水平。
H2：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与失地时间呈非线性关系；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呈“倒U型”关系。
2.2 模型构建
问卷数据为横截面数据，记录2016年失地农民的家庭特征及消费情况。我们选用恩格尔系数作为消费结构的指标，作为因变量引入模型。
针对假设1，根据二值变量“是否有固定收入”将调查群体分为两组。考虑到样本数过少，分组回归结果有偏，我们引入“是否有固定收入”与“失地补贴”交互项，通过交互项系数符号判断二值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方向。实证模型如下：
式中，EGR表示恩格尔系数，landsub表示失地农民获得的失地补偿金额，wage为二值变量（家庭有固定收入取值为1）。
针对假设2，我们引入失地时间和失地时间的平方项来描述恩格尔系数随时间的趋势变化。实证模型如下：
式中，t表示失地年数，wage为二值变量，family为家庭人口数，landsub表示失地农民获得的失地补偿金额，housesub表示失地农民获得的住房补偿金额。
2.3 实证结果
2.3.1 持久收入假说验证
经检验，参与构造交互项的主要项（解释变量wage、landsub）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可以引入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有固定收入的失地农民更可能使用失地补贴来改善生活，优化消费结构。
然而，拥有固定收入的家庭可能因本身具有更高收入，所以有更高的消费水平，与是否得到失地补贴无关。我们通过控制家庭的特征变量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引入“家庭人口数”作为代理变量，缓解家庭异质性。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交互项系数变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有固定收入的家庭会将失地补贴纳入当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持久收入假说；无固定收入的家庭会将补偿款储存起来（经访谈得知），因此失地补偿款不影响该群体当期消费。值得注意的是，加入家庭人口数后，模型的拟合优度由0.111提高到0.147，可见家庭人口数对失地农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有解释作用。
2.3.2 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相关性验证
经检验，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引入失地时间的平方项，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得，失地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呈显著非线性关系。失地初期，恩格尔系数上升，随着失地年数的增加，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恩格尔系数与失地时间存在“倒U”型关系。拟合曲线如图2所示。
根据二次拟合曲线方程，恩格尔系数随失地时间变化的转折点出现在5.87年，即失地约6年后，失地农民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会下降，消费结构逐渐优化。
此外，經过稳健性分析我们得到，衣着支出与失地补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失地农民衣着支出显著增加；住房支出与失地补贴、房屋补贴等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补偿款并没有完全弥补购买新住房的损失；教育支出与家庭人口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与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建立基于时间序列的失地农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模型，对武汉市新洲区失地农民消费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近年来农民失地后恩格尔系数水平较高，食品支出仍占总支出的较大部分，失地农民仍处于市民化的过渡时期。虽然政府的征收土地政策起到了一定良好的效果，缓解了失地农民的部分生活压力，但由于缺少再就业机会，在短时期内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善。
第二，失地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在达到阈值后，随着失地时间的延长而不断下降。说明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伴随时间流逝，生活水平将得到改善，家庭在食品上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由此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在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消费结构也有着向城市居民消费结构靠拢的趋势。失地时间越长，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上升、生活水平改善，另一方面农民受到城市消费结构的影响也就越深，从而导致农民的消费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食品支出下降。
第三，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收入水平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水平，也限制了其消费结构的转变和升级。当然，收入的上升对优化失地农民消费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消费需求受收入变动的影响较为敏感。加上失地农民的消费观念较为保守，其消费结构的演化也较为缓慢。
第四，失地农民消费还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失地时间延长，消费结构还有优化的空间。要进一步优化失地农民未来的消费结构，可以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服务，鼓励失地农民家庭在文教娱乐、网络通讯等服务行业的消费。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转变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扩大失地农民的消费需求，促进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提升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适时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征地等政策的不完善之处予以修正。失地农民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农地制度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才能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2）推进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等相关政策落地。稳定的就业是失地农民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的前提，扩大失地农民的就业是促进其收入增长、消费增加的重要举措。
（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优化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多层次收入分配策略，通过增加失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其消费能力。
（4）加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制度，提高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形成失地农民良好的消费预期，从而扩大失地农民的消费与促进其消费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5）提升城市边缘地带与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水平，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增加金融服务项目，促进此类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以此向失地农民提供消费支持，引导失地农民向更高的消费结构转变。
（6）加快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可以分区域布局、分群体实施、分阶段推行适合本地区的户籍改革方案。若能让失地农民因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土地而在户籍制度上获得市民这一身份，无疑能完成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转化，提升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
[2] 崔红志.三无农民的出路何在[J].前线，2004（4）.
[3] 林乐芬.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9（3）.
[4] Luch，C.：The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73，4（1）.
[5] Deanton，A.；Muellbauer，J.：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3）.
[6] 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3（3）.
[7] 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3（5）.
[8] 谭涛，张燕媛，唐若迪，侯雅莉.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基于QUAIDS模型的两阶段一致估计[J]中国农村经济， 2014（9）.
[9] 卢方元，鲁敏.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28（1）.
[10] Lester V Chandler.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Edited by Milton Friedman[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