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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教育学使命与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学前教育学学者的使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这种学科性质决定了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应当是理论研究。从这一立场出发，本文对“政治型学者”和“技术型学者”的价值观和使命观提出了质疑，并期待“理论型学者”能够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学主要承担着三重使命，但是，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即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
[关键词]学前教育学；使命；学科性质；学者使命；科学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7/08－0017－04
学前教育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问题，无需作任何探讨。但是，假如学前教育学确实存在着某种使命的话，那么这种存在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使命之所以能存在，有现实性，并非由于它们自身，而是由于它们之外的某种存在，而这之外的存在使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学前教育学学者的身份认同与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反思这种逻辑关系，我们不得不一一追问学前教育学是什么，学前教育学对学者个人、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并对其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一、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对学科本质属性及功能分类的界定。因此，有关学科性质的讨论需要建立在对学科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教育科学在功能分类上，通常划分为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两类。基础理论学科的目的在于描述、解释事物的现象和过程，探索和揭示事物运动本质的、普遍的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应用学科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基础理论学科的原理，解决具体领域或特殊情境中的各种问题，并形成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方案、建议、策略等。与基础理论学科相比，它侧重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那么学前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呢?笔者认为是前者。因为“学前教育是指从出生到六岁前儿童的教育。学前教育学是专门研究学前教育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构任务。但是学前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同时由于师资培训对学前教育学的特殊要求，使得学前教育学成为关注“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即成了一门师资培训类课程，而未能发展成为关注“学前教育是什么”的学术性学科，即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的学前教育学。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学前教育学者的立场上。在中国，如果学科与大学联系起来，它实际上具有“知识体系”和“学术组织”两方面的重要含义，而承担学科教学和科研的人则称学者。
二、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
目前的学前教育学研究主要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和制度研究、幼儿园的实践研究三个部分。根据这三种研究分类，我们可以分出“理论型”“政治型”和“技术型”三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学学者。从这三类研究学者出发，我们又可以发展出三种价值观和使命观：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具有理论突破性、知识创新性和国际前沿性特点；政策和制度研究更加注重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注重其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作用；实践研究注重的则是“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既然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学前教育学的学术研究理应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理论型学者”应该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政策和制度研究以及幼儿园的实践研究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让其承担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其科学性和实际有效性值得怀疑。
(一)对“政治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质疑
在我国，“政治型学者”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学前教育必要性的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首次在《大同书》中提出在我国实施学前社会教育的思想。其后，清末洋务派首领，也是洋务教育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张之洞拟定了我国第一个幼儿教育法规《奏定蒙养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次确定了三至七岁幼儿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由于学前教育在政治方面的价值最早被发现，思想的惯性就使它成为学前教育学研究的主流。
“政治型学者”感兴趣的是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他们记录和提供有关教育现象的调查、统计数据，其动机或许并不是从儿童的发展来考虑的，而是给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或依据。至今还有部分研究者信心十足地认为，无论学前教育学可以派上多少用场，离开政治这条主线就一钱不值。公正地说，围绕政府行为展开的学前教育研究，理所当然应该在学前教育学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它肯定不是学前教育学的主流历史使命。
(二)对“技术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质疑
18世纪末19世纪初，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师范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师范教育是对中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的培养教育。在此过程中，学前教育学成了一门必需的课程。可以说，学前教育学创建之初，以幼儿的可塑性作为基本概念，目的是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系统说明，并帮助他们掌握传授知识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背景，最初的学前教育学关注的重点在课堂教学，它成了幼儿园教师培养方案中的一门课程。可以说，学前教育学之所以成为学科，最大的动力来自实践的迫切需求，即师资培养的需要。正因为学前教育学最初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导与规范幼儿园教育的实践，于是，学前教育学的实践价值便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技术型学者”也自然成了学前教育学核心使命的承担者。
“技术型学者”感兴趣的是学前教育学的使用价值，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关注的是幼儿园“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这种以指导幼儿园实践为中心的学前教育学学术观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忽视了一个重要而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技术型学者”作用有多么重要，也只能帮助部分幼儿园、部分教师，其经验或理论并非普遍规律，在缺乏周密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盲目追求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是不科学的。
(三)对“理论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期待
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它应当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与技术统计资料指南》中界定的基础研究标准：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现新的领域的任何创造性的系统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的。“政治型学者”和“技术型学者”由于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先人之见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学前教育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理论型学者”则不同，他们关注的既不是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也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 是它的“观念价值”，他们试图从儿童的发展过程和学前教育的发展模式中探讨学前教育的终极意义。“理论型学者”应该而且可以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建构和丰富学前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教育学的基础不在教育学科之内，而在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哲学等。事实上，自赫尔巴特起，教育学一直就是基于这种信念建构起来的。所以，教育学自身有着仿佛无法超越的自卑情结和自甘二流的学术立场。这种情结和立场也深深影响了作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学前教育学，使得学前教育学甚至在教育科学内部都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和自甘三流的学术立场。虽然到19世纪中期以后，学前教育理论已经从笼统的认识中建立起独立的范畴与体系，并从普通教育理论中分化出来，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直到今天，学前教育学仍然没能完全摆脱对其他学科包括普通教育学的依附，动辄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搬到学前教育学领域，并没有考虑到学前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学前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理论问题的探讨是不能由其他学科移植和越俎代庖的。学前教育学有必要从诸如大教育、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引入某些研究技术，但那不能构成学前教育学的基础。学前教育学要想和其他学科平等对话，其首要的使命就是建构和丰富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发现学前教育的普遍规律。教育规律并不像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那样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它会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典型的教育条件可以有规律地一再发生。所以，教育规律是存在的。而科学的教育理论就来源于教育规律。但由于教育规律相对自然规律，使用范围狭小，所以教育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弹性，还具有可错性的一面。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是自然的。“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现象或教育事实的抽象概括。理论在本质上超越于具体的事实和经验，尽管它在形式上是一种陈述体系，但它在内容上是以浓缩的形式来阐述教育事实和经验的，不是对教育事实和现象的直接的复制，而是间接的抽象反映。”“它(教育理论)不能直接用于教育实践，而只能翻译、改造和引入到教育实践理论中去，形成教育者判断的基础，用来共同做与情况有关的各种决定。”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发现学前教育普遍规律的同时，挖掘学前教育特殊事件的文化意义。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H·李凯尔特围绕科学的分类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时说：“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联系无关的存在和现象看作自己的对象，它们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于这些存在和现象有效的普遍概念联系和——如果可能的话——规律……它通常仅仅把大多数对象所共有的成分包括到自己的概念之中。没有任何对象在原则上是不受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自然就是与价值无关的和以普遍化方法理解的整个现实……作为文化的科学来说，它们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只有那些在其个别性方面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价值具有意义的事物才是本质的。因此，这些科学以个别化的方法从现实中挑选出的东西，即‘文化’，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用普遍化方法把同一现实作为‘自然’加以考察时所作的那样。”如果按照H·李凯尔特的划分，那么学前教育学就是介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间的一种科学。因为学前教育学既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普遍的、一般的教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也研究独特的、个别的教育现象。也正是因为学前教育学的这种双重性质，才使得学前教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受到了种种责难。学前教育学要变成至少像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那样的社会科学，首先必须完成由独特性向普遍性的转化。其关键就是把学前教育中特殊事件抽取出来，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这时，事件不再是学前教育学的主题，而成为原理的一个个例证。根据这一信念，“理论型学者”的任务不仅是要去发现学前教育的普遍规律，同时也要把文献资料、生活经验中观察到的特殊教育事件转化为文化现象加以分解，看看这个现象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它们分别发挥什么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定会发现某些比较稳定的结构一再复制出虽然不是绝对相同也是相似的现象来，这就是学前教育中特殊事件的文化意义及文化规律。
三、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
上述有关三种类型学者及其使命的划分，规定了学前教育学所承担的三重历史使命。在任何社会形态里，没有只有一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学或学前教育学只有唯一使命的情况，但这并不能否定学前教育学存在着根本的使命、共同的使命。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既体现着某一时代的学前教育精神，同时又承载着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
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在于不断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
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需要打破学科内部无法沟通的局面。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学前教育作为一个问题常常被传统社会科学学者所忽视。社会科学家的兴趣在其他地方，尤其是那些容易产生普遍性理论的领域。而那些对教育学感兴趣的学者也主要是关注中小学教育而不是学前教育。其结果是，学前教育不但被社会科学家所忽视，而且为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所忽视。这种貌似对学前教育学不利的事实，却为我们这个学科的改造提供了可能，就是学前教育学学者首先要联合起来。无论是“政治型学者”“技术型学者”还是“理论型学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共同致力于学前教育学科学化的建设。正如克拉克教授所说的：“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它按学科，即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
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纵观西方当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和深化，科学的社会化和开放性趋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科学在急遽分化的同时，也开始呈现出交叉和综合的趋势。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学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也必然会影响并推动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受其他学科控制与束缚的情况下吸取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帮助我们借鉴并使用会起到功能互补作用的多种研究方法，为学前教育学的学术创新提供有利条件。
[关键词]学前教育学；使命；学科性质；学者使命；科学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7/08－0017－04
学前教育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问题，无需作任何探讨。但是，假如学前教育学确实存在着某种使命的话，那么这种存在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使命之所以能存在，有现实性，并非由于它们自身，而是由于它们之外的某种存在，而这之外的存在使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学前教育学学者的身份认同与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反思这种逻辑关系，我们不得不一一追问学前教育学是什么，学前教育学对学者个人、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并对其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一、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对学科本质属性及功能分类的界定。因此，有关学科性质的讨论需要建立在对学科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教育科学在功能分类上，通常划分为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两类。基础理论学科的目的在于描述、解释事物的现象和过程，探索和揭示事物运动本质的、普遍的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应用学科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基础理论学科的原理，解决具体领域或特殊情境中的各种问题，并形成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方案、建议、策略等。与基础理论学科相比，它侧重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那么学前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呢?笔者认为是前者。因为“学前教育是指从出生到六岁前儿童的教育。学前教育学是专门研究学前教育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构任务。但是学前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同时由于师资培训对学前教育学的特殊要求，使得学前教育学成为关注“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即成了一门师资培训类课程，而未能发展成为关注“学前教育是什么”的学术性学科，即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的学前教育学。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学前教育学者的立场上。在中国，如果学科与大学联系起来，它实际上具有“知识体系”和“学术组织”两方面的重要含义，而承担学科教学和科研的人则称学者。
二、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
目前的学前教育学研究主要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和制度研究、幼儿园的实践研究三个部分。根据这三种研究分类，我们可以分出“理论型”“政治型”和“技术型”三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学学者。从这三类研究学者出发，我们又可以发展出三种价值观和使命观：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具有理论突破性、知识创新性和国际前沿性特点；政策和制度研究更加注重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注重其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作用；实践研究注重的则是“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既然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学前教育学的学术研究理应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理论型学者”应该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政策和制度研究以及幼儿园的实践研究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让其承担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其科学性和实际有效性值得怀疑。
(一)对“政治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质疑
在我国，“政治型学者”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学前教育必要性的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首次在《大同书》中提出在我国实施学前社会教育的思想。其后，清末洋务派首领，也是洋务教育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张之洞拟定了我国第一个幼儿教育法规《奏定蒙养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次确定了三至七岁幼儿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由于学前教育在政治方面的价值最早被发现，思想的惯性就使它成为学前教育学研究的主流。
“政治型学者”感兴趣的是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他们记录和提供有关教育现象的调查、统计数据，其动机或许并不是从儿童的发展来考虑的，而是给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或依据。至今还有部分研究者信心十足地认为，无论学前教育学可以派上多少用场，离开政治这条主线就一钱不值。公正地说，围绕政府行为展开的学前教育研究，理所当然应该在学前教育学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它肯定不是学前教育学的主流历史使命。
(二)对“技术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质疑
18世纪末19世纪初，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师范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师范教育是对中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的培养教育。在此过程中，学前教育学成了一门必需的课程。可以说，学前教育学创建之初，以幼儿的可塑性作为基本概念，目的是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系统说明，并帮助他们掌握传授知识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背景，最初的学前教育学关注的重点在课堂教学，它成了幼儿园教师培养方案中的一门课程。可以说，学前教育学之所以成为学科，最大的动力来自实践的迫切需求，即师资培养的需要。正因为学前教育学最初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导与规范幼儿园教育的实践，于是，学前教育学的实践价值便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技术型学者”也自然成了学前教育学核心使命的承担者。
“技术型学者”感兴趣的是学前教育学的使用价值，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关注的是幼儿园“教什么和怎样教”的学问或艺术。这种以指导幼儿园实践为中心的学前教育学学术观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忽视了一个重要而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技术型学者”作用有多么重要，也只能帮助部分幼儿园、部分教师，其经验或理论并非普遍规律，在缺乏周密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盲目追求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是不科学的。
(三)对“理论型学者”负载学前教育学主流使命的期待
学前教育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它应当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与技术统计资料指南》中界定的基础研究标准：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现新的领域的任何创造性的系统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的。“政治型学者”和“技术型学者”由于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先人之见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学前教育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理论型学者”则不同，他们关注的既不是学前教育学的“实用价值”，也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 是它的“观念价值”，他们试图从儿童的发展过程和学前教育的发展模式中探讨学前教育的终极意义。“理论型学者”应该而且可以担当起学前教育学的主流使命。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建构和丰富学前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教育学的基础不在教育学科之内，而在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哲学等。事实上，自赫尔巴特起，教育学一直就是基于这种信念建构起来的。所以，教育学自身有着仿佛无法超越的自卑情结和自甘二流的学术立场。这种情结和立场也深深影响了作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学前教育学，使得学前教育学甚至在教育科学内部都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和自甘三流的学术立场。虽然到19世纪中期以后，学前教育理论已经从笼统的认识中建立起独立的范畴与体系，并从普通教育理论中分化出来，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直到今天，学前教育学仍然没能完全摆脱对其他学科包括普通教育学的依附，动辄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搬到学前教育学领域，并没有考虑到学前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学前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理论问题的探讨是不能由其他学科移植和越俎代庖的。学前教育学有必要从诸如大教育、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引入某些研究技术，但那不能构成学前教育学的基础。学前教育学要想和其他学科平等对话，其首要的使命就是建构和丰富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发现学前教育的普遍规律。教育规律并不像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那样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它会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典型的教育条件可以有规律地一再发生。所以，教育规律是存在的。而科学的教育理论就来源于教育规律。但由于教育规律相对自然规律，使用范围狭小，所以教育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弹性，还具有可错性的一面。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是自然的。“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现象或教育事实的抽象概括。理论在本质上超越于具体的事实和经验，尽管它在形式上是一种陈述体系，但它在内容上是以浓缩的形式来阐述教育事实和经验的，不是对教育事实和现象的直接的复制，而是间接的抽象反映。”“它(教育理论)不能直接用于教育实践，而只能翻译、改造和引入到教育实践理论中去，形成教育者判断的基础，用来共同做与情况有关的各种决定。”
“理论型学者”的使命旨在发现学前教育普遍规律的同时，挖掘学前教育特殊事件的文化意义。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H·李凯尔特围绕科学的分类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时说：“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联系无关的存在和现象看作自己的对象，它们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于这些存在和现象有效的普遍概念联系和——如果可能的话——规律……它通常仅仅把大多数对象所共有的成分包括到自己的概念之中。没有任何对象在原则上是不受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自然就是与价值无关的和以普遍化方法理解的整个现实……作为文化的科学来说，它们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只有那些在其个别性方面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价值具有意义的事物才是本质的。因此，这些科学以个别化的方法从现实中挑选出的东西，即‘文化’，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用普遍化方法把同一现实作为‘自然’加以考察时所作的那样。”如果按照H·李凯尔特的划分，那么学前教育学就是介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间的一种科学。因为学前教育学既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普遍的、一般的教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也研究独特的、个别的教育现象。也正是因为学前教育学的这种双重性质，才使得学前教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受到了种种责难。学前教育学要变成至少像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那样的社会科学，首先必须完成由独特性向普遍性的转化。其关键就是把学前教育中特殊事件抽取出来，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这时，事件不再是学前教育学的主题，而成为原理的一个个例证。根据这一信念，“理论型学者”的任务不仅是要去发现学前教育的普遍规律，同时也要把文献资料、生活经验中观察到的特殊教育事件转化为文化现象加以分解，看看这个现象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它们分别发挥什么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定会发现某些比较稳定的结构一再复制出虽然不是绝对相同也是相似的现象来，这就是学前教育中特殊事件的文化意义及文化规律。
三、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
上述有关三种类型学者及其使命的划分，规定了学前教育学所承担的三重历史使命。在任何社会形态里，没有只有一种类型的学前教育学或学前教育学只有唯一使命的情况，但这并不能否定学前教育学存在着根本的使命、共同的使命。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既体现着某一时代的学前教育精神，同时又承载着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
学前教育学历史使命的本质在于不断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
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需要打破学科内部无法沟通的局面。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学前教育作为一个问题常常被传统社会科学学者所忽视。社会科学家的兴趣在其他地方，尤其是那些容易产生普遍性理论的领域。而那些对教育学感兴趣的学者也主要是关注中小学教育而不是学前教育。其结果是，学前教育不但被社会科学家所忽视，而且为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所忽视。这种貌似对学前教育学不利的事实，却为我们这个学科的改造提供了可能，就是学前教育学学者首先要联合起来。无论是“政治型学者”“技术型学者”还是“理论型学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共同致力于学前教育学科学化的建设。正如克拉克教授所说的：“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它按学科，即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
推动学前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纵观西方当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和深化，科学的社会化和开放性趋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科学在急遽分化的同时，也开始呈现出交叉和综合的趋势。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学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也必然会影响并推动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受其他学科控制与束缚的情况下吸取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帮助我们借鉴并使用会起到功能互补作用的多种研究方法，为学前教育学的学术创新提供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