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特殊年份，我油然想起了为抗日战争捐赠了一台拖拉机的外公。外公虽然去世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但因为他在70多年前用500块大洋购买了一台拖拉机，捐献给了正在艰苦抗战的八路军而至今成为当地的美谈。
　　外公名叫梁秦川，1921年出生在甘肃古浪县一个名镇上。因为他的爷爷、父亲都是很精明的生意人，所以家境殷实，有条件供给外公从家乡到外地念书长见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外公正在家乡读高中，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抗日战争时局的变化。1938年外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兰州师范专科学校，那时中国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卓绝的防御阶段。全民抗战、一致对外的铮铮誓言响彻云霄，也让年轻的外公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在兰州师范专科学校里，全民抗日宣传如火如荼，“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没有国家哪有小家”等振聋发聩的宣传口号深深地打动着爱国青年，外公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爱国情怀，琢磨着如何用实际行动为抗日做贡献。
　　他关心国家大事，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事常常牵动着他的心。他每天都要阅读报纸，了解战争时局，同时也知晓了作为中华儿女如何为保家卫国尽一份责任。
　　学校里有一些学生团体，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自发组织宣传中华民族抗日的英雄壮举，用文艺演出、演讲、张贴标语等形式，号召全民抗日，兄弟共携抗日、父子一同奔赴抗日前线等传为佳话。这些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内容，深深吸引着外公的目光。当他听说，抗战的物资运输工具极其缺乏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外公的脑海中形成：为抗战捐赠一台拖拉机，让更多的抗日物资及时运送到前线，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在当时，一台拖拉机价格帝国主义在500块大洋以上，这样大的一笔开支，外公是拿不出来的，只有向家长求助。据说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每月给每个士兵才发5块大洋的军饷，500块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外公的爷爷、父亲都是生意人，以诚信经商，吸引着远近的客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应该说是能够拿得出这些钱的。
　　外公请假回到200公里外的老家，向他的爷爷、父亲宣传抗战的艰苦卓绝，宣传只有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才能牢牢筑起一道无坚不摧的钢铁长城。经过外公的解释说服，他的爷爷、父亲都十分赞同，决定出资支持他的抗日行动。外公想方设法花500块大洋购买了一台崭新的拖拉机，由抗日有关组织转交给西北八路军。八路军还给外公颁发了捐献证书。
　　兰州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外公就到了本县的教育科任职上班。那时中国抗日战争已到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世界反法西斯统一联盟也已广泛形成，外公是在中国革命曙光已现的大好形势下走上工作岗位的。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没有忘记外公在抗日战争中的捐献功绩，破例让外公担任了家乡县上首任文教科科长（那时不叫局，科就是局的意思）。1957年“反左”“反右”运动开始，外公因家庭出身不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58年被免去文教科长的职务，调入县一中成为一名普通教师。
　　在“文革”中，外公虽是开明地主，而家庭出身定为地主成分，他也未能躲过一劫。他多次受到红卫兵的批斗，他不申辩、不解释，不埋怨，只要叫他参加批斗会，他就按时到场，接受各种形式的批斗。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不好，影响子女前途的事例比比皆是，外公也难以幸免。外公的子女们无论如何品学兼优，只能是小学毕业就终止学业。让外公最为遗憾的是他的三儿子，也就是我的三舅，从小聪慧过人、好学上进，但念到小学毕业就不得不回家务农。外公也由县一中调到离家3里路的龙岗小学任教。
　　龙岗小学是一所村级小学，有10多名老师、200多名学生。从外公家到学校是一条公路，必须经过我家的门前。我经常看到外公手提着一个双带灰色小包，从我家门前的公路上缓缓走过。外公身材矮小、体形较胖，这条路对他来说似乎艰难而漫长，但外公从未对组织有过怨言。每天早上6点多钟，外公往包里塞上两个馒头，就开始步行到学校上课。包里的两个馒头，算是午饭。那时条件艰苦，学校也没有食堂，中午只能是开水啃馒头。每天下午5点多，我就在公路边的水池里担水，时常看见外公从公路边上缓缓走来，我急忙迎上前去，让老人家到家里喝口水再走，他总是说：“不去了，再有半个小时就到家了。”只见他头上总有细细的汗珠渗出，斜阳照在他脸上，脸色通红。听外婆说，包里装的是当天的甘肃日报，回到家里，吃过晚饭，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灯下仔细看报。
　　“文革”结束后，纠正对外公不公正的待遇工作漫长而艰难。1980年外公迎来了他一生最为激动的事：恢复中学教师资格，调到家乡的县三中任教，工资晋升为91元，外公成为全县工资级别最高的公家人，同时县财政局拨付1000元钱，让外公到北京、南京等城市观光旅游，当年外公又推选为县本届政协常委。此时外公已经是59岁的老人了。
　　恢复名誉，结束过去不公正的待遇，使外公心潮逐浪高。他关心国家大事，远远超过关心家事，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 “文革”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外公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参加的会议多了起来。县上举行的政协、统战等会议都邀请外公参加，在政界上接触的人也多起来了。外公要比外婆大10多岁，再加上“文革”中孩子们在读书上吃了大亏，外婆总想利用外公在政界的影响力为孩子们找到一个好的出路，说透了，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外公从不答应，对外婆的唠叨置之不理。
　　从我记事起，外公经常给我补课，但从未提及他过去为抗日战争捐献拖拉机的事，仿佛那是一件不必挂齿的小事。外公从不因此居功自傲，不论组织安排在哪儿工作，他都毫无怨言，兢兢业业，本本分分地干好工作。外公平时生活俭朴，经常穿着外婆给他手工缝制的衣服。吃饭菜也不大讲究，唯一的乐趣就是爱喝酒，酒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开饭前，他总要喝两杯，但从不嗜酒，任何人从未见外公喝醉过。他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喝上三杯酒。他常说：“早起喝三杯，一天都精神。”他认为喝酒可以通筋舒骨，喝酒可以延年益寿，他说他要过八十大寿，再好好享受一下当下的好日子，然而外公的生命最后定格在72岁。他虽然默默地走了，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举动，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永远激励后辈们爱国、爱家，勤勉做事、忠厚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