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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砚，作为中国石砚的一种类型，其生产始于明代，在清代特别是康雍乾时期，不管是开采用量，还是制作工艺，均达到了高峰。这种通体布满各色条纹的石材，取自于长白山下松花江边的松花石，因此得名。由于石材产地为长白山，其在满清政府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松花石的开采，也只能由满清政府根据实际需求，设立专业机构负责。也由于其产地的特殊性加之材料优良，使得清王朝对松花砚推崇有加，倾国家之力加以利用，成为宫廷御砚，庶民不可使用。
从康熙朝开始，设置松花砚作，成立专司衙门，从事松花砚的设计、制作与保管。康熙皇帝曾经御笔题写“松花石制砚作”;并御题砚铭：“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从康熙朝开始，松花砚成为帝王独享的文房用具，当时帝王多参与松花砚的设计与制作;康熙朝所刻的款多为“康熙年制”四字楷书，玺印见“体元主人”乾坤双龙圆印、“万几余暇”方印和“康熙宸翰”方印。砚铭为“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和“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两种。砚铭之后加“康熙”、“御铭”两方印。
雍正朝所刻款“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砚铭为“以静为用，是以永年”，“雍正年制”方篆玺，置于所刻御制砚铭之后。乾隆朝所刻款“乾隆年制”。砚铭为“出天汉，胜玉英，琢为研，纯粹精，勒几搞藻，屡省成”和“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两种，玺印有“乾隆年制”方印，“乾隆”圆、方印，出现最多的是“比德”与“朗润”两方印，另外还有“几暇怡情”方印。后代因循，刻款均为帝王年号款，砚铭逐渐变得简洁。
清宫自康熙朝开始雕琢松花砚，历经雍、乾，制砚数百方。嘉庆以后，不再采石，也很少制砚，即使偶尔制作，也是用当年遗留下来的松花石材。据统计，目前北京故宫藏有80多方，台北故宫藏有100多方，两地故宫收藏之松花石砚，多为康、雍、乾三朝制作。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康熙御铭款松花砚，原名“绿蕉端砚”，经李华新、薛宝辰、王志成等人先后收藏。1958年，原陕西省博物馆李长庆从王志成处收购，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下就砚匣、材质、造型、铭文等予以考辨。
一、砚匣与装饰
砚匣为内外两层，子母口，紫檀。外盒为长方形，长24.3厘米，宽16厘米，厚5厘米;盖深，底厚;底内中心凹陷，与内装盒外形相同，余处浮雕如意形云头纹，层层叠压，饱满灵动，富贵吉祥。内装盒与砚台同形，子母相扣，长15.5厘米，最宽处11.3厘米;底浅，内置砚台凸出;盖较深，面镶嵌两块玉饰，上下排列。
第一块镶玉，为青白玉，作半圆弧状，底边平直，似“桃形”。双层镂雕，底枝干，上“福禄”与花叶。“福禄”图设计巧妙，圆圈内草书“福”，其下卧鹿回首观望，与“福”相对，取其谐音，喻“福禄”双全。第二块嵌玉，白玉，长方形，双层镂雕，下如意云纹，上龙纹。上层纹饰错落有序，周边雕刻四朵缠枝花，中心区域菱形花。菱形花内，翔龙盘绕，成“S”形。龙头大，上颚长，张嘴瞠目，鬃鳞俱全。四脚对称，分布于龙体的四个方位。四爪，作风车状。菱形花与“S”形龙纹组合。内盒盖之嵌玉，内涵丰富，不管是雕工，还是纹样都具有明代典型玉之特征。龙体刻划形象，眼睛、牙齿、鬃毛、鳞甲、脚趾等一丝不苟。以如意云、缠枝花、菱花形内缠枝等多种纹样，烘托盘旋飘游的龙体，结构紧凑，纹样繁密。以雕琢技法及龙纹特征，此砚内盒盖所嵌玉饰为明代中期之作。
二、宝砚与用材
砚体成不规则椭圆形，长13.6厘米，最宽处9.5厘米（圆面之径），厚约1.5厘米。质细腻光润。色绿，局部土黄、红。黄色如膏，绿色如嫩芽，红色如霞光。砚面、背满布金黄、蓝绿、浅绿等相间的竖向条纹，深浅不一，粗细不同，如丝如缕，依次蔓延。砚台琢制巧妙，日月同辉，又祥云缭绕。以弯曲上翘之月牙作池，以圆形的太阳作研（研磨）。余部祥云卷曲飘浮，起到衬托“日月”、修饰随形石材的作用。依形而作，日为面，月为池，边沿饰以祥云，最大限度地展示材质美，即所谓的“工就料”。对此，砚背铭文也有精彩的描述，在此不再赘述。因使用的关系，月牙池内墨色沉积，砚面可见点状墨痕。明代吉祥图案，喜用太阳、祥云、仙人等构图，体现祥和，崇尚自由。此砚日、月组合，巧雕浮云，让人深思。馆藏松花砚，质嫩、色柔、纹丽，间以金黄等色条纹，红色晕带，块状“黄膘”等，集精妙于一体，甚为珍贵。难怪“包装”珍重华贵。
三、铭文与考辨
砚背正中八字行书“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下钤“御铭”篆印。行文大气秀美，宛若天成。字体笔划刚劲有力，包浆光滑，与周边的石材色泽一致，为常年把玩使用所致，为制砚时的旧刻。后刻楷书跋文，结构拘谨，行文一致，所刻之笔画发白。跋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二十五字，刻于八字行书的右侧。“日重光，月重轮，卿云缦宏。一人先皇遗翰来玉，宸奎章，景铄墨”。“一人”留空，与上下文拉开，是古代的一种行文方式，表达对“先皇”的尊畏。语言精炼，采用“卿云”、“宸奎”、“景铄”等专用词语，对砚台的造型、八字行书、砚材来源等进行了甄别与评述。其意：砚形宏伟，雕琢精致，日月同辉，祥云缭绕。八字真言是“先皇”的御书。砚材似玉，从地方奉送而来。御书，舒畅优美，磅礴浩大。以刻书内容，此砚赫然，称为“宝砚”，当之无愧。
第二部分刻文七十二字，于砚背上部及御书左侧。曰：“华新我友，贻我稀世。肌理细腻，绿蕉文。我宝此研，逾琳珉。丁甲护呵，寿千春。李君香亭贻予此研，有铭，凡八字，下又有一‘御铭’小印，恭审为纯朝御书。敬藏，以为家宝。”落款：“乙未春，臣薛宝辰铭。”“臣”字较小，体现君臣之礼。大意为：好友李华新送给我这块稀世之宝。细腻润泽，有绿蕉纹路。我当宝贝一样地珍藏，比美玉还要贵重。天神守护，永保千年。李君（李华新）于香亭赠我此砚。此馆藏御铭松花砚之所以称之为“绿蕉端砚”，应来自铭文“绿蕉文”及清代人们对松花砚的俗称“绿端”。因康熙帝的推崇，松花砚被推向了极致，堪比端砚，故民间又有“绿端”之称。
跋文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薛宝辰所记。其内容完整，涉及砚的造型、质地、纹理、御书、印鉴、砚材、来源、价值以及流传等。薛宝辰（1850-1926年），原名秉承，陕西长安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至民国。光绪十五年（1889年），薛宝辰参加光绪乙丑年科殿试，登进士二甲92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六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宣统时，升迁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和咸安宫总裁。光绪二十一年春，友人李华新赠送宝砚。此时，薛宝辰为翰林院编修，以编修的身份，能够亲见历代帝王手书，对于甄别御书不是一件难事，且有“御铭”篆印佐证，故有“纯庙御书”之定论。“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行书，字体洒脱，收放自如，具有康熙帝书法之风格。根据御书，此砚为康熙朝之物。另外，江西省清江市博物馆藏一方松花石砚，砚体长方形，圆角，覆手镌行书铭文“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分两行置于中央，左署铃宝二方，为“康熙”、“御铭”，一阴一阳，小篆笔法工整遒劲。此砚流传有序，原系乾隆帝赏赐漕运总督杨锡绂。《清圣主实录》记载了康熙朝用松花砚赏赐近臣及功臣的史实。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一次就赏赐给翰林院67人，每人一方，所赏赐之松花砚，以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为最多。
综上所述，此砚确为康熙朝御用赏赐之物，由李华新转赠，薛宝辰及其后人宝藏，并被文博前辈李长庆发现。松花砚在清代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意义，康熙皇帝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汉族文化的热爱，同时消弭满汉对立的社会矛盾，通过亲自指导松花砚的制作，以及对臣下大量赏赐御制松花砚的行动，来表明皇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御制松花砚不仅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房用具、观赏价值的艺术品，同时还成为表现清代文化之标的物流传后世。（责编：禹默）
从康熙朝开始，设置松花砚作，成立专司衙门，从事松花砚的设计、制作与保管。康熙皇帝曾经御笔题写“松花石制砚作”;并御题砚铭：“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从康熙朝开始，松花砚成为帝王独享的文房用具，当时帝王多参与松花砚的设计与制作;康熙朝所刻的款多为“康熙年制”四字楷书，玺印见“体元主人”乾坤双龙圆印、“万几余暇”方印和“康熙宸翰”方印。砚铭为“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和“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两种。砚铭之后加“康熙”、“御铭”两方印。
雍正朝所刻款“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砚铭为“以静为用，是以永年”，“雍正年制”方篆玺，置于所刻御制砚铭之后。乾隆朝所刻款“乾隆年制”。砚铭为“出天汉，胜玉英，琢为研，纯粹精，勒几搞藻，屡省成”和“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两种，玺印有“乾隆年制”方印，“乾隆”圆、方印，出现最多的是“比德”与“朗润”两方印，另外还有“几暇怡情”方印。后代因循，刻款均为帝王年号款，砚铭逐渐变得简洁。
清宫自康熙朝开始雕琢松花砚，历经雍、乾，制砚数百方。嘉庆以后，不再采石，也很少制砚，即使偶尔制作，也是用当年遗留下来的松花石材。据统计，目前北京故宫藏有80多方，台北故宫藏有100多方，两地故宫收藏之松花石砚，多为康、雍、乾三朝制作。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康熙御铭款松花砚，原名“绿蕉端砚”，经李华新、薛宝辰、王志成等人先后收藏。1958年，原陕西省博物馆李长庆从王志成处收购，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下就砚匣、材质、造型、铭文等予以考辨。
一、砚匣与装饰
砚匣为内外两层，子母口，紫檀。外盒为长方形，长24.3厘米，宽16厘米，厚5厘米;盖深，底厚;底内中心凹陷，与内装盒外形相同，余处浮雕如意形云头纹，层层叠压，饱满灵动，富贵吉祥。内装盒与砚台同形，子母相扣，长15.5厘米，最宽处11.3厘米;底浅，内置砚台凸出;盖较深，面镶嵌两块玉饰，上下排列。
第一块镶玉，为青白玉，作半圆弧状，底边平直，似“桃形”。双层镂雕，底枝干，上“福禄”与花叶。“福禄”图设计巧妙，圆圈内草书“福”，其下卧鹿回首观望，与“福”相对，取其谐音，喻“福禄”双全。第二块嵌玉，白玉，长方形，双层镂雕，下如意云纹，上龙纹。上层纹饰错落有序，周边雕刻四朵缠枝花，中心区域菱形花。菱形花内，翔龙盘绕，成“S”形。龙头大，上颚长，张嘴瞠目，鬃鳞俱全。四脚对称，分布于龙体的四个方位。四爪，作风车状。菱形花与“S”形龙纹组合。内盒盖之嵌玉，内涵丰富，不管是雕工，还是纹样都具有明代典型玉之特征。龙体刻划形象，眼睛、牙齿、鬃毛、鳞甲、脚趾等一丝不苟。以如意云、缠枝花、菱花形内缠枝等多种纹样，烘托盘旋飘游的龙体，结构紧凑，纹样繁密。以雕琢技法及龙纹特征，此砚内盒盖所嵌玉饰为明代中期之作。
二、宝砚与用材
砚体成不规则椭圆形，长13.6厘米，最宽处9.5厘米（圆面之径），厚约1.5厘米。质细腻光润。色绿，局部土黄、红。黄色如膏，绿色如嫩芽，红色如霞光。砚面、背满布金黄、蓝绿、浅绿等相间的竖向条纹，深浅不一，粗细不同，如丝如缕，依次蔓延。砚台琢制巧妙，日月同辉，又祥云缭绕。以弯曲上翘之月牙作池，以圆形的太阳作研（研磨）。余部祥云卷曲飘浮，起到衬托“日月”、修饰随形石材的作用。依形而作，日为面，月为池，边沿饰以祥云，最大限度地展示材质美，即所谓的“工就料”。对此，砚背铭文也有精彩的描述，在此不再赘述。因使用的关系，月牙池内墨色沉积，砚面可见点状墨痕。明代吉祥图案，喜用太阳、祥云、仙人等构图，体现祥和，崇尚自由。此砚日、月组合，巧雕浮云，让人深思。馆藏松花砚，质嫩、色柔、纹丽，间以金黄等色条纹，红色晕带，块状“黄膘”等，集精妙于一体，甚为珍贵。难怪“包装”珍重华贵。
三、铭文与考辨
砚背正中八字行书“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下钤“御铭”篆印。行文大气秀美，宛若天成。字体笔划刚劲有力，包浆光滑，与周边的石材色泽一致，为常年把玩使用所致，为制砚时的旧刻。后刻楷书跋文，结构拘谨，行文一致，所刻之笔画发白。跋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二十五字，刻于八字行书的右侧。“日重光，月重轮，卿云缦宏。一人先皇遗翰来玉，宸奎章，景铄墨”。“一人”留空，与上下文拉开，是古代的一种行文方式，表达对“先皇”的尊畏。语言精炼，采用“卿云”、“宸奎”、“景铄”等专用词语，对砚台的造型、八字行书、砚材来源等进行了甄别与评述。其意：砚形宏伟，雕琢精致，日月同辉，祥云缭绕。八字真言是“先皇”的御书。砚材似玉，从地方奉送而来。御书，舒畅优美，磅礴浩大。以刻书内容，此砚赫然，称为“宝砚”，当之无愧。
第二部分刻文七十二字，于砚背上部及御书左侧。曰：“华新我友，贻我稀世。肌理细腻，绿蕉文。我宝此研，逾琳珉。丁甲护呵，寿千春。李君香亭贻予此研，有铭，凡八字，下又有一‘御铭’小印，恭审为纯朝御书。敬藏，以为家宝。”落款：“乙未春，臣薛宝辰铭。”“臣”字较小，体现君臣之礼。大意为：好友李华新送给我这块稀世之宝。细腻润泽，有绿蕉纹路。我当宝贝一样地珍藏，比美玉还要贵重。天神守护，永保千年。李君（李华新）于香亭赠我此砚。此馆藏御铭松花砚之所以称之为“绿蕉端砚”，应来自铭文“绿蕉文”及清代人们对松花砚的俗称“绿端”。因康熙帝的推崇，松花砚被推向了极致，堪比端砚，故民间又有“绿端”之称。
跋文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薛宝辰所记。其内容完整，涉及砚的造型、质地、纹理、御书、印鉴、砚材、来源、价值以及流传等。薛宝辰（1850-1926年），原名秉承，陕西长安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至民国。光绪十五年（1889年），薛宝辰参加光绪乙丑年科殿试，登进士二甲92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六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宣统时，升迁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和咸安宫总裁。光绪二十一年春，友人李华新赠送宝砚。此时，薛宝辰为翰林院编修，以编修的身份，能够亲见历代帝王手书，对于甄别御书不是一件难事，且有“御铭”篆印佐证，故有“纯庙御书”之定论。“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行书，字体洒脱，收放自如，具有康熙帝书法之风格。根据御书，此砚为康熙朝之物。另外，江西省清江市博物馆藏一方松花石砚，砚体长方形，圆角，覆手镌行书铭文“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分两行置于中央，左署铃宝二方，为“康熙”、“御铭”，一阴一阳，小篆笔法工整遒劲。此砚流传有序，原系乾隆帝赏赐漕运总督杨锡绂。《清圣主实录》记载了康熙朝用松花砚赏赐近臣及功臣的史实。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一次就赏赐给翰林院67人，每人一方，所赏赐之松花砚，以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为最多。
综上所述，此砚确为康熙朝御用赏赐之物，由李华新转赠，薛宝辰及其后人宝藏，并被文博前辈李长庆发现。松花砚在清代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意义，康熙皇帝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汉族文化的热爱，同时消弭满汉对立的社会矛盾，通过亲自指导松花砚的制作，以及对臣下大量赏赐御制松花砚的行动，来表明皇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御制松花砚不仅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房用具、观赏价值的艺术品，同时还成为表现清代文化之标的物流传后世。（责编：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