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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论”课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它蕴含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包容思维、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既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密码,也是“概论”课的深层智识资源。明确这些思维方式,不仅有利于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因,有助于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课程使命,有益于提升“概论”课的针对性和亲和力,更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概论”课;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从“05”方案开始,就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课程使命,成为高校最贴近中国实践、最具有中国特色、最能反映中国智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虽几经修订,但主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始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為什么能和如何实现中国化,无论是对于大学生理解和把握课程内容,还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都有着非常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概论”课蕴含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一、整体思维
从内容上看,“概论”课讲授的五个具体理论,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于不同时期,且各有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何要将之整合为一门课程,又如何理解其内在关系?只有在整体思维的关照下,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整体思维是“概论”课蕴含的最突出、最典型、最重要的思维方式。
为解决落后挨打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众多理论一样,作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被引入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被认可和自身发展所必须聚焦的核心问题。但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如果不能同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便无法在中国立足,更遑论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概论”课讲授的五大理论,既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全部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进程中,产生的汇通古今、融合中外的重要文化成就,其价值不言而喻。
由于马克思主义不仅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南,还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今中国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及其背后的发生机制格外引人注目。而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即使不是二者融合的唯一文化路径,也应该是一个重要路径。毕竟,若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整体思维传统,要一个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伦理型文化,接纳一个意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而建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学说,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困难的。
相似的整体思维,使二者比较容易找到共通点,也因此比较容易在实践中实现有机融合。比如在目的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期盼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至于美好的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二者都认为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表述。再如在路径上,二者都主张直接诉诸实践;至于该如何开展实践,都认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所以在艰难而又复杂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2];要“摸着石头过河”[3];总之,只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角度看,高校思政课从最初的“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如果说演变的最终结果是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全方位展开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4],那么“概论”课以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要理论成果,一方面全面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将落脚点放在了正在进行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理论指南,无疑是最典型、最集中、最生动、最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演变结果。
二、系统思维
现实并不会以整体面目呈示在人们面前,面向现实的理论也不会一下子和盘托出。将整体思维对现实问题的宏观把握落到正在推进的社会实践中去,没有系统思维做必要的整合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系统思维成为了“概论”课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思维方式。
从内容上看,“概论”课所讲的五个理论,都源自对当时最迫切和最重大问题的系统回答。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因为根植于时代土壤,不免具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如何让中国富起来的时代之问,只能出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系统有效地回答了如何让中国站起来这个时代性问题之后;基于整体性思维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既定的宏伟目标,在解决了站起来和富起来之后,强起来就必然会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作为时代性课题,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仅靠理论解答是不够的,还必须由系统的社会实践来回应。正因如此,解决站起来的问题理论上只需要赶走侵略者和打倒反动派,但实践上却需要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社会、从第一战场到第二战场、从打仗到宣传等等各方面的协调推进,而且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有效配合,都难以获得最终的胜利。更何况赶走了侵略者、打倒了反动派,还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缺乏系统思维,不仅难以讲清五大理论的各自形成状况,也无法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根源上讲,注重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思维共性。西方文化在20世纪前中期,卵化出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论。马克思主义聚焦的虽然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即使仅就哲学来看,也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天人关系学说,也集中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系统思维。虽然三者关于系统思维的呈现形式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迥异,但在面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宏大而又具体的实践问题时,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而在解决时代性课题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从实践上说,忽视系统思维会很难教好和学好“概论”课。相较于“05”方案其它版本的教材,2018年版的“概论”课教材,在内容安排上更加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径直以五大理论成果为内容,而将2009年以来起提纲挈领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内容,压缩后放进了“前言”里。这样的编排虽然可以理解为凸显了“概论”课理论性,但却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相关背景知识的要求。缺乏系统思维的必要整合,不仅会让前四个理论,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无足轻重,甚至是显得突兀,而且会增加理解“概论”课精髓的难度、降低“概论”课实际的教学效果。
三、包容思维
为什么不同的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助力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有效融合?包容思维无疑发挥了重要的粘合作用,并由此成为“概论”课最耐人寻味和最能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
“概论”课蕴含的包容思维,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及其实践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无产阶级进行自我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行动指南,必须随着革命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但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要真正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哪些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的基本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错误观点,事实上并不容易。
所以,无论是毛澤东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还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无论是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大局,还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改革目标,无不是在争议中逐渐推进的。最终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家坚信马克思主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将着力点始终放在问题的解决上,而不是解决问题所用理论或方法的周延性论证上。不同的解决问题思路和方法,也因此能够共存于一个理论体系当中。
其次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文化中国的包容意识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前者的核心是“夷夏之辨”(又称“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即以文化为标准来判别夷狄和诸夏的不同,既起到了对诸夏恪守礼仪道德的鞭策作用,也对夷狄产生文化上的吸引力,最终助力大家同进文明之境;后者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的天道运行法则神圣化,在人道应效法天道的共识下,强调人间秩序也应像天道那样兼容并包。所自不同而又殊途同归,使其在能够肯定不同文化、理论、学说价值的同时,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基于包容思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走上了开放包容的和平崛起之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同样需要包容思维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包容思维可能带来的理论弹性,在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的范导作用下,不仅没有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指示的前进方向和基本价值取向,反而铸就了它在当今中国的耀眼成就。
四、辩证思维
如何使不同的理论在同一个问题场中,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互干扰,聚焦于各自发展而又互相促进,这有赖于辩证思维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从而也使其成为“概论”课最基础和最富有理性精神的思维方式。
从理论渊源上看,“概论”课蕴含的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灵活运用和集中呈现。作为一种彻底的辩证法,马克思不仅确认了整个自然界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的观点,而且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6]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彻底地贯彻到了社会和思维领域,从而与机械唯物主义彻底区别开来。
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告诉人们:“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7]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8]在新冠疫情的防控吃紧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举措既要考虑本地区本领域防控需要,也要考虑对重点地区、对全国防控的影响;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9]可以说离开辩证思维,“概论”课的理论内容无从产生。
当然,“概论”课蕴含的辩证思维,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通观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道家强调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0]的宇宙生成观,还是儒家强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1]的人生观;无论是法家主张的“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12]的治理观,还是佛教一多相摄、四谛圆融的认识论,无不闪耀着对立统一的思辩之光。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深层的文化意识,在面临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时,传统的思辩思维要做到完全不在场,事实上也是比较难的。 从内容编排上,也能看到“概论”课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当下的社会实践早已转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概论”课还要将毛泽东思想放在首要的位置,还要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就如习近平总书记讲:“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是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但说到底是对前四个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沿着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不断前进的思想结晶。
五、战略思维
如何让不同的理论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时,呈现出一致性而不是排他性,各显其能而又彼此互补,这需要战略思维充分发挥统合作用,并因此使其成为最能展示“概论”课理论高度和智慧深度的思维方式。
从渊源上看,“概论”课蕴含的战略思维有两个源头: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高度和对未来发展的精准预判;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意识。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内容宏富的理论体系,不仅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图景,揭示了它的基本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而且还向我们提供了认识、解释和改造它基本工具,并预判了可能达到的程度,显示出卓越的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举要驭繁、敏锐洞察和精准预判能力。就后者来说,传统文化的战略意识,早已在漫长的历史中濡化为生存智慧,以古谚格言的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唾手可得之处,比如“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当二者在伟大的历史性实践中相遇时,不免会互相碰撞进而彼此成就。
“概论”课的战略思维,集中体现在具体的理论内容当中。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4]正是凭借卓越的战略思维能力,毛泽东思想举重若轻地廓清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屡不能胜的迷雾,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如何进行中国革命”时代问题,指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中国大踏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敏锐地洞察到国内外、党内外形势的变化,分别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问题,指导中国人民开辟和深化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着实现国家富强和人们富裕奋勇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研判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问题,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从胜利走向胜利。
缺少战略思维,不惟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光明前景,厘不清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短长优劣,无法引领马克思主义沿着中国化的道路奋勇前进、铸就辉煌;更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紧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要矛盾和发展大势,通过统筹兼顾、精准施策、相机而动、顺势而为,一步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去如此,未来更如此。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5]就“概论”课而言,要想上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堂效果,仅仅讲好教材内容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将教材内容背后的思维逻辑和思想智慧一并讲清、讲活、讲透。明确“概论”课蕴含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包容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以及内在关系,不仅有利于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因,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而有助于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课程使命,有益于提升“概论”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更对新时代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型思维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2]毛澤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王达阳.“摸着石头过河”的来历[N].学习时报,2018-04-09(005).
[4]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演化及其基本特点[J].教学与研究,2007(02):5-11.
[5]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74-375.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5.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8-149.
[9]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03/c_1125527334.htm.
[10]任继愈著.老子绎读[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94.
[11][宋]朱熹撰.周易本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33,44.
[12][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501.
[1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14]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EB/OL].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21/c64094-25507193.html.
[15]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209/c64094-28936173.html.
责任编辑 韩谦
关键词:“概论”课;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从“05”方案开始,就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课程使命,成为高校最贴近中国实践、最具有中国特色、最能反映中国智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虽几经修订,但主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始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為什么能和如何实现中国化,无论是对于大学生理解和把握课程内容,还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都有着非常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概论”课蕴含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一、整体思维
从内容上看,“概论”课讲授的五个具体理论,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于不同时期,且各有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何要将之整合为一门课程,又如何理解其内在关系?只有在整体思维的关照下,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整体思维是“概论”课蕴含的最突出、最典型、最重要的思维方式。
为解决落后挨打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众多理论一样,作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被引入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被认可和自身发展所必须聚焦的核心问题。但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如果不能同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便无法在中国立足,更遑论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概论”课讲授的五大理论,既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全部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进程中,产生的汇通古今、融合中外的重要文化成就,其价值不言而喻。
由于马克思主义不仅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南,还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今中国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及其背后的发生机制格外引人注目。而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即使不是二者融合的唯一文化路径,也应该是一个重要路径。毕竟,若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整体思维传统,要一个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伦理型文化,接纳一个意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而建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学说,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困难的。
相似的整体思维,使二者比较容易找到共通点,也因此比较容易在实践中实现有机融合。比如在目的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期盼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至于美好的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二者都认为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表述。再如在路径上,二者都主张直接诉诸实践;至于该如何开展实践,都认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所以在艰难而又复杂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2];要“摸着石头过河”[3];总之,只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角度看,高校思政课从最初的“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如果说演变的最终结果是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全方位展开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4],那么“概论”课以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要理论成果,一方面全面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将落脚点放在了正在进行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理论指南,无疑是最典型、最集中、最生动、最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演变结果。
二、系统思维
现实并不会以整体面目呈示在人们面前,面向现实的理论也不会一下子和盘托出。将整体思维对现实问题的宏观把握落到正在推进的社会实践中去,没有系统思维做必要的整合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系统思维成为了“概论”课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思维方式。
从内容上看,“概论”课所讲的五个理论,都源自对当时最迫切和最重大问题的系统回答。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因为根植于时代土壤,不免具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如何让中国富起来的时代之问,只能出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系统有效地回答了如何让中国站起来这个时代性问题之后;基于整体性思维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既定的宏伟目标,在解决了站起来和富起来之后,强起来就必然会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作为时代性课题,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仅靠理论解答是不够的,还必须由系统的社会实践来回应。正因如此,解决站起来的问题理论上只需要赶走侵略者和打倒反动派,但实践上却需要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社会、从第一战场到第二战场、从打仗到宣传等等各方面的协调推进,而且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有效配合,都难以获得最终的胜利。更何况赶走了侵略者、打倒了反动派,还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缺乏系统思维,不仅难以讲清五大理论的各自形成状况,也无法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根源上讲,注重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思维共性。西方文化在20世纪前中期,卵化出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论。马克思主义聚焦的虽然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即使仅就哲学来看,也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天人关系学说,也集中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系统思维。虽然三者关于系统思维的呈现形式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迥异,但在面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宏大而又具体的实践问题时,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而在解决时代性课题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从实践上说,忽视系统思维会很难教好和学好“概论”课。相较于“05”方案其它版本的教材,2018年版的“概论”课教材,在内容安排上更加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径直以五大理论成果为内容,而将2009年以来起提纲挈领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内容,压缩后放进了“前言”里。这样的编排虽然可以理解为凸显了“概论”课理论性,但却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相关背景知识的要求。缺乏系统思维的必要整合,不仅会让前四个理论,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无足轻重,甚至是显得突兀,而且会增加理解“概论”课精髓的难度、降低“概论”课实际的教学效果。
三、包容思维
为什么不同的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助力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有效融合?包容思维无疑发挥了重要的粘合作用,并由此成为“概论”课最耐人寻味和最能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
“概论”课蕴含的包容思维,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及其实践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无产阶级进行自我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行动指南,必须随着革命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但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要真正分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哪些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的基本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错误观点,事实上并不容易。
所以,无论是毛澤东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还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无论是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大局,还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改革目标,无不是在争议中逐渐推进的。最终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家坚信马克思主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将着力点始终放在问题的解决上,而不是解决问题所用理论或方法的周延性论证上。不同的解决问题思路和方法,也因此能够共存于一个理论体系当中。
其次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文化中国的包容意识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前者的核心是“夷夏之辨”(又称“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即以文化为标准来判别夷狄和诸夏的不同,既起到了对诸夏恪守礼仪道德的鞭策作用,也对夷狄产生文化上的吸引力,最终助力大家同进文明之境;后者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的天道运行法则神圣化,在人道应效法天道的共识下,强调人间秩序也应像天道那样兼容并包。所自不同而又殊途同归,使其在能够肯定不同文化、理论、学说价值的同时,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基于包容思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走上了开放包容的和平崛起之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同样需要包容思维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包容思维可能带来的理论弹性,在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的范导作用下,不仅没有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指示的前进方向和基本价值取向,反而铸就了它在当今中国的耀眼成就。
四、辩证思维
如何使不同的理论在同一个问题场中,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互干扰,聚焦于各自发展而又互相促进,这有赖于辩证思维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从而也使其成为“概论”课最基础和最富有理性精神的思维方式。
从理论渊源上看,“概论”课蕴含的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灵活运用和集中呈现。作为一种彻底的辩证法,马克思不仅确认了整个自然界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的观点,而且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6]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彻底地贯彻到了社会和思维领域,从而与机械唯物主义彻底区别开来。
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告诉人们:“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7]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8]在新冠疫情的防控吃紧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举措既要考虑本地区本领域防控需要,也要考虑对重点地区、对全国防控的影响;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9]可以说离开辩证思维,“概论”课的理论内容无从产生。
当然,“概论”课蕴含的辩证思维,还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通观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道家强调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0]的宇宙生成观,还是儒家强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1]的人生观;无论是法家主张的“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12]的治理观,还是佛教一多相摄、四谛圆融的认识论,无不闪耀着对立统一的思辩之光。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深层的文化意识,在面临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时,传统的思辩思维要做到完全不在场,事实上也是比较难的。 从内容编排上,也能看到“概论”课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当下的社会实践早已转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概论”课还要将毛泽东思想放在首要的位置,还要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就如习近平总书记讲:“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是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但说到底是对前四个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沿着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不断前进的思想结晶。
五、战略思维
如何让不同的理论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时,呈现出一致性而不是排他性,各显其能而又彼此互补,这需要战略思维充分发挥统合作用,并因此使其成为最能展示“概论”课理论高度和智慧深度的思维方式。
从渊源上看,“概论”课蕴含的战略思维有两个源头: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高度和对未来发展的精准预判;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意识。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内容宏富的理论体系,不仅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图景,揭示了它的基本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而且还向我们提供了认识、解释和改造它基本工具,并预判了可能达到的程度,显示出卓越的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举要驭繁、敏锐洞察和精准预判能力。就后者来说,传统文化的战略意识,早已在漫长的历史中濡化为生存智慧,以古谚格言的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唾手可得之处,比如“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当二者在伟大的历史性实践中相遇时,不免会互相碰撞进而彼此成就。
“概论”课的战略思维,集中体现在具体的理论内容当中。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4]正是凭借卓越的战略思维能力,毛泽东思想举重若轻地廓清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屡不能胜的迷雾,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如何进行中国革命”时代问题,指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中国大踏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敏锐地洞察到国内外、党内外形势的变化,分别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问题,指导中国人民开辟和深化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着实现国家富强和人们富裕奋勇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研判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问题,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从胜利走向胜利。
缺少战略思维,不惟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光明前景,厘不清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短长优劣,无法引领马克思主义沿着中国化的道路奋勇前进、铸就辉煌;更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紧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要矛盾和发展大势,通过统筹兼顾、精准施策、相机而动、顺势而为,一步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去如此,未来更如此。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5]就“概论”课而言,要想上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堂效果,仅仅讲好教材内容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将教材内容背后的思维逻辑和思想智慧一并讲清、讲活、讲透。明确“概论”课蕴含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包容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以及内在关系,不仅有利于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因,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而有助于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课程使命,有益于提升“概论”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更对新时代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型思维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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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209/c64094-28936173.html.
责任编辑 韩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