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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活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有了增强,农村改革和发展也取得了进展。显然,这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进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村级党组织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党组织的权威在不断降低,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的弱化与流失问题日益凸显,这关系着农村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与繁荣,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降低了村级党组织在广大农民中的公信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同时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也日渐突出,农村基层组织自身建设上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发展现状不容乐观。
一、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层面分析原因
1.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不到位。随着农村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部分党员创办了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农村党员中的“经济人”在增多。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部分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极少数人集体主义观念淡化,党的信念、宗旨意识、奉献精神减弱,甚至目无党的纲纪,追求奢靡生活,奉行享乐主义。其次,近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潮渗透到农村地区,部分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受其影响发生扭曲。他们开始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理想信念出现可怕的“政治裂痕”,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产生动摇。坚持“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信条,认为共产主义“太遥远、太渺茫、不可能实现”等,这些思想的诱导,极大的腐蚀了党员的人格理想,破坏了党员的形象。再次,部分村支书缺乏忧患意识,党的建设不到位。“由于缺乏忧患意识,农村党建普遍存在‘三多三少’(布置任务多,检查落实少;一般号召多,具体措施少;讲究形式多,注意实效少)现象,存在‘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偏向。”因此,在部分农村党建的理论及其实践模式,很难实施、并落到实处。最后,部分党员思想观念陈腐。老党员年龄偏高,文化水平低,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号召、带领、指挥村民奔小康的能力不强;落后地区的部分党员市场观念、竞争意识等不强,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小富即安、等靠要等传统思想却相当浓厚。
2.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不到位。首先,组织活动难以召开。近年来,外出务工、经商的党员逐年增多。有学者指出,农村党员队伍中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比例在上升;农民工党员在增加。其次,党组织后备人才缺乏。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认为,“‘党员义务多,享受权利少;入党不自由,事事要带头;入党交党费,平时无实惠’,因而对入党不感兴趣,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赚钱和发家致富上。”另外,常年在外打工、经商的青壮年,也很少有人愿意回村加入党组织。再加上党建工作的措施力度不够,致使党组织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最后,在部分农村,党支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笔者的调查中,部分农村党支部很少处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况。在一些农村发生的上访、群体性事件中,以及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等事务中,村支部很少或根本发挥不了战斗堡垒作用,这极大的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3.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风建设不到位。一方面,个别村组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使他们无法倾听群众的呼声,无法体察民情,甚至蔑视群众正当利益要求。这严重背离了党的宗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是对村级党组织权威的极大威胁。如一些党员干部依靠宗族势力或关系在选举中拉选票,在生活中拉帮结派。另外,一些村组党员干部在工作作风和方法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散漫性与暴力倾向。他们在思想上轻视村民,工作上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农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等,这些行为使一部分村民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村组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和各种文化思潮泛滥的条件下,一些村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导致了部分村组干部的腐败。而且,在部分农村,村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一些胆大妄为的村官被农民称为“土皇帝”、“地头蛇”,致使连年引发群体信访事件。总的来说,村官腐败贪污,侵害农民利益的形式有“一是借家族势力,拳头当权,恃强凌弱,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二是滥用职权,在土地转让、承包,处理纠纷,审批宅基地等工作中大拿索要;三是独断专行,办事不公开、不公平,剥夺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四是在换届选举中,制造假选票,进行不正当竞争,甚至贿选。”
这些行为严重败坏了村级党组织的形象,使得群众对党产生了不信任情结,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严重削弱了党的威信。
4.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不完善。“在目前农村党建中,普遍存在民主不足集中有余,一言堂、大权独揽、个人专断一直是无法克服的顽疾,使集体领导形同虚设。”由于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不健全,党员的权利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得到实现。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村青年不愿入党的因素中,他们认为入党没有什么好处,还要交纳党费,不如不加入。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等的,至少在实际的农村生活中是这样,这就导致了部分党员对党组织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反映村民利益诉求的沟通机制不健全。近些年来,村民很难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自身的利益需求,造成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说明,党组织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群众的沟通机制、利益表达机制。
5.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素质不高。首先,领导方式陈旧落后。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使部分村党支部习惯于“一元化”的领导方式,遇事独断专行,不听取群众的意见,与村委会不协商,极易造成“两委”关系紧张,党群关系恶化。其次,有的党员干部文化程度低、素质不高,缺乏政策法制观念,办事作风粗暴,不能正确处理好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最后,一些党员以权谋私,损害村民利益,降低了党在村民中的威信,从而使党的权威受到质疑,动摇了党的群众基础。 6.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能力水平不强。首先,缺乏带领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由于大部分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经商,给选拔能力较强的村干部带来了困难,造成相当部分村干部能力较弱,面对市场经济束手无策,不能带领更多的人致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资源的缺失与分散,使党组织没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经济建设,来满足农民需要。其次,缺乏维护农民权益的能力。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法制与监督体制不完善,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农村市场,各种坑农、害农事件不断发生,而党组织对此却无能为力。再次,协调农民群众利益矛盾的能力明显不足。贫富分化,干群关系,征地拆迁中的补偿款以及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进一部的激化着农村的社会矛盾,因而党组织的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目前来看,协调能力并不适应,集中表现为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时有发生。最后,在农民工讨薪、失地农民就业、农村社会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他们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案,也不可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
二、从农民自身的层面分析原因
村民们的政治冷漠,对村级党组织的不信任与不认同,影响了村级党组织权威的强化。近年来我市一些农村地区,农民对各种政治活动越来越趋于“冷漠化”。多项调查统计显示,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投票、选举等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的比例一般不高,尤其是农民,无论是政治参与的次数和参与的程度都很底。一是村级党组织对村民的生产、生活已经影响甚微,降低了村民对党组织的依赖感。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或发展其他服务业,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遇到困难时,一般依靠自己或亲属的帮助来加以解决,不善于或者实际上也没有条件依靠集体的力量获得救助。在贫穷、落后的偏远山村,农民大都向宗族势力靠拢,遇到问题,不找村组干部,找族长。二是村民对当前的农村政治活动不抱什么大的希望,或根本不相信党组织会有什么作为。例如,在村干部换届选举时,许多村民不参加选举投票,认为选举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哪个当选都一样。
三、从社会环境的层面分析原因
1.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新权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原有阶层不断的分化、流动,出现了一些新权威。首先,近年来,一些贫困的农民大都向经济能人靠拢,这些能人依靠致富方面的经验与能力,帮助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有些政治素质高、公益意识强的村民,甚至为了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他们的这些行为很容易得到村民的支持、钦佩与认可。而党员干部,可能由于经济上的相对贫穷,或其它因素,声望、权威受到削弱。其次,有些村民在群众上访中,以及村中的婚丧事、文化活动中显示了组织能力,得到了一些村民的钦佩,使一些村民不相信党组织,而相信这些人,从而使村级党组织丧失了权威,名存实亡。最后,少数经济大户和家族势力对基层党组织权威构成威胁。在一些偏僻落后的地方,农业生产活动中,村民大多听取致富能手、经济大户的建议,“跟着党支部,不如靠近个体户”已成为部分农村的普遍现象。
2.各种民间组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利益出现了分化,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被极大的激发出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村民们便自发组成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些民间组织较为发达的村落,民间组织对农村事务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村级党组织,使村民对村级党组织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而且,随着农村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控制模式的改变,一些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权威开始复苏,出现了“宗族权威、宗教权威和武力权威。”“近年来不少地方宗族势力发展迅猛并有相当影响,大有超过党组织对农民群众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个别情况严重的甚至左右党支部和村委会,如我市永登县和榆中县的部分农村邪教组织“门徒会”,这些都对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和影响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3.农村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降低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种经济体制使村级党组织掌握着村内的物质资源,享有管理、控制和分配的权利,成为农村的“执政者”。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一元化经济结构。同时,随着个体户、私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显得微乎其微,甚至部分村子几乎无集体经济可言。这种状况,使村级党组织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使广大村民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在减少,甚至没有。在经济上对村级党组织依赖程度的降低,使村级党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变的越来越分散,使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受到了空前挑战。
四、从农村思想文化的层面分析原因
随着农村开放程度的加深,农民价值观念的不断转变,消费欲望、发家致富欲望的不断膨胀,农民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农民开始从过去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到现在的怀疑权威、否定权威。首先,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民对金钱的欲望空前强烈,但市场经济并没有给大多数的村民提供机会,于是农民便认为:“谁会赚钱,谁就了不起,就让人钦佩与羡慕。”其次,随着农村传统文化的解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导致了村民出现了信仰危机。最后,城市工商业的消费意识,广告和时尚消费侵蚀着村民的消费欲望,更加剧了他们对金钱的追求,对政治权威的蔑视。
一、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层面分析原因
1.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不到位。随着农村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部分党员创办了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农村党员中的“经济人”在增多。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部分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极少数人集体主义观念淡化,党的信念、宗旨意识、奉献精神减弱,甚至目无党的纲纪,追求奢靡生活,奉行享乐主义。其次,近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潮渗透到农村地区,部分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受其影响发生扭曲。他们开始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理想信念出现可怕的“政治裂痕”,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产生动摇。坚持“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信条,认为共产主义“太遥远、太渺茫、不可能实现”等,这些思想的诱导,极大的腐蚀了党员的人格理想,破坏了党员的形象。再次,部分村支书缺乏忧患意识,党的建设不到位。“由于缺乏忧患意识,农村党建普遍存在‘三多三少’(布置任务多,检查落实少;一般号召多,具体措施少;讲究形式多,注意实效少)现象,存在‘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偏向。”因此,在部分农村党建的理论及其实践模式,很难实施、并落到实处。最后,部分党员思想观念陈腐。老党员年龄偏高,文化水平低,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号召、带领、指挥村民奔小康的能力不强;落后地区的部分党员市场观念、竞争意识等不强,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小富即安、等靠要等传统思想却相当浓厚。
2.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不到位。首先,组织活动难以召开。近年来,外出务工、经商的党员逐年增多。有学者指出,农村党员队伍中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比例在上升;农民工党员在增加。其次,党组织后备人才缺乏。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认为,“‘党员义务多,享受权利少;入党不自由,事事要带头;入党交党费,平时无实惠’,因而对入党不感兴趣,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赚钱和发家致富上。”另外,常年在外打工、经商的青壮年,也很少有人愿意回村加入党组织。再加上党建工作的措施力度不够,致使党组织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最后,在部分农村,党支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笔者的调查中,部分农村党支部很少处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况。在一些农村发生的上访、群体性事件中,以及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等事务中,村支部很少或根本发挥不了战斗堡垒作用,这极大的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3.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风建设不到位。一方面,个别村组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使他们无法倾听群众的呼声,无法体察民情,甚至蔑视群众正当利益要求。这严重背离了党的宗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是对村级党组织权威的极大威胁。如一些党员干部依靠宗族势力或关系在选举中拉选票,在生活中拉帮结派。另外,一些村组党员干部在工作作风和方法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散漫性与暴力倾向。他们在思想上轻视村民,工作上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农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等,这些行为使一部分村民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村组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和各种文化思潮泛滥的条件下,一些村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导致了部分村组干部的腐败。而且,在部分农村,村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一些胆大妄为的村官被农民称为“土皇帝”、“地头蛇”,致使连年引发群体信访事件。总的来说,村官腐败贪污,侵害农民利益的形式有“一是借家族势力,拳头当权,恃强凌弱,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二是滥用职权,在土地转让、承包,处理纠纷,审批宅基地等工作中大拿索要;三是独断专行,办事不公开、不公平,剥夺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四是在换届选举中,制造假选票,进行不正当竞争,甚至贿选。”
这些行为严重败坏了村级党组织的形象,使得群众对党产生了不信任情结,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严重削弱了党的威信。
4.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不完善。“在目前农村党建中,普遍存在民主不足集中有余,一言堂、大权独揽、个人专断一直是无法克服的顽疾,使集体领导形同虚设。”由于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不健全,党员的权利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得到实现。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村青年不愿入党的因素中,他们认为入党没有什么好处,还要交纳党费,不如不加入。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等的,至少在实际的农村生活中是这样,这就导致了部分党员对党组织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反映村民利益诉求的沟通机制不健全。近些年来,村民很难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自身的利益需求,造成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说明,党组织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群众的沟通机制、利益表达机制。
5.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素质不高。首先,领导方式陈旧落后。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使部分村党支部习惯于“一元化”的领导方式,遇事独断专行,不听取群众的意见,与村委会不协商,极易造成“两委”关系紧张,党群关系恶化。其次,有的党员干部文化程度低、素质不高,缺乏政策法制观念,办事作风粗暴,不能正确处理好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最后,一些党员以权谋私,损害村民利益,降低了党在村民中的威信,从而使党的权威受到质疑,动摇了党的群众基础。 6.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能力水平不强。首先,缺乏带领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由于大部分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经商,给选拔能力较强的村干部带来了困难,造成相当部分村干部能力较弱,面对市场经济束手无策,不能带领更多的人致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资源的缺失与分散,使党组织没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经济建设,来满足农民需要。其次,缺乏维护农民权益的能力。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法制与监督体制不完善,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农村市场,各种坑农、害农事件不断发生,而党组织对此却无能为力。再次,协调农民群众利益矛盾的能力明显不足。贫富分化,干群关系,征地拆迁中的补偿款以及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进一部的激化着农村的社会矛盾,因而党组织的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目前来看,协调能力并不适应,集中表现为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时有发生。最后,在农民工讨薪、失地农民就业、农村社会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他们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案,也不可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
二、从农民自身的层面分析原因
村民们的政治冷漠,对村级党组织的不信任与不认同,影响了村级党组织权威的强化。近年来我市一些农村地区,农民对各种政治活动越来越趋于“冷漠化”。多项调查统计显示,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投票、选举等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的比例一般不高,尤其是农民,无论是政治参与的次数和参与的程度都很底。一是村级党组织对村民的生产、生活已经影响甚微,降低了村民对党组织的依赖感。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或发展其他服务业,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遇到困难时,一般依靠自己或亲属的帮助来加以解决,不善于或者实际上也没有条件依靠集体的力量获得救助。在贫穷、落后的偏远山村,农民大都向宗族势力靠拢,遇到问题,不找村组干部,找族长。二是村民对当前的农村政治活动不抱什么大的希望,或根本不相信党组织会有什么作为。例如,在村干部换届选举时,许多村民不参加选举投票,认为选举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哪个当选都一样。
三、从社会环境的层面分析原因
1.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新权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原有阶层不断的分化、流动,出现了一些新权威。首先,近年来,一些贫困的农民大都向经济能人靠拢,这些能人依靠致富方面的经验与能力,帮助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有些政治素质高、公益意识强的村民,甚至为了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他们的这些行为很容易得到村民的支持、钦佩与认可。而党员干部,可能由于经济上的相对贫穷,或其它因素,声望、权威受到削弱。其次,有些村民在群众上访中,以及村中的婚丧事、文化活动中显示了组织能力,得到了一些村民的钦佩,使一些村民不相信党组织,而相信这些人,从而使村级党组织丧失了权威,名存实亡。最后,少数经济大户和家族势力对基层党组织权威构成威胁。在一些偏僻落后的地方,农业生产活动中,村民大多听取致富能手、经济大户的建议,“跟着党支部,不如靠近个体户”已成为部分农村的普遍现象。
2.各种民间组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利益出现了分化,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被极大的激发出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村民们便自发组成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些民间组织较为发达的村落,民间组织对农村事务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村级党组织,使村民对村级党组织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而且,随着农村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控制模式的改变,一些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权威开始复苏,出现了“宗族权威、宗教权威和武力权威。”“近年来不少地方宗族势力发展迅猛并有相当影响,大有超过党组织对农民群众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个别情况严重的甚至左右党支部和村委会,如我市永登县和榆中县的部分农村邪教组织“门徒会”,这些都对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和影响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3.农村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降低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种经济体制使村级党组织掌握着村内的物质资源,享有管理、控制和分配的权利,成为农村的“执政者”。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一元化经济结构。同时,随着个体户、私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显得微乎其微,甚至部分村子几乎无集体经济可言。这种状况,使村级党组织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使广大村民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在减少,甚至没有。在经济上对村级党组织依赖程度的降低,使村级党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变的越来越分散,使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受到了空前挑战。
四、从农村思想文化的层面分析原因
随着农村开放程度的加深,农民价值观念的不断转变,消费欲望、发家致富欲望的不断膨胀,农民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农民开始从过去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到现在的怀疑权威、否定权威。首先,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民对金钱的欲望空前强烈,但市场经济并没有给大多数的村民提供机会,于是农民便认为:“谁会赚钱,谁就了不起,就让人钦佩与羡慕。”其次,随着农村传统文化的解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导致了村民出现了信仰危机。最后,城市工商业的消费意识,广告和时尚消费侵蚀着村民的消费欲望,更加剧了他们对金钱的追求,对政治权威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