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倡文本个性化、多元化解读的当下，好像有一种趋势：即执教者对文本的解读，一定不能就事论事，就文本而论文本，而必须要有拓展延伸的环节，一定要有教材之外的引申和发散，否则就凸显不出课堂的深度和执教者的水平。诚然，文本的研习需要通过与教材文本相关联的课外的材料来辅助、补充，这对于我们在理解文本的关键处或者作者情感方面大有帮助。但这必须是充分建立在文本中的某个细节之上的。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就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写作的熟练技能。”[1]而如果课外的知识链接过多，就会削弱文本的“例子”作用，还会使教师产生依赖心理，无法真正地结合文本、分析文本、走入文本。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处理好教材、学生、参考材料的关系。
　　一、用好文本，理解之同情
　　现代写作学认为，文本承载着写作主体（作者）的生活素养、学识素养、人格品位以及审美理想，写作受体（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一方面是对作者的情感观点的理解认同和共鸣，一方面的是对于文本意义的超越，在文本意义的领悟中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并促成最后的读者意义。[2]这给我们课堂教学的启示是：先理解，后同情。虽然作者意义和文本意义在解读中无法完全重现，读者和作者的距离也无法克服，但读者首先面对的就是文本，文本是读者和作者进行沟通的载体，因而先从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尝试最大限度还原作者意义是教学的首要任务。
　　例如《金岳霖先生》的作者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老师写过文章。其中李彬老师通过对文章中“闲笔”的解读，认为要想真正理解《金岳霖先生》这篇文章，“就不能忽略西南联大‘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以及金岳霖等人体现出来的西南联大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刚健有为’的精神魅力。”[3]我认为他的佐证及见解是契合文本的。但是李彬老师的这种观点并不是通过《金岳霖先生》的细节分析而出，而是通过1922年金岳霖先生在《晨报·副镌》上的撰文、殷海光等学生们的书信、王浩的一些评价、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风格分析等等这些“证据”得来的。即李彬老师虽然大致还原了作者意义，但是并没有用好文本，“同情”没有建立在文本的“理解”之上。因而这种分析对于课堂教学的有效实施并不能提供实际的帮助，反而还有可能引导教师偏离教材，跑出课堂。
　　笔者认为，若对《金岳霖先生》中的“闲笔”进行挖掘，那就应该先走入这些“闲笔”之中去，切实理解这些“闲笔”背后的含义，而不是点到即止，继而另觅材料于他处。例如闻一多直接谩骂蒋介石“王八蛋”，且当着蒋介石的亲友的面，谩骂领袖而无事很显然是政治上的自由之风；金岳霖授课时说“今天穿红衣服的学生回答问题”，这可算是授课的随性之风；林国达多次诘难金岳霖，金岳霖对他不以为忤，反而有一种厚爱，这是师生关系的自由之风；金岳霖被邀请去做“小说和哲学”的讲座，但却直言小说和哲学没有什么关系，遵循个人的研究和理解，这是学术上的自由之风。这些足以说明生活自由，人际关系也是自由的。再有金岳霖艰苦治学，眼睛严重受损，连走路也是“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但仍旧对学术抱有无穷之兴趣，觉得“很好玩”；金岳霖先生经常处在脏乱差的生活环境，身上长虱子跳蚤，然而却“捏在手指里看，甚为得意”，乐在其中，诲人不倦；杨振声先生写游戏文章，相互调侃西南联大的单身汉的教授们，却在教授间传阅，付之一笑等等。这些叙述和细节，不是弦歌不辍，刚健有为又是什么呢？
　　二、走进学生，愤悱之有效
　　孔子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不仅说明教师要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点拨，更强调学生自身的思考力和认知水平。在文本解读方面尤需重视这一点，以防过度拔高文本的主旨。
　　笔者备教《金岳霖先生》时曾以“主题：《金岳霖先生》”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发现讨论此文主旨内涵的就有百余篇文章，其中罔顾学生和常识，过度解读文本的细节，拔高主旨内涵的文章大有“文”在。例如结合汪曾祺的其他文章以及其他文学理论家对汪曾祺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文末的时间线索“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暗含深意，透露出“文革”时到改革开放时的价值观念的混乱，作者在此怀念金岳霖先生有着为知识分子提供精神的圣地和信念的标杆的意味[4]；再如联系金岳霖的后半生的学术事迹以及弟子们的评价，认定课文中反复叙述王浩的原因是因为金岳霖后半生学术贡献不大，学术风格消失[3]等等。这些结论表面上十分新颖，实质上是走入了过度解读的误区，忽略了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思考力。
　　再回到文本中去，其中是否真有“试图通过金岳霖先生这个天真、赤诚、热爱生活的生命个体，來净化己心与人心，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提供参照体系”的线索呢？纵观文章，丝毫未见到作者有过社会转型的背景的暗示，唯一能引起读者联想的，就是“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这句话，但是要说联想到“提供价值参照”的写作目的，联想力得需要多强啊！至于文末的时间记录“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笔者看来，也就是作者的一个书写习惯而已。
　　而由王浩窥测到金岳霖后半生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态度，则更是无法依据文本来阐发了。写王浩主要集中在文中的第七、八段。但是从中找不出金岳霖后半生学术水平的丝毫线索和暗示，反而从王浩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可以看出金岳霖没有看错人、爱错人且育才有方，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文中还讲述了王浩与“我”的片段，即请“我”画画，而“我”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并且是题了字，“以慰王浩异国乡情”。青头菌、牛肝菌、宣威火腿都是云南的特产，大葱、蒜是山东出产较多，王浩生在山东，学在云南，所以这幅画实质上仍旧是作者告慰自己和王浩的当年在西南联大生活的“乡情”，也仍旧是对西南联大时光的思念和追溯。
　　三、材料抛砖，同情之理解
　　征引外部材料的目的应该是在读者难以理解文本意义时，外部材料仅作为文本出处的补充论证，使读者生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继而融入作者意义、明晰文本意义，此谓同情之理解。
　　仍旧以《金岳霖先生》中的“闲笔”为例。课文中有描写朱自清的穿着打扮，“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课下注释“一口钟”为“斗篷”。此处的“朱自清身着斗篷”形象实在不易理解，甚至有学生认为朱自清标奇立异，故作无稽。此处可引证《朱自清传》的描写：“1942年冬天，昆明天气格外冷，……朱自清就趁赶街日子，买了一件毡披风。这种披风有好的，比较贵，朱自清买不起，只能挑一件制作粗糙，赶马人披的，比较便宜的，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被褥。”[5]
　　读者自明此处的“身着斗篷像”其实是朱自清以及其他教授生活贫穷的写照，当时环境艰难的缩影。
　　《语文课程标准修改稿（2011）》，在阅读教学建议中提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或远离文本进行过度发挥。”[6]其中典型性的“远离文本进行过度发挥”就是随意征引外部材料。有鉴于此，一些教师，如郭初阳老师甚至认为“好的语文老师不应该读语文类期刊”、“教参是伪权威”。当然，这已经到了另外一种极端了。
　　参考文献：
　　[1]叶圣陶著，刘国正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董小玉，刘海涛.现代写作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李彬.金岳霖先生几处“闲笔”有深意[J].语文建设，2013（11）.
　　[4]顾乐远.金岳霖先生的深层解读[J].语文学习，2011（3）.
　　[5]陈孝全.朱自清传[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修改稿.2011[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