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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孙中山，让位，思想根源，袁世凯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101-03
关于孙中山民元让位的问题，史学界众说纷纭：“妥协退让论”者指责孙中山不能坚持斗争，屈服于袁世凯，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客观形势决定论”者认为，孙中山让位是形势所迫；“利用论”者认为，孙中山让位只是为了利用袁世凯，借以取得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种看法都过分强调了孙中山的被迫成分，未能对其思想作具体分析。事实上，孙中山让位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一、“以和平利用之法收革命之功”，达“推翻260年贵族专制之满洲”之目的
“驱除鞑掳、恢复中华”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纲领和直接目标，也是孙中山让位的重要出发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革命势力主要集中在南方，清王朝还在垂死挣扎。如何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迅速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是临时政府最为迫切的任务。让位，就是孙中山根据革命发展的这一迫切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
不可否认，让位之说最早是由立宪派和旧官僚提出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一开始就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极力散布“非袁收拾不可”的思想。但孙中山的让位方针与他们的主张明显不同。对于袁世凯，孙中山一直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袁是一个“狡猾善变之人”，“不可信”。但在孙中山看来，可以利用袁氏手中的武力来推翻清政府，实现革命未达之目的。对此，孙中山在同廖仲恺的谈话中曾作过说明，他说：“谓袁不可信，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基础已经远不止如前，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不难看出，孙中山让位，具有明显的策略意图，并非是将建立共和制度的希望寄托在袁氏身上。
以往的一些论著之所以对孙中山让位多有指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中山没有坚持北伐，这种看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诚然，北伐是孙中山基于1906年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所一贯坚持的方针。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议和、坚持北伐的态度，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也”。与此同时，孙中山还从革新政治、整顿军务、筹措战费等方面着手，积极为北伐做准备。但是，由于他长期流亡海外，对国内的局势还存在一定的隔阂，对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事实上，辛亥革命在走向高涨的过程中，早已孕育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孙中山北伐的方针和计划很难实现，在当时的局势下议和、联袁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和策略。首先，就军事形势来看，南方的革命军成分非常复杂，除一部分来自新军以外，大多是绿林出身或由旧军队改编而来，装备陈旧，军纪也很差；再加上独立各省的军队实际上仍然是各自为战，缺乏真正的统一指挥，因此，很难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军队相抗衡。其次，在财政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便遇到难以摆脱的困境。西方列强拒不给临时政府以贷款，关税、盐税、茶税、捐税和大部分田赋又都被独立各省地方政府所截留，临时政府只好靠发行一些公债、军钞等来应付军需，其结果当然是杯水车薪。更严重的是，革命阵营内部上下离心，不仅立宪派和旧官僚对临时政府采取拆台的态度，独立各省地方政府也各自为政，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同时，作为领导核心的同盟会此时已经分崩离析，“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调甚嚣尘上，整个革命阵营都被妥协空气所笼罩。就连临时政府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孙中山最为器重的黄兴，也主张与袁世凯“化敌为友”，汪精卫等甚至公然吹捧“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并诬蔑孙中山坚持北伐是“有权利思想”。在这种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北伐的方针，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有人在分析孙中山的思想时指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常采取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打破他，一个方法是利用他。这种分析确有道理，对于袁世凯，孙中山既不能打破他，和平利用他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唤起民众”的重要性，这是他的缺点，但他采取和平利用袁世凯的策略却是无可厚非的。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利用袁世凯来推翻清王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1、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长期努力，民主共和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武昌起义爆发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迅猛发展，民主共和思潮更加汹涌澎湃，这种“人心趋向共和”的形势，不能不使袁有所顾忌，从而叛离或抛弃清政府。
2、袁世凯不是清王朝的忠臣，他与清朝贵族之间，一直都存在尖锐的矛盾，辛亥革命前袁世凯被逐出朝廷、“回乡养疴”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而这一“屈辱史”，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使袁“效忠北京政权的坚定性大大减弱”。因此，尽管武昌起义爆发时袁世凯曾对清政府信誓旦旦地表示说，他要“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位之永固”等等，但实际上，他始终都是在处心积虑地准备取清而代之。对于袁世凯来说，“无论君主制、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他都无所用心。他所希望的是无论谁的主张，只要能给他一个机会来达到自己夺取政权的目的就好”。撇开别的不谈，袁世凯要取清而代之，南京临时政府要彻底推翻清政府，单单从这一点来看，二者之间的确是有某种一致性的。
3、从辛亥革命发展的情况看，由某些旧官僚“反正”而使一些省区实现“和平光复”的事件也是不乏其例的。
总之，孙中山让位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利用袁世凯手中的武力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一味地指责孙中山不坚持武装斗争，甚至把孙中山的让位同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等同起来，是不公正的。
二、不计得失，“以人就法”，奠定共和之基础
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法制国家，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在辞职让位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法律对于实现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他将中西政治制度作了比较，发现西方国家文明富强“实由政府有法律，民众得以保障所致”，从而树立了“国无法则不立”的思想。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之后，非常注重法制建设，它不仅把立法作为临时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来抓，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坚持“以人就法”的原则，还反复强调守法的重要性。他说：“中华民国既以人民为主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首当守法，从舆论，为法治植其基。”可以说，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法制国家，是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期间的重要指导思想，辞职让位正是他坚持“以人就法”原则的体现。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把“以人就法”当成了防范袁世凯、限制袁世凯独裁的重要武器。在同袁世凯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一再声明“文但求达我共和之目的，无所私执”。但议和必须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为先决条件。在答复袁世凯关于让位的探询中，他也一再表示让位必须在“推翻帝制，实行共和”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鉴于袁世凯“狡猾成性”“真心为民国的可能性大可怀疑”，他还强调指出：“须知民国以专制为敌，而权位非所争……本总统所必除者，为人道之蟊贼。”表示如果袁世凯不守信用，破坏建立共和与法制的最高原则，“本总统当亲率江皖之师”北伐，“共破虏巢”。清帝退位以后，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公开“宣布政见，赞成共和”之后，他才放心让位。并一再要求革命党人“戮力同心”，“好好监督袁世凯为民国尽职”。为防范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之后实行独裁，孙中山亲自领导制定了《临时约法》，把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大大缩小了大总统的权力。为削弱袁世凯盘踞在北方的宗派势力，提出了“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和袁世凯必须“亲到南京就任”的主张。
今天看来，孙中山试图以其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来约束手握重兵、又有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这未免有些天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制却是孙中山所仅能依靠的武器，孙中山在极为孤立、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保卫革命原则所做的努力和斗争是难能可贵的。看不到这些努力和斗争，指责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以退为进，转而经营实业，“以为根本之计”
孙中山让位尽管是为形势所迫，但也绝非完全无奈。仔细分析一下孙中山让位前后的言行，不难发现，孙中山让位并不仅仅是为了换取推翻清王朝的胜利和维护资产阶级法治。对于孙中山来讲，退出政治，全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才是“根本大计”。
首先，发展实业以救国救民，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孙中山于1894年在其《上李鸿章书》中就曾提出过“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他还多次强调：“中华之弱由于民穷，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这说明，退出政治转而发展实业并不像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孙中山消极的表现，而恰恰是同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其次，孙中山辞职让位、转而经营实业具有明显的以退为进的战略意图和策略成分。从客观上讲，孙中山之所以被迫让出政权，原因固然多方面，但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不具备直接推翻反动势力的条件。从政治上看，作为革命政党的同盟会组织松散，不能担当领导革命的重任；经济上，南京临时政府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财政危机严重；军事上，南方的军队始终没能组织起一支足以摧毁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武装。……严酷的斗争形势使孙中山认识到：仅仅依靠政治手段或一两次北伐战争难以达到革命和救国的目的，只有从长远打算，充分发展实业和铁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位之后，孙中山曾直言不讳地对宋教仁谈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内，筑二十万里之线……”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计划，孙中山在让位之后，决心将政权全部交给袁世凯。以往的一些论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孙中山妥协退让的集中体现。但应当看到，孙中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消除袁的猜忌，避免摩擦，借以换取袁世凯对他的经济建设活动的支持，然后再利用他本人的声望，以及同盟会在海外的组织和联系，筹集资金，从事实业建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既定计划。他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列宁曾经说：“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对人民最有利的道路。但在力量不足时，就需要采取迂回的道路，等待时机，曲折进行，实行退却等。”孙中山让出政权，转而发展实业，并声言十年以后再竞选总统，就是在革命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实行的退却，他要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之后，再同袁世凯较量。按照孙中山的估计：“中国十年以后，必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那个时候，自然不愁战胜封建势力，完成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不愁打败袁世凯，重新夺取政权。孙中山所采取的这种战略和策略，无疑就是列宁所说的曲折迂回的战略和策略，这不失为一种非常有远见的高明的战略和策略。
综上所述，孙中山民元让位是他在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相对弱小的形势下实行的一种有原则的退却，不仅是为了换取推翻帝制和维护资产阶级法治，而且包含着以退为进的战略意图。一味地指责孙中山妥协退让，或者仅仅把让位视为为形势所迫下的无奈之举的看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孙中山在革命遭遇困境时，没有从发动人民群众方面找出路，在让位之后又忽视了武装斗争，这是他的缺点和失误。但是，这不是让位造成的，而是由他的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苛求于孙中山。重要的是，孙中山在让位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国家的革命最高原则。
作者简介
李黎明，男，1965年生，汉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 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101-03
关于孙中山民元让位的问题，史学界众说纷纭：“妥协退让论”者指责孙中山不能坚持斗争，屈服于袁世凯，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客观形势决定论”者认为，孙中山让位是形势所迫；“利用论”者认为，孙中山让位只是为了利用袁世凯，借以取得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种看法都过分强调了孙中山的被迫成分，未能对其思想作具体分析。事实上，孙中山让位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一、“以和平利用之法收革命之功”，达“推翻260年贵族专制之满洲”之目的
“驱除鞑掳、恢复中华”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纲领和直接目标，也是孙中山让位的重要出发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革命势力主要集中在南方，清王朝还在垂死挣扎。如何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迅速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是临时政府最为迫切的任务。让位，就是孙中山根据革命发展的这一迫切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
不可否认，让位之说最早是由立宪派和旧官僚提出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一开始就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极力散布“非袁收拾不可”的思想。但孙中山的让位方针与他们的主张明显不同。对于袁世凯，孙中山一直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袁是一个“狡猾善变之人”，“不可信”。但在孙中山看来，可以利用袁氏手中的武力来推翻清政府，实现革命未达之目的。对此，孙中山在同廖仲恺的谈话中曾作过说明，他说：“谓袁不可信，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基础已经远不止如前，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不难看出，孙中山让位，具有明显的策略意图，并非是将建立共和制度的希望寄托在袁氏身上。
以往的一些论著之所以对孙中山让位多有指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中山没有坚持北伐，这种看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诚然，北伐是孙中山基于1906年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所一贯坚持的方针。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议和、坚持北伐的态度，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也”。与此同时，孙中山还从革新政治、整顿军务、筹措战费等方面着手，积极为北伐做准备。但是，由于他长期流亡海外，对国内的局势还存在一定的隔阂，对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事实上，辛亥革命在走向高涨的过程中，早已孕育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孙中山北伐的方针和计划很难实现，在当时的局势下议和、联袁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和策略。首先，就军事形势来看，南方的革命军成分非常复杂，除一部分来自新军以外，大多是绿林出身或由旧军队改编而来，装备陈旧，军纪也很差；再加上独立各省的军队实际上仍然是各自为战，缺乏真正的统一指挥，因此，很难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军队相抗衡。其次，在财政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便遇到难以摆脱的困境。西方列强拒不给临时政府以贷款，关税、盐税、茶税、捐税和大部分田赋又都被独立各省地方政府所截留，临时政府只好靠发行一些公债、军钞等来应付军需，其结果当然是杯水车薪。更严重的是，革命阵营内部上下离心，不仅立宪派和旧官僚对临时政府采取拆台的态度，独立各省地方政府也各自为政，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同时，作为领导核心的同盟会此时已经分崩离析，“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调甚嚣尘上，整个革命阵营都被妥协空气所笼罩。就连临时政府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孙中山最为器重的黄兴，也主张与袁世凯“化敌为友”，汪精卫等甚至公然吹捧“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并诬蔑孙中山坚持北伐是“有权利思想”。在这种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北伐的方针，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有人在分析孙中山的思想时指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常采取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打破他，一个方法是利用他。这种分析确有道理，对于袁世凯，孙中山既不能打破他，和平利用他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唤起民众”的重要性，这是他的缺点，但他采取和平利用袁世凯的策略却是无可厚非的。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利用袁世凯来推翻清王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1、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长期努力，民主共和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武昌起义爆发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迅猛发展，民主共和思潮更加汹涌澎湃，这种“人心趋向共和”的形势，不能不使袁有所顾忌，从而叛离或抛弃清政府。
2、袁世凯不是清王朝的忠臣，他与清朝贵族之间，一直都存在尖锐的矛盾，辛亥革命前袁世凯被逐出朝廷、“回乡养疴”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而这一“屈辱史”，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使袁“效忠北京政权的坚定性大大减弱”。因此，尽管武昌起义爆发时袁世凯曾对清政府信誓旦旦地表示说，他要“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位之永固”等等，但实际上，他始终都是在处心积虑地准备取清而代之。对于袁世凯来说，“无论君主制、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他都无所用心。他所希望的是无论谁的主张，只要能给他一个机会来达到自己夺取政权的目的就好”。撇开别的不谈，袁世凯要取清而代之，南京临时政府要彻底推翻清政府，单单从这一点来看，二者之间的确是有某种一致性的。
3、从辛亥革命发展的情况看，由某些旧官僚“反正”而使一些省区实现“和平光复”的事件也是不乏其例的。
总之，孙中山让位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利用袁世凯手中的武力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一味地指责孙中山不坚持武装斗争，甚至把孙中山的让位同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等同起来，是不公正的。
二、不计得失，“以人就法”，奠定共和之基础
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法制国家，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在辞职让位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法律对于实现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他将中西政治制度作了比较，发现西方国家文明富强“实由政府有法律，民众得以保障所致”，从而树立了“国无法则不立”的思想。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之后，非常注重法制建设，它不仅把立法作为临时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来抓，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坚持“以人就法”的原则，还反复强调守法的重要性。他说：“中华民国既以人民为主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首当守法，从舆论，为法治植其基。”可以说，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法制国家，是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期间的重要指导思想，辞职让位正是他坚持“以人就法”原则的体现。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把“以人就法”当成了防范袁世凯、限制袁世凯独裁的重要武器。在同袁世凯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他一再声明“文但求达我共和之目的，无所私执”。但议和必须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为先决条件。在答复袁世凯关于让位的探询中，他也一再表示让位必须在“推翻帝制，实行共和”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鉴于袁世凯“狡猾成性”“真心为民国的可能性大可怀疑”，他还强调指出：“须知民国以专制为敌，而权位非所争……本总统所必除者，为人道之蟊贼。”表示如果袁世凯不守信用，破坏建立共和与法制的最高原则，“本总统当亲率江皖之师”北伐，“共破虏巢”。清帝退位以后，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公开“宣布政见，赞成共和”之后，他才放心让位。并一再要求革命党人“戮力同心”，“好好监督袁世凯为民国尽职”。为防范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之后实行独裁，孙中山亲自领导制定了《临时约法》，把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大大缩小了大总统的权力。为削弱袁世凯盘踞在北方的宗派势力，提出了“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和袁世凯必须“亲到南京就任”的主张。
今天看来，孙中山试图以其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来约束手握重兵、又有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这未免有些天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制却是孙中山所仅能依靠的武器，孙中山在极为孤立、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保卫革命原则所做的努力和斗争是难能可贵的。看不到这些努力和斗争，指责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以退为进，转而经营实业，“以为根本之计”
孙中山让位尽管是为形势所迫，但也绝非完全无奈。仔细分析一下孙中山让位前后的言行，不难发现，孙中山让位并不仅仅是为了换取推翻清王朝的胜利和维护资产阶级法治。对于孙中山来讲，退出政治，全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才是“根本大计”。
首先，发展实业以救国救民，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孙中山于1894年在其《上李鸿章书》中就曾提出过“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他还多次强调：“中华之弱由于民穷，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这说明，退出政治转而发展实业并不像有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孙中山消极的表现，而恰恰是同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其次，孙中山辞职让位、转而经营实业具有明显的以退为进的战略意图和策略成分。从客观上讲，孙中山之所以被迫让出政权，原因固然多方面，但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不具备直接推翻反动势力的条件。从政治上看，作为革命政党的同盟会组织松散，不能担当领导革命的重任；经济上，南京临时政府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财政危机严重；军事上，南方的军队始终没能组织起一支足以摧毁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武装。……严酷的斗争形势使孙中山认识到：仅仅依靠政治手段或一两次北伐战争难以达到革命和救国的目的，只有从长远打算，充分发展实业和铁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位之后，孙中山曾直言不讳地对宋教仁谈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内，筑二十万里之线……”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计划，孙中山在让位之后，决心将政权全部交给袁世凯。以往的一些论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孙中山妥协退让的集中体现。但应当看到，孙中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消除袁的猜忌，避免摩擦，借以换取袁世凯对他的经济建设活动的支持，然后再利用他本人的声望，以及同盟会在海外的组织和联系，筹集资金，从事实业建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既定计划。他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列宁曾经说：“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对人民最有利的道路。但在力量不足时，就需要采取迂回的道路，等待时机，曲折进行，实行退却等。”孙中山让出政权，转而发展实业，并声言十年以后再竞选总统，就是在革命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实行的退却，他要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之后，再同袁世凯较量。按照孙中山的估计：“中国十年以后，必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那个时候，自然不愁战胜封建势力，完成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不愁打败袁世凯，重新夺取政权。孙中山所采取的这种战略和策略，无疑就是列宁所说的曲折迂回的战略和策略，这不失为一种非常有远见的高明的战略和策略。
综上所述，孙中山民元让位是他在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相对弱小的形势下实行的一种有原则的退却，不仅是为了换取推翻帝制和维护资产阶级法治，而且包含着以退为进的战略意图。一味地指责孙中山妥协退让，或者仅仅把让位视为为形势所迫下的无奈之举的看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孙中山在革命遭遇困境时，没有从发动人民群众方面找出路，在让位之后又忽视了武装斗争，这是他的缺点和失误。但是，这不是让位造成的，而是由他的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苛求于孙中山。重要的是，孙中山在让位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国家的革命最高原则。
作者简介
李黎明，男，1965年生，汉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