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好发惊人之论。胡适逝世后，他撰文追悼，说到胡适的“高风亮节”以及最让人“望尘莫及的地方”，竟然是“不在乎青年之崇拜”。乍一看，他似乎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其实，取如此偏锋评价胡适，正是林语堂阅世的丰富，看人的老道。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一个人有了名，往往也就有了名人之累，想把名头永远保持下去的心思，也就随之而生。于是，讨好青年，迎合青年，以求得一茬又一茬青年的不断崇拜，永远不至于落到时代的边缘，也就成了不少名人惯用的伎俩。如果一个名人，连“青年之崇拜”都敢于“不在乎”，那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充满自信的人，能够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人。
　　仅此一点，胡适就能够让人“望尘莫及”。揆诸胡适平生行事，其“不在乎”的事情又岂止“青年之崇拜”而已?我摭拾三五事例，以窥大师风范。
　　胡适从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开始“暴得大名”，到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问世，已稳稳坐上中国学术一代宗师的宝座。这部哲学史，被人誉为“是一部开风气之作，划时代的书”。胡适也不无得意地说：“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但是，当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437)这就使这部哲学史在一些人心里大打折扣。以金先生的学术背景与大家气象，胡适的旧学与新学皆不入法眼，原是可以想到的事情。然而，金先生所指，似乎并不能算是胡适的病。因为胡适所做的，不是梳理资料堆积学问的工作，而是方法论层面上的拓荒——给中国学术研究开辟一条“科学方法”之路。至于学问上的事，有多少才够“所长”呢?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胡适哲学的，多是名重一时的哲学教授。胡适西洋哲学方面的基本训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胡适的博士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胡适自译为《中国古代逻辑方法之进化史》)，这也不好说“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批评是他人的自由与权利，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胡适懂得游戏规则，“不在乎”——也许根本就不会想到，批评会使自己多丢面子。因而，他除了在老子年代考订问题上有所辩难外，其余未加理论。
　　胡适如此对待批评的态度并不重要，这在别人也不难做到，重要的是他对赞扬的“不在乎”态度。在胡适日记里，剪贴保存着一篇罗素为《先秦名学史》写的评论。罗素说：“好了，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胡适博士，他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至于翻译古代中国文本的精确可靠，我想任何外国人都很难赶得上。”有罗素给予的肯定与褒扬，文章又发表在美国的一家著名杂志上，观点却与金岳霖相反，这正可以拿过来证明自己，抬高身价。但胡适没有这样做，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不是日记得以公开，这件事也许永久就不会有外人知道。这在胡适和胡适那一代学人中，应该不是特例。回过头来，再看看今日的学苑艺坛，挟洋人以自重，已成某些人的恶习。
　　在学术上，人们虽以宗师泰斗视胡适，但胡适并不因此有所骄矜。反之，在很多时候，他更像一个“学然后知不足”的学子，甚至“不在乎”自揭学术之短，哪怕是别人根本就没有发现的学术之短。
　　抗战胜利第二年，胡适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有个公开演讲，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话或许也是事实，但敢于公开说出来，怕也只有胡适了。还有事例是1960年8月18日，胡适在纽约公寓会见历史学家何炳棣，说到当年傅斯年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就把原因拉到自己身上，归咎于自身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他说：“……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胡适的一番话让何炳棣肃然起敬。何先生深深感觉到，胡适这人要比自己平素想像的还要高大，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来。我想，只有不在名声上患得患失的人，也才能在一位后学面前，“不在乎”说出自己学问上的不足。
　　胡适令何炳棣感动的还有一件事。1952年6月，正是胡适失去工作职位、生活没有着落的时候，适逢何炳棣受温哥华侨领之托，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购买中文图书。何首先来到纽约胡适府上，拟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何原本想，胡适的经济状况不太宽裕，就打算以超过当时市值的价钱买进这套书，以此对胡适有所接济。不料胡适却一口回绝。胡适说，他已经做了决定，把这套书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我们在读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中知道，胡适那时的生活真是“穷愁潦倒”，人也有些“灰溜溜”的，钱对他是太重要了。但他依然把史料古籍的保存与维护看得高于一切，毫不动心地放弃了这笔可观的款项。由此看来，胡适“在乎”什么与“不在乎”什么，确是他的原则。结果胡适于1953年5月4日，将分装在120盒共1220卷的《清实录》，正式送给了普林斯敦大学，还在给普大图书馆馆长和副馆长的赠书信上写到“故能避免宣传最好”。
　　要说胡适的“不在乎”，就不能不说到胡适去世前一年所经历的那场“围剿”。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台北“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说。演说的主旨是：为了接受科技文明，给科学发展铺路，我们东方人必须放弃“精神文明”的自傲，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与革命。这本是胡适一以贯之的老话题，用李敖的话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具有的最基本必要条件”，是不该产生异议的。然而，由此却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胡狂潮。“立法院”有人要追究胡适讲话的政治责任；“新儒家”指斥胡适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科学，不懂佛学……“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次年2月24日，在为旅美返台院土举行的酒会上，大家眼见进入老境的胡先生，再联想起那场欲置先生于死地的“围剿”，心头阴影笼罩，谁也愉快不起来，以至于影响到会场的气氛。胡适这时反而宽慰大家：“那是小事体”，“不要去管他”，“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胡适“不在乎”的深意所在。
　　孔子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同样道理，名人身居上流，天下之好事也都会归到他的名下。作为名人的胡适，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同样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往他脸上贴金。碰到这种情况，“在乎”事实而“不在乎”虚名的胡适，总要让经过 美化的胡适恢复原貌，把经过拔高的胡适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1962年1月，李敖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的文章，对胡适一生的作为多有客观分析与充分肯定，对处于“围剿”困境中的胡适，应该是一种极大的道义声援。但读过文章的胡适，立即给李敖写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这封信没写完，胡适就去世了。据胡适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回忆，退回政府宣传费确有其事，事过二十多年，有可能是胡适忘了此事，更有可能是胡适不愿以此标示清高，张扬自己。而李敖所以写胡适到监狱看望周作人，是表明胡适“不在乎”探看身有汉奸罪名的周作人，是否会玷污自己的清名。而这些一般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胡适做到了。但是，胡适没有做的事，他就不能默不作声地接受下来。他要忠于事实，为历史留下真实记录，也要光明磊落做人。所以，他会在工作既繁忙健康状况又很差的情况下，写下这封剥去过奖之辞以正视听的信——遗憾的是，信没写完他就去世了。
　　如今，如果涉及到别人的家庭私事，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都不愿插手，清官难断家务事，搞不好就会引起误解。但胡适“不在乎”别人的误解，当他决定要介入别人家的私事时，他“在乎”的是对别人好。
　　1961年1月，有消息说，妻子已去世两年多的蒋梦麟要与杨杰将军的未亡人徐贤乐女士结婚。胡适知道后，主动上门劝说蒋最好不要走这一步，如非走这一步不可，建议在结婚前，请律师办个遗嘱，将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谷儿女，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在蒋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蒋一人的生活辅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在蒋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理。人情练达如胡适者肯定能够想到，在蒋即将到来的大喜日子前送来这样大煞风景的一纸建议，会让蒋多么扫兴。但作为朋友，胡适根本“不在乎”蒋的态度，他“在乎”的这些话，他不说就没人说了，而不说就对不起这位多年的朋友，更对不起朋友的孩子。结果，蒋梦麟看过他的书面建议后，极为不快，随手将其撕碎，丢进字纸篓里。幸亏秘书及时捡起，重新拼合，才得以保留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不管是对生者还是死者，胡适的考虑都是最理性、最周到的。蒋梦麟在天有灵，当感谢胡适为友的真诚无私，也当愧悔不该对胡适有误解吧!
　　胡适的“在乎”与“不在乎”，在他那一辈人中虽然并不是都能做到，但也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今，胡适当年“不在乎”的，我们却变得“在乎”了；胡适当年“在乎”的，我们今天反而“不在乎”了。
　　——我们的道德在滑坡吗?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