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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造方面，成果颇丰。其小说着眼于凡人俗事，站在民间立场上，宣扬温情而消解痛苦。这正符合他本人的小说观：“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情感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1]贴近地面的题材内容与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赋予了汪曾祺的小说纯净与真挚的特点，使得他所创造的文艺做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汪曾祺；短篇小说；真实性；倾向性；统一
一
文学的真实性，通常是指文学作品再现和表现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情理统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程度。真实性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地反映出生活本质，具备较高的真实性，才能令讀者信服，吸引读者进入作品的艺术里，从而有积极的社会效果，产生真正的价值。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多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并为人认可盛赞的，其中许多小说中所描绘的却是三四十年代的江苏高邮的生活环境，所讲述的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所塑造的也是旧时代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回忆。因为他童年时从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他放学回家的路上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他说“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2]。他用敏锐的洞察力来熟悉他所写的生活。民生百态，他见过，用心体会过，所以写童年往事，他信手拈来，驾轻就熟，并且写得自然生动。
《受戒》这篇小说是汪曾祺“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在梦里，他看到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者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看到“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噗噜噜噜飞远了”。[3]这是多么广阔的生活场面，多么纯净的生活环境！
对于生活中的琐事，作者不惜笔墨。《鉴赏家》里写叶三卖的果子的好处：“第一是得四时之先，世上还没有见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已经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全都从他手里过过，有芭的、有虫眼的的、挤筐、破色、变色、过小的全都剔下来，贱价卖给别的果贩。他的果子都是原装；有些是直接到产地采办来的，都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4]还有后文叶三的水果如何得四季之鲜。细细品味后，然后悟到仅仅是卖水果这种小本生意，要做好也需要极其烦复的工序。事是小事，厉害的是作者将其写到极细致的境地，使读者发现其中的大门道、大学问。他还叙写走村串巷的锡匠（《大淖记事》），出嫁第二年娘家送灯的习俗（《珠子灯》），乡间欢乐热闹的迎神庙会（《故里三陈·陈四》）......都带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谈到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岁寒三友》里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异秉》中摆熏烧摊子的王二，保全堂药店的“同事”陶先生，药店管学生意的陈相公；《鉴赏家》中卖果子的叶三 ......人虽平凡，但性格各异，他们从事各行各业，各有各的喜怒哀乐。
汪曾祺将记忆中童年家乡的风土人情细致地描绘，娓娓道来，使生活的本质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二
我们知道，作品不可能纯粹是生活，纯生活的作品往往显得单调、乏味。作家往往在创作中倾注自己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审美情趣而表现出对生活的明确评判，流露出对特定生活的褒贬、爱憎等情感态度，这便是文学作品的倾向性。为艺术而艺术，绝对自由的文艺主张是办不到的。因为时代环境的特殊性，中国现当代文坛中，许多作家为了唤醒民众，对国人的愚昧和怯于抗争做出大胆的揭露与批判，像鲁迅、丁玲等，他们为了迎合政治的需求，在创作中表现自我极强的政治立场，其文章往往是冷峻严肃的。汪曾祺的的小说似乎完全自由构想，并不受政治环境的制约，没有特定的倾向。其实不然。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社会理想、道德、美学观念，这些不能不从他的作品中表露出来。汪曾祺并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角度审视民众，而是回归到人的本性，切身站在民间立场上，给予民间极大的宽容，欣赏这些普通人及其自由、随和、安然的生活方式，展现温情和爱。这种朴实的创作，反而显得情感无比真挚，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美。
汪曾祺的小说，除了创作初期的以及少量根据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改写的小说之外，基本上都是以汪曾祺本人回忆中十六、七岁之前发生在家乡高邮这座小城里的平凡人事作为题材，而非与社会主旋律有关的、可歌可泣的大人物大事件。他的小说内容源于生活，通过对凡人琐事大量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对这些生活中普通劳动人民的喜爱与赞美。汪曾祺是站在民间立场上创作，他深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时，是这些人的生活为这条长河注入了丰富多彩的意蕴和生命的价值，为清冷的河水增添了温度。他也同样热爱这些人用双手所创造的美好和谐的生活氛围和文化气息。这些都使汪曾祺深受感动，使他“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5]。这种感受被自然地注入小说之中，小说便带上了作者的倾向性，有了丰富的情感内涵。
经常读汪曾祺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小说里，没有对苦痛的大肆渲染、对弊端的任意批判，而是着重于温情与人性。他眼睛里的家乡与家乡人是温暖的。他笔下的劳动人民，无时无刻不透露着善良、淳朴，坚毅，宽容的品德。并且，他基本上所有小说的结尾，都是比较温暖的，诗意的，给人以安慰和希望的。
在《大淖记事》和《受戒》里，我们看到，不受道德规范制约的一群人所表现出来的温情，他们的善良和爱都是源于本性，发自内心的，是最为真诚的。《大淖记事》里说大淖里的生意人“对人很和气，凡事忍”；淖西的锡匠“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桥边的停船谁都可以上去，人们并不担心也不介意；黄海蛟并不怪罪自己的媳妇和别人跑了，而是独自将女儿养大；巧云和十一子的感情遭到阻碍，邻居们并不嘲讽，而是义愤填膺，并极力帮助他们二人渡过难。当所有村民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起义反恶时，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动容。讲到巧云给被打得还剩一口气的十一子灌进了一碗尿碱后，“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6]，顿时被这种我愿与你同甘共苦，感受你的痛苦的真情所打动。《受戒》里，当和尚被看作一种职业，男主人公明海虽为和尚，却并不受清规戒律的羁绊，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自由快乐地做着一个人之为人所想做的事，于朝夕相处中与小英子擦出爱的火花。 汪曾祺说：“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7]
人事是纷繁复杂的，人生也是充满喜怒哀乐的。汪曾祺的小说中亦不能没有悲情的因素。前文提到的《大淖记事》里的十一子和巧云也是患难后在一起的。可是，对于生活里的难处，汪曾祺是给淡化了。
以《岁寒三友》为例，其中，王瘦吾本是极爱作诗的，因家境中落而放弃写诗。这里，作者并没有过多描写王瘦吾家境落魄后内心的痛苦，而是一笔带过：“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做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王瘦吾将自己的伤痛化作直面现实的勇气，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小说中写瘦吾家里穷，没法给女儿买球鞋，而妻子熬夜给女儿缝制，“女儿一睁眼，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趴在妈胸前哭了”[8]。女儿的泪水中，有心酸，更有理解和感动。后来，王瘦吾的针线店因为王伯韬的欺压倒了，陶虎臣的炮仗店因为闹土匪和蒋介石取缔鞭炮倒了，他的女儿也被迫卖给了荒淫无度的军官。好友靳彝甫雪中送炭，将他爱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卖了来救济二人，三人在酒楼中一醉到底，以酒抒情。这份朋友情谊无疑给凄凉的现状带来了一丝温暖。人一辈子可能无法左右环境，避开现实的残酷，却可以选择控制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人性，在苦痛的环境中寻求爱与温暖，来获得慰藉，实现活下去的意义。
还有《故里杂记·李三》中虽然李三是小偷，但是作者亲自为他辩解，说他也是情有可原，而人性未泯，村民对他当然也对他抱以宽容与理解；《复仇》中旅行人虽然背负仇恨，最终却能将其放下......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困境与矛盾似乎一一被宽容和爱冲淡与化解，留下的是令人感动与回味的人性之中的美好。小说里的人昔日身经的痛苦带有一种感伤的甜蜜，悲情最终还是回归到温情，生活少了些沉重，多了些轻松与感动。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童年时家境还比较宽裕，并且潜移默化地到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祖父和父亲也用正直善良的来教育和关爱他。他的童年是健康、快乐、幸福的。这使他形成温柔敦厚的性格。于是，他总是想着写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他曾经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9]也不难理解，他写下的往事为何是这样的温暖人心。
学者摩罗对汪曾祺的温情是这样解释的：“他要着力遗忘与逃避现实的冷酷，只有那遥远的童年，才是他精神的领地。”、“闭上眼睛，乘上臆想的回程车，重返伊甸园”、“现实的境遇越是恶劣，他就越是急切地踏上回归童年之路，并给那童年的乐园添加上无限的柔情与温馨。”[10]我并不否认这种观点。畢竟汪曾祺也从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走过，也遭受了那个时代带给他的创伤，也经历了个人生活的失意。比起温馨的童年生活，成年世界确是痛苦多舛。于是，他选择隐匿痛苦，重温昔日的美好，来获得心灵的慰藉。
无论何种原因形成了他温情的小说氛围，汪曾祺总归是想要传递给其他人积极的因素，他要指引我们乐观的生活，告诉我们也只有人间温情才是支撑人在残酷现实中生存的动力。
三
文学创作要求文学作品中进步的倾向性和真实性必须统一。事物是各种属性的矛盾的统一体。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又是具有某种倾向性的。 真实性和倾向性一并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因此，文艺要反映某一事物，既要反映出它客观存在着的真实性，同时也要表现出真实存在于这事物中的倾向性或能够显示一定倾向性相应的某些客观属性。真实性和倾向性本来统一在对象中。所以，生活发展本身就有一定规律和趋向，作家只要遵照事物本身的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创作即可做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也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汪曾祺则是能够在小说创作中将二者结合统一得十分融洽的作家。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身上就是存在着善良、淳朴和坚毅的品格，家乡高邮就是山清水秀、美不胜收，汪曾祺用质朴而又美丽的语言将他们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家乡的人、事、景的深刻印象，流露出他对这些小人物身上的闪光之处情不自禁的赞美，对故乡的无比热爱之情，上升到对人性美的讴歌，对温情的呼唤。他并不用主观方面的好恶爱憎等自我的倾向强加于被描写的对象，也绝无为了突出自我思想立场而编造和夸大的情节和场面，因而其作品不存在艺术上的虚无主义。其创作倾向是基于对现实如实地描绘，透过平常人的普通故事的推进自然而然地流露，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自然统一。这才是他的作品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A].汪曾祺全集（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2]汪曾祺.自报家门[A].旧人旧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6.
[3]汪曾祺.大淖记事[A].大淖记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6.
[4]汪曾祺.大淖记事[A].大淖记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6.
[5]汪曾祺.自报家门[A].旧人旧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6.
[6]汪曾祺.大淖记事[A].大淖记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
[7]汪曾祺.社会性小说技巧[A].汪曾祺全集（8）.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8]汪曾祺.大淖记事[A].大淖记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
[9]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A]，汪曾祺全集（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10]摩罗.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创作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6，05.
关键词：汪曾祺；短篇小说；真实性；倾向性；统一
一
文学的真实性，通常是指文学作品再现和表现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情理统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程度。真实性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地反映出生活本质，具备较高的真实性，才能令讀者信服，吸引读者进入作品的艺术里，从而有积极的社会效果，产生真正的价值。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多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并为人认可盛赞的，其中许多小说中所描绘的却是三四十年代的江苏高邮的生活环境，所讲述的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所塑造的也是旧时代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回忆。因为他童年时从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他放学回家的路上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他说“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2]。他用敏锐的洞察力来熟悉他所写的生活。民生百态，他见过，用心体会过，所以写童年往事，他信手拈来，驾轻就熟，并且写得自然生动。
《受戒》这篇小说是汪曾祺“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在梦里，他看到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者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看到“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噗噜噜噜飞远了”。[3]这是多么广阔的生活场面，多么纯净的生活环境！
对于生活中的琐事，作者不惜笔墨。《鉴赏家》里写叶三卖的果子的好处：“第一是得四时之先，世上还没有见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已经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全都从他手里过过，有芭的、有虫眼的的、挤筐、破色、变色、过小的全都剔下来，贱价卖给别的果贩。他的果子都是原装；有些是直接到产地采办来的，都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4]还有后文叶三的水果如何得四季之鲜。细细品味后，然后悟到仅仅是卖水果这种小本生意，要做好也需要极其烦复的工序。事是小事，厉害的是作者将其写到极细致的境地，使读者发现其中的大门道、大学问。他还叙写走村串巷的锡匠（《大淖记事》），出嫁第二年娘家送灯的习俗（《珠子灯》），乡间欢乐热闹的迎神庙会（《故里三陈·陈四》）......都带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谈到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岁寒三友》里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异秉》中摆熏烧摊子的王二，保全堂药店的“同事”陶先生，药店管学生意的陈相公；《鉴赏家》中卖果子的叶三 ......人虽平凡，但性格各异，他们从事各行各业，各有各的喜怒哀乐。
汪曾祺将记忆中童年家乡的风土人情细致地描绘，娓娓道来，使生活的本质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二
我们知道，作品不可能纯粹是生活，纯生活的作品往往显得单调、乏味。作家往往在创作中倾注自己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审美情趣而表现出对生活的明确评判，流露出对特定生活的褒贬、爱憎等情感态度，这便是文学作品的倾向性。为艺术而艺术，绝对自由的文艺主张是办不到的。因为时代环境的特殊性，中国现当代文坛中，许多作家为了唤醒民众，对国人的愚昧和怯于抗争做出大胆的揭露与批判，像鲁迅、丁玲等，他们为了迎合政治的需求，在创作中表现自我极强的政治立场，其文章往往是冷峻严肃的。汪曾祺的的小说似乎完全自由构想，并不受政治环境的制约，没有特定的倾向。其实不然。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社会理想、道德、美学观念，这些不能不从他的作品中表露出来。汪曾祺并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角度审视民众，而是回归到人的本性，切身站在民间立场上，给予民间极大的宽容，欣赏这些普通人及其自由、随和、安然的生活方式，展现温情和爱。这种朴实的创作，反而显得情感无比真挚，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美。
汪曾祺的小说，除了创作初期的以及少量根据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改写的小说之外，基本上都是以汪曾祺本人回忆中十六、七岁之前发生在家乡高邮这座小城里的平凡人事作为题材，而非与社会主旋律有关的、可歌可泣的大人物大事件。他的小说内容源于生活，通过对凡人琐事大量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对这些生活中普通劳动人民的喜爱与赞美。汪曾祺是站在民间立场上创作，他深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时，是这些人的生活为这条长河注入了丰富多彩的意蕴和生命的价值，为清冷的河水增添了温度。他也同样热爱这些人用双手所创造的美好和谐的生活氛围和文化气息。这些都使汪曾祺深受感动，使他“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5]。这种感受被自然地注入小说之中，小说便带上了作者的倾向性，有了丰富的情感内涵。
经常读汪曾祺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小说里，没有对苦痛的大肆渲染、对弊端的任意批判，而是着重于温情与人性。他眼睛里的家乡与家乡人是温暖的。他笔下的劳动人民，无时无刻不透露着善良、淳朴，坚毅，宽容的品德。并且，他基本上所有小说的结尾，都是比较温暖的，诗意的，给人以安慰和希望的。
在《大淖记事》和《受戒》里，我们看到，不受道德规范制约的一群人所表现出来的温情，他们的善良和爱都是源于本性，发自内心的，是最为真诚的。《大淖记事》里说大淖里的生意人“对人很和气，凡事忍”；淖西的锡匠“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桥边的停船谁都可以上去，人们并不担心也不介意；黄海蛟并不怪罪自己的媳妇和别人跑了，而是独自将女儿养大；巧云和十一子的感情遭到阻碍，邻居们并不嘲讽，而是义愤填膺，并极力帮助他们二人渡过难。当所有村民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起义反恶时，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动容。讲到巧云给被打得还剩一口气的十一子灌进了一碗尿碱后，“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6]，顿时被这种我愿与你同甘共苦，感受你的痛苦的真情所打动。《受戒》里，当和尚被看作一种职业，男主人公明海虽为和尚，却并不受清规戒律的羁绊，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自由快乐地做着一个人之为人所想做的事，于朝夕相处中与小英子擦出爱的火花。 汪曾祺说：“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7]
人事是纷繁复杂的，人生也是充满喜怒哀乐的。汪曾祺的小说中亦不能没有悲情的因素。前文提到的《大淖记事》里的十一子和巧云也是患难后在一起的。可是，对于生活里的难处，汪曾祺是给淡化了。
以《岁寒三友》为例，其中，王瘦吾本是极爱作诗的，因家境中落而放弃写诗。这里，作者并没有过多描写王瘦吾家境落魄后内心的痛苦，而是一笔带过：“自从父亲一死，他挑起全家的生活，就不再做一句诗，和那些诗人们也再无来往。”王瘦吾将自己的伤痛化作直面现实的勇气，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小说中写瘦吾家里穷，没法给女儿买球鞋，而妻子熬夜给女儿缝制，“女儿一睁眼，看见床前摆着一双白鞋，趴在妈胸前哭了”[8]。女儿的泪水中，有心酸，更有理解和感动。后来，王瘦吾的针线店因为王伯韬的欺压倒了，陶虎臣的炮仗店因为闹土匪和蒋介石取缔鞭炮倒了，他的女儿也被迫卖给了荒淫无度的军官。好友靳彝甫雪中送炭，将他爱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卖了来救济二人，三人在酒楼中一醉到底，以酒抒情。这份朋友情谊无疑给凄凉的现状带来了一丝温暖。人一辈子可能无法左右环境，避开现实的残酷，却可以选择控制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人性，在苦痛的环境中寻求爱与温暖，来获得慰藉，实现活下去的意义。
还有《故里杂记·李三》中虽然李三是小偷，但是作者亲自为他辩解，说他也是情有可原，而人性未泯，村民对他当然也对他抱以宽容与理解；《复仇》中旅行人虽然背负仇恨，最终却能将其放下......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困境与矛盾似乎一一被宽容和爱冲淡与化解，留下的是令人感动与回味的人性之中的美好。小说里的人昔日身经的痛苦带有一种感伤的甜蜜，悲情最终还是回归到温情，生活少了些沉重，多了些轻松与感动。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童年时家境还比较宽裕，并且潜移默化地到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祖父和父亲也用正直善良的来教育和关爱他。他的童年是健康、快乐、幸福的。这使他形成温柔敦厚的性格。于是，他总是想着写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他曾经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9]也不难理解，他写下的往事为何是这样的温暖人心。
学者摩罗对汪曾祺的温情是这样解释的：“他要着力遗忘与逃避现实的冷酷，只有那遥远的童年，才是他精神的领地。”、“闭上眼睛，乘上臆想的回程车，重返伊甸园”、“现实的境遇越是恶劣，他就越是急切地踏上回归童年之路，并给那童年的乐园添加上无限的柔情与温馨。”[10]我并不否认这种观点。畢竟汪曾祺也从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走过，也遭受了那个时代带给他的创伤，也经历了个人生活的失意。比起温馨的童年生活，成年世界确是痛苦多舛。于是，他选择隐匿痛苦，重温昔日的美好，来获得心灵的慰藉。
无论何种原因形成了他温情的小说氛围，汪曾祺总归是想要传递给其他人积极的因素，他要指引我们乐观的生活，告诉我们也只有人间温情才是支撑人在残酷现实中生存的动力。
三
文学创作要求文学作品中进步的倾向性和真实性必须统一。事物是各种属性的矛盾的统一体。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又是具有某种倾向性的。 真实性和倾向性一并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因此，文艺要反映某一事物，既要反映出它客观存在着的真实性，同时也要表现出真实存在于这事物中的倾向性或能够显示一定倾向性相应的某些客观属性。真实性和倾向性本来统一在对象中。所以，生活发展本身就有一定规律和趋向，作家只要遵照事物本身的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创作即可做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也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汪曾祺则是能够在小说创作中将二者结合统一得十分融洽的作家。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身上就是存在着善良、淳朴和坚毅的品格，家乡高邮就是山清水秀、美不胜收，汪曾祺用质朴而又美丽的语言将他们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家乡的人、事、景的深刻印象，流露出他对这些小人物身上的闪光之处情不自禁的赞美，对故乡的无比热爱之情，上升到对人性美的讴歌，对温情的呼唤。他并不用主观方面的好恶爱憎等自我的倾向强加于被描写的对象，也绝无为了突出自我思想立场而编造和夸大的情节和场面，因而其作品不存在艺术上的虚无主义。其创作倾向是基于对现实如实地描绘，透过平常人的普通故事的推进自然而然地流露，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自然统一。这才是他的作品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A].汪曾祺全集（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2]汪曾祺.自报家门[A].旧人旧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6.
[3]汪曾祺.大淖记事[A].大淖记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6.
[4]汪曾祺.大淖记事[A].大淖记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6.
[5]汪曾祺.自报家门[A].旧人旧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6.
[6]汪曾祺.大淖记事[A].大淖记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
[7]汪曾祺.社会性小说技巧[A].汪曾祺全集（8）.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8]汪曾祺.大淖记事[A].大淖记事.南京：凤凰出版传播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
[9]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A]，汪曾祺全集（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10]摩罗.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创作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