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既有的发展历史和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最为成熟和稳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一旦迟迟发育不出规模可观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庞大的社会底层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长期积压在社会底部，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被撕裂”、走向“断裂”直至崩溃的危险。
　　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数量与发达国家45％的中产阶层比例还差距甚远。由此看来，中国社会结构远远没有达到“两头小、中间大”的理想结构。那么，应该如何调整社会结构?
　　一是将调整社会结构纳入高层改革的“战略棋盘”。目前，“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等任务，已经成为党和政府重视的话题。但是，无论是就政策目标还是政策执行来讲，都具有可提升的空间。例如，这些提法本身，更多的是服务于一种“民生导向”，为了追求稳定，而缺乏一种“以社会结构调整为龙头”、综合推动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在执行过程中，具体的调整措施显然也缺乏系统性。因而，如果能够适时将“社会结构调整”提升为同“经济结构调整”一样的战略高度，中国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力度与成果，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大与扩大。
　　二是社会结构调整要遵循整体性原则，不能顾此失彼。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英国发生的“街头骚乱”，还是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社会结构出现矛盾的结果，这也清晰发出了西方国家面临发展转型的信号。可以看到，选举过程中“降低(富人)税收促发展”“扩大福利保稳定”的选举语言，正成为西方政治家们难以平衡的天平。因而，必须系统地将整体社会成员的关切，纳为指引社会发展的政策出发点。对于中国而言，不能将政策设计与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直接相关起来，政策必须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对于先富起来的阶层，在赋予其较多社会机会的同时，还要强调其社会责任；对于社会底层，在适度提高其福利水平的同时，还要强调其“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是社会结构调整要“限权”与“赋权”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方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不可否认，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权力因素仍然具有干预市场的合法地位，还能够直接参与部分资源配置工作，这就为阶层再生产提供了可乘之机，在一些环节存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流动的反面例子。同样，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力量的“虚弱现实”，当社会底层向上流动遭遇梗阻、其他群体却能轻易获得优势机会的时候，人们的冲突意识就会得到强化。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克服行政权力对市场资源的直接干预，坚决将权力从阶层再生产的环节中撤出来，将精力投身于调整阶层关系的工作中来。这样，政府方面“限权”，民众在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民事权利等方面得到保障，就会避免阶层差距扩大、部分阶层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