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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派小说以其独特的诗化、散文化的方式来抒写诗意人生，无疑成为3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本文通过对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小说的细读，从“桃花源”情结、山水画意象、童真的人性来阐述京派小说与道家的渊源，同时，浅论京派小说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桃花源”情结;道家;人性;精神重建
一、道家的渊源
（一）“桃花源”情结
京派文人大多都有着“桃花源”情结，对陶渊明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之情，废名说：“‘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算是陶公独出心裁了，我记得我读到这几句，设身处地的想，他大约是对于树荫凉儿很有好感，自己有孤独惯了，一旦走到大树下，遇凉风暂至，不觉得景与罔两俱无。”废名设身处地得替陶公着想，为其喜为其悲，这得是多么的崇拜之极。甚至在读陶诗《读山海经》之后发出“这首诗我真是喜欢”的感叹，正是由于废名对陶诗的喜爱，他在《桥》里故设“桃林”一章;在《桃园》当中更是写尽桃林的美与灵性。汪曾祺在游览桃花源后，写下《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题目一样，也表现出他对陶渊明桃花源的认同与向往。
陶渊明的桃花源其实是受老庄自然无为的哲学影响的，可以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理想国”联系起来。《桃花源记》里这样写道“初极狭，才通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确，处在桃花源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狭小的封闭空间里，他们不关心政治，不担心尔虞我诈的社会，他们自娱自乐也就没有了忧愁与痛苦。京派小说家在30年代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时代也试图模仿陶渊明的道路，他们深知现代文明占据了主流地位，要想寻得“理想国”，要想回归平和安宁的生活，就必须远离充满病态污浊的现代都市，去构筑一个“小国寡民”式的栖居地。于是就有了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
（二）山水画意象
1.文画相通，物我同一
把小说当诗来写，差不多是京派小说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京派小说家在写小说前大多是文人画家，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绘画功底和意境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小说更像一幅幅中国山水画，宗白华曾说过中国山水画的本质就是“意境中的山水”，因此京派小说最为注重的也就是意境的创设了。汪曾祺《大淖记事》中这样写道“淖，是一片大水。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绿色了。”沈从文在《边城》里写道“山上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虽然无从断定废名的文人画功底，但在《菱荡》中“坝外一重山，两重山，虽知道隔得不近，但树林是山腰。菱荡圩算不得大圩，花篮的形状，花篮里却没有装一束花，从底绿起。”也可看出废名同沈从文汪曾祺一样也是在努力实现文画相通，物我同一的意境。
若对“意境”理论进行溯源，可知来自道家，叶朗的看法是“意境说是以庄子美学以及老子美学为基础的，离开了老庄美学，不可能把握‘意境’的美学性质。”宗白华也明确指出，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表现，其实就是道家艺术精神：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体合无一……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庄子在《逍遥中》中指出“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桃园》中的阿毛姑娘“清早起来辫子也没有梳！桃树仿佛也知道了。” 正因为生物之间都是通过气息来完成交流与互换的，阿毛姑娘经过与桃树的气的互换，彼此可以感知了。
2.淡化结构，抑制情感
为了实现意境的文画相通，物我同一，京派小说家往往借鉴中国画的写意画法，极大限度的淡化情节。朱光潜说“在京派小说天地里……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满纸是情韵的烘托与点化。”《菱荡》里有这样的描写“城垛子，一直排……簇簇的瓦，成了白云，黑不了青天。”诗一般的语言，连缀起几个意象构成了一个意境，全然没了情节与叙事的身影。西方格式塔学派提出了“心理物理场”理论，该理论用“心理场”和“物理场”的辩证关系阐释了个人的行为不是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孤立的、简单的反应，也不是许多反射弧机械的总和，它是通过心理物理场，特别是认知活动的整合而做出的。京派小说意境的诗意化，情节的虚化不是表明作家没有情感，而是因为移情于物，将“物理场”凸现出来而使“心理场”得到了合理抑制，这样，通过对作家主体性的消解使人能够更好地聆听自然的物语。庄子提出了“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的至德之世，在京派小说里就是如此，人与自然相生相长，没有任何敌意;人与动物一样，是原始的物，身上流淌着的是自然的灵性。
（三）童真的人性
在京派童心小说中，似乎每位读者都能享受到孩童般的快乐，当然“童心小说”的立足点还是成年人，是成年人通过关照童心进而关照人生，“看取人生的一种哲学态度。”也就是试图借用儿童天然的纯真朴实来建立未被世俗社会异化的精神家园。沈从文认为;所有故事都在同一土壤中培育生长，这土壤名叫“童心”。《边城》里的翠翠就是有着这样的童心，她会率性地学小羊叫，学小牛叫，甚至会站在山头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翠翠的这些行为都是其本心与初心的自然外露。在《桥》里面的史小林看“取水是怎样欢喜的事”、“骑牛又是怎样好玩的事”，他甚至会异想天开“一滴眼泪居然能长成一棵树，将来妈妈打他，他跑到这儿来哭，他的树却要万丈高，五湖四海都一眼看得见。”这种“童心”追根溯源，可以理解为老庄的“复归于婴”，也就是“专气致柔，无知无欲，而其要在‘无知’，也就是无分辨之心，浑然自然。”即人处在婴儿“人之初”的阶段，在没有接受知识、文明等熏陶之前，最能体现本真、天真之气，这正符合了京派作家的创作心境。
二、精神的家园
简单的来看儒释道，学界上有这样一种解释：儒家关注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家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释家关注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自我，社会，自然，这三个要素刚好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生活。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解决人与自我、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一）人与自我
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会明》里的会明;废名《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桥》里的三哑叔;汪曾祺《收字纸的老人》里的老白，《受戒》里的小明子和小英子;李健吾《看坟人》里的看坟老人，这些人物形象如刚出生的婴儿，质朴自然，他们没有受到奢靡喧嚣城市的污染，而能始终忠守自己内心，在自然的状态下展露出本性。他们的外在表现与内心的自我是统一的。不得不说，这是文坛上少有的一种人物类型代表，京派小说家塑造的着一系列形象，不仅是千百年来人民的期冀，更是当今富强和谐的社会所大力提倡的典范。
（二）人与社会
沈从文的《边城》，以茶峒小城为背景，成功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至真至善的理想世界，充分展示了人情美，人与人真诚相处的画面被勾勒出来，展示在读者眼前，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当代的人际交往。
吴福辉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文，更是对京派小说家强烈的爱国情怀进行了剖析：“芦焚的《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所描写的中国农村的衰败，“废园”的意象，凝结着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忧急……”
现代中国文学的共同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一律坚守着自己的民族国家理想，用自己的方式救亡图存，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论是左翼文学亢奋的热情，亦或是海派文学纸醉金迷生活的描写，或是京派小说中宁静致远的生活图景，这都是对时代的反映，融入了作家对生存背景的反思，展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什么是爱国主义？那是千百年来培养起来的一种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情感。岁月悠悠，当代的我们，更要将这种情怀深入骨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人与自然
纵观京派小说作品，我们领略了废名湖北黄梅故乡的美景，体会了沈从文的湖南湘西情结，游览了汪曾祺的苏北高邮圣地，走进了芦焚的质朴中原村落。正如乌人其其格在《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一文中所描述的：“京派小说追求一种安于自然、悠寂闲适和宁静淡远的乡土田园之美，这无疑是京派小说的重要特征……在静穆淳朴的风俗中，寻找着心灵的慰藉，在民俗的“活化石”中寻觅现代人类的梦。”
从“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从“敬神畏天”到“人定胜天”，从“和谐共处”到“极度破坏”，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难以陈尽。如今，极端天气时常出现，人类栖居的家园岌岌可危。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是我们共同生存的家园。京派小说家，为我们塑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也在警示着当代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快节奏的生活，大多数群体欲望膨胀，他们看似忙碌的在追逐物质层面的东西，却忽略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构建。而京派小说创作群体，用他们敏锐的观察力，以人的内心为切入点，意图唤醒人们对生存价值的思考和精神世界的重建意识。
三、小结
在今天社会中，如何寻找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已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一个永恒话题。从这点来看，对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作品的解读，对其所蕴含的思想意蕴的分析，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功利主义目的，但也是极有必要的，我们渴望能在这个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中，以乡下人的身份栖居在京派小说的“桃花源”、“黄梅故乡”、“湘西世界”里，寻找内心的一份宁静;我们希望可以像京派小说里的人们那样，有人情味、有良知、有责任意识，可以对这个社会充满温情和敬意。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老子·庄子精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废名.废名选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4]文学武.论京派小说的审美理论空间[J].学术月刊，2010，12：96-102.
[5]谢昉.多元视角中的深化——京派文学近30年研究综述[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21-27.
作者简介：金欢（1996–），女，汉族，陕西省陇县，延边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王清林（1995–），女，汉族，湖南省溆浦县，延边大学中文系本科生;靳于萩（1997–），女，汉族，山西省交口县，延边大学中文系本科生。
关键词：“桃花源”情结;道家;人性;精神重建
一、道家的渊源
（一）“桃花源”情结
京派文人大多都有着“桃花源”情结，对陶渊明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之情，废名说：“‘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算是陶公独出心裁了，我记得我读到这几句，设身处地的想，他大约是对于树荫凉儿很有好感，自己有孤独惯了，一旦走到大树下，遇凉风暂至，不觉得景与罔两俱无。”废名设身处地得替陶公着想，为其喜为其悲，这得是多么的崇拜之极。甚至在读陶诗《读山海经》之后发出“这首诗我真是喜欢”的感叹，正是由于废名对陶诗的喜爱，他在《桥》里故设“桃林”一章;在《桃园》当中更是写尽桃林的美与灵性。汪曾祺在游览桃花源后，写下《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题目一样，也表现出他对陶渊明桃花源的认同与向往。
陶渊明的桃花源其实是受老庄自然无为的哲学影响的，可以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理想国”联系起来。《桃花源记》里这样写道“初极狭，才通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确，处在桃花源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狭小的封闭空间里，他们不关心政治，不担心尔虞我诈的社会，他们自娱自乐也就没有了忧愁与痛苦。京派小说家在30年代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时代也试图模仿陶渊明的道路，他们深知现代文明占据了主流地位，要想寻得“理想国”，要想回归平和安宁的生活，就必须远离充满病态污浊的现代都市，去构筑一个“小国寡民”式的栖居地。于是就有了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
（二）山水画意象
1.文画相通，物我同一
把小说当诗来写，差不多是京派小说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京派小说家在写小说前大多是文人画家，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绘画功底和意境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小说更像一幅幅中国山水画，宗白华曾说过中国山水画的本质就是“意境中的山水”，因此京派小说最为注重的也就是意境的创设了。汪曾祺《大淖记事》中这样写道“淖，是一片大水。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绿色了。”沈从文在《边城》里写道“山上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虽然无从断定废名的文人画功底，但在《菱荡》中“坝外一重山，两重山，虽知道隔得不近，但树林是山腰。菱荡圩算不得大圩，花篮的形状，花篮里却没有装一束花，从底绿起。”也可看出废名同沈从文汪曾祺一样也是在努力实现文画相通，物我同一的意境。
若对“意境”理论进行溯源，可知来自道家，叶朗的看法是“意境说是以庄子美学以及老子美学为基础的，离开了老庄美学，不可能把握‘意境’的美学性质。”宗白华也明确指出，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表现，其实就是道家艺术精神：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体合无一……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庄子在《逍遥中》中指出“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桃园》中的阿毛姑娘“清早起来辫子也没有梳！桃树仿佛也知道了。” 正因为生物之间都是通过气息来完成交流与互换的，阿毛姑娘经过与桃树的气的互换，彼此可以感知了。
2.淡化结构，抑制情感
为了实现意境的文画相通，物我同一，京派小说家往往借鉴中国画的写意画法，极大限度的淡化情节。朱光潜说“在京派小说天地里……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满纸是情韵的烘托与点化。”《菱荡》里有这样的描写“城垛子，一直排……簇簇的瓦，成了白云，黑不了青天。”诗一般的语言，连缀起几个意象构成了一个意境，全然没了情节与叙事的身影。西方格式塔学派提出了“心理物理场”理论，该理论用“心理场”和“物理场”的辩证关系阐释了个人的行为不是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孤立的、简单的反应，也不是许多反射弧机械的总和，它是通过心理物理场，特别是认知活动的整合而做出的。京派小说意境的诗意化，情节的虚化不是表明作家没有情感，而是因为移情于物，将“物理场”凸现出来而使“心理场”得到了合理抑制，这样，通过对作家主体性的消解使人能够更好地聆听自然的物语。庄子提出了“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的至德之世，在京派小说里就是如此，人与自然相生相长，没有任何敌意;人与动物一样，是原始的物，身上流淌着的是自然的灵性。
（三）童真的人性
在京派童心小说中，似乎每位读者都能享受到孩童般的快乐，当然“童心小说”的立足点还是成年人，是成年人通过关照童心进而关照人生，“看取人生的一种哲学态度。”也就是试图借用儿童天然的纯真朴实来建立未被世俗社会异化的精神家园。沈从文认为;所有故事都在同一土壤中培育生长，这土壤名叫“童心”。《边城》里的翠翠就是有着这样的童心，她会率性地学小羊叫，学小牛叫，甚至会站在山头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翠翠的这些行为都是其本心与初心的自然外露。在《桥》里面的史小林看“取水是怎样欢喜的事”、“骑牛又是怎样好玩的事”，他甚至会异想天开“一滴眼泪居然能长成一棵树，将来妈妈打他，他跑到这儿来哭，他的树却要万丈高，五湖四海都一眼看得见。”这种“童心”追根溯源，可以理解为老庄的“复归于婴”，也就是“专气致柔，无知无欲，而其要在‘无知’，也就是无分辨之心，浑然自然。”即人处在婴儿“人之初”的阶段，在没有接受知识、文明等熏陶之前，最能体现本真、天真之气，这正符合了京派作家的创作心境。
二、精神的家园
简单的来看儒释道，学界上有这样一种解释：儒家关注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家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释家关注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自我，社会，自然，这三个要素刚好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生活。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解决人与自我、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一）人与自我
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会明》里的会明;废名《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桥》里的三哑叔;汪曾祺《收字纸的老人》里的老白，《受戒》里的小明子和小英子;李健吾《看坟人》里的看坟老人，这些人物形象如刚出生的婴儿，质朴自然，他们没有受到奢靡喧嚣城市的污染，而能始终忠守自己内心，在自然的状态下展露出本性。他们的外在表现与内心的自我是统一的。不得不说，这是文坛上少有的一种人物类型代表，京派小说家塑造的着一系列形象，不仅是千百年来人民的期冀，更是当今富强和谐的社会所大力提倡的典范。
（二）人与社会
沈从文的《边城》，以茶峒小城为背景，成功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至真至善的理想世界，充分展示了人情美，人与人真诚相处的画面被勾勒出来，展示在读者眼前，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当代的人际交往。
吴福辉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文，更是对京派小说家强烈的爱国情怀进行了剖析：“芦焚的《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所描写的中国农村的衰败，“废园”的意象，凝结着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忧急……”
现代中国文学的共同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一律坚守着自己的民族国家理想，用自己的方式救亡图存，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论是左翼文学亢奋的热情，亦或是海派文学纸醉金迷生活的描写，或是京派小说中宁静致远的生活图景，这都是对时代的反映，融入了作家对生存背景的反思，展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什么是爱国主义？那是千百年来培养起来的一种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情感。岁月悠悠，当代的我们，更要将这种情怀深入骨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人与自然
纵观京派小说作品，我们领略了废名湖北黄梅故乡的美景，体会了沈从文的湖南湘西情结，游览了汪曾祺的苏北高邮圣地，走进了芦焚的质朴中原村落。正如乌人其其格在《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一文中所描述的：“京派小说追求一种安于自然、悠寂闲适和宁静淡远的乡土田园之美，这无疑是京派小说的重要特征……在静穆淳朴的风俗中，寻找着心灵的慰藉，在民俗的“活化石”中寻觅现代人类的梦。”
从“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从“敬神畏天”到“人定胜天”，从“和谐共处”到“极度破坏”，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难以陈尽。如今，极端天气时常出现，人类栖居的家园岌岌可危。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是我们共同生存的家园。京派小说家，为我们塑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也在警示着当代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快节奏的生活，大多数群体欲望膨胀，他们看似忙碌的在追逐物质层面的东西，却忽略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构建。而京派小说创作群体，用他们敏锐的观察力，以人的内心为切入点，意图唤醒人们对生存价值的思考和精神世界的重建意识。
三、小结
在今天社会中，如何寻找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已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一个永恒话题。从这点来看，对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作品的解读，对其所蕴含的思想意蕴的分析，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功利主义目的，但也是极有必要的，我们渴望能在这个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中，以乡下人的身份栖居在京派小说的“桃花源”、“黄梅故乡”、“湘西世界”里，寻找内心的一份宁静;我们希望可以像京派小说里的人们那样，有人情味、有良知、有责任意识，可以对这个社会充满温情和敬意。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老子·庄子精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废名.废名选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4]文学武.论京派小说的审美理论空间[J].学术月刊，2010，12：96-102.
[5]谢昉.多元视角中的深化——京派文学近30年研究综述[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21-27.
作者简介：金欢（1996–），女，汉族，陕西省陇县，延边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王清林（1995–），女，汉族，湖南省溆浦县，延边大学中文系本科生;靳于萩（1997–），女，汉族，山西省交口县，延边大学中文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