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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随着对使用兴奋剂打击的加强，东京奥运会将是一届较为干净的奥运会，但结果还是让人遗憾和失望。
8月12日，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官网称，英国田径运动员吉津杜·乌贾违反反兴奋剂规则，兴奋剂A瓶检测为阳性，目前已经被禁赛。如果乌贾的8瓶样本仍然是阳性，英国田径男子4×100米决赛的银牌将被取消（乌贾是该队成员之一），加拿大队将递补银牌，中国队递补铜牌。
然而，东京奥运会的兴奋剂并非乌贾一案，巴林1500米选手萨迪克·米克欧、格鲁吉亚铅球选手贝尼克·阿布拉米扬及肯尼亚100米选手马克·奥蒂诺·奥德希安波，在奥运会期间均因兴奋剂检测不合格而被临时禁赛。至于后续还有没有兴奋剂违规被查出，很难说。
竞技体育的本质是展现人类强健的体魄，需要以公平、公正作为支撑。兴奋剂的使用则完全背离并破坏了竞技体育的真正意义。
兴奋剂首先毁坏的是运动员的健康，甚至生命。兴奋剂大致包括刺激剂、蛋白同化制剂、血液兴奋剂、内源性肽类激素、β受体阻断剂、利尿剂、麻醉止痛剂和基因兴奋剂等。使用兴奋剂会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许多直接的危害，如药物依赖性、过敏反应，以及各种感染（如肝炎和艾滋病）、细胞和器官功能異常、癌症、胎儿先天畸形、严重的性格改变等。
环法自行车七冠王阿姆斯特朗长期服用兴奋剂并惠睾丸癌。有记者问他，是否因长期服用兴奋剂导致惠癌。阿姆斯特朗说：“我不知道准确答案，但我没办法说没有关系……我觉得既然服用生长激素（一种肽类激素）可以使身体里好的东西生长，就可能使不好的东西也长大，这完全说得通。”
阿姆斯特朗的癌症是否由兴奋剂引起，当然没有确切答案。但是，生长激素、类固醇等兴奋剂可增加患癌风险或诱发癌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兴奋剂对健康的损害显而易见，但使用兴奋剂者仍不在少数。
此前，俄罗斯被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查明在2011年之前甚至更早，已经系统性地为运动员提供兴奋剂，因而被禁止以国家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但不涉及舞弊的俄罗斯籍运动员可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赛。因此，本届奥运会上这些运动员拿到金牌时，现场奏起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而非俄罗斯国歌，升起的旗帜也是俄罗斯奥委会（ROC）的会旗。
俄罗斯前副总理维塔利·穆特科表示：“每个人都在用兴奋剂，我们不过是做了同样的事。”这个说法是“一棍子打翻一船人”，有点不太符合实际，但也说明全世界使用兴奋剂的情况不容乐观。
为什么这么多运动员选择使用兴奋剂？
利益驱动是首要原因。运动员如果获得奖牌，尤其是金牌，就可以获得巨额奖励及巨大的荣誉，甚至一生衣食无忧。
另一方面，即便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也未必能被查出来。
一是兴奋剂种类繁多，且新型兴奋剂层出不穷，使检测难度增大。例如，基因兴奋剂是将可提高运动能力的基因，以基因治疗的方式导入运动员相关靶细胞内进行基因改造。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就被作为基因兴奋剂而滥用，其能使网球运动员的肩部肌肉力量增加，赛跑选手的腓肠肌肌力增加，拳击运动员的肱二头肌力量增加。再比如血液兴奋剂。血液兴奋剂的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一种是血液回输。EPO能够刺激红细胞的生成。我们人体的肾脏本来就会分泌EPO，如果再额外输入EPO使红细胞数量增加，就可以增进耐力运动的表现。血液回输是在比赛前将运动员的血抽出并保存起来，到比赛时再回输。由于之前抽出部分血后身体通过营养的补充会恢复到正常血量，再经过回输，体内的红细胞数量也会增多。现在一些运动员不是直接注射EPO，而是使用被称为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的药物，该药物通过激活基因，在体内诱导EPO的表达合成，生成内源性EPO。虽然一些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在血液中易于被检测到，如氲气和氙气，但另一些如二氯化钴，很难被检测出来。
二是由于兴奋剂检测设备和试剂的费用高昂，一届奥运会最多一半的运动员被抽检。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实施5000次兴奋剂检测，参加比赛的1.4万名运动员中被检查者不到一半。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刺激运动员铤而走险，以不同方式使用兴奋剂。当有一部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时，如同在影院观剧一样，前排的人都站起来了，后排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更多的运动员便卷入到兴奋剂中，体育运动的“内卷”也就不可避免。
兴奋剂成为竞技体育“内卷”的催化剂，这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好在兴奋剂检测技术和方式在不断改进。兴奋剂检测重点检测各项目（小组赛、决赛）成绩较好的前几名。对于全体参赛人员，则会以抽签方式决定抽查一至数人。凡破世界纪录、洲纪录、全国纪录或运动会纪录者必须受检。因此，想要侥幸过关，现在也比较难了。
另外，运动员的血检和尿检样本还要被保存8年，方便以后在发现新型兴奋剂时可以重复查验。尽管阿姆斯特朗从1999年到2005年连续7次拿到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而且在数百次的兴奋剂检测中过关，但最终还是在2012年被查实服用兴奋剂，“七冠王”被剥夺，并且终身禁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