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英男，1952年生于福建，长于广东揭阳，现居广州。1978年，顶着“右派、地主、叛徒、反革命”这四顶“帽子”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任教于深圳大学，1991年辞去公职从商。擅古典诗文创作，出版有诗词选集《平沙集》及文史著作多种。近年创办诗教网，举办并主持国诗大赛。

四顶帽子

　　右派：我父亲是福建人，妈妈是广东揭阳人。1954年，我爸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回到了揭阳生活。我的祖辈是漳州市诏安县人，祖上都是读书人，我的曾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翰林。祖父林仲姚是当地名流，他100岁冥寿时当地政府还给他开座谈会纪念。总的来讲，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左派，是亲共的。祖父本身是教师，无党派，但他的两个儿子——我父亲跟我伯父，以及我妈，都是中共地下党。所以我爸妈建国后也都成了国家干部，但后来都辞去行政职务到中学教书。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后来我父亲被划为了右派。原因很简单：他跟学校的党委书记对抗。那时不是向党提议吗，向官僚主义开炮，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就写诗、写大字报讽刺，向党委书记提意见。后来就成了右派，而且他处理得比较重，1957年被送到青海劳教。青海当时几十万右派，康生主持的。劳教制度就是那时候确立的。1961年，我父亲才捡了半条命回到福建。
　　地主：我们家实际上在我祖父就家道中落了，初评土改时，我们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就是乡下还有几亩薄田，只够家里口粮，是不够生活的，你还要劳动。后来怎么成了地主了呢？因为我祖父是我们林姓祠堂的族长，族长要管祠堂的公租。祠堂不是有地吗？这个地收租，收了就放到仓库里面，哪一个人孤寡贫困的，就要开族长会议，要发下去，是福利性质的。祖父是读书人，比较较真，比如收谷子，不干不实，要求再晒，这就得罪了佃农。公家的地比较多，管的人有抽成。土改政策里有一个项目叫管公堂地主，也就是地主的一种。土改一发动起来，群众打、杀什么都是对的，都不能阻止。那时他们就斗我祖父，要把他划为地主。政府就不同意，就说这个人是教育家，非常重要的统战对象，有很多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共产党革命队伍，有很多学生在台湾，不能划地主分子。怎么办呢？于是想把整家划成地主家庭。问题就来了：我伯父是地下党员，教师。我父亲不用讲了，1938年参加新四军，入党，不到20岁参加革命的。我母亲15岁参加中共地下党。地主家庭没有地主分子，讲不通啊，其他都是小孩，不够18岁。那就只有一个人——我伯母。伯母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没有地位，整天都是做家务。按照政策，她有劳动就不是地主分子。但整个家庭已经没有人可以划地主了，又一定要保持地主家庭成分，那怎么办呢？于是她就成了地主，然后就扫了二十多年的街，被人斗，很可怜。
　　叛徒：“文革”时，叛徒这个身份随便安的。以前做地下党员，单线联系，只有一个联系人知道。如果这个人活着，那可以证明你是组织派去的，但如果这个人死了，谁能证明呢？我妈做地下党员时的最后一个联系人，是个女的，你不能问她真名，最后一次来找我妈，就说，“我是最后一次跟你联系，我没来找你，你别来找我，你等着，你就潜伏在这个地方。”一等就几年，没人来了。1941年政审的时候才知道南方特委出叛徒，党中央才下令停止活动，全线冻结。我妈哪里知道，她只是一个小党员。后来政审的时候她一直对那个联系人画像、描述。“文革”时候的逻辑很简单：这个人找不到了，就是被你出卖了，你是叛徒。她的单位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去外调，最后终于给她找到了，这个人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是杜国庠的侄女。后来我跟我妈来广州到她家里去拜访她，她不断地道歉，说没想到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苦难，说当时找到她的时候她马上就写了证明材料。
　　反革命：这顶帽子跟我大哥有关。我大哥“文革”时是福建师院数学系的学生，他人很纯正。那时的红卫兵有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一般是当权派和周围那些人；造反派是受迫害那些人，群众居多。那时斗争很激烈，我哥是群众派，这里面有些原始的正义，反对政治压迫这些东西。1969-1970年的时候，我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那时他已经在一个农村中学当教师，被大学派人抓了回去。这次是部队介入。他在当时文名很高，所以当官的讲过一句话：这个人非斗死不可。1971年林彪摔死了，我哥这批人全部平反了，但我哥不见了。一直拖了8年，当局说他潜逃。诏安就认为这是我家乡人，我们的人给你搞死了，县里面就派平反委员会调查组去调查。那是1978年的事，结果阻力很大，调查不下去。调查组最后去省公安厅档案室里找无主尸体照片，看见有这样一个无主尸体照片，一看就是他，身上的钱跟粮票都不见了，两个裤袋给翻过来了，推断是有人连夜将我哥弄到野外去做个伪现场。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了，当时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就是宜粗不宜细，总之政治上平反了。“文革”平反经常有这句话：某某同志被迫害含冤而死。讲得模糊，不讲他自杀或他杀。政治平反，给予一定的赔偿，那个时候赔偿很少。

两次高考

　　1977年12月，我在马路上听见恢复高考的有线广播。听了一次，不相信，再听一次，听明白了：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报考，不限年龄，不限学历，不限出身，都可以报名，都可以考试。一听就疯了，直接就去找一个读初中的小孩借数学书。“文革”这十年我是有读书的，但不敢写读书笔记，因为那个时候我哥还在被通缉，我们家经常要被抄家的。当时是考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五门，数学突破了，其他我就不怕了。考出来后，分数很高，我是第一批的，就去体检了，但没接到录取通知。
　　我妈所在的公社一直整她，不给她平反。那一年我的政审怎么搞，我看不到，因为是不给考生看的。我想一个是“四顶帽子”脱不了，因为没平反——全国都没平反。第二个你这个人表现什么，他们可以乱写的。你出身这么差，个人表现不好，谁要你呢？那个时候大学招生还讲阶级斗争。或是单位意见：不宜录取！那谁敢要你？ 　　当时我很失望，就想：我妈提前退休，我的户口回城了，那我去顶职教小学。准备办手续申请了，所以我想趁这个空档出去玩。1978年3月份到了福州我二哥那边，二哥跟我说，今年政策改了：第一按分数录取，并且公布分数；第二政审鉴定要跟考生本人见面、签名。我半信半疑。他就说这是真的，你不去考太浪费了。那我想，太压抑了，争口气吧。第一，我考多少分，贴出来让别人知道；第二，政审要本人通过，他们搞不了我。如果我考很高分，你录不到我，我到时候跟你打官司，打到邓小平那里去。
　　1978年高考时间正常了，7月考。我是在广东考。因为第一次没被录取，心里非常不满，也防备他们整我，我就写了封长信给揭阳县招生办主任。《邓小平》电视剧里那个镜头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报名不用通过单位，可以直接到县里。我就是到县里报的。这个招生办主任出身有文化的地主家庭，人非常正派，以前跟我一个中学同学下乡插队在同一个村子。我同学觉得这个人很不错，我就通过同学递这个信给他，讲我的志愿、理想。他很感动，说我们县又多了一个大学生。所以我连准考证什么都是他给我办的。其实在公社报名也可以的，但我不愿意，我怕他们搞鬼。
　　那一届揭阳县有上万名考生，我是文科状元。招生办主任要我报北大。因为我妈在中大附小读过书，对中大有感情，而且中大离家近，就按我妈的意见报了中大。那时能戴着“右派、地主、叛徒、反革命”这四顶“帽子”参加高考，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政审时，公社都把表格中的政审意见发给每个考生。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在政审栏签名，整叠政审表放在桌子上让考生去认领，我记得很清楚，几乎每个人的鉴定开头都有一句相同的话：“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只有我没有这句话。我的政治鉴定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该生户口于1976年迁移到我公社，没有在我公社居住。”政工人员问我的意见，我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在鉴定上签名，但把林字压在句号上。
　　进中大后，老师碰到同学就问“你考多少分”，我说三百八十多。老师说，“你怎么不报北大？”我觉得两校各有所长。中大政治气氛没那么浓，虽然也有政治活动但我没有介入，理由很简单，自己家内外几代为革命死了这么多人，结果非常惨。揭阳外公郑鼎新，15岁入晚清最后一科秀才，书画家，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外公抗日战争时在新加坡是抗战侨领，1942年被日寇杀害。大舅舅因指挥华人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寇，兵败牺牲。二舅和三舅后来追随马共入丛林殒命。几代人的经历，特别大哥的死对我刺激非常大，我觉得应该停下来好好读书，反思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