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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佛塔文化拥有2000余年历史，最初即是伴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传播，并由早期类似于印度风格逐渐发展成为形式多样，种类繁复，造型优美，风格独特，可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的佛塔，形成中国独特的佛塔文化。其中西域佛塔是一个亮点，因西域各国的强盛、佛教的兴盛而从形制、规模、结构、功能等方面地不断完善，不仅成为西域佛教的象征，也成为西域建筑文化的标志。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佛塔；西域
佛塔是我国建筑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它高耸突兀，直插云天的艺术形象与序列整齐的传统木构建筑群体相比，形成鲜明的特色。东汉以前，我国本没有塔这种建筑类型，也没有“塔”这个字。塔，又称佛塔，公元l世纪前后随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中国古塔同古代宫殿、寺观、坛庙、园林以及楼、台、亭、阁等建筑相比，则起源较晚，在甲骨文、钟鼎文早期文字中没有‘塔’字，古文献中也没有记载。随着佛教的传入，才出现这种类型的建筑。”1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佛经翻译家们据梵文Stupa和巴利文Thupo音译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塔”，以命名这个新输入的佛教建筑，塔遂成为汉语系佛教佛塔的专门称谓。塔，又作塔婆、塔波、兜婆、偷婆、浮屠、浮图，均是梵语“窜堵波”音译的讹变与简称。窣堵波，《康熙字典》引《说文》曰：“西域浮屠也，或七级、九级，至十三级而止，其五级者，俗谓之锥子。”塔，意为高积土石，用于埋藏遗骨。塔又名“俱椤”，译作聚、大聚、高、显、高显处、坟、方坟、灵庙、功德聚等。塔亦叫作“制底”，制底亦译作“支提”。《杂心论》：“有舍利名塔，无舍利名支提。”其外观形式并没有什么两样。
塔在我国是佛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早期的佛寺平面布局大致和印度相同，塔居于佛寺的中间，因其供信徒膜拜而成为寺的主体。如东汉永平十一年（68）建造的白马寺内的齐云塔和北魏熙平元年（516）所建的永宁寺塔，其位置就处于寺的中央。至唐代，在寺院的中心另建大殿，供奉佛像进行佛事，出现了塔与殿并重的局面，后来佛殿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寺院的主体。宋代之后，出现了将塔置于佛殿之后的布局。随后，终于打破寺塔一体的局面，出现了有塔无寺或有寺无塔的情况；甚而佛塔已经不独为佛祖一尊所独享，佛塔的排列组合出现了双塔相伴、三塔鼎足、五塔争雄，乃至于出现了众僧公墓形式的塔林和塔山。双塔是为尊仰释迦牟尼和多宝如来“二佛并坐”而建。但有的双塔，则取我国原有的双阙形式，用以增强寺庙的庄严气氛。如山西太原的双塔、苏州的双塔、泉州的双塔、温州江心屿的双塔。三塔在佛教上是为尊仰释迦牟尼、弥勒、药师三佛而建，但也有一些是带有纪念性质的。如西安市南的兴教寺三塔，是为纪念唐代名僧玄奘而建造。最著名的是大理的崇圣寺三塔，耸立在苍山洱海之中，犹如三根秀丽的石柱。五塔争雄，体型独特，别具一格。如北京正觉寺金刚宝座塔。群塔有许多布置方式，排列成行的称为塔墙，如国清寺的六塔之墙，塔尔寺的八塔之墙；成群布置的称为塔林，如宁厦青铜峡县牛首山的一百零八座塔林，最大的塔群是少林寺塔林，有塔220座。
我国古代留存至今有3000余座古塔，风格各异。北方的塔雄伟稳重，南方的塔玲珑精美，但都同样讲究塔身内外的装饰美，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雕梁画栋的特有风神。
我国佛塔形式多样，种类繁复，造型优美，风格独特，可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从佛塔的总体分，有真身（生身）舍利塔和法身舍利塔。从建塔年代分，大致可分为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塔、隋唐时期的佛塔、西夏时期的佛塔、宋元明清时期的佛塔和近现代佛塔。从语系分，有汉语系佛塔、藏语系佛塔和巴利语系佛塔。从佛教传播地域分，有北传佛教（汉传佛教）佛塔、藏传佛教佛塔（西藏佛塔或藏式佛塔）、南传佛教怫塔（小乘佛塔或傣族佛塔）、西域丝路佛塔。从佛教教义分，有菩提塔、转法轮塔、神变塔、神降塔、殊胜塔、涅槃塔、莲聚塔、息净塔、金刚塔、大乘佛塔、小乘佛塔、显教佛塔和密教佛塔等，如金刚宝座塔就是密教佛塔，西藏喇嘛塔也源于密教。从塔内所藏遗物来分，有舍利塔、千佛塔、万佛塔、藏经藏、发塔、牙塔、衣塔、钵塔、舆塔、锡塔、爪塔、瓶塔、香泥塔、高僧墓塔、肉身灵塔等。从塔的式样来分，有楼阁式、密檐式、覆钵式、亭阁式、金刚宝座式、窣堵波式、凉台式、宝箧式、经幢式、殿塔式、多顶式、藏式、傣式、缅式，以及花塔、门塔、过街塔、印经塔、圆筒塔、高台列塔，还有云南傣族的包树塔和树包塔等。从平面形状分，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等；从层级分，有单层、三层、五层、七层、九层、十一层、十三层、十五层、十七层等。中国佛塔的层级一般为单数，单数又称阳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阳数含有吉祥的意思。从塔的造型分，有钟形塔、球形塔、阙形塔、瓶形塔等，并且有的高耸，有的低平；有的粗壮，有的纤细；有的简洁，有的繁复；有的华丽，有的朴实；有的上大下小，有的两头细，中间粗，形似橄榄状。从建筑材料分，有木塔、砖塔、石塔、金塔、银塔、铜塔、铁塔、陶塔、瓷塔、玉塔、土塔、泥塔、玛瑙塔、珐琅塔、珍珠塔、香泥塔等。此外，还有一些砖木混造塔、木石混造塔、琉璃砖混塔、水泥砖混塔、土木结构塔、土石结构塔等。当然，有些佛塔仅以上述材质镶饰，并非整座佛塔都用一种材质构建完成，如金塔、银塔、琉璃、珍珠塔、玛瑙塔、珐琅塔等。从颜色分，有红塔、黑塔、绿塔和白塔。在我国不同颜色的佛塔中以白塔最多，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兰州白塔山白塔、云南曼飞龙白塔，尤其藏传佛教十分崇尚白塔。也有一些塔用多种颜色的玉石砌筑和雕刻而成，如陕西户县城东南约40华里的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系唐代用白玉、砖青、墨黑、乳黄、淡红、浅蓝、赭紫、灰色八种颜色的玉石雕刻镶饰而成，堪称佛塔艺术精品。以组合形式分，除大量独塔外，还有佛教徒为尊仰佛陀和多宝如来而建的双塔，为尊仰佛陀、阿弥陀佛和药师佛而建的三塔。然而，有些地方建的三塔不竟然如此。如西安兴教寺三塔，是为纪念玄奘大师及其弟子窥基和圆侧而建。四塔如沈阳法轮寺北塔、广慈寺南塔，延寿寺西塔、永福寺东塔，分立四门，遥相顾盼，别有一番妙趣。五塔，即金刚宝座塔，正中象征大日如来佛、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七塔，如北京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院的宝座塔由七塔组成，中央一大二小三座塔，鼎足矗立于三角形的角点上，其余四塔，分立四隅，一般金刚宝座式佛塔由五座塔构成，这里由七塔组成，这种式样在中国佛塔中为孤例。另外，浙江宁波七塔寺门前排列着形制相同的七座佛塔。八塔，如为纪念佛陀八大功德而建的青海塔尔寺如来八塔、西藏藏北草原八塔等。九塔，如山东历城九顶塔、云南曼飞龙九塔等，除此更多的是群塔或称塔林，如北京谭柘寺塔林、河南少林寺高僧墓塔群，四川青衣江糟渔滩塔林、青海玉树扎多县曲岭寺塔林等。 新疆古称“西域”，在早期享有“小西天”、“佛教的第二故乡”之美称。西域是我国古代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统称。这块地域面积广大，自古就是东西方商贸主道，更是宗教文化交流通道。在历史上该领域有条闻名于全世界的丝绸古道。
丝绸之路是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商人贩运丝绸等商品的贸易通道，也是佛教徒传播佛教的必经之路，古丝绸之路上有许多村落城镇、寺庙塔窟，像于阗、敦煌、龟兹、尼雅、高昌、交河、楼兰、焉耆、苏巴什等都是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亦是我国佛教文化和佛教建筑艺术中心，曾盛极一时，辉煌无比，一度是人类生活的乐园、理想的天国，维系着东西方文明古国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这里曾建造过规模近乎古印度寺庙塔窟的佛教建筑，供奉过具有印度人相貌特征的佛像，孕育了灿烂的西域文明。然而我们在这里所研究和关注的是人类创造的西域文明成果中的佛塔建筑。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西域各国的日益强盛，以及繁荣的经济、稳定的社会、昌明的政治，给当时西域佛塔发展创造了契机。佛塔从形制、规模、结构、功能等方面不断完善，它不仅成为西域佛教的象征，也成为西域建筑文化的标志。但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落、西域地理环境的日益恶化，这些佛塔也随着古代西域佛教寺院、村落城镇的堙没，而堙没于历史的风沙尘埃之中，现只能从残存遗迹和有关资料，寻觅其历史的踪迹。
当谈论西域佛塔的形成及其发展时，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西域佛塔与我国内地佛塔、西域佛塔和云南傣族佛塔所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以佛教为背景、信仰为基础的。佛教首先传人西域，然后再从西域传往中原。我们知道佛教的传播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佛经，二是佛教建筑。无论是哪种形式都由人来完成，一靠传教高僧，二靠佛教建筑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和佛教建筑应同时传入，但具体时间上佛教建筑稍晚于佛教。因为某一国家或民族只有它完全接受了佛教这种能够主宰人的精神意识的宗教，才能更易于接受与佛教有关的其他东西，诸如寺庙塔窟等建筑。如果没有佛教的传人，让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纯地去接受类似寺庙塔窟这种实用性不强的宗教建筑形式，那是不可思议的。有了佛教，才有佛塔，佛塔是代表佛教的建筑物，它只能在佛教传播的基础上才能传播，西域佛塔同样如此。西域佛塔是东南亚、中亚、乃至亚洲佛塔群中的一个亮点。
中亚领域，系指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包括我国新疆的天山南北、独联体的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以南、阿富汗的东部和北部，以及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这里不仅是东方的中国、印度、波斯文明和西方的希腊、埃及、罗马文明的荟萃地，也是沟通中国与印度、欧洲交往的必经之地。中亚佛教对我国佛教文化和佛塔建筑产生过重大影响，中亚早期佛塔的形制大致与印度佛塔相同，是在印度佛塔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融汇印度建塔传统基础上，发展形成自身的特点。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对我国丝路佛塔产生较大影响的也是这些地区的佛塔。佛塔形制酷似巴基斯坦的士瓦特大佛塔。当时贵霜王朝统治中心是犍陀罗地区，它以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为中心，西北到达阿富汗东南部的哈达，东南至印度河东岸的塔克西拉，北面可到巴基斯坦北部的士瓦特。这一区域建筑时代最早的佛塔有位于旁遮普邦的玛尼克亚拉塔，这是一座窣堵波式的佛塔。白沙瓦东南方的加腻色迦大塔，我国东晋的高僧法显和唐玄奘都记载过这个塔。巴基斯坦罗里延唐盖出土的一座供养石雕塔，塔下有方形台基，台基上方是圆柱形塔身，塔身表面四周分布着三层雕刻，下面两层是佛龛，上面一层是菱形格状的纹饰；塔身上面为窣堵波形的覆钵丘，覆钵上的平头呈倒置的梯形台，平头上方有七重伞盖，向上渐小，呈圆锥形。巴基斯坦士瓦特德赛都大塔也曾出土过一座小型舍利石塔，其形制与罗里延唐盖出土的石雕塔相似。这些都是研究中亚犍陀罗地区的早期佛塔和研究我国境内西域佛塔起源的珍贵实物资料。中亚佛塔也曾有过寺塔一体和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布局。我国西域，乃至内地中原，早期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布局形式，与其说源自印度佛教建筑风格，还不如说是中亚犍陀罗文明映照的结果。因为这种建筑时尚曾在犍陀罗地区十分流行。我国西域和内地佛教及佛教建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犍陀罗佛教和佛教建筑艺术的影响。《新疆古代佛教研究》载：“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楼兰、米兰、尼雅、民丰、安德尔、精绝、丹丹乌里克、热瓦克、于阗、约特干、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诸地佛教雕塑、佛教造像、佛教绘画、佛教寺塔、佛教石窟、佛教建筑等佛教文化艺术基本上受到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2
大约于公元1世纪前后，佛塔建筑从印度经以阿富汗、巴基斯坦为中心的中亚犍陀罗地区，然后传人我国以新疆地区为主的丝绸之路沿线广大地区。最初传入丝路沿线的佛塔，依然是古印度窣堵波式佛塔，但这种佛塔明显带有东南亚佛塔遗风。当时西域丝路各城邦之地，尤其是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古国就建造了许多形似西藏佛塔的覆钵式塔。西域地区佛塔的概念与形制均源于古印度窣堵波，最初是由台座、覆钵、宝匣和相轮构成的实心建筑物。于阗古国在传人佛教后，与印度及内地的佛事往来十分频繁，僧侣众多，佛经丰富，一度是我国西部佛教中心，佛塔建筑得到空前发展。东晋《法显传》对于阗国初期建造的佛塔有较详细的描述，说于阗王新寺塔“高二十五丈”、“塔后作佛堂”、“严明整饰，非言可尽”，足见其佛塔的雄伟壮丽。同时也说明当时古印度“塔前殿后”的塔院布局结构在西域得到较好继承。我国著名佛教旅行家、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对于阗王新寺塔也有这样的描述：“王城西五、六里，有挲摩若僧伽兰，中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洛阳伽兰记》中谈到西域丧葬习俗时说：“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这里的“浮图”就是窣堵波式佛塔，可见西域早期佛塔地道地继承了古印度窣堵波塔作为坟墓及其坟墓标志的这一功能。《魏书》于阗国条记中也有“覆盆浮图”之说。另外，藏文史料中也谈到当初在西域为“四罗汉修起了瞿摩帝寺庙大宝塔”和“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叮嘱在于阗建设新都城，城中有五塔”的传说。以上这些是记载西域佛塔较早的史料。 西域佛塔也同内地佛塔和西藏佛塔一样，随着佛教逐渐向民问传播，佛塔建筑也随之向民间扩延，曾经历了从佛教寺院走向世俗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西域当初的佛塔大多建在佛教寺院，后来民间佛教盛隆，佛教信仰者与日俱增，佛塔建筑开始在民间大为流行。西晋《法显传》记载，当时于阗“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有专家考证，这种小佛塔与现代东南亚佛教国家街头宅所建的佛龛相仿，以求得佛祖对家庭的护佑和供善男信女礼佛。
闻名于世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库车县为2000年前亚利安人建立的古龟兹国所在地，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曾路过龟兹，所著《大唐西域记》对这里的风俗民情有详尽记载。公元7世纪，龟兹王国的佛教达到极盛时期，建有佛寺和佛塔100余座，有僧尼5000余人，甚至连龟兹王宫都装饰得同寺庙一般。由此可以推测，古龟兹国建造的佛塔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佛塔，比洛阳白马寺塔还要早若干年代。古丝绸之路上除龟兹国以外，其他像于阗、尼雅、楼兰等与龟兹国在佛教发展方面几乎有着同样的规模，建造的佛塔类型、数量也几乎差不多。从现存西域佛塔遗址中，可以窥视出西域佛塔的发展及演进情况。尽管西域很多佛塔的始建年代因缺乏资料，难以考辨，但从佛塔遗迹和佛塔残存物及佛塔形制的演变分析，仍能较清晰地分辨出西域佛塔发展的历史脉络。
约从公元1世纪起，印度开始流行直接礼拜佛像之风，为适应这种需要，对原窣堵波式圆形塔作了较大改动，加高加大基坛，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公元2世纪的莫拉莫兹塔可作为此种形制的代表。随着佛教的传入，古印度原始型和加高基坛的窣堵波一并传人我国，西域首当其冲，但西域佛塔直接模仿原始型古印度佛塔的并不多。20世纪初，斯坦因在《古代和阗》中记述的安迪尔附近残塔和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中介绍的米兰古城两处残塔，形制上都与印度原始型窣堵波比较接近。塔基均较低矮，覆钵接近半圆形。从西域佛塔建筑材料看，西域佛塔直接受影响的主要是那种加高基座的窣堵波。尽管如此，较之印度佛塔的原型，西域佛塔还是有了较大的改变，即以高基座，圆筒状覆钵、粗壮相轮为其基本特征，形成具有西域地方特色的佛塔式样。如高昌、龟兹、焉耆、于阗、尼雅、楼兰、苏巴什等地的佛塔。《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云：“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我国新疆……随之，佛教艺术也如火如荼发展了起来，各地纷纷建塔修寺，开凿石窟，妆銮佛像，彩绘壁画。保存至今的佛教建筑遗址大约有116处，其中佛塔19处，寺院59处，石窟38处；此外，古城中还有许多佛教建筑，如交河故城现仍存52处，高昌古城有60多处。”3
佛教传入丝路南道于阗地区以后，公元1世纪就已有佛教寺塔。据史料记载，到公元7～8世纪时，西域丝绸之路南道于阗地区的佛教寺塔增多好几倍。《汉藏史集》载：“另外，还有历代国王之王妃建造的和为了王妃而建造的努沃涅寺、约司觉、色若觉、索烟若、泽莫加、噶仲觉、和绒觉、叶莫诺、科索诺诺、古德热玛、沃果诺、贵斯沃尔冬那、祖诺、确诺、那摩博通、阿诺约诺等许多寺院。总的来说，于阗地区的大寺院在成内外有六十八座，中等寺院有九十五座，小寺院有一百四十八座。另外，荒地小庙及不属寺庙之佛像、佛塔等，共计三千六百八十八处。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于阗地方共有比丘一万来名。在朵洛和墨格尔地方，有大寺院四座，小寺院一百来座，比丘一百二十四名。在干尚、帕涅、比尔迦札、沃古以上、智里一下的地区，成内外有大寺院二十三座，中等寺院二十一座，小寺院二十三座，荒地小庙和佛塔等八百三十九处。两部僧伽从勒见和贵泽以上地方有四百三十八名。金江以下、格香和杜尔雅以上地区的城内外、察尔玛以上地区，有大寺院十五座，还有很多小寺院和佛塔。两部僧伽从勒见和贵泽地方以上总计九百六十三名。” 当时丝绸之路古道上的于阗地区的佛教寺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据《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曰：“位于新疆南部、昆仑山北麓的古代于阗，大致包括今和田地区的和田市和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等县。这里是我国古代佛教中心之一，著名的佛教圣地，境内佛塔高耸，寺院雄伟，佛教建筑众多。”5
新疆佛塔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基本上经历了我国历史上的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当代新疆佛寺塔主要分布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和硕县、博湖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伊犁地区昭苏县、特克斯县、巩留县、尼勒克县，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乌苏市、额敏县，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布尔津县，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等许多地区。上述地区的塔是藏传佛教覆钵式佛塔。这些藏传佛教覆钵式佛塔大多属于灵塔或骨灰塔，塔内供奉着本寺历代活佛呼图克图、葛根、呼毕勒干的骨灰及遗物。对此，《新疆蒙古藏传佛教寺庙》载：“佛塔是佛教寺庙里的一顶建筑，是一处敬佛、拜佛的地方。佛塔是被用来供奉圣者、活佛、法师、大德、大师的舍利、佛经、袈裟、钵具、佛像、串珠法器等。作为一种纪念，在民国期间，新疆、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里基本上有大小各异的佛塔。有的寺庙一寺一塔，也有的寺庙一寺双塔，而有的寺庙一寺三塔、一寺五塔，甚至一寺七塔、八塔、九塔。”6简单朴实的覆钵塔，往往多采取以青砖砌和石块雕砌而成。据史料，随着藏传佛教寺庙在新疆蒙古地区四个多世纪的传播发展，覆钵塔之不断修造，先后产生了吉祥塔、长寿塔、藏经塔、供佛塔、神变塔、降魔塔等名称不同，功能各异的佛塔。
[注释]
1李焰平：《甘肃窟塔寺庙》，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2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3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8～59页。
5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6才吾加甫：《新疆蒙古藏传佛教寺庙》，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佛塔；西域
佛塔是我国建筑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它高耸突兀，直插云天的艺术形象与序列整齐的传统木构建筑群体相比，形成鲜明的特色。东汉以前，我国本没有塔这种建筑类型，也没有“塔”这个字。塔，又称佛塔，公元l世纪前后随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中国古塔同古代宫殿、寺观、坛庙、园林以及楼、台、亭、阁等建筑相比，则起源较晚，在甲骨文、钟鼎文早期文字中没有‘塔’字，古文献中也没有记载。随着佛教的传入，才出现这种类型的建筑。”1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佛经翻译家们据梵文Stupa和巴利文Thupo音译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塔”，以命名这个新输入的佛教建筑，塔遂成为汉语系佛教佛塔的专门称谓。塔，又作塔婆、塔波、兜婆、偷婆、浮屠、浮图，均是梵语“窜堵波”音译的讹变与简称。窣堵波，《康熙字典》引《说文》曰：“西域浮屠也，或七级、九级，至十三级而止，其五级者，俗谓之锥子。”塔，意为高积土石，用于埋藏遗骨。塔又名“俱椤”，译作聚、大聚、高、显、高显处、坟、方坟、灵庙、功德聚等。塔亦叫作“制底”，制底亦译作“支提”。《杂心论》：“有舍利名塔，无舍利名支提。”其外观形式并没有什么两样。
塔在我国是佛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早期的佛寺平面布局大致和印度相同，塔居于佛寺的中间，因其供信徒膜拜而成为寺的主体。如东汉永平十一年（68）建造的白马寺内的齐云塔和北魏熙平元年（516）所建的永宁寺塔，其位置就处于寺的中央。至唐代，在寺院的中心另建大殿，供奉佛像进行佛事，出现了塔与殿并重的局面，后来佛殿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寺院的主体。宋代之后，出现了将塔置于佛殿之后的布局。随后，终于打破寺塔一体的局面，出现了有塔无寺或有寺无塔的情况；甚而佛塔已经不独为佛祖一尊所独享，佛塔的排列组合出现了双塔相伴、三塔鼎足、五塔争雄，乃至于出现了众僧公墓形式的塔林和塔山。双塔是为尊仰释迦牟尼和多宝如来“二佛并坐”而建。但有的双塔，则取我国原有的双阙形式，用以增强寺庙的庄严气氛。如山西太原的双塔、苏州的双塔、泉州的双塔、温州江心屿的双塔。三塔在佛教上是为尊仰释迦牟尼、弥勒、药师三佛而建，但也有一些是带有纪念性质的。如西安市南的兴教寺三塔，是为纪念唐代名僧玄奘而建造。最著名的是大理的崇圣寺三塔，耸立在苍山洱海之中，犹如三根秀丽的石柱。五塔争雄，体型独特，别具一格。如北京正觉寺金刚宝座塔。群塔有许多布置方式，排列成行的称为塔墙，如国清寺的六塔之墙，塔尔寺的八塔之墙；成群布置的称为塔林，如宁厦青铜峡县牛首山的一百零八座塔林，最大的塔群是少林寺塔林，有塔220座。
我国古代留存至今有3000余座古塔，风格各异。北方的塔雄伟稳重，南方的塔玲珑精美，但都同样讲究塔身内外的装饰美，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雕梁画栋的特有风神。
我国佛塔形式多样，种类繁复，造型优美，风格独特，可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从佛塔的总体分，有真身（生身）舍利塔和法身舍利塔。从建塔年代分，大致可分为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塔、隋唐时期的佛塔、西夏时期的佛塔、宋元明清时期的佛塔和近现代佛塔。从语系分，有汉语系佛塔、藏语系佛塔和巴利语系佛塔。从佛教传播地域分，有北传佛教（汉传佛教）佛塔、藏传佛教佛塔（西藏佛塔或藏式佛塔）、南传佛教怫塔（小乘佛塔或傣族佛塔）、西域丝路佛塔。从佛教教义分，有菩提塔、转法轮塔、神变塔、神降塔、殊胜塔、涅槃塔、莲聚塔、息净塔、金刚塔、大乘佛塔、小乘佛塔、显教佛塔和密教佛塔等，如金刚宝座塔就是密教佛塔，西藏喇嘛塔也源于密教。从塔内所藏遗物来分，有舍利塔、千佛塔、万佛塔、藏经藏、发塔、牙塔、衣塔、钵塔、舆塔、锡塔、爪塔、瓶塔、香泥塔、高僧墓塔、肉身灵塔等。从塔的式样来分，有楼阁式、密檐式、覆钵式、亭阁式、金刚宝座式、窣堵波式、凉台式、宝箧式、经幢式、殿塔式、多顶式、藏式、傣式、缅式，以及花塔、门塔、过街塔、印经塔、圆筒塔、高台列塔，还有云南傣族的包树塔和树包塔等。从平面形状分，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等；从层级分，有单层、三层、五层、七层、九层、十一层、十三层、十五层、十七层等。中国佛塔的层级一般为单数，单数又称阳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阳数含有吉祥的意思。从塔的造型分，有钟形塔、球形塔、阙形塔、瓶形塔等，并且有的高耸，有的低平；有的粗壮，有的纤细；有的简洁，有的繁复；有的华丽，有的朴实；有的上大下小，有的两头细，中间粗，形似橄榄状。从建筑材料分，有木塔、砖塔、石塔、金塔、银塔、铜塔、铁塔、陶塔、瓷塔、玉塔、土塔、泥塔、玛瑙塔、珐琅塔、珍珠塔、香泥塔等。此外，还有一些砖木混造塔、木石混造塔、琉璃砖混塔、水泥砖混塔、土木结构塔、土石结构塔等。当然，有些佛塔仅以上述材质镶饰，并非整座佛塔都用一种材质构建完成，如金塔、银塔、琉璃、珍珠塔、玛瑙塔、珐琅塔等。从颜色分，有红塔、黑塔、绿塔和白塔。在我国不同颜色的佛塔中以白塔最多，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兰州白塔山白塔、云南曼飞龙白塔，尤其藏传佛教十分崇尚白塔。也有一些塔用多种颜色的玉石砌筑和雕刻而成，如陕西户县城东南约40华里的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系唐代用白玉、砖青、墨黑、乳黄、淡红、浅蓝、赭紫、灰色八种颜色的玉石雕刻镶饰而成，堪称佛塔艺术精品。以组合形式分，除大量独塔外，还有佛教徒为尊仰佛陀和多宝如来而建的双塔，为尊仰佛陀、阿弥陀佛和药师佛而建的三塔。然而，有些地方建的三塔不竟然如此。如西安兴教寺三塔，是为纪念玄奘大师及其弟子窥基和圆侧而建。四塔如沈阳法轮寺北塔、广慈寺南塔，延寿寺西塔、永福寺东塔，分立四门，遥相顾盼，别有一番妙趣。五塔，即金刚宝座塔，正中象征大日如来佛、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七塔，如北京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院的宝座塔由七塔组成，中央一大二小三座塔，鼎足矗立于三角形的角点上，其余四塔，分立四隅，一般金刚宝座式佛塔由五座塔构成，这里由七塔组成，这种式样在中国佛塔中为孤例。另外，浙江宁波七塔寺门前排列着形制相同的七座佛塔。八塔，如为纪念佛陀八大功德而建的青海塔尔寺如来八塔、西藏藏北草原八塔等。九塔，如山东历城九顶塔、云南曼飞龙九塔等，除此更多的是群塔或称塔林，如北京谭柘寺塔林、河南少林寺高僧墓塔群，四川青衣江糟渔滩塔林、青海玉树扎多县曲岭寺塔林等。 新疆古称“西域”，在早期享有“小西天”、“佛教的第二故乡”之美称。西域是我国古代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统称。这块地域面积广大，自古就是东西方商贸主道，更是宗教文化交流通道。在历史上该领域有条闻名于全世界的丝绸古道。
丝绸之路是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商人贩运丝绸等商品的贸易通道，也是佛教徒传播佛教的必经之路，古丝绸之路上有许多村落城镇、寺庙塔窟，像于阗、敦煌、龟兹、尼雅、高昌、交河、楼兰、焉耆、苏巴什等都是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亦是我国佛教文化和佛教建筑艺术中心，曾盛极一时，辉煌无比，一度是人类生活的乐园、理想的天国，维系着东西方文明古国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这里曾建造过规模近乎古印度寺庙塔窟的佛教建筑，供奉过具有印度人相貌特征的佛像，孕育了灿烂的西域文明。然而我们在这里所研究和关注的是人类创造的西域文明成果中的佛塔建筑。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西域各国的日益强盛，以及繁荣的经济、稳定的社会、昌明的政治，给当时西域佛塔发展创造了契机。佛塔从形制、规模、结构、功能等方面不断完善，它不仅成为西域佛教的象征，也成为西域建筑文化的标志。但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落、西域地理环境的日益恶化，这些佛塔也随着古代西域佛教寺院、村落城镇的堙没，而堙没于历史的风沙尘埃之中，现只能从残存遗迹和有关资料，寻觅其历史的踪迹。
当谈论西域佛塔的形成及其发展时，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西域佛塔与我国内地佛塔、西域佛塔和云南傣族佛塔所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以佛教为背景、信仰为基础的。佛教首先传人西域，然后再从西域传往中原。我们知道佛教的传播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佛经，二是佛教建筑。无论是哪种形式都由人来完成，一靠传教高僧，二靠佛教建筑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和佛教建筑应同时传入，但具体时间上佛教建筑稍晚于佛教。因为某一国家或民族只有它完全接受了佛教这种能够主宰人的精神意识的宗教，才能更易于接受与佛教有关的其他东西，诸如寺庙塔窟等建筑。如果没有佛教的传人，让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纯地去接受类似寺庙塔窟这种实用性不强的宗教建筑形式，那是不可思议的。有了佛教，才有佛塔，佛塔是代表佛教的建筑物，它只能在佛教传播的基础上才能传播，西域佛塔同样如此。西域佛塔是东南亚、中亚、乃至亚洲佛塔群中的一个亮点。
中亚领域，系指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包括我国新疆的天山南北、独联体的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以南、阿富汗的东部和北部，以及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这里不仅是东方的中国、印度、波斯文明和西方的希腊、埃及、罗马文明的荟萃地，也是沟通中国与印度、欧洲交往的必经之地。中亚佛教对我国佛教文化和佛塔建筑产生过重大影响，中亚早期佛塔的形制大致与印度佛塔相同，是在印度佛塔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融汇印度建塔传统基础上，发展形成自身的特点。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对我国丝路佛塔产生较大影响的也是这些地区的佛塔。佛塔形制酷似巴基斯坦的士瓦特大佛塔。当时贵霜王朝统治中心是犍陀罗地区，它以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为中心，西北到达阿富汗东南部的哈达，东南至印度河东岸的塔克西拉，北面可到巴基斯坦北部的士瓦特。这一区域建筑时代最早的佛塔有位于旁遮普邦的玛尼克亚拉塔，这是一座窣堵波式的佛塔。白沙瓦东南方的加腻色迦大塔，我国东晋的高僧法显和唐玄奘都记载过这个塔。巴基斯坦罗里延唐盖出土的一座供养石雕塔，塔下有方形台基，台基上方是圆柱形塔身，塔身表面四周分布着三层雕刻，下面两层是佛龛，上面一层是菱形格状的纹饰；塔身上面为窣堵波形的覆钵丘，覆钵上的平头呈倒置的梯形台，平头上方有七重伞盖，向上渐小，呈圆锥形。巴基斯坦士瓦特德赛都大塔也曾出土过一座小型舍利石塔，其形制与罗里延唐盖出土的石雕塔相似。这些都是研究中亚犍陀罗地区的早期佛塔和研究我国境内西域佛塔起源的珍贵实物资料。中亚佛塔也曾有过寺塔一体和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布局。我国西域，乃至内地中原，早期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布局形式，与其说源自印度佛教建筑风格，还不如说是中亚犍陀罗文明映照的结果。因为这种建筑时尚曾在犍陀罗地区十分流行。我国西域和内地佛教及佛教建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犍陀罗佛教和佛教建筑艺术的影响。《新疆古代佛教研究》载：“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楼兰、米兰、尼雅、民丰、安德尔、精绝、丹丹乌里克、热瓦克、于阗、约特干、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诸地佛教雕塑、佛教造像、佛教绘画、佛教寺塔、佛教石窟、佛教建筑等佛教文化艺术基本上受到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2
大约于公元1世纪前后，佛塔建筑从印度经以阿富汗、巴基斯坦为中心的中亚犍陀罗地区，然后传人我国以新疆地区为主的丝绸之路沿线广大地区。最初传入丝路沿线的佛塔，依然是古印度窣堵波式佛塔，但这种佛塔明显带有东南亚佛塔遗风。当时西域丝路各城邦之地，尤其是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古国就建造了许多形似西藏佛塔的覆钵式塔。西域地区佛塔的概念与形制均源于古印度窣堵波，最初是由台座、覆钵、宝匣和相轮构成的实心建筑物。于阗古国在传人佛教后，与印度及内地的佛事往来十分频繁，僧侣众多，佛经丰富，一度是我国西部佛教中心，佛塔建筑得到空前发展。东晋《法显传》对于阗国初期建造的佛塔有较详细的描述，说于阗王新寺塔“高二十五丈”、“塔后作佛堂”、“严明整饰，非言可尽”，足见其佛塔的雄伟壮丽。同时也说明当时古印度“塔前殿后”的塔院布局结构在西域得到较好继承。我国著名佛教旅行家、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对于阗王新寺塔也有这样的描述：“王城西五、六里，有挲摩若僧伽兰，中有窣堵波，高百余尺。”《洛阳伽兰记》中谈到西域丧葬习俗时说：“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这里的“浮图”就是窣堵波式佛塔，可见西域早期佛塔地道地继承了古印度窣堵波塔作为坟墓及其坟墓标志的这一功能。《魏书》于阗国条记中也有“覆盆浮图”之说。另外，藏文史料中也谈到当初在西域为“四罗汉修起了瞿摩帝寺庙大宝塔”和“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叮嘱在于阗建设新都城，城中有五塔”的传说。以上这些是记载西域佛塔较早的史料。 西域佛塔也同内地佛塔和西藏佛塔一样，随着佛教逐渐向民问传播，佛塔建筑也随之向民间扩延，曾经历了从佛教寺院走向世俗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西域当初的佛塔大多建在佛教寺院，后来民间佛教盛隆，佛教信仰者与日俱增，佛塔建筑开始在民间大为流行。西晋《法显传》记载，当时于阗“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有专家考证，这种小佛塔与现代东南亚佛教国家街头宅所建的佛龛相仿，以求得佛祖对家庭的护佑和供善男信女礼佛。
闻名于世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库车县为2000年前亚利安人建立的古龟兹国所在地，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曾路过龟兹，所著《大唐西域记》对这里的风俗民情有详尽记载。公元7世纪，龟兹王国的佛教达到极盛时期，建有佛寺和佛塔100余座，有僧尼5000余人，甚至连龟兹王宫都装饰得同寺庙一般。由此可以推测，古龟兹国建造的佛塔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佛塔，比洛阳白马寺塔还要早若干年代。古丝绸之路上除龟兹国以外，其他像于阗、尼雅、楼兰等与龟兹国在佛教发展方面几乎有着同样的规模，建造的佛塔类型、数量也几乎差不多。从现存西域佛塔遗址中，可以窥视出西域佛塔的发展及演进情况。尽管西域很多佛塔的始建年代因缺乏资料，难以考辨，但从佛塔遗迹和佛塔残存物及佛塔形制的演变分析，仍能较清晰地分辨出西域佛塔发展的历史脉络。
约从公元1世纪起，印度开始流行直接礼拜佛像之风，为适应这种需要，对原窣堵波式圆形塔作了较大改动，加高加大基坛，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公元2世纪的莫拉莫兹塔可作为此种形制的代表。随着佛教的传入，古印度原始型和加高基坛的窣堵波一并传人我国，西域首当其冲，但西域佛塔直接模仿原始型古印度佛塔的并不多。20世纪初，斯坦因在《古代和阗》中记述的安迪尔附近残塔和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中介绍的米兰古城两处残塔，形制上都与印度原始型窣堵波比较接近。塔基均较低矮，覆钵接近半圆形。从西域佛塔建筑材料看，西域佛塔直接受影响的主要是那种加高基座的窣堵波。尽管如此，较之印度佛塔的原型，西域佛塔还是有了较大的改变，即以高基座，圆筒状覆钵、粗壮相轮为其基本特征，形成具有西域地方特色的佛塔式样。如高昌、龟兹、焉耆、于阗、尼雅、楼兰、苏巴什等地的佛塔。《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云：“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我国新疆……随之，佛教艺术也如火如荼发展了起来，各地纷纷建塔修寺，开凿石窟，妆銮佛像，彩绘壁画。保存至今的佛教建筑遗址大约有116处，其中佛塔19处，寺院59处，石窟38处；此外，古城中还有许多佛教建筑，如交河故城现仍存52处，高昌古城有60多处。”3
佛教传入丝路南道于阗地区以后，公元1世纪就已有佛教寺塔。据史料记载，到公元7～8世纪时，西域丝绸之路南道于阗地区的佛教寺塔增多好几倍。《汉藏史集》载：“另外，还有历代国王之王妃建造的和为了王妃而建造的努沃涅寺、约司觉、色若觉、索烟若、泽莫加、噶仲觉、和绒觉、叶莫诺、科索诺诺、古德热玛、沃果诺、贵斯沃尔冬那、祖诺、确诺、那摩博通、阿诺约诺等许多寺院。总的来说，于阗地区的大寺院在成内外有六十八座，中等寺院有九十五座，小寺院有一百四十八座。另外，荒地小庙及不属寺庙之佛像、佛塔等，共计三千六百八十八处。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于阗地方共有比丘一万来名。在朵洛和墨格尔地方，有大寺院四座，小寺院一百来座，比丘一百二十四名。在干尚、帕涅、比尔迦札、沃古以上、智里一下的地区，成内外有大寺院二十三座，中等寺院二十一座，小寺院二十三座，荒地小庙和佛塔等八百三十九处。两部僧伽从勒见和贵泽以上地方有四百三十八名。金江以下、格香和杜尔雅以上地区的城内外、察尔玛以上地区，有大寺院十五座，还有很多小寺院和佛塔。两部僧伽从勒见和贵泽地方以上总计九百六十三名。” 当时丝绸之路古道上的于阗地区的佛教寺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据《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曰：“位于新疆南部、昆仑山北麓的古代于阗，大致包括今和田地区的和田市和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等县。这里是我国古代佛教中心之一，著名的佛教圣地，境内佛塔高耸，寺院雄伟，佛教建筑众多。”5
新疆佛塔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基本上经历了我国历史上的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当代新疆佛寺塔主要分布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和硕县、博湖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伊犁地区昭苏县、特克斯县、巩留县、尼勒克县，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乌苏市、额敏县，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布尔津县，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等许多地区。上述地区的塔是藏传佛教覆钵式佛塔。这些藏传佛教覆钵式佛塔大多属于灵塔或骨灰塔，塔内供奉着本寺历代活佛呼图克图、葛根、呼毕勒干的骨灰及遗物。对此，《新疆蒙古藏传佛教寺庙》载：“佛塔是佛教寺庙里的一顶建筑，是一处敬佛、拜佛的地方。佛塔是被用来供奉圣者、活佛、法师、大德、大师的舍利、佛经、袈裟、钵具、佛像、串珠法器等。作为一种纪念，在民国期间，新疆、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里基本上有大小各异的佛塔。有的寺庙一寺一塔，也有的寺庙一寺双塔，而有的寺庙一寺三塔、一寺五塔，甚至一寺七塔、八塔、九塔。”6简单朴实的覆钵塔，往往多采取以青砖砌和石块雕砌而成。据史料，随着藏传佛教寺庙在新疆蒙古地区四个多世纪的传播发展，覆钵塔之不断修造，先后产生了吉祥塔、长寿塔、藏经塔、供佛塔、神变塔、降魔塔等名称不同，功能各异的佛塔。
[注释]
1李焰平：《甘肃窟塔寺庙》，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2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3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8～59页。
5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6才吾加甫：《新疆蒙古藏传佛教寺庙》，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