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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产党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归根结底是党性的锤炼、心性的涵养。王阳明心学强调心性主体的自觉挺立，是“立根固本”之学。王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良知学说、知行合一等，与“四讲四有”具有古今契合性、内在一致性，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宝贵文化资源。
关键词： 王阳明 心学 两学一做 四讲四有
“两学一做”的根本路径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王阳明心学是古代修身养性之学，强调心性主体的自觉挺立，是“立根固本”之学。“四讲四有”是衡量每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基本尺度，是新时期所有党员的行动指南，是“两学一做”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阳明心学与“四讲四有”具有内在一致性、古今契合性，为当代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源。“心外无物”，强调意义世界的建构，塑造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心外无理”强调物理与人心圆融无碍，规矩纪律只是人心的外显，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良知学说彰显人具有善的价值潜能，具有善的自我实现的力量。“知行合一”学说启示共产党人要真知真行，讲奉献，有作为。
一、“心外無物”可启示共产党人涵养天下情怀、筑牢理想信念。
关于“心外无物”的思想实质，著名的“岩中花树”公案是可供研究的典型材料。“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传习录》）。
王阳明讲“心外无物”并不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这个命题没有涉及“事物是否可以脱离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这个问题。“心外无物”所要表达的是万物只有和我的心发生关联的时候，才进入我的意义世界。
“心外无物”强调的是视野、境界、胸怀、格局。《大学问》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王阳明认为，胸怀和格局是区分大人与小人的关键。王阳明10岁时，就立志要做圣贤，而圣贤应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应该不断扩充自己的内心，关照到天地万物。王阳明的传奇故事是其学说最生动的注解。圣人应该心系国民，年仅16岁的王阳明就只身前往居庸关考察边关要塞。圣人应该心向正义，仅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上书，挺身斗虎。
共产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立下“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的远大理想，并如其所设想的一样，在他离开人世时，高尚的人们都洒下了热泪。马克思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人民的阶级立场。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必须摆脱自私性、狭隘性，不断涵养自己的大格局、大胸怀，将自己的心无限扩展，包容万物，将世界万物纳入我的主体世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二、“心外无理”可启示共产党人注重自我净化、严守规矩纪律。
王阳明早年学习朱熹理学，朱熹认为种类繁多的万物之理，都共同分有了一个总的“天理”，各物之理与“天理”之间是理一分殊、月印万川的关系。把握“天理”或者说万物之理的方法是通过“格物致知”，即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功夫，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豁然贯通，把握“天理”。早年的王阳明受了朱熹的影响，也想走通过“格物”而“致知”的道路。他从格竹开始，结果没有得到任何道理，反而格出一身毛病。王阳明据此得出结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王阳明的“心外无理”思想仍然可以在朱熹理学基础上推导而来。既然万事万物都分有总的“天理”，那么人身上也就分有了“天理”，把握了人身上的“天理”，也就能通晓宇宙万物之理。“天理”与人心之理是一样的，因此“心即理”，“心外无理”。理在人心，心外无理。遵规矩、守纪律的行为，不仅符合外部秩序之理，更根植于内部心灵秩序之理。一方面，规矩纪律之理之所以能够施行，归根结底在于理本在人心。另一方面，规矩纪律要真正得以施行，必须依赖于主体对本有道心的体认。
自律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是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党性修炼的完成不仅要诉诸外在力量的约束与制裁，更要诉诸每一位共产党员内在的自律自觉。共产党人有共产党人的规矩纪律。党员要不断地学习和遵循党章党规，行为处事皆以党规党纪和条例制度为依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党组织和党员确立明确可行的标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党组织和党员划出坚决不可触碰的底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了11个“坚决”、8个“不允许”和6个“不准”，这是每位党员做人做事必须遵守的规矩与纪律，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底线思维。
三、“良知学说”可启示共产党人坚守道德良知、塑造良好品行。
王阳明认为，人心的本来状态与天道是一致的。心的本来状态即“本心”是天道在人身上的呈现。人心本来是至善，恶从何处来？心在彼岸，事物世界在此岸，中间需要有桥梁，这个桥梁，就叫作“意”。因此，让自己的意念、行为符合本心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致良知的功夫。致良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亮明自己的本心，理会自己的良知，使良知从隐到显，另一方面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即用良知的善恶评价功能修正自己对事事物物的态度和行为，为善去恶。王阳明的《传习录》中著名的“四句教”是其良知、致良知学说的高度概括。“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良知说论证了人而为善的可能性，良知说发端于孟子。孟子说人心有四端，能知善知恶，辨是辨非，这种能力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是良知良能。
伟大的精神才能支撑伟大的事业，崇高的品德才能实现崇高的梦想。马克思主义人性学说内在地包含了人性善的立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本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从现实结果看必定应该是善的，而这种活动是人自由自觉的结果。因此，指导人行为的意识是至善的，即人心是至善。共产主义追求人的自我实现，致力于对道心的回归、对良知的回归。 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塑造良好品行是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共产党人首先要坚守道德良心、并外化为良好的品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中华民族有道德基石，懂得为什么要行善和为什么能行善的问题。良知为人所具有，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更应体现在致良知的功夫上，勇于亮明自己的本心和良知。只有用本心关照自己，对自己的意念和行动进行反思，才能真正说成自己的主人，完成主体性建构。既不被外物役使又不被私心牵累，这样的人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自觉的人”。
四、“知行合一”可启示共产党人坚持实践品格、勇于奉献作为。
“知行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宋、元之际理学家金履祥最早提出“知行合一”思想，他在所著的《论语集注考证》中指出：“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
王阳明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推进“知行合一”思想，并形成较完备的哲学体系。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首先是针对当时知行分离，重知轻行的现状提出。当时的官学是朱熹的“理学”。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按照朱熹本身的意思，知行是并举的。但在现实上，大家都先去做“知”的功夫，对于很多人来说，结果就是终身不“行”，因此王阳明要纠正“知先行后”的观点，提出“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须臾不可分。“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觀意识，行是知的外在呈现。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认识论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差异甚大，但强调“以知促行、知行合一”是共同特点。开国领袖毛泽东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大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知行分离的主义、思想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倡导“知行合一”，“实干兴邦，空谈误国”：2014年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勉励学生：“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2014年1月，在群众路线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指出：“二十国集团应知行合一，采取务实行动。”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就是要“知行合一”。“讲奉献、有作为”是“四讲四有”合格党员的最务实、最可衡量的标准。“讲奉献”是行为过程，“有作为”是行为结果；“讲奉献”关注工作态度，“有作为”聚焦工作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践行者，他的许多讲话和治国理政思想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能忘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阶级立场都与阳明心学具有高度契合性、内在一致性，因此共产党人“两学一做”学习可以依托心学智慧，从中汲取力量，践行“四讲四有”，争做合格党员。
参考文献：
[1]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0，74.
[2]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3.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5.
[4]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6，121.
[5][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34，80.
[7]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4：295.
基金项目：
项目来源：浙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课题
项目编号：2017B31
项目名称：高职院校党员教师“两学一做”学习模式探究
关键词： 王阳明 心学 两学一做 四讲四有
“两学一做”的根本路径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王阳明心学是古代修身养性之学，强调心性主体的自觉挺立，是“立根固本”之学。“四讲四有”是衡量每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基本尺度，是新时期所有党员的行动指南，是“两学一做”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阳明心学与“四讲四有”具有内在一致性、古今契合性，为当代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源。“心外无物”，强调意义世界的建构，塑造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心外无理”强调物理与人心圆融无碍，规矩纪律只是人心的外显，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良知学说彰显人具有善的价值潜能，具有善的自我实现的力量。“知行合一”学说启示共产党人要真知真行，讲奉献，有作为。
一、“心外無物”可启示共产党人涵养天下情怀、筑牢理想信念。
关于“心外无物”的思想实质，著名的“岩中花树”公案是可供研究的典型材料。“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传习录》）。
王阳明讲“心外无物”并不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这个命题没有涉及“事物是否可以脱离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这个问题。“心外无物”所要表达的是万物只有和我的心发生关联的时候，才进入我的意义世界。
“心外无物”强调的是视野、境界、胸怀、格局。《大学问》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王阳明认为，胸怀和格局是区分大人与小人的关键。王阳明10岁时，就立志要做圣贤，而圣贤应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应该不断扩充自己的内心，关照到天地万物。王阳明的传奇故事是其学说最生动的注解。圣人应该心系国民，年仅16岁的王阳明就只身前往居庸关考察边关要塞。圣人应该心向正义，仅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上书，挺身斗虎。
共产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立下“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的远大理想，并如其所设想的一样，在他离开人世时，高尚的人们都洒下了热泪。马克思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人民的阶级立场。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必须摆脱自私性、狭隘性，不断涵养自己的大格局、大胸怀，将自己的心无限扩展，包容万物，将世界万物纳入我的主体世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二、“心外无理”可启示共产党人注重自我净化、严守规矩纪律。
王阳明早年学习朱熹理学，朱熹认为种类繁多的万物之理，都共同分有了一个总的“天理”，各物之理与“天理”之间是理一分殊、月印万川的关系。把握“天理”或者说万物之理的方法是通过“格物致知”，即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功夫，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豁然贯通，把握“天理”。早年的王阳明受了朱熹的影响，也想走通过“格物”而“致知”的道路。他从格竹开始，结果没有得到任何道理，反而格出一身毛病。王阳明据此得出结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王阳明的“心外无理”思想仍然可以在朱熹理学基础上推导而来。既然万事万物都分有总的“天理”，那么人身上也就分有了“天理”，把握了人身上的“天理”，也就能通晓宇宙万物之理。“天理”与人心之理是一样的，因此“心即理”，“心外无理”。理在人心，心外无理。遵规矩、守纪律的行为，不仅符合外部秩序之理，更根植于内部心灵秩序之理。一方面，规矩纪律之理之所以能够施行，归根结底在于理本在人心。另一方面，规矩纪律要真正得以施行，必须依赖于主体对本有道心的体认。
自律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是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党性修炼的完成不仅要诉诸外在力量的约束与制裁，更要诉诸每一位共产党员内在的自律自觉。共产党人有共产党人的规矩纪律。党员要不断地学习和遵循党章党规，行为处事皆以党规党纪和条例制度为依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党组织和党员确立明确可行的标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党组织和党员划出坚决不可触碰的底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了11个“坚决”、8个“不允许”和6个“不准”，这是每位党员做人做事必须遵守的规矩与纪律，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底线思维。
三、“良知学说”可启示共产党人坚守道德良知、塑造良好品行。
王阳明认为，人心的本来状态与天道是一致的。心的本来状态即“本心”是天道在人身上的呈现。人心本来是至善，恶从何处来？心在彼岸，事物世界在此岸，中间需要有桥梁，这个桥梁，就叫作“意”。因此，让自己的意念、行为符合本心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致良知的功夫。致良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亮明自己的本心，理会自己的良知，使良知从隐到显，另一方面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即用良知的善恶评价功能修正自己对事事物物的态度和行为，为善去恶。王阳明的《传习录》中著名的“四句教”是其良知、致良知学说的高度概括。“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良知说论证了人而为善的可能性，良知说发端于孟子。孟子说人心有四端，能知善知恶，辨是辨非，这种能力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是良知良能。
伟大的精神才能支撑伟大的事业，崇高的品德才能实现崇高的梦想。马克思主义人性学说内在地包含了人性善的立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本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从现实结果看必定应该是善的，而这种活动是人自由自觉的结果。因此，指导人行为的意识是至善的，即人心是至善。共产主义追求人的自我实现，致力于对道心的回归、对良知的回归。 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塑造良好品行是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共产党人首先要坚守道德良心、并外化为良好的品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中华民族有道德基石，懂得为什么要行善和为什么能行善的问题。良知为人所具有，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更应体现在致良知的功夫上，勇于亮明自己的本心和良知。只有用本心关照自己，对自己的意念和行动进行反思，才能真正说成自己的主人，完成主体性建构。既不被外物役使又不被私心牵累，这样的人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自觉的人”。
四、“知行合一”可启示共产党人坚持实践品格、勇于奉献作为。
“知行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宋、元之际理学家金履祥最早提出“知行合一”思想，他在所著的《论语集注考证》中指出：“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
王阳明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推进“知行合一”思想，并形成较完备的哲学体系。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首先是针对当时知行分离，重知轻行的现状提出。当时的官学是朱熹的“理学”。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按照朱熹本身的意思，知行是并举的。但在现实上，大家都先去做“知”的功夫，对于很多人来说，结果就是终身不“行”，因此王阳明要纠正“知先行后”的观点，提出“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须臾不可分。“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觀意识，行是知的外在呈现。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核心的认识论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差异甚大，但强调“以知促行、知行合一”是共同特点。开国领袖毛泽东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大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知行分离的主义、思想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倡导“知行合一”，“实干兴邦，空谈误国”：2014年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勉励学生：“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2014年1月，在群众路线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指出：“二十国集团应知行合一，采取务实行动。”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就是要“知行合一”。“讲奉献、有作为”是“四讲四有”合格党员的最务实、最可衡量的标准。“讲奉献”是行为过程，“有作为”是行为结果；“讲奉献”关注工作态度，“有作为”聚焦工作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践行者，他的许多讲话和治国理政思想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能忘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阶级立场都与阳明心学具有高度契合性、内在一致性，因此共产党人“两学一做”学习可以依托心学智慧，从中汲取力量，践行“四讲四有”，争做合格党员。
参考文献：
[1]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0，74.
[2]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3.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5.
[4]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6，121.
[5][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34，80.
[7]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4：295.
基金项目：
项目来源：浙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课题
项目编号：2017B31
项目名称：高职院校党员教师“两学一做”学习模式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