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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古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政府时期封建权力达到顶峰，受外国势力影响，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们从曾经的钻研国内儒学渐渐转向探求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来。
关键词：变革；内因；外力
近代新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时化转型。由于中国近代新学是在西学东渐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至近代新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西学的熏染，不少新学家亦当必称西学；这样，人们往往把近代新学全然看成“外铄”的文化形态，看成西学的东方翻版。此类见解显然失之偏颇。顾颉刚早在1919年论及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时就曾提出：“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是由易旧为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1“在三十年内，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了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学问上一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所以容易感受新来的文化。”近代新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与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多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在动因一经世实学。龚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提出及躬身实践，魏源《海国图志》的横空出世都是学术经世并付诸实践的范例，而且，魏源的经世思想以实利为标准，讲求功利价值，为经世思潮的致用找到了生命的支点，使之得以蓬勃发展。以后“求诸实用”的治学原则成为近代学术的发展趋势与时代要求。梁启超对龚魏对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影响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最注意边事”，2“故后之治今文今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数新思想之荫蘖，其因缘固不远溯乎龚魏。”《清代学术概论》又称：“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3并说：“语近世思想之向导，必属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今之思想界放光芒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际未有不受其刺激者。”极言龚对人们思想影响之大。曾朴也说龚自珍与魏源“两人崛起，孜孜创新”。自此经世之学中，学术多元和西学的大量引进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其重要特点在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工艺制造等利于经世济国之术成为时人注目的焦点和重点学习的对象。从此，围绕不断引入的西学与中学的交融、冲突引起的“体用之争”以及关于传统文化出路的思考与论战成为近代学术的主流。
虽然在经世实学中已经孕育看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因，但是促成旧学解体并导致其发展方向变革的因素却来源于近代西学。加王先明所指出的：“西学的冲击，一方面激活了传统中学中的文化因素，使之与时代的变动相结合，形成主动追随时代进步的学术风尚；另一方面，西学本身的科学和民主因素，也逐步纳人中学之内，构成了中国旧学向“新学’变革的基质。”4从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新学的形成确乎得力于西学的推动。
传统观念的转变，即人与人之间以社会契约型的权利义务观念，取代传统的伦理化的道德观念。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方面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恐怕就是道德问题。传统道德中既有陈腐的成份，也有有益的东西。继承和发扬这些有益的东西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但是，任何优秀的传统都不会直接导致现代化。仅仅靠宣扬传统，或者莫名其妙地一味迷信“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那么，就无法避免道德的无序性变动，传统也会失去应有的张力而不断萎缩，从而使我们沉沦为一个无道德的时代。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它包括人们生活范围的扩大，谋生手段的改变，社会流动的加快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项内容。传统语言文字的转变.这是文化的信息符号的改变，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传统民族语言文字的进化，例如文字的语体化，文字的简化，标点符号的采用等等；第二，外来语言文字的引进，乃至外来语言文字的日益普及。
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重要历史因素。在西学流布的过程中，曾经有多种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并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发生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也往往与这种影响的规模和力度有关。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下来就会发现，这种规模和力度一般都仅仅限于宏观性质的。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远未普遍地渗透和溶合到社会各阶层的深层心理素质中去。甚至在知识分予群体中这个过程也没有完成。在近代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许多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基本范畴、概念都表现为一种浮光掠影的游离状态。它们或者嫁接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上，或者为传统政治道德改造。政治资源的分配，限定着知识精英参与政治的道路和方式。就整体而言，知识精英是官僚队伍的后备军，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渠道才能参与政治，否则的话只能一辈子以“候补”的身份存在。虽然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拒绝为当世朝廷服务而深隐简居的例子，但他们要么是留恋旧主，要么是期盼新圣。他们只有选择为这个朝廷或为那个朝廷服务的自由，而没有選择是否依赖于封建政治发挥其作用的自由。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危机的刺激，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价值观的转换，知识精英开始冲破封建科举的渠道，以新的方式和新的取向作用于政治生活，开始了其政治人格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传统参政方式的超越。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知识精英参与政治的需求日渐增长，另一方面，参与政治的渠道却日益狭窄和拥挤。
甲午惨祸的刺激和求变理念的激励，终于为知识精英冲决几千年来的参政渠道造成了突破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通过上书的方式，以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评点时政、呼吁变法、指陈时局危艰、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处分腐朽无能大臣；而另一部分人则放弃了科举之途，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道；更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彻底判离了封建政治，走上了武装推翻帝制的道路。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的知识精英已不再仅仅是封建官僚的候补，开始摆脱对封建政治的依附。
注文：
1 顾颉刚：《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观》，《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梁启超：《清学术概论》中华书局 2010年版
3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4 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版
参考文献：
[1]崔志海《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近代史研究2009年02期
[2]陈于武《探究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轨迹及其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07月
[3]徐瑛《探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轨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03月
关键词：变革；内因；外力
近代新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时化转型。由于中国近代新学是在西学东渐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至近代新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西学的熏染，不少新学家亦当必称西学；这样，人们往往把近代新学全然看成“外铄”的文化形态，看成西学的东方翻版。此类见解显然失之偏颇。顾颉刚早在1919年论及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时就曾提出：“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是由易旧为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1“在三十年内，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了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学问上一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所以容易感受新来的文化。”近代新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与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多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在动因一经世实学。龚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提出及躬身实践，魏源《海国图志》的横空出世都是学术经世并付诸实践的范例，而且，魏源的经世思想以实利为标准，讲求功利价值，为经世思潮的致用找到了生命的支点，使之得以蓬勃发展。以后“求诸实用”的治学原则成为近代学术的发展趋势与时代要求。梁启超对龚魏对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影响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最注意边事”，2“故后之治今文今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数新思想之荫蘖，其因缘固不远溯乎龚魏。”《清代学术概论》又称：“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3并说：“语近世思想之向导，必属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今之思想界放光芒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际未有不受其刺激者。”极言龚对人们思想影响之大。曾朴也说龚自珍与魏源“两人崛起，孜孜创新”。自此经世之学中，学术多元和西学的大量引进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其重要特点在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工艺制造等利于经世济国之术成为时人注目的焦点和重点学习的对象。从此，围绕不断引入的西学与中学的交融、冲突引起的“体用之争”以及关于传统文化出路的思考与论战成为近代学术的主流。
虽然在经世实学中已经孕育看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因，但是促成旧学解体并导致其发展方向变革的因素却来源于近代西学。加王先明所指出的：“西学的冲击，一方面激活了传统中学中的文化因素，使之与时代的变动相结合，形成主动追随时代进步的学术风尚；另一方面，西学本身的科学和民主因素，也逐步纳人中学之内，构成了中国旧学向“新学’变革的基质。”4从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新学的形成确乎得力于西学的推动。
传统观念的转变，即人与人之间以社会契约型的权利义务观念，取代传统的伦理化的道德观念。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方面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恐怕就是道德问题。传统道德中既有陈腐的成份，也有有益的东西。继承和发扬这些有益的东西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但是，任何优秀的传统都不会直接导致现代化。仅仅靠宣扬传统，或者莫名其妙地一味迷信“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那么，就无法避免道德的无序性变动，传统也会失去应有的张力而不断萎缩，从而使我们沉沦为一个无道德的时代。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它包括人们生活范围的扩大，谋生手段的改变，社会流动的加快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项内容。传统语言文字的转变.这是文化的信息符号的改变，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传统民族语言文字的进化，例如文字的语体化，文字的简化，标点符号的采用等等；第二，外来语言文字的引进，乃至外来语言文字的日益普及。
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重要历史因素。在西学流布的过程中，曾经有多种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并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发生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也往往与这种影响的规模和力度有关。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下来就会发现，这种规模和力度一般都仅仅限于宏观性质的。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远未普遍地渗透和溶合到社会各阶层的深层心理素质中去。甚至在知识分予群体中这个过程也没有完成。在近代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许多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基本范畴、概念都表现为一种浮光掠影的游离状态。它们或者嫁接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上，或者为传统政治道德改造。政治资源的分配，限定着知识精英参与政治的道路和方式。就整体而言，知识精英是官僚队伍的后备军，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渠道才能参与政治，否则的话只能一辈子以“候补”的身份存在。虽然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拒绝为当世朝廷服务而深隐简居的例子，但他们要么是留恋旧主，要么是期盼新圣。他们只有选择为这个朝廷或为那个朝廷服务的自由，而没有選择是否依赖于封建政治发挥其作用的自由。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危机的刺激，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价值观的转换，知识精英开始冲破封建科举的渠道，以新的方式和新的取向作用于政治生活，开始了其政治人格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传统参政方式的超越。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知识精英参与政治的需求日渐增长，另一方面，参与政治的渠道却日益狭窄和拥挤。
甲午惨祸的刺激和求变理念的激励，终于为知识精英冲决几千年来的参政渠道造成了突破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通过上书的方式，以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评点时政、呼吁变法、指陈时局危艰、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处分腐朽无能大臣；而另一部分人则放弃了科举之途，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道；更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彻底判离了封建政治，走上了武装推翻帝制的道路。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的知识精英已不再仅仅是封建官僚的候补，开始摆脱对封建政治的依附。
注文：
1 顾颉刚：《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观》，《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梁启超：《清学术概论》中华书局 2010年版
3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4 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版
参考文献：
[1]崔志海《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近代史研究2009年02期
[2]陈于武《探究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轨迹及其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07月
[3]徐瑛《探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轨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