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哈佛美术史家本杰明·罗兰的《东西方的艺术》（Art in East and West：An Introduction Through Comparisons）一书，作者对一向被主流美术界冷落的美国十九世纪鸟类画家约翰·奥杜邦着墨不少，还特别拿它与宋徽宗的院体派花鸟画相互作了一番对比，引发了他对中国画家空间运用高明之处的诸多揄扬与肯定。
　　奥杜邦一生钟爱绘鸟，其代表作品集《北美鸟类》共搜罗了四百八十九种鸟类和一千零六十五只野鸟，作画四百三十五幅，每一幅画上的鸟完全按照真鸟的大小尺寸绘成，因此被称为“北美鸟类图谱之父”。中文版画册也已由数家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印行，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今天以奥杜邦命名的鸟类和自然生态保护组织“奥杜邦全国协会”是全美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之一，北美的许多公园和地标也是以他来命名，可见画家的影响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他绘画的成就。
　　然而奥杜邦出道时家境困窘，艺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虽然继承了宾夕法尼亚乡间数百英亩土地的祖业，却由于不善经营甚至心不在焉，整日沉溺森林，画鸟成癖，招致家道中衰。他的未来岳父早年曾经威胁过他说，除非他改邪归正放弃那些“鸟”事，否则就娶不成他女儿。然而，他依然我行我素，成家后，他妻子一生都是他的忠粉，愿同尘灰，不离不弃。如果不是因为他后来去了欧洲推销自己的画作，而当时的欧陆正逢浪漫主义狂飙突起，旧世界对新大陆的处女大地和原始森林不但充满向往，而且兴起了对珍禽异兽的好奇和艺术品收藏风潮，恐怕奥杜邦后来无非就是一个默默无闻之辈，在绘画史长河里惊不起半点涟漪。
　　奥杜邦的鸟类绘画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将西方鸟类绘画的成就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鸟类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艺术样本，也同时对于我们如何欣赏和研究中国花鸟画提供了有趣的借鉴和对比。
　　乍一看上去，他的画好似中国的工笔花鸟，逼真而细腻，没有采用西画的传统三维透视法，与宋代的彩绘花鸟画放在一起，它们仿佛存在神秘的联系。查阅史料，奥杜邦确曾借鉴过中国和日本绘画的风格。然而仔细观察，其中趣味迥异，技法笔致也相去甚远。
　　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传统，中国花鸟画亦讲求托物言志，借物喻人，意旨往往在丹青之外。这不需要多作解释，往往画作上的题词、诗、赋会将画家的心态与情感表露无遗：“风晴日暖摇双竹，竹间对语双鸲鹆”，可说是画家事顺境遂春风得意的写照。而“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斜阳千万树，无处避螳螂”，则道出了文人骚客虽洁身自好，却难防冷枪暗箭的处境。中国历史上有那样多的“文字狱”，动辄因文章惹来杀身之祸，聪明的文人们只好利用了风花雪月来讽古喻今，以物明志，花鸟画便成为一颗极为明哲保身的烟幕弹。
　　奥杜邦的鸟画却是一目了然的，清澈而明朗。他本着博物学家的准则，尽量精确地绘制鸟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射杀的野鸟如皮影艺术那样摆放成各种姿态，力图画面效果的自然与逼真，也因此遭受过环保鸟育人士的批评。他在鸟类学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现存的数百种鸟类做了完整记录，还在于他首次发现了二十三个新鸟种。他以花、草、山、水等为画作陪衬，并且标示鸟名，确立性别和分类，对于鸟类分类学也极具参考价值。奥杜邦的鸟画继承了西方绘画的写实主义传统，在形体与神态上追求完美，在肢体动静和羽翼翕张的韵律之中建构自然生存状态，他被诩为“美国自然乐园的诠释者”。
　　因此，奥杜邦的鸟禽分类十分庞杂，仅是猫头鹰就被区分和绘制出来几十个品种，恐怕令中国的花鸟画家们自叹弗如，虽然并非一定引起后者效仿的兴致。不妨随便浏览，我们会发现中国花鸟画常出现的只是为数不多并为人熟知的山鸟水禽，种类固少，分类也难，况且分类也并非画家真正的兴趣所在。比如张大千最喜欢豢养猿、鹤甚至鸾一类的珍禽异兽，专供其朝夕与处端详描摹，这些山鸟水禽历朝历代被画家们复制和传摹。它们早已变成了特定的情感符号和集体记忆，一旦因景生情，浓缩的意念和沉潜的情感就骤然稀释，泼溅于丹青之中。
　　奥杜邦笔下的鸟禽是生活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界中。据记载，当年他在英国的大学演讲时，下面有一位年轻听众的名字叫达尔文。后来，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曾经三次提到奥杜邦和他的《北美鸟类》画集，可见奥杜邦的鸟类学话语在书中所占有的分量，也有论者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确实受到了奥杜邦鸟类著述的影响。
　　看奥杜邦的绘画难免令人想到《动物王国》里表现出的优存劣汰的丛林法则。“鹰喙显示着血腥的愤怒，冷酷快乐的光芒在它们勇敢的眼中闪烁”。在他配合《北美鸟类》出版的《鸟类志》中，奥杜邦将他的野地观察如此这般记录在文字的叙述中。从他近乎超级写实的绘画作品里我们不时看到苍鹰擒猎、芦雁夺食、蛇袭鸟窝等种种你死我活的场面。甚至，外表优雅的丹顶鹤、鹭鸶也狠啄着鳄鱼崽儿和小鱼，涎相毕露。“黎明，比肉还要鲜红的黎明开始了”，传记长诗《想象奥杜邦》这样开篇写道，诗人罗伯特·潘·沃伦的笔下勾勒出一幅危机四伏的大自然的拂晓。
　　相比之下，中国花鸟画则显示出一种不识鸟间烟火的诗意和超脱。鸟禽们超然地伫立枝头，不是闭眼打瞌睡，就是像人一样仄愣着头，似乎在观风景，身旁即便果实累累，却吊不起它们的任何胃口，如同犯了厌食症。这并非说它們是禁欲主义者，事实上中国花鸟画中也不乏弱肉强争的丛林法则的表现，只是相较奥杜邦鸟画的野性残酷却是含蓄和矜持了许多，毕竟这不是画家所要表现的重点。
　　正如该书作者罗兰所指出的，奥杜邦关注的是鸟禽与大自然的关系：“画家与鸟类以及美国消失了的鸟类栖息的荒野产生如此的认同感，致使他能够凭借着一种直觉的浪漫主义的方式，赋予它们各种独特的物种个性。”而对于中国的花鸟画家们来说，我们更加重视的似乎是鸟与人类的关系，鸟类肩负着人类的使命并且扮演某种社会的角色，诠释着我们孜孜以求的人生价值和终极性思考，在视觉和精神的领域力求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