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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 “读书须识字，一字值千金 ”，任何人都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不过读书识字，一何难言。对于治史者来说，不仅要识得一些相关的外
国文字，更紧要的是还须识一些古代文字 —譬如篆字，即使读晚近书，讨论近现代史事。
冀朝鼎先生的工作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一书，因为提出 “基本经济区 ”概念，并做了论证，久已成为中国史领域的经典。这本长期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八十余年来一直焕发着生命力的名著，其中却有两个乍看不起眼，细思却恐极的小疏误，都与读书识字有关。
一是因为冀著的论述涉及漕运，引用了《江北运程》一书。该书由清人董恂编纂。在冀著中，无论正文、脚注，还是书后参考文献，却均将其作者标作 “Tung Hsün-he”。若直译，似当作 “董恂和 ”。各种日译与汉译本将其回译为 “董恂：《江北运程》”，细心的朱诗鳌先生还特加译者注：“原文为董恂和（Tung Hsün-he）。”然而所有译者均未深究。
为什么冀先生将 “董恂 ”写成 “Tung Hsün-he”（董恂和）？何以译者敢于肯定 “Tung Hsün-he”应当回译成 “董恂”？
相对而言，译者将 “Tung Hsün-he”订正为 “董恂 ”比较容易理解。《江北运程》共四十卷，每卷卷目下均标有 “甘泉董恂醖卿甫辑 ”。甘泉是地望，其地在今江苏扬州；董恂为辑者姓名，醖卿是其字。只要找到原书，任何人都不难解读出其中的作者信息，也就是 Tung Hsün。问题是，冀著中的 “he”是怎么来的？
笔者起初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查冀著，实际上只有一处引用《江北运程》，引自其卷首《序》： “京师控天下上游 ……”据以说明漕运的重要性。并没有引全。复按原书，刻本《江北运程》序为隶书，其中明明有“臣恂受命入尹京兆之三载 ”之语，不仅交待了其人单名 “恂”，末了还透露是作者自序：“爰出向所弃单为经，稽之载籍，撷其可以比附者纬之，得四十卷，勒为一书。书所纪者江北运程也，即所纪以为之名，而弁之以序。”可能正因为文中已经有了这样的交待，文尾并未完整地写出董恂的结衔和落款，只钤盖了两枚印章。两枚印章均方形，篆书，分别为作者的名章和字号印。字号印为朱文 “醖卿”二字，没任何问题。名章为仿汉白文 “董恂私印 ”。
正是这方仿汉白文印，让笔者恍然大悟：冀先生將该书作者写成Tung Hsün-he，应该是误识篆文所致。很明显，他将这枚印章读成了 “董恂和印 ”。
汉印是中国玺印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印学界历来有 “印宗秦汉 ”的说法。汉印的印面构成有一些独特规范，除字体外，对字数也很有讲究。名章一般作四字安排，若双名单姓，可以在名后加个 “印”或姓前加个 “臣”字以足数。若单名单姓，加个 “印”字仍然不足，可以在 “印”
前再加个 “私”或“之”，或在姓前再加个 “臣”字。这是汉印中常见的套路。但汉印缪篆对于 “私”字的写法，与“和”字相似度极高。稍不留神，实在是很容易读错的。
《江北运程》一书多处钤盖了印章，展现了汉印印面构成的多种套路。该书的《跋》是董恂学生赵熙和撰写的，也钤了两方印，分别是作者的名章与字号章，文曰 “小山之章 ”“和”
“臣赵熙和 ”。因赵氏名章中有 字，可以与前述董氏名章中的 “私”字进行对照。这两方印中 “和”与“私”的区别很明显，其中关键是两个字中的 “口”“厶”写法不同（“口”字左右两竖在横上出头，而“厶”的上横与左右两竖平滑相接）。
无独有偶，冀著中还有另一处类似的疏误。该书多处引用光绪《山西通志》，从正文到脚注，到书后的参考文献，一再标明该志刊行于一八八七年。查该志由曾国荃、张煦等修，王轩、杨笃等纂，无论全国董恂私印臣赵熙和各地图书馆的目录，还是该书刊刻牌记，都明白地显示该志刊行于光绪十八年，即公元一八九二年。冀先生何以有此疏误？
光绪《山西通志》的刊刻牌记位于卷首，篆书，文曰 “光绪十有八年岁在元黓执徐皋月镌 ”。元黓即玄黓，指天干 “壬”；岁在 “辰”为执徐；皋月为五月。若读懂了该牌记，完全可以清晰地获知：该书是光绪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五月刊刻完成的。
冀先生将该志认作一八八七年，即光绪十三年刊刻的依据是什么呢？原来，光绪《山西通志》收录了《山西疆域沿革图谱》，此谱五卷，之前已单行；该通志竣工后，将该谱也收录其中。《山西通志》卷首 “目录 ”之后，又收录该图谱的卷首，题名篆书 “山西疆域沿革图谱五卷 ”，左侧两行隶书 “通志单行本 /光绪丁亥涂月斠印”。就是说，光绪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校印单行的只是这个图谱五卷，并非《山西通志》全书。冀著引用光绪《山西通志》，出自该书《水利志》，并非图谱。因此，交待全书刊刻年份，无疑当以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为准。
为什么冀先生会将光绪丁亥当作《山西通志》全书的刊刻年份？笔者认为，很可能跟前述印章的问题一样，也是篆书惹的祸。光绪《山西通志》的刊刻牌记写作篆书，虽然其中个别数字并不艰深，其他文字对常人来说则不易辨认。无论如何，都不及隶书的 “光绪丁亥 ……”平易近人。
山西疆域沿革图谱五卷（通志单行本/光绪丁亥涂月斠印）光绪十有八年岁在元黓执徐皋月镌.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冀先生作为一个在民国年代留洋的前辈，并非
对中国传统的书法、篆刻毫不留心。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英文版的扉页，就有冀先生的正书题签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笔迹清劲有力，看起来功底深厚，落款处钤盖篆书 “冀朝鼎 ”印章。只是不知该印章是冀先生自制否。
国文字，更紧要的是还须识一些古代文字 —譬如篆字，即使读晚近书，讨论近现代史事。
冀朝鼎先生的工作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一书，因为提出 “基本经济区 ”概念，并做了论证，久已成为中国史领域的经典。这本长期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八十余年来一直焕发着生命力的名著，其中却有两个乍看不起眼，细思却恐极的小疏误，都与读书识字有关。
一是因为冀著的论述涉及漕运，引用了《江北运程》一书。该书由清人董恂编纂。在冀著中，无论正文、脚注，还是书后参考文献，却均将其作者标作 “Tung Hsün-he”。若直译，似当作 “董恂和 ”。各种日译与汉译本将其回译为 “董恂：《江北运程》”，细心的朱诗鳌先生还特加译者注：“原文为董恂和（Tung Hsün-he）。”然而所有译者均未深究。
为什么冀先生将 “董恂 ”写成 “Tung Hsün-he”（董恂和）？何以译者敢于肯定 “Tung Hsün-he”应当回译成 “董恂”？
相对而言，译者将 “Tung Hsün-he”订正为 “董恂 ”比较容易理解。《江北运程》共四十卷，每卷卷目下均标有 “甘泉董恂醖卿甫辑 ”。甘泉是地望，其地在今江苏扬州；董恂为辑者姓名，醖卿是其字。只要找到原书，任何人都不难解读出其中的作者信息，也就是 Tung Hsün。问题是，冀著中的 “he”是怎么来的？
笔者起初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查冀著，实际上只有一处引用《江北运程》，引自其卷首《序》： “京师控天下上游 ……”据以说明漕运的重要性。并没有引全。复按原书，刻本《江北运程》序为隶书，其中明明有“臣恂受命入尹京兆之三载 ”之语，不仅交待了其人单名 “恂”，末了还透露是作者自序：“爰出向所弃单为经，稽之载籍，撷其可以比附者纬之，得四十卷，勒为一书。书所纪者江北运程也，即所纪以为之名，而弁之以序。”可能正因为文中已经有了这样的交待，文尾并未完整地写出董恂的结衔和落款，只钤盖了两枚印章。两枚印章均方形，篆书，分别为作者的名章和字号印。字号印为朱文 “醖卿”二字，没任何问题。名章为仿汉白文 “董恂私印 ”。
正是这方仿汉白文印，让笔者恍然大悟：冀先生將该书作者写成Tung Hsün-he，应该是误识篆文所致。很明显，他将这枚印章读成了 “董恂和印 ”。
汉印是中国玺印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印学界历来有 “印宗秦汉 ”的说法。汉印的印面构成有一些独特规范，除字体外，对字数也很有讲究。名章一般作四字安排，若双名单姓，可以在名后加个 “印”或姓前加个 “臣”字以足数。若单名单姓，加个 “印”字仍然不足，可以在 “印”
前再加个 “私”或“之”，或在姓前再加个 “臣”字。这是汉印中常见的套路。但汉印缪篆对于 “私”字的写法，与“和”字相似度极高。稍不留神，实在是很容易读错的。
《江北运程》一书多处钤盖了印章，展现了汉印印面构成的多种套路。该书的《跋》是董恂学生赵熙和撰写的，也钤了两方印，分别是作者的名章与字号章，文曰 “小山之章 ”“和”
“臣赵熙和 ”。因赵氏名章中有 字，可以与前述董氏名章中的 “私”字进行对照。这两方印中 “和”与“私”的区别很明显，其中关键是两个字中的 “口”“厶”写法不同（“口”字左右两竖在横上出头，而“厶”的上横与左右两竖平滑相接）。
无独有偶，冀著中还有另一处类似的疏误。该书多处引用光绪《山西通志》，从正文到脚注，到书后的参考文献，一再标明该志刊行于一八八七年。查该志由曾国荃、张煦等修，王轩、杨笃等纂，无论全国董恂私印臣赵熙和各地图书馆的目录，还是该书刊刻牌记，都明白地显示该志刊行于光绪十八年，即公元一八九二年。冀先生何以有此疏误？
光绪《山西通志》的刊刻牌记位于卷首，篆书，文曰 “光绪十有八年岁在元黓执徐皋月镌 ”。元黓即玄黓，指天干 “壬”；岁在 “辰”为执徐；皋月为五月。若读懂了该牌记，完全可以清晰地获知：该书是光绪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五月刊刻完成的。
冀先生将该志认作一八八七年，即光绪十三年刊刻的依据是什么呢？原来，光绪《山西通志》收录了《山西疆域沿革图谱》，此谱五卷，之前已单行；该通志竣工后，将该谱也收录其中。《山西通志》卷首 “目录 ”之后，又收录该图谱的卷首，题名篆书 “山西疆域沿革图谱五卷 ”，左侧两行隶书 “通志单行本 /光绪丁亥涂月斠印”。就是说，光绪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校印单行的只是这个图谱五卷，并非《山西通志》全书。冀著引用光绪《山西通志》，出自该书《水利志》，并非图谱。因此，交待全书刊刻年份，无疑当以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为准。
为什么冀先生会将光绪丁亥当作《山西通志》全书的刊刻年份？笔者认为，很可能跟前述印章的问题一样，也是篆书惹的祸。光绪《山西通志》的刊刻牌记写作篆书，虽然其中个别数字并不艰深，其他文字对常人来说则不易辨认。无论如何，都不及隶书的 “光绪丁亥 ……”平易近人。
山西疆域沿革图谱五卷（通志单行本/光绪丁亥涂月斠印）光绪十有八年岁在元黓执徐皋月镌.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冀先生作为一个在民国年代留洋的前辈，并非
对中国传统的书法、篆刻毫不留心。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英文版的扉页，就有冀先生的正书题签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笔迹清劲有力，看起来功底深厚，落款处钤盖篆书 “冀朝鼎 ”印章。只是不知该印章是冀先生自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