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世界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不仅各国政府正在尽其所能改善国内公共卫生管理,而且国际社会也迫切需要改善全球治理.然而,面对这场全球性危机,世界没有应有的团结.相反,美国推进对抗性竞争战略以维护世界霸权,其政客试图将预防和控制政治化,破坏全球协调机制.这使得全球治理的缺陷进一步暴露,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呈现,大国竞争及权势转移的趋势更为明显.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进程更有可能采用区域形式.适应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多重作用空间显著扩大,多数选择平衡外交政策,力主践行多边主义
【机 构】
：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200092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等强国崛起对中国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作用研究"(17BGJ038)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不仅各国政府正在尽其所能改善国内公共卫生管理,而且国际社会也迫切需要改善全球治理.然而,面对这场全球性危机,世界没有应有的团结.相反,美国推进对抗性竞争战略以维护世界霸权,其政客试图将预防和控制政治化,破坏全球协调机制.这使得全球治理的缺陷进一步暴露,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呈现,大国竞争及权势转移的趋势更为明显.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进程更有可能采用区域形式.适应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多重作用空间显著扩大,多数选择平衡外交政策,力主践行多边主义,扮演"催化剂""搭桥者"角色,赢得全球影响力;不过"追随者"角色也让部分中等强国暴露出能力上的弱点与外交独立性的不足.
其他文献
全面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持久战的认同下,对于抗战持续时间的预判相去甚远.毛泽东认为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敌我友三方面条件,一般不作具体预测.中共只是在1942年配合欧洲战场局势的可能变化有过一次误判,并及时更正.除敌我力量对比外,中共同样重视国共力量的对比,以期实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决定抗战胜利乃至战后中国的走向.而国民党的所谓持久,由于缺少相持阶段的划分,其实是速胜论的变相.随着年复一年的胜利预测无法兑现,加上政治军事毫无起色,陷入极大被动.国共摩擦影响了中日之间的强弱转换,却
(一)本刊自2016年起启用在线投稿系统,以"学术月刊"网站(http://www.xsyk021.com/)作为接受投稿的主要渠道.本刊的栏目分为:(1)哲学;(2)经济学;(3)文学、艺术学、美学;(4)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5)政治学;(6)法学;(7)社会学;若不能确定板块,请选择"(8)综合通联"板块.(二)来稿字数以15000~20000字为宜,并附带中文摘要(300~400字)、英文题目与摘要(约200个单词)、中英文关键词(3~5个)、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工作单位、学位、职称、
利科提出了历史意义的三重诠释,在历史事件的陈述、构成传统的历史解释之外,还有一种理解的历史性或诠释学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对历史叙事本身的反思,构成一种哲学的追问与精神性的溯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性的考辨上.从这样的历史性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暂且超离实物、图像和文字,以及各种历史材料本身所带来的有限性之束缚,而由对象物演变的逻辑来还原或者想象历史演变所可能存在的路径,以勾勒出从"无言"世界进入到"有言"世界的图景.儒家的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而六经的起源与儒家所建构的文明史、历史观是交叠在一起的,
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关键词,科学、良知、自然各自的推崇者之间既有论争,又彼此吸取,相互塑造,使得三者的意义不断丰富,形成了新的科学观念、良知观念和自然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派的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透过良知、自然看科学,使科学不断良知化、自然化;良知则在与科学的论争中逐渐与之和解,而共同压制自然;自然在科学、良知的压制之下,亦不断与二者和解,进而被理解为人道出入之所由.良知、自然与科学之争是"古今中西"之争的具体表现,三者之间的张力也源源不断地拓展与丰富着中国哲学的内涵.三者之争的结果,使可信者可爱,
数字技术对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基本逻辑可以归纳为"连接-挖掘-优化、管控-增效",其作用机制分别是改变价值创造方式、提高价值创造效率、拓展价值创造载体和增强价值获取能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使用户以多种形式参与从研发到生产等价值创造过程,改变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数字技术用数据逻辑强化了企业对生产、运营的管控,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信息在产业链中的集成和流动,促进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价值网,拓展了价值创造的载体;数字技术弱化了产业边界,催生出"跨界"等新型商业
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起定量分析的逻辑框架和方法.以要素投入产出关系为视角,观测体制扭曲下的资源和要素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率,界定和测算其体制剩余规模,通过体制二元转轨,也即资源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剩余得以充分利用,这也就是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体制剩余是转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城乡由于户籍等体制扭曲,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因土地计划配置形成了土地的巨额体制剩余.未来十五年中,二元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体制需要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使规模较
代际流动性是测度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指标,区域发展不平衡则是中国的客观现实.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城市年鉴,可发现中国现阶段代际流动性的三个特征:(1)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73.(2)代际流动性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及城市差异,沿海、北方的代际流动性明显高于内陆及南方.代际收入弹性最低的省会城市是天津(0.107),最高的是江西南昌(0.686);地级市分别是山东莱芜(0.124)和云南丽江(0.76).(3)具有以下特征的地区具有更高的代际流动性: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更多、中小学教育投入更多的地区,
"协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政治底色和治理规律之一,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有必要进行本源性透视和实践性探赜."协同治理"在中国有着丰富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其必要性从根本上讲是对国家治理趋势的把握、对国家治理经验的归纳和对国家治理困境的回应.动力、结构、制度是最大程度激活协同治理效能的要素和保证,这关系到协同治理的稳定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能够摆脱就"治理"论"协同"的传统桎梏.事物在时空当中的运动轨迹终会呈现出结构化特征,并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探究"优势协同
古今中外刑事法制均会同时关注犯罪的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来自西方的现代刑法学强调判断犯罪应遵循"先客观后主观"的顺序,清代的盗律及实践亦大致如此,罪责及刑罚的有无及大小,首先由行为造成的客观侵害(或可能侵害)的有无及大小决定,再根据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及大小最终确定.只是相较而言,清律更加重视主观恶性因素,良善动机之下行盗可成为免除刑罚的条件,缺乏期待可能性亦即被迫行盗是阻却或减轻罪责的理由,而体现出较大主观恶性的盗行为则是重点打击、加重处罚的对象."律贵诛心",盗律条文及实践对主观恶性的关注,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