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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究竟“最早”在何时传入中国，并不能像现代的某个中外文化交流协定签字日那样有案可查。不过，在阅读西汉时期的历史时，隐约可以找到佛教传入中国的证据。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空前兴盛。本文试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寺院雕塑入手，揭示印度佛教雕塑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及对日后中国雕塑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雕塑；石窟；融合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5-0124-02
与之前汉代几百年的繁荣稳定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分裂动荡而又特殊的时期。社会秩序极度匮乏、天灾人祸、朝不虑夕，导致人们对于西汉以来所倡导的道德节操和正统礼法产生质疑，并且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体价值。伴随着佛教的东传和中国历史上首次民族大融合，该时期的文化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风格。佛教究竟“最早”在何时传入中国，并不能像现代的某个中外文化交流协定签字日那样有案可查。据说，汉武帝“经略”西域，佛教便绕道中亚，从大月氏和安息氏缓慢传入了。石窟寺院雕塑沿着佛教传播的线路穿过新疆到敦煌，经河西走廊，向东传到中原。在这样一个传播过程中佛教艺术越发地中国化。石窟雕塑由于具有装点建筑、营造宗教氛围的作用而被广泛应用，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佛教造像盛极一时，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均开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印度雕塑的特点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代印度系指现代整个南亚次大陆，从地图上看，它像一头牛的乳房下垂至印度洋中，里面仿佛膨胀着无穷的鲜美乳汁。其南端水滴形的斯里兰卡，好似乳头滴下的一滴牛乳。印度河与恒河，像两条乳腺，流淌在印度大平原上，孕育出古代辉煌的文化。”[1]佛教是由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宗教，并且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源远流长的传统印度艺术，由于它那独树一帜的佛教美术而成为印度古代的光辉典范，并且得到了各国艺术家的重视。马图拉、犍陀罗、笈多组成了印度佛教的三大造像艺术。其中，对中国的寺院雕塑影响最大属犍陀罗风格。形成于贵霜朝第三代王迦楞色迦时代的“犍陀罗”艺术不仅创造了希腊风格的佛陀本像，菩萨、力士、金刚等，而且都从建筑构件上走了下来，佛教雕塑从此开始了它的独立圆雕时代。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雕塑的风格充分体现出阿波罗式希腊美男的特点，而顶上的肉髻、眉间的白毫以及明显拉长的耳垂、足指间有缦网纹，头后的光环等，都是印度传说中伟人所应有的三十二妙相特征中的五种，如：肉髻是天生为戴王冠而长的肉瘤，而眉间白毫则是睿智的象征。造像中，象征性的小圆点经常代表白毫，头后光环只是一轮平板圆片，肉髻上覆盖着希腊化的波浪式卷发。佛像面部表情平静、淡雅、冷峻，通常眼半闭，微微下视，刻画了沉思自省的精神境界。身披通肩式僧衣，少有袒右肩式，类似古罗马的长袍，花纹以写实手法雕塑，质感立体，衣褶厚实，随动作和重量变化贴附身体。等发展到了笈多朝时期，佛像的面部刻画，虽然仍借助于希腊手法，却跳空似的陌异于情绪表现，苦、集、灭、道四圣谛之冥想渗透在十足的静穆中。加入东方元素的衣褶，希腊式衣纹自然地表现着人体结构和动作变化，向着整齐排列的贴身细纹让位，展示了东方线性美学的强势。此时，含有折衷风格的印度造像美学业已然成熟。菩萨像的创造对于犍陀罗艺术有着重要贡献，犍陀罗的菩萨像打破了佛像囿于佛教仪轨的千佛一面的枷锁，呈现的姿态更加丰富多样。代表作有约2世纪的《王子菩萨》和3世纪的《苦行的释迦》。前者表现未成佛时的悉达多太子，衣饰华贵，风度翩翩；后者表现释迦牟尼修习苦行的事件，充分体现出人物冥思苦索探求真谛的精神力量。内在性格的坚忍、刚毅和崇高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成为犍陀罗艺术留下的有特殊价值的一尊雕刻。3世纪后，犍陀罗艺术开始向东北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中国。
二、印度雕塑与中国雕塑的融合
以犍陀罗艺术为代表的印度，作为中国佛教雕塑的起源地，将自身所接受的西方元素，对中国的雕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东汉明帝时期，这些西方元素进入国内，然而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发展，这些西方元素以外来者的身份，想要融入中国本土的必经之路是寻求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融合点。佛教艺术在中国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艺术中的精髓，融合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再创造。由此，与中国民族文化互相借鉴吸收、与民众生活融会贯通，佛教雕塑才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在中国，从佛教石雕中比较容易看出西方雕塑的痕迹和古典美学的另类诠释，魏晋南北朝和唐朝的雕塑更能有西方雕塑的影子，北魏云冈石窟最能体现犍陀罗艺术和希腊迹象。丝绸之路上的古龟兹（属今新疆）国，遗留下来的几尊佛教雕像可以看出印度佛像的特点。如新疆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20窟里的佛像安静地结跏趺坐在莲台之上，他的身旁绘有妖魔来袭的场面，但佛的表情依然安详，并不为魔障所动。还如闻名的“昙曜五窟”佛像，以北魏皇帝的形象来表现人们的崇拜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佛教神话巩固统治地位。无论是从佛像身材的雕刻上面部的塑造上，还是衣饰的搭配上都继承了犍陀罗佛像的艺术特点。但我国雕塑与其不同之处依旧一目了然：印式衣褶的阳线雕刻，被中国雕塑所酷爱的大量阴线雕刻所替代。在中国雕塑吸收印度雕塑精髓的过程中，中国也对佛像进行了民族化改造：首先是对佛像性别的处理，印度佛像突出性感，为了更符合华夏民族的审美，为了不与儒家思想相悖使其淡化后更趋中性美。服饰由半裸坦肩式或通肩长衫变为宽衣博带，广袖高屐，而面相则采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骨清像，庄严肃穆、超脱现实，到了隋唐时期，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使人们通过幻想欢乐和幸福来获得心灵的满足和佛的恩惠。
三、印度雕塑在中国的发展
自从佛教继承了印度优秀文化的精髓传入中国后，使佛教雕塑与中国民族本土的文化融合，继而在中国传统艺术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产生了具有中国文化气息的佛教艺术。到了唐代禅宗逐渐发展开来，特别是天台宗、华严宗，佛教逐步迈向更具本土特色的独立发展道路，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的部分。与汉唐时期的胸大气魄和活力的特点相比，由于宋朝崇尚文治，使得雕塑更具细腻羸弱、温婉微妙的特色。宋代以后罗汉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佛教雕塑本土化、民族化的形成。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寺庙造像日益兴盛，进而佛教石窟逐渐衰落，导致作品缺乏本身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中国化、世俗化的观音菩萨神的气质与形象淡化，几乎都变为貌美女子，菩萨像成了只有淡淡的佛教气息，让人欣赏趣味的艺术品。后来，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致使佛教造像总体上呈现出单板和僵化，艺术水平明显下降，只有个别的寺院雕塑还保持着较高水平。
中国佛教雕塑受到了印度雕塑的映射，这是毋庸置疑的。犍陀罗艺术对我国早期的石窟造像影响颇深，是中西方文化相融的历史见证。佛教雕塑在中国能够生存、发展是因为它与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思想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容易被我们接受。
参考文献：
[1]陈聿东，外国美术通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2]黄宗贤，吴永强.中西美术比较十书——中西雕塑比较[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
[3]阎文儒.中国雕塑艺术纲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佛教；雕塑；石窟；融合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5-0124-02
与之前汉代几百年的繁荣稳定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分裂动荡而又特殊的时期。社会秩序极度匮乏、天灾人祸、朝不虑夕，导致人们对于西汉以来所倡导的道德节操和正统礼法产生质疑，并且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体价值。伴随着佛教的东传和中国历史上首次民族大融合，该时期的文化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风格。佛教究竟“最早”在何时传入中国，并不能像现代的某个中外文化交流协定签字日那样有案可查。据说，汉武帝“经略”西域，佛教便绕道中亚，从大月氏和安息氏缓慢传入了。石窟寺院雕塑沿着佛教传播的线路穿过新疆到敦煌，经河西走廊，向东传到中原。在这样一个传播过程中佛教艺术越发地中国化。石窟雕塑由于具有装点建筑、营造宗教氛围的作用而被广泛应用，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佛教造像盛极一时，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均开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印度雕塑的特点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代印度系指现代整个南亚次大陆，从地图上看，它像一头牛的乳房下垂至印度洋中，里面仿佛膨胀着无穷的鲜美乳汁。其南端水滴形的斯里兰卡，好似乳头滴下的一滴牛乳。印度河与恒河，像两条乳腺，流淌在印度大平原上，孕育出古代辉煌的文化。”[1]佛教是由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宗教，并且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源远流长的传统印度艺术，由于它那独树一帜的佛教美术而成为印度古代的光辉典范，并且得到了各国艺术家的重视。马图拉、犍陀罗、笈多组成了印度佛教的三大造像艺术。其中，对中国的寺院雕塑影响最大属犍陀罗风格。形成于贵霜朝第三代王迦楞色迦时代的“犍陀罗”艺术不仅创造了希腊风格的佛陀本像，菩萨、力士、金刚等，而且都从建筑构件上走了下来，佛教雕塑从此开始了它的独立圆雕时代。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雕塑的风格充分体现出阿波罗式希腊美男的特点，而顶上的肉髻、眉间的白毫以及明显拉长的耳垂、足指间有缦网纹，头后的光环等，都是印度传说中伟人所应有的三十二妙相特征中的五种，如：肉髻是天生为戴王冠而长的肉瘤，而眉间白毫则是睿智的象征。造像中，象征性的小圆点经常代表白毫，头后光环只是一轮平板圆片，肉髻上覆盖着希腊化的波浪式卷发。佛像面部表情平静、淡雅、冷峻，通常眼半闭，微微下视，刻画了沉思自省的精神境界。身披通肩式僧衣，少有袒右肩式，类似古罗马的长袍，花纹以写实手法雕塑，质感立体，衣褶厚实，随动作和重量变化贴附身体。等发展到了笈多朝时期，佛像的面部刻画，虽然仍借助于希腊手法，却跳空似的陌异于情绪表现，苦、集、灭、道四圣谛之冥想渗透在十足的静穆中。加入东方元素的衣褶，希腊式衣纹自然地表现着人体结构和动作变化，向着整齐排列的贴身细纹让位，展示了东方线性美学的强势。此时，含有折衷风格的印度造像美学业已然成熟。菩萨像的创造对于犍陀罗艺术有着重要贡献，犍陀罗的菩萨像打破了佛像囿于佛教仪轨的千佛一面的枷锁，呈现的姿态更加丰富多样。代表作有约2世纪的《王子菩萨》和3世纪的《苦行的释迦》。前者表现未成佛时的悉达多太子，衣饰华贵，风度翩翩；后者表现释迦牟尼修习苦行的事件，充分体现出人物冥思苦索探求真谛的精神力量。内在性格的坚忍、刚毅和崇高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成为犍陀罗艺术留下的有特殊价值的一尊雕刻。3世纪后，犍陀罗艺术开始向东北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中国。
二、印度雕塑与中国雕塑的融合
以犍陀罗艺术为代表的印度，作为中国佛教雕塑的起源地，将自身所接受的西方元素，对中国的雕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东汉明帝时期，这些西方元素进入国内，然而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发展，这些西方元素以外来者的身份，想要融入中国本土的必经之路是寻求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融合点。佛教艺术在中国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艺术中的精髓，融合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再创造。由此，与中国民族文化互相借鉴吸收、与民众生活融会贯通，佛教雕塑才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在中国，从佛教石雕中比较容易看出西方雕塑的痕迹和古典美学的另类诠释，魏晋南北朝和唐朝的雕塑更能有西方雕塑的影子，北魏云冈石窟最能体现犍陀罗艺术和希腊迹象。丝绸之路上的古龟兹（属今新疆）国，遗留下来的几尊佛教雕像可以看出印度佛像的特点。如新疆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20窟里的佛像安静地结跏趺坐在莲台之上，他的身旁绘有妖魔来袭的场面，但佛的表情依然安详，并不为魔障所动。还如闻名的“昙曜五窟”佛像，以北魏皇帝的形象来表现人们的崇拜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佛教神话巩固统治地位。无论是从佛像身材的雕刻上面部的塑造上，还是衣饰的搭配上都继承了犍陀罗佛像的艺术特点。但我国雕塑与其不同之处依旧一目了然：印式衣褶的阳线雕刻，被中国雕塑所酷爱的大量阴线雕刻所替代。在中国雕塑吸收印度雕塑精髓的过程中，中国也对佛像进行了民族化改造：首先是对佛像性别的处理，印度佛像突出性感，为了更符合华夏民族的审美，为了不与儒家思想相悖使其淡化后更趋中性美。服饰由半裸坦肩式或通肩长衫变为宽衣博带，广袖高屐，而面相则采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骨清像，庄严肃穆、超脱现实，到了隋唐时期，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使人们通过幻想欢乐和幸福来获得心灵的满足和佛的恩惠。
三、印度雕塑在中国的发展
自从佛教继承了印度优秀文化的精髓传入中国后，使佛教雕塑与中国民族本土的文化融合，继而在中国传统艺术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产生了具有中国文化气息的佛教艺术。到了唐代禅宗逐渐发展开来，特别是天台宗、华严宗，佛教逐步迈向更具本土特色的独立发展道路，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的部分。与汉唐时期的胸大气魄和活力的特点相比，由于宋朝崇尚文治，使得雕塑更具细腻羸弱、温婉微妙的特色。宋代以后罗汉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佛教雕塑本土化、民族化的形成。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寺庙造像日益兴盛，进而佛教石窟逐渐衰落，导致作品缺乏本身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中国化、世俗化的观音菩萨神的气质与形象淡化，几乎都变为貌美女子，菩萨像成了只有淡淡的佛教气息，让人欣赏趣味的艺术品。后来，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致使佛教造像总体上呈现出单板和僵化，艺术水平明显下降，只有个别的寺院雕塑还保持着较高水平。
中国佛教雕塑受到了印度雕塑的映射，这是毋庸置疑的。犍陀罗艺术对我国早期的石窟造像影响颇深，是中西方文化相融的历史见证。佛教雕塑在中国能够生存、发展是因为它与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思想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容易被我们接受。
参考文献：
[1]陈聿东，外国美术通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2]黄宗贤，吴永强.中西美术比较十书——中西雕塑比较[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
[3]阎文儒.中国雕塑艺术纲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