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书名（《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有些身世，在笔者的计划中，借写此序而将脑海中的时光倒带，返回昔日，看看今日如何对昔日致敬！
　　钱穆先生自香港来台后，居于双溪素书楼，并接受中国文化学院张晓峰先生之礼聘，成为华冈的正式教师，这也是先生晚年最后一所任教的大学。先生是大学史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教授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课程。我的老师马先醒先生当年就修过他的中国史学名著与秦汉史专题的课。到了我们这一代，先生的学思趋向已全幅放在儒学与传统文化上，我进入博士班时，是在一九八四年，连续两年，修习了先生所开设的中国思想史专题与宋明理学专题的课程。每周一下午，来听课的不只是华冈的学生，尚有其他大学的师生，以及多年不辍的慕贤与向道者；但毕竟只有华冈的学生是“正式的”，不仅要在华冈通过正式的选修程序，而且还有作业与考试。我选修的第二年，也就是钱先生正式宣布退出杏坛的那一年，我选择了钱先生的课作为我博士资格考试的专业科目，那一年只有我选择宋明理学专题来应考，我这张卷子，遂成了钱先生晚年最后的一张亲自改卷与给分的卷子，我记得分数是八十九分。
　　我还记得先生的考题第一题出的就是：儒林与道学。
　　我当然也还记得钱先生最后一堂课的讲题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最后一堂课”先生立姿之所在，正好与大厅悬着的一幅“一代儒宗”寿先生九十之横裱遥相对面。述说了先生宁为“老师”而不为“院士”的小插曲。
　　我不清楚为何钱先生只接受了华冈史学所博士班的聘书，也许有些世事，成此人间因缘。但这一张八十九分飘在我记忆深处的先生出题之卷，总也有些什么身世可说且大于与我的关系与意义罢！毕竟素书楼早在我尚未进史学系之前便有许多故事流传了，那是这张卷子的前世史。
　　那一天华冈兴中堂的士子人人都汗流浃背写了一个下午的专题试卷。钱先生的“儒林与道学”很明显的是在论两汉以经学为主的儒林之学，与宋代以理学为主的道学。前者传经，有家法，有师法，其用在治平与士人政府之教化；后者修身传道，内而性之圣之，以师弟相期志于学而为文化担纲。至于清儒之学，那时我尚不能阅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生课堂中也少言。只记得唐宋八大家中，先生特举王安石，以为论道之文，亦是先生由文入道之转关。
　　了解我的师友与学生都知道，我读儒学是从东海的岁月开始的，这也正是因硕士论文而去求谒哲学系蔡仁厚老师指导的原因。东海古籍室中的《二程全书》尤其是杨龟山编的《二程粹言》，是引我入古昔长河聆听先人的一本常在手中之卷叶，记得东海典藏的是正谊堂本的线装书。从此，我任家教所得，买的皆是熊、唐、牟、徐、方等今儒之书，尤其是唐先生的书，读来特别有感，虽然同寝室的室友说唐先生的书有如字海，不如牟先生清晰，但我自“二程”而所听于内者，竟每每再聆于唐先生的字海之内。特别是夜半的东海，风摇摇影姿娑的黑，月，总是照在路思易教堂的飞鸟栖林。我读研究所的目的在于对于自我未来的追求，冀能由无知而知无知从何而来，而东海的岁月正是一个转点，缘于“二程”粹言的古式，令我相接于唐君毅先生的今书。
　　我们这一代，无缘生在当年的北大，虽然常有机会到昔日的“燕大”去开今日北大的学术会议。也无缘亲与哲学、思想史传入并且交锋的往日学界；但是，无论是“道学”还是“儒林”，在长达十年的台北建国南路“净法界”叶阿月教授提供的一个好房间中，人文书会从《原儒》开始，已经逐渐在孔夫子的《春秋》逐条中，忘却了这样的名词与问题：中国有没有哲学？或是： 中国有没有宗教？哲学与历史的分合聚散？以是我很开心地既能亲炙过钱先生，又能随着蔡老师而去谒见牟先生，且自愿成为唐先生的私淑； 并且向书会的同学们介绍余英时先生的《犹记风吹水上鳞》。这些使我们在治经学与理学时，并无近代的妨碍与冲突。本书中实无一篇关于汉代儒林之学，盖于章句之学既无根柢，于刘向、刘歆父子之经学与王莽时代之经学皆不甚了，故兹编所辑，仅以关涉宋明理学、孔庙、中韩儒学之篇为目。《七略》与《艺文志》著录载籍，多云某家某书某篇，故曰“篇籍”。此书则不敢效儒林治经，更无敢有志传经，勉强言之，则笔者近年所治清世学术史若干篇，将另成别录。本书则一以理学为主。然儒学之道实非一端，亦不仅止于我中土而已，朝鲜李朝名儒辈出，灿于海东，是知儒学之于文化传统，如长江大河之为主脉，庙堂肃穆雍容，非僻壤之士徒近思能窥！
　　笔者此一论集名为《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正是想起了东海的图书馆前两排路灯之岁月，与埋头伏案于钱先生出题的卷子前，下笔娑娑，仿佛就在心中向前人与先生诉说，这样的时光倒流时，两先生已归去儒林传中，我则在此以笔来作逝水青山，追昔怀往，先生之容颜与书颜顾在也。往事，有卷有叶，有夜有灯，这一缕儒学之路，对笔者而言，真是环顾不能成眠，何况还加上了多少白衣少年心事，才使当年扛起了尾随与私淑的在山之志，仍于现下心灵中流动持存，在笔与墨与纸触动的刹那，青史已留痕。宛若眼前之浪虽不留痕沙滩，然浪声袭袭，正是心头驻停在此的节奏。诚如朱门高弟黄勉斋所言，丝桐之音，南风之奏，在昔耶，在今耶！
　　笔者此序中下笔之容颜，若其能顾昔随今而在，则笔者之为文才能是有意义的，其意义之源头正是来自于我之于今以面对古人之于昔、生者之于今而逝者之已往；则朱子于乡祠中欲祀濂溪、欲祀孔颜，正是因其感悟于当下而须作一个追问：我手上所持之先人诸篇章遗文古训，在我读时，真能与之共在共享此一道之世界？朱子之所问，即是唐君毅先生于《人生之体验》正、续编所究之存在与形上之大问题！与“台湾版”《道学与儒林》不同，笔者在此集中退去“清学”论文四篇而增入《孔庙的形上学议题》一文，意在续追问唐先生已追问者：“当下即是”者何以总已“当下即逝”？“祭祖先”与“祭圣贤”如何可能“共在”与“如在”？
　　本书共七篇文字，略分为两部分：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其中《〈近思〉之“录”与〈传习〉之“录”》与《〈大学〉之图解》两文，皆不从内容入，而从形式分析入。前文论朱学与王学之本质，主论者在“言与文”的“录”字以为书名之析义，指出“文本”与“语境”、“著述”与“讲学”的两种理学存在的基本形态；后文中的两个术语：“图解”与“解图”，则以东亚儒学为文化论述之场域，比较出了“图”与“文”的“解经”形态在中韩儒学传统上“图”的位阶之异同。
　　《〈学记类编〉与师门传述》一文，作者亦有深义意欲抉微，此即宋代书院兴起，主旨实在“道统”，“统”之内涵在不具“血缘”之师弟相传承，故曰以“道”为“统”，主在文化与人极，不在“血缘”之“君统”。特借东土南冥学研讨会上，以南冥与弟子所编之《学记类编》研究发言抉义。
　　《理学世界中的“历史”与“存在”——“朱子晚年”与〈朱子晚年定论〉》一文，初发表时引起争议较多，作者认为系因行文风格企图融摄“思想史”与“哲学”之故，理学文献所以必须在“形式”遭遇时便有难关，便因过早带入了“内容”，以古人所言作字面表相阅读，而忽略了文献流传的历史性。自我作为一名“阅读者”，如何能在不同的情境与时空下进入古人的书写世界，首先便须有“形式”的灵敏度，否则便会堕入徒以古人字面所言——也即表面文字——为“内容”之因袭，此则与“抄书”何异！牟先生《心体与性体》所以须费八年光阴，所以可贵，正在于牟先生向自己发问，以自己的“形式”，重新作为一个起点，再度面对程朱陆王的文献，方才触及了古人的“内容”，以提炼的方式写作，作为自己“书写”的“形式”，成为其书中自我与古人会通遭遇的一段生涯寓存之所。首先是将古人书写并流传至我人手中的“内容”，找出岁月与历史情境移转的“形式”，这形式对自我及所面对的古人与其古书，成为一个可以慧通的桥，或是对谈的场域，此时方才能宣称在我之此时此刻此处，开始了“阅读”程朱陆王的“文本”，这一个开始与启程，所涌出的心得、感受、思维，才是古人所谓的“自得”。若欲书写成书或是篇章论文，也是以此书写之心去用心于古人书写之心，方有得其“意”之可能。儒学与先儒之书，宁有是易哉！非其易不易，而系其“学”不诚也！此所以牟先生要先写《生命的学问》之小书，其书之所以“小”，正在于其言谆谆，不以其为小而不为，小书亦所以为“小学”而为“大学”之根基也。
　　近人治理学，多忽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前叙中所言之元代诸儒文字，以是所谓“宋明理学”者，必须思考“元儒之学”存在的问题，更进而为何种“元儒之学”在阅读与书写中出现了，以是王阳明早期的著作《朱子晚年定论》就成为研治王学与朱学必须注意的文献。尚不仅止于中土自身的“宋明理学”而已，东土的理学，在李退溪的视野之下，实有不同于王阳明所观看与体会的“朱子之学”者，以是又成为我人在今日可以以“比较儒学”的视野，再度重看与重研“东亚儒学”！《入道之序——从“陈、黄之歧”到李〈圣学十图〉》一文，亦是在此视野下所重新思考与面对先儒所言的一篇中韩古代儒学之比较观点的呈现。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土所出被收编在《明史·文苑传》中的人物——程敏政，在东土韩国儒者李退溪的眼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与儒学定位，这种在历史流传中所形成的历史分流与“程敏政”的不同版本，正是“比较儒学”的有趣与有意义之所在。
　　人生常是一个圆，多年前在东海与华冈夜阑凭眺的记忆至今犹存，而岁月已成韩愈所谓的“发苍苍而视茫茫”。对作者而言，能够于此刻带着回忆在“宋明理学专题”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题”课中与学生分享昔日，正是一份愉快难得的缘分，尤其写此序时，风拂竹映，更是令人舒坦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