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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笨小孩，但要给人惊喜
“相信记单词有技巧的人，最终不一定能学好英语。”刚刚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前录取通知书的于长宽，从不相信“捷径”， 也否认学英语有秘诀。
这个辽宁省大连市育明高中的高三学生，以TOEFL106分、SAT（相当于高考）Ⅰ2270、SATⅡ2400（满分）的成绩，名扬校内外。
18岁的于长宽很喜欢称自己为“笨小孩”。他确实貌不出众，普普通通一身运动衫，人很沉着。
“从小到大我的经历就是给人惊喜。大家认为正常的事，就留给别人做去吧；人们认为不正常的事、不可能完成的事，我就来做。”于长宽的话听上去像是绕口令。
在旁人的印象中，于长宽就像是一个自谦的老学究，又像是《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谦虚到了让人怀疑真伪的地步。他最喜欢说的话是“我很笨”、“我的智商一点都不高”、“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
不过，他的老师朱佳佳证实，于长宽同学一直这个样。
于长宽确实实现了人生中再一次的一鸣惊人。
背叛了理想就背叛了自己的灵魂，
我不想和这样的自己生活一辈子
出国对于长宽来说，是个怀揣了很久的梦想。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于长宽就决定，自己一定要进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也许是因为童年的幼稚和幻想，也许是因为我固执和热衷挑战的性格，当别人把这梦想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时，我觉得这就是我要走的路，坚信自己要将这条路走到底，并为此制订了严格的计划，将学习英语作为初、高中学习的头等大事。”
而当于长宽高二真正开始留学申请之时，却发现自己对此简直是一窍不通。由于消息闭塞，直到2007年1月16日踏进北京新东方校门那一刻，他才知道北京、上海的许多同学从高一甚至初三就开始了学习和申请准备，“我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住在培训学校对面的地下室，于长宽第一次独立生活。习惯了大连温和的冬天，突然来到北京寒风刺骨的中关村，于长宽很快病倒了，鼻涕流得像自来水，嗓子基本说不出话。
而学习SAT的困难让他感觉比物质条件艰苦更难以忍受。用老师的话说，这是一场对智商和创造力的严酷考验，不仅要达到1．3万的单词量，更要有异乎寻常的经验。
想要将人家3年的工作量在一年之内做完，而且要出类拔萃，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在新东方那艰苦的日子里，我白天上TOEFL和SAT课，下课还要回地下室招待所背单词，看英语书，每天300个GRE单词，美国大学历史系教材40万字一个月看完，每天不怎么睡觉。”他历数。
上网，买书；买书，上网……他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尽可能多的SAT模拟题，没日没夜地和时间赛跑，“我知道命运给我的机会很有限，容不得我一丝的松懈。”
于长宽十余次往返于北京和大连，但没有一次是顺利买到票的，即使排到整个队伍的第一名，还是会得到“没票”的回答。有一次，由于时间紧张，于长宽千辛万苦从黄牛手里买的车票，他晚了4分钟没赶上，坐在北京站的广场上，他欲哭无泪。
现在想想那些付出，于长宽都会觉得心有余悸。“我知道如果放弃了，我会鄙视自己一辈子，一个人若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我不想和这样的自己生活一辈子。”
父母没有给我什么资源，但我更珍惜现有的条件
在于长宽的奋斗过程中，他羡慕嫉妒过很多同学和朋友。
是的，于长宽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人指引他走上留学路，他的父母也都没上过大学，更不能辅导他的功课。
于长宽羡慕过他的高中同学，同学们都做奥赛的物理题，于长宽像坠入云里雾里，那么多问题都不知道问谁。可他的同学只要回家请父母稍稍点拨一下，就开了窍。
开始了在北京的课程以后，于长宽又无比羡慕北京的同学。“他们靠着新东方，下课可以回到温暖的家，消息多得看不过来，还有那么多同学可以相互交流、鼓励、帮助。我呢？一无所有。”
考SAT，于长宽到了香港，更开了眼界：他的对手们有的留学海外五六年，TOEFL115分以上；有的北京同学有北大、清华保底；有的同学父母是大学英语教授，似乎他们一出生就会说英语。“而我要想考上北大、清华，成功的几率就像中彩票大奖。”
事实上，在北京疯狂备战准备出国的人群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在荒废时间。父母帮他们报班后，以为他们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发奋图强。但有些学生，进了培训班，考上的学校却不尽如人意，或者半途而废，通过父母的经济支持和中介的运作才得以出国。还有很多外地考生，他们在封闭集训的时候，经常出现在繁华的街道上，疯狂购物，或者把来北京当作旅行的机会。
“人就是这样的，当资源多到一定程度，就不珍惜了，他会认为消耗别人的资源是理所当然的，以为父母的资源就是自己的。”于长宽的母亲没有工作，父亲是家里惟一的经济支柱。“我来自中国最普通的家庭，所以会珍惜眼前的条件。”
《士兵突击》迷最爱说的话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侧面是许三多。
面对自己的性格缺陷，面对似乎无法逾越的困难，于长宽唯一能做的，是不抛弃父母的期望，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相信记单词有技巧的人，最终不一定能学好英语。”刚刚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前录取通知书的于长宽，从不相信“捷径”， 也否认学英语有秘诀。
这个辽宁省大连市育明高中的高三学生，以TOEFL106分、SAT（相当于高考）Ⅰ2270、SATⅡ2400（满分）的成绩，名扬校内外。
18岁的于长宽很喜欢称自己为“笨小孩”。他确实貌不出众，普普通通一身运动衫，人很沉着。
“从小到大我的经历就是给人惊喜。大家认为正常的事，就留给别人做去吧；人们认为不正常的事、不可能完成的事，我就来做。”于长宽的话听上去像是绕口令。
在旁人的印象中，于长宽就像是一个自谦的老学究，又像是《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谦虚到了让人怀疑真伪的地步。他最喜欢说的话是“我很笨”、“我的智商一点都不高”、“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
不过，他的老师朱佳佳证实，于长宽同学一直这个样。
于长宽确实实现了人生中再一次的一鸣惊人。
背叛了理想就背叛了自己的灵魂，
我不想和这样的自己生活一辈子
出国对于长宽来说，是个怀揣了很久的梦想。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于长宽就决定，自己一定要进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也许是因为童年的幼稚和幻想，也许是因为我固执和热衷挑战的性格，当别人把这梦想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时，我觉得这就是我要走的路，坚信自己要将这条路走到底，并为此制订了严格的计划，将学习英语作为初、高中学习的头等大事。”
而当于长宽高二真正开始留学申请之时，却发现自己对此简直是一窍不通。由于消息闭塞，直到2007年1月16日踏进北京新东方校门那一刻，他才知道北京、上海的许多同学从高一甚至初三就开始了学习和申请准备，“我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住在培训学校对面的地下室，于长宽第一次独立生活。习惯了大连温和的冬天，突然来到北京寒风刺骨的中关村，于长宽很快病倒了，鼻涕流得像自来水，嗓子基本说不出话。
而学习SAT的困难让他感觉比物质条件艰苦更难以忍受。用老师的话说，这是一场对智商和创造力的严酷考验，不仅要达到1．3万的单词量，更要有异乎寻常的经验。
想要将人家3年的工作量在一年之内做完，而且要出类拔萃，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在新东方那艰苦的日子里，我白天上TOEFL和SAT课，下课还要回地下室招待所背单词，看英语书，每天300个GRE单词，美国大学历史系教材40万字一个月看完，每天不怎么睡觉。”他历数。
上网，买书；买书，上网……他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尽可能多的SAT模拟题，没日没夜地和时间赛跑，“我知道命运给我的机会很有限，容不得我一丝的松懈。”
于长宽十余次往返于北京和大连，但没有一次是顺利买到票的，即使排到整个队伍的第一名，还是会得到“没票”的回答。有一次，由于时间紧张，于长宽千辛万苦从黄牛手里买的车票，他晚了4分钟没赶上，坐在北京站的广场上，他欲哭无泪。
现在想想那些付出，于长宽都会觉得心有余悸。“我知道如果放弃了，我会鄙视自己一辈子，一个人若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我不想和这样的自己生活一辈子。”
父母没有给我什么资源，但我更珍惜现有的条件
在于长宽的奋斗过程中，他羡慕嫉妒过很多同学和朋友。
是的，于长宽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人指引他走上留学路，他的父母也都没上过大学，更不能辅导他的功课。
于长宽羡慕过他的高中同学，同学们都做奥赛的物理题，于长宽像坠入云里雾里，那么多问题都不知道问谁。可他的同学只要回家请父母稍稍点拨一下，就开了窍。
开始了在北京的课程以后，于长宽又无比羡慕北京的同学。“他们靠着新东方，下课可以回到温暖的家，消息多得看不过来，还有那么多同学可以相互交流、鼓励、帮助。我呢？一无所有。”
考SAT，于长宽到了香港，更开了眼界：他的对手们有的留学海外五六年，TOEFL115分以上；有的北京同学有北大、清华保底；有的同学父母是大学英语教授，似乎他们一出生就会说英语。“而我要想考上北大、清华，成功的几率就像中彩票大奖。”
事实上，在北京疯狂备战准备出国的人群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在荒废时间。父母帮他们报班后，以为他们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发奋图强。但有些学生，进了培训班，考上的学校却不尽如人意，或者半途而废，通过父母的经济支持和中介的运作才得以出国。还有很多外地考生，他们在封闭集训的时候，经常出现在繁华的街道上，疯狂购物，或者把来北京当作旅行的机会。
“人就是这样的，当资源多到一定程度，就不珍惜了，他会认为消耗别人的资源是理所当然的，以为父母的资源就是自己的。”于长宽的母亲没有工作，父亲是家里惟一的经济支柱。“我来自中国最普通的家庭，所以会珍惜眼前的条件。”
《士兵突击》迷最爱说的话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侧面是许三多。
面对自己的性格缺陷，面对似乎无法逾越的困难，于长宽唯一能做的，是不抛弃父母的期望，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他终于如愿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