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涌进了大量的新观念、新名词和新的体系。面对国外新的文艺理论思潮的引进和辐射，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当然不能抱残守缺，但也不能生搬硬套，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去认真学习，思索、探求，才能避免名词概念的简单替换，而从广度和深度上把古典文学研究推向前进。在这方面，杨海明同志的《唐宋词风格论》吸取新的方法，探讨唐宋词的风格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部书上编阐说唐宋词的“主体风格”及其变革。作者从词的风格形成到发展变革的不同阶段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下编为“杂论”，从宋人论词的“雅”与“俗”的观念到唐宋词人风格中“疏”与“密”的比较，“自然”与“雕琢”的论析，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贯穿全书的最显著的特色，首先在于运用新的方法而又融汇传统的词论。我国自宋代以来，沿至近代的词话著作就有八十多种，还不包括历代词集序跋、词律、词韵等。这些极其丰富的古代词学理论遗产，是我们今天从事唐宋词研究的重要基石。作者的审视角度既放眼于传统的词学理论，又不囿于门户之见；既吸收新的体系，而又不简单地替换新名词。比如关于宋词的风格流派问题，明代张诞在《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词体大略分为“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后经词学理论家不断充实发展，逐渐成了我国传统的词学理论之一。当然从总体上来说，不足以概括唐宋词苑明珠奇葩纷呈的风姿。近年来论词者虽有新的追求，但没有从宏观角度加以研究。而这部专著用唐宋词的“主体风格”及其变革来论述，视野比较开阔。书中不仅勾勒唐宋词风形成嬗变的大致轨迹，而且突出词风发展变态的重点。可谓亦史亦论，而又寓史于论。比如北宋词以柳永慢词为“主体风格”的第一次变态，开出了宋词的新格局。周邦彦词为第二次变态，指出其“缜密典丽”的特色。而苏轼词作列为进一步变革的代表，开辟了宋词的新天地。这样用宏观的眼光，把北宋词风的演变划为柳永、苏轼和周邦彦三个阶段，既符合宋词自身发展变革的历史实际，又较客观地介绍了“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的代表作家。在具体论述中，作者注意吸收传统词论的精华，但又不落前人窠臼。根据抒情诗所表现内心蕴藏诸多感情的特点，结合唐宋词苑的实际情况，书中将唐宋词的“主体风格”归纳成五个字，即：真、艳、深、婉、美。并着重指出这五种特色不是所有的词作都具备，也不是说，在词以前的诗歌中就一定缺乏上述特色，不过是从唐宋词的总体而言，同时又作了深入的论证。比如“词为艳科”，这已为前人论词者所经常采用，但是为什么自晚唐五代以来词里的色泽芳香更为浓艳呢？作者从时代原因、词人与题材等方面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考索，没有空泛抽象的议论，其中所引史料，如用沈义父《乐府指迷》中所谓“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云云，不仅能说明词体之“艳”，而且显示出在宏观指导下微观研究内涵的充实性。
　　其次是用时空观念来探讨唐宋词的风格特征。对于总体风格的客观因素——语言的表现形态，不可能是单向的、凝固的。作者开拓的思维空间引向时代、地域、文体等因素作多侧面的观照，形成一种多向的、发展的势态。从时间方面来说，唐五代和两宋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世运升降”，必然会形成时代风格上的差异，而词人的气质、素养及其生活道路又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个性。这种时空观念使书中在“主体风格”变革的论述中，比较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异同，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如前人论苏轼词的风格，有用“豪放”二字来形容，也有以“韶秀”称赏，近代有人以“清雄”概括。作者认为这些评语既正确而又嫌不够准确。书中采用转换表述的方式，从整体上把握苏轼词风的多样性，并在其词作的“情深”、“思深”、“直率”这三方面来展现苏轼精神世界的风貌。这种论述表现出作者更新思辨方式的才能。再从空间方面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差异又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比如作者指出晚唐五代词中的“南国情味”所具有的地方色彩，是与“南方文学”艳丽婉美的风调一脉相承的。这是很有见地的。
　　至于本书下编“杂论”中所分列的四个专章也颇有特色。作者不仅运用艺术辩证的方法，对唐宋词中的“雅与俗”、“刚与柔”、“疏与密”等进行深入细密的论述，而且触及到词作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对拓展唐宋词风的研究作了有益的尝试。这些都凝结着作者多年来研究唐宋词风格的心血，对推动词学研究工作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读后感到不足的是，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还缺少综合融汇的功夫，个别地方还出现一些疏误。如该书引韩子苍的《送葛亚卿》作为唐人诗。而韩子苍即韩驹，是宋江西派诗人。又如引晁以道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其实这是陆游对苏轼词的评说，晁以道应作陆游，见《老学庵笔记》卷五。另外此书的印刷、装帧都不精美，与本书的内容极不相称，这也不能不让人在读书之后感觉到遗憾。
　　
　　(《唐宋词风格论》，杨海明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一版，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