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让学生习作，作文的题目也是“老师，我想对您说……”习作之前，我对学生提了一点要求：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批阅中，一名叫A的同学的文章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老师，我想对您说：您真把我害苦了！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您是先把咱班全体学生的成绩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后，再按照这个顺序打印花名册的。您还告诉我，由于您一时‘疏忽’，把我的名字遗漏了，最后不得已才添补在了花名册的最后一行。起初，我也没太在意，毕竟我不是咱班最差的一名学生。可我做梦也没想到，正是您的这一‘疏忽’，给我带来了无数的‘悲剧’：课堂上，一次次我把手举得很高、很高，可其他老师都对我熟视无睹，从没给我一次回答问题的机会，他们只对花名册上排在前面的学生‘情有独钟’，还有个别老师认为我故意捣乱，冲着我说：不会答，就别滥竽充数……老师，算我求您了，您和其他老师说一声吧：我不是一名差学生，请他们给我一次回答问题的机会吧！……”
　　读罢A同学的作文，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既为她鸣不平，也为自己和同事们感到深深的悲哀：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一直“惯性”地采用这种拙劣的做法，可为何就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对孩子的伤害呢？我们天天高喊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对孩子真诚相爱、一视同仁，可为什么一到了实际中就成了一句空话？！
　　1973年美国一所大学的心理研究所进行了一个实验：8位心理学教授与学者，分头去了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医院，全部声称自己“幻听”严重，结果无一例外地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进了医院；住进去之后，他们立即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而恰恰因此被医生看成是更危险的行为。比如那位领衔这个实验项目的教授，就被认为是“最危险”的“病人”，因为他不仅不吵不闹，甚至还不停地写笔记、作记录！实验的结论是：在社会生活中，一旦某人被认定具有某种行为特征，那么，在相关人士的眼里，他的一切行为都具有这种特征。
　　当我们按照学生成绩的优劣打印出花名册时，我们就已经给学生贴上了“标签”，人为地把孩子分出了三六九等，潜意识下，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实施一些畸形的教育行为，其结果只能是让这些孩子朝着“标签”所指示的方向发展。
　　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注意每一个学生，关怀每一个学生，并且用关切而深思熟虑的谨慎态度对待每个孩子的优缺点，是教育过程的根本之根本。”新课程也倡导我们手中要握有多把“尺子”，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评价，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学生的个别差异，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表现，关爱每一个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不仅关注学生的现状，更要关注学生的潜力和发展趋势。在我们老师的眼里，不应该有“差生”、“笨生”，更不应该对某些学生表现出半点歧视和偏见，而应该用“海纳百川”的风范包容学生的缺点，用自己博大无私的爱去感化这些学生，千方百计为这些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体验成功，增强信心。既然孩子举手了，就给他一次回答的机会，等待你的或许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老师，我想对您说：在您的教鞭下有瓦特、冷眼中有牛顿、讥笑中有爱迪生……真的，老师，我想对您说：尊重每一个学生，善待每一个学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