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这是《中国好歌曲》举办的原创音乐研讨会。话筒传到节目导师之一的杨坤面前，他抱着臂，嘴巴绷紧，谁都看得出他紧张。每人规定的发言时间约十分钟，他只说了两分钟，内容平稳妥帖：“中国不缺好声音，但缺好歌曲。”“要让创作者跟站在台前的歌手拥有相同的荣耀度和成就感，能再次点燃创作人的热情。”此后近两小时，在七嘴八舌的热闹讨论中，他再没发言。
　　离开会场进入休息室，杨坤一张口就评论起来：“这讨论说得都挺大，没聊到实质。”“关键怎么样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节目，又不烦。节目本身很有价值，但娱乐性比较弱。怎么把这个节目形式做充分了，让大家喜欢看……”做过一年《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后，他越来越懂得这些。
　　“杨坤老师，你刚才可以在会上讲出来的嘛！”旁边有人说。
　　“我也没好意思讲。”杨坤的声音低下去。
　　这两年，歌手杨坤做音乐节目导师、当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演了几部电影，各方面都有声有色。但对于曾有抑郁症和社交恐惧症的他来说，这些都是一种对抗：“我在日常生活里，性格有缺失的地方，我想通过这些节目，让内心再强大一点。原来不敢面对的，我现在自己主动去挑战。”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治疗，也是一种帮助。因为你挑战过了，再回到你的老本行你就不畏惧了，至少你比以前更自信、更强大了，我想要的是这个。”
　　这位刘欢眼中“多情善感的纯爷们儿”不喜欢被定位为苦情歌手，尽管他以此成名。他注意创作其他风格的歌，但最后被记住的还是苦情。“我现在特别觉得，苦情是一种逃不开的中国音乐模式。好歌红歌，一定是那种大情歌。旋律一定是那种你唱完第一段，我给你哼下来第二段，它的走向一定是很清晰的。但这种东西没个性。”他说。
　　杨坤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高到时常达不到，这让他沮丧。他有时失望于音乐的抽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你们听完之后却没什么共鸣。那时候我就想要能具象化一点就好了，你们就會更懂我了。”他因此喜欢立体直观的电影。“我演给你们看，你们就很容易知道我在说什么。”
　　《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一句半开玩笑的“32场演唱会”，最后成了他的著名标签。他真的办了32场演唱会，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其实你不了解我”。

55次搬家

　　成名11年，杨坤现在依然会做没钱的噩梦。梦里他会想，明天我住哪儿？还能不能在这儿唱？这大概是北漂8年的后遗症。
　　16岁时，因为和老师发生争执，杨坤发誓不上学了。他进入父母所在的包头钢铁集团，成为临时的合同工人，干车工、电工、铆焊工……他每晚偷偷去包钢俱乐部看人唱歌，看了3个月。突然有一天歌手感冒，他自告奋勇上去唱，人家问你会唱什么，他回答所有的歌。开口一唱，他得到了一份每天能挣5元钱的好工作。
　　看到唱歌还能赚钱，父母帮杨坤联系到内蒙古武警总队文工团入伍。“也是为了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杨坤解释说。他依然偷偷去俱乐部唱歌，演出费步步上涨。部队里的其他人每月拿20元津贴时，他已经每月能赚4000元了。
　　那时候的杨坤，嗓音柔亮，有“小蔡国庆”之称，跟后来的沙哑大不相同。同班的班长看好他，坚定觉得杨坤“干什么都不行，你只能唱歌”。杨坤觉得这是很大的夸奖。
　　1992年，杨坤想自录一张唱片，班长帮他把一条线和麦克风拉到很有空间感的大厕所里，找来调音台放在宿舍，录了周日一个下午。有主持梦的班长模仿起主持腔，念酸酸的介绍词：“他为没人为他写歌而苦恼，犹如一只海上漂泊的孤舟。他绝望了，他悲伤了，看着过往的人群，看着明亮的华灯，他流泪了。他最大的痛苦是老唱别人的歌，他最大的愿望是别人唱他的歌。”
　　不久以后，由于经常赶场唱歌，杨坤嗓子里出现声带小结。手术后没好好休息，声带出血，声音越来越沙哑。这次初看是伤害的变故，后来给杨坤带来幸运。“流行歌唱得好的人太多了，惟一的武器是你的音色。哪怕你技巧不是那么好，但你非常有特色，就容易分辨出来。”杨坤总结。
　　1994年3月18日，退伍后的杨坤来到北京。他留着及腰长发，找到的第一家歌厅叫卡萨布兰卡。当时沙宝亮和满江也在那里唱。半年后歌厅生意下滑，老板先开除了杨坤。“我从来不跟他们交流，不说话。老板让我唱一些我不想唱的歌，我就不学。沙宝亮多会，老板让唱什么学什么。所以要开除一定是我嘛，我没有沙宝亮会做人，也没有满江长得帅。”杨坤在一次电视访谈里说。
　　对数字不算敏感的他，清楚记得在北京的搬家次数：55。因为那不只是数字，还是在每个地方住的一两个月。“以至于我人生中买第一辆车，开在北京的路上，都不用记路，特别熟悉，因为每一个地方我搬家都去过。”
　　他住过每月80元租金的防空洞，左边一溜住着弹棉花的，右边一溜住着搞音乐的。买不起别人的歌来唱，就慢慢学着自己作曲作词，一首两三千卖给别人。
　　许多年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杨坤看着选手金志文紧握拳头激情而压抑地唱《为爱痴狂》，一下子哭了出来。他后来解释：“哪有人握着个拳头唱歌，特傻，但是我觉得非常真实。看到他，我就想到了我以前，非常非常不容易。”

得到越多折磨越多

　　杨坤讲话时的高频词是“慢慢地”——“我以前不会写歌，慢慢地逼着自己写。”“后来慢慢地发现，不应该把歌词放弃。”“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出不来了，基本放弃了让所有人听到我的歌的想法，但我还有一份相对稳定的酒吧唱歌工作，每天固定有几十个人来听我唱歌，我也就满足了。不那么较劲地活。这事我还是坚持干，只是期许没那么高了。”
　　机会来得突然。2001年他签约竹书文化，2002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无所谓》。七八年前写的歌《无所谓》已经卖给别人四五次了，都没有唱红，这一次却大红大紫。这张专辑和2003年发行的专辑《那一天》合计达到了200万张的销量。这大概是大陆唱片业最后的几抹辉煌之一。10年后的现在，唱片销量上10万张几乎不可能了。 　　当年帮杨坤在厕所里录第一张唱片的班长，已经藏起自己的主持梦，去做生意了。他为杨坤感到高兴，杨坤那个“最大的愿望”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和KTV里实现。
　　但杨坤自己却很难感觉到幸福。成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想写出更好的歌，希望超越以前，可又觉得很困难。他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给他的好反馈和坏反馈，都会被他放大很多倍。
　　他觉得自己要完蛋了，经常胸闷气短，出虚汗，一面对镜头就特别紧张。他一年去各种好医院检查了4次，也没查出问题。2005年，他在香港检查出有中度抑郁症。
　　杨坤每天躺在床上，从早晨一直到下午。他没法听手机铃声，这音量让他恐惧，但他又渴望别人给他来电话。无数次，他终于决定出去，开车走到一半，又回去了。
　　他一生的偶像埃里克·克莱普顿来上海开演唱会，他挣扎着赶去看。在人群的呐喊中，他本能地全身出汗，还是撑着看完整场。“看完以后，他唱什么，什么让我感动，我完全不知道，我就像个僵尸一样。”杨坤说。
　　那几年，他最讨厌唱自己的《我比从前更寂寞》，每次唱都想哭：“我对着镜子里的人发慌，那简单的我到底去哪儿了，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梦最多的男人最忙，美梦做了又很紧张，得到越多折磨越多，我却比从前更寂寞。”别人一说：坤你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他眼泪哗就下来了。
　　熬过这一段比当年的55次搬家还艰难，“因为你不敢站在台前了，唱歌也没有什么幸福感。想想你会因为这个病想放弃你最喜欢干的事，这挺可怕的。”杨坤说：“没有人能帮你。只能你主动走出去。”杨坤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抗抑郁大使”。后来他又当演员，还客串主持人，他说这都是他走出去的方式，“就是跟自己较劲呗。”
　　现在，《我比从前更寂寞》是他最喜欢的自己的歌：“我知道这样的歌不是特别弘扬所谓的正能量，但这毕竟是你最真实的感受。”

其实你不了解我

　　拿过无数音乐奖项的杨坤因电影《边境风云》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奖项——2013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他演男配角，一个杀手，冷冷地分装毒品，被女人发现，面无表情地用保鲜膜一层层裹住女人的口鼻。孙红雷评论他是“有天赋的演员”。
　　杨坤谈起电影滔滔不绝：“我在家里就老自己演。”他边说边比划着甩枪的动作。最喜欢的电影是《美国往事》和《教父》，最喜欢的导演是科恩兄弟和昆汀·塔伦蒂诺，他喜欢把自己代入到复杂的角色中去：“比如《教父》里阿尔·帕西诺演的那个，原来是个大学生，不愿管家族里的事，最后他最狠。一个这么胆小的人，这么没有想法的人，这么大家都瞧不上的人，后来干了件这么伟大的事。”
　　他曾说过：“我原来为什么不愿意讲话？我语言的组织能力不是特别强，讲着讲着就跑偏了，可能别人也不是特理解你，你自己也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我最期待的是，我唱一首歌，大家都在这个氛围里，理解得非常默契，这是我特别需要的。”但并不是每次唱歌都能得到理解。“你们完全没懂我”的感觉对杨坤来说太不好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能不能再具象化一点，电影这事太直观了，我演成什么样，大家会很容易知道。如果成功表现出来，要比音乐更具象、更立体。”
　　类似的满足感还出现在演唱会上。他形容：“你真的是在演唱，可以把你所有的潜能，在那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里激发出来，这是一种享受。”
　　去年的《中国好声音》，杨坤为拉选手入队，随口说出自己有32场演唱会，入队的可以去當嘉宾。说的次数多了，“32”渐渐成了标签。杨坤解释：“当时其实没有32场，大概已经签约了二十七八场。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就说出了这个数字，后来其他导师也帮我说，就成了这个效果。我知道做节目要有娱乐性，你不能天天板个脸老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在给专业辅导的同时，还得有大家愿意看的梗。”
　　节目结束后，杨坤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巡回办完了32场演唱会，平均4天一场，最密集时甚至一天一场。“演这三十多场，拉着乐队全国跑，收入远远抵不过几场商演，那都是放伴奏带，但我愉悦了呀。本来我可以反悔不去，可那样人家更说我的32场是噱头了。你说完就完了，但我得把这事真干了。”“演唱会比唱片对我来说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