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民生投资董事局主席董文标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上，谈及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难点时，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下，推行普惠金融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现有制度不支持。
　　金融改革的两个可行路径
　　董文标先生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认为，中国过去的金融制度都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金融制度体系的设置也都围绕国有企业而进行，金融工作会、中央经济工作会都是大国企参加，所以制度主要是为国有企业制定的。
　　这话完全正确。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我们的金融制度完全为国有企业服务。当然，那时的金融和现在的金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金融的一系列定位却形成了某种基因。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不管制度如何变迁，这种基因很难彻底改变。在金融制度的重构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证券制度、保险制度、基金制度，还是商业银行制度的设计，仍然难以摆脱为国有企业、为大企业服务的基因。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制度也开始为非公经济中的“大企业”，也就是富人服务，但大量中国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这种基因不改变，金融要为中小企业打开“窗口”，基本没希望。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难以获得中国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根本在于金融制度的基因，决定了它的服务对象不可能主要针对中小微企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几乎年年谈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但几乎没有太大的解决希望和空间，原因也在于此。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导致草根金融和民间金融在一个被严厉打击的环境中野蛮生长，成为中国中小微企业和民间融资的主要来源。
　　要在中国真正推行普惠金融，只有推翻现有的金融制度，重起炉灶，也就是董文标所言，必须进行制度上的革命。当然现实是，推倒重来的可能几乎没有。
　　而可行的路径有两个：一是保持存量不动，通过开放金融管制，培育增量。这几年中国金融业最大的成就，我认为不是存量的改革，而是增量的成长，大量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尽管很多是野蛮生长，但充满了力量。二是由门口的“野蛮人”来改变，比如马云。马云等互联网大佬开创的互联网金融，其实就是一场对传统金融的革命，互联网金融一开始就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这种基因和出身，决定了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金融。
　　“创新创业”更需金融改革
　　“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将金融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这种视角非常耐人寻味。其实董文标所言的金融制度的革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而且也可以用于思考中国的创新战略问题，特别是对于当下致力于“创新创业”双引擎的中国而言，也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创新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命题，也是全球都极为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洗牌中不成为牺牲品，唯一的路径就是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建设真正的创新国家。那么，最重要的创新元素是什么？是技术、文化、制度，还是环境？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
　　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一个技术变迁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中小企业是任何一个创新大国最重要的创新之源。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创新元素和土壤，“微创新”无处不在，愿意创业的年轻人更是远远多于10多年前，实现技术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关键是，我们能否为创新提供一种真正起到激励和推动作用的金融制度框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