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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五世纪，佛教在印度北方的恒河中游一带产生。随后，向周边地区传播。公元一世纪时，佛教随着丝绸之路沿线贸易的开展传到中国的新疆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首先到达当时的于阗国，即今天和田、于田及其附近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的北缘，首先传到当时的疏勒国，即今喀什及其周围地区。以后向东传到当时的龟兹国，即今库车及其周围地区，龟兹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佛教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继续南下，传到焉耆国和高昌回鹘国。沿着丝绸之路，佛教一路东传，到达中原。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佛教东传的要道，正是由于这条道路的通畅，使得佛教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并盛极一时。
龟兹佛教艺术
多种文明交汇的见证
关于龟兹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其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为中心，包括拜城、新和、沙雅和温宿、乌什、巴楚、轮台县等部分地区，东西千余公里，南北六百余公里。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西方交通——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带。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龟兹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西域重镇。7世纪中期，唐代在龟兹设置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葱岭东西广袤的土地，龟兹成为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西域。3〜4世纪，佛教在龟兹已广为传布，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龟兹涌现出不少高僧，活跃在西域和中原佛教舞台，其中著名佛学家、翻译家鸠摩罗什是杰出的代表。
至唐代，龟兹佛教仍然兴旺。唐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龟兹佛教盛况。期间大批中原官吏、僧侣、文人、官兵进驻龟兹。同时中原大乘佛教也西渐龟兹，在龟兹建立了众多的汉僧寺院和石窟。
龟兹佛教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续脉，东启新疆以东及远东地区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桥梁和阶梯。在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和贸易往来中，龟兹以豁达开放、兼收并蓄和独创的精神，吸收了影响世界文明发展的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中原汉文化因素，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龟兹佛教文化艺术。
龟兹境内石窟遍布、寺院林立，特别是石窟的开凿为西域之冠。
龟兹石窟大约于3世纪开始修建，止于12世纪，经历了近十个世纪的繁荣发展，最后在社会变革中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清代徐松著《西域水道记》记载了有关龟兹石窟的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西方探险队来龟兹石窟考察，大量的壁画、雕塑和文书等珍贵文物流失国外。其中在龟兹石窟中揭取壁画最多的是德国人。令人更加痛心的是，流失德国的龟兹壁画中的一部分毁于二战中。
现在，流失海外的龟兹文物大部分藏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部分散见于印度新德里、日本东京、韩国首尔、俄罗斯圣彼得堡、英国伦敦和牛津、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加强对龟兹石窟及佛寺的保护，对洞窟进行调查编号，设置标志牌，安装门窗，修筑了通往洞窟的道路，临摹壁画，多次进行保护维修。
龟兹石窟群
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艺术的桥梁
龟兹佛教艺术在本土基础上，吸收世界诸多文明因素，并逐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艺术模式。龟兹佛教艺术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建筑上的中心柱式洞窟和绘画上的菱格构图。其中心柱窟与印度的支提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主要还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山体岩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龟兹式”洞窟建筑。这种洞窟建筑是佛教理念和自然物理巧妙的结合，是佛教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菱格构图则是产生于龟兹本土的一种特有的绘画形式、是佛教世界观与龟兹审美意识及龟兹自然现象相结合的产物。龟兹佛教艺术模式对龟兹以东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焉耆的七个星、吐鲁番的吐峪沟，以至在敦煌莫高窟、河西诸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都可找到龟兹佛教艺术模式的踪迹。在中国内地有影响的“凉州模式”和“平城模式”也都与龟兹佛教艺术模式有关。
龟兹石窟保存和出土大量古文字资料，有纸质文书，也有木简。洞窟内的榜题和题刻有梵文、龟兹文、汉文、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古藏文、察合台文等。这些珍贵的古文字是龟兹地区已经消亡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见证。
龟兹石窟影响着西域和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中亚和远东佛教及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
龟兹石窟在古龟兹全境均有遗迹可寻。按境内东西走向的确尔塔格山划分，山北有拜城县的温巴什、克孜尔、台台尔石窟；山南有新和县托乎拉克埃肯，库车县的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玛扎伯赫、阿艾、苏巴什等石窟。加上古代隶属于龟兹的温宿、巴楚境内诸多分散的小石窟，洞窟总数达600余个，是世界佛教石窟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世界佛教石窟中，龟兹石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龟兹石窟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筑、雕塑和壁画。在历史发展中，龟兹石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模式。以洞窟的建筑形制分类，有中心柱式洞窟、方形窟、僧房窟和大像窟等。雕塑和壁画是诠释佛教义理最主要的形式，也是洞窟中最丰富的艺术品。
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石窟保存比较完整、壁画内容丰富、艺术特色独具、历史价值极高，是龟兹具有代表性的四大石窟。
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木扎提河北岸明屋达格山断崖上。石窟总体走向自西向东，绵延约3公里。洞窟分为四个区域：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1953年编号洞窟为235个；1973年新发现一个洞窟，编为新1窟；1989、1990年在维修克孜尔谷西区时，发掘清理一批洞窟，现编号洞窟269个。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中规模最大、开凿时代最早、保存壁画面积最多的一处石窟群，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3世纪末，止于8～9世纪。年代划分为四个时期：初创期（3世纪末〜4世纪中）、发展期（4世纪中〜5世纪末）、繁盛期（6〜7世纪）、衰落期（8〜9世纪中）。
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多样。禅修用的僧房窟遍布各区，数量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二，表明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禅修的圣地。礼佛观像用的中心柱窟和大像窟，是雕塑和壁画的主要展示空间。讲经说法用的方形窟虽数量不多，但居重要地位，是传播经律的活动场所。
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内容丰富，主要是围绕释迦牟尼事迹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及弥勒兜率天宫说法等。本生和因缘故事均有100余种，佛传故事也有60多种，被誉为“故事画的海洋”。此外，天相图、天宫伎乐、飞天和供养人 也很有特色。晚期洞窟出现了“千佛”等大乘佛教内容。克孜尔石窟壁画浓缩了龟兹佛教的基本教义，整体反映出龟兹遵循的小乘佛教“惟礼释迦”的思想。
库木吐喇石窟
库木吐喇石窟位于库车县西约25公里渭干河出确尔塔格山口东岸崖壁上。洞窟分南北两区，即沟口区和大沟区，两区相距约3公里。在沟口区附近有两处规模较大的寺院遗址。位于沟口区石窟南端山坡上的是玉曲吐尔遗址。隔河相望的是夏合吐尔遗址。
库木吐喇石窟现有编号洞窟112个。其建造年代略晚于克孜尔石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龟兹王国时期（5〜6世纪），这个时期的壁画题材同克孜尔石窟发展期的壁画相近，新2窟穹窿顶部的壁画绘制精美，保存完整，是早期龟兹风壁画的典型代表；二是安西大都护时期(7〜8世纪)，除了龟兹本地特色的洞窟和壁画外，出现了中原汉风壁画。题材内容有中原大乘佛教的“净土变”和“药师变”等经变画。在人物造型、装饰图案、绘画构图上，都与敦煌莫高窟有相似之处。龟兹风洞窟与汉风洞窟共存，是库木吐喇石窟特有的奇观；三是回鹘时期(9世纪及其以后)，回鹘佛教艺术给龟兹石窟增添了新的内容和风格，是研究回鹘文化的重要遗存。回鹘风洞窟内出现了汉文、回鹘文和龟兹文合璧的供养人榜题，这是十分罕见的珍贵资料。库木吐喇石窟的多元文化现象在世界佛教文化遗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森木塞姆石窟
森木塞姆石窟位于库车县东北约40公里的牙哈乡克日希村北确尔塔格山口，是龟兹境内位置最东、开凿时代较早、延续时间较长的一处石窟群。洞窟分布在马蹄形山谷里，按地理位置可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编号洞窟52个。中区中部为一寺院遗址。石窟开凿于4世纪，止于10世纪以后。
森木塞姆石窟的年代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4～5世纪，洞窟以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为主，其形制与克孜尔石窟相似，壁画内容反映小乘佛教思想；中期为6～7世纪，大像窟即在此时期开凿；晚期为10世纪以降，回鹘风和汉风洞窟的出现是此时期最突出的特点。
森木塞姆石窟洞窟顶部结构多样，为龟兹所特有。中心柱窟四面开龛的礼拜窟也是龟兹独一无二的。中心柱窟后甬道开明窗也为龟兹其它石窟所罕见。
克孜尔尕哈石窟
克孜尔尕哈石窟位于库车县西北12公里盐水沟旁的确尔塔格山脉南麓。在距离洞窟西南约1公里的沟口耸立着高达12余米的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与石窟群隔道相望。克孜尔尕哈是距离龟兹都城最近的一处石窟群。编号洞窟54个，分布在五个单元内。
洞窟时代大致可分为两期，前期为6〜7世纪，后期为10世纪以后。第13窟和14窟的供养人画像中出现了地神托着国王和王后的图像，为龟兹石窟所独有。根据国王和王族供养像及龟兹文题记分析，这里曾是龟兹王室寺院。洞窟形制以中心柱窟为多，壁画题材内容主要有本生和因缘故事等。本生故事绘在中心柱窟甬道侧壁上，且画面较大，为龟兹其他石窟所少见。第30窟后室顶部的伎乐飞天，造型优美，气势恢宏，是龟兹石窟中保存完整的艺术品。
苏巴什佛寺遗址
现存最大的西域佛寺遗址
史书上记载龟兹境内有佛塔庙宇千座，其中最有名的是雀梨大寺，即苏巴什佛寺，也是丝绸之路新疆段现存最大的佛寺遗址。
苏巴什佛寺，又称“雀梨大寺”、“昭怙厘寺”，始建于3世纪。至4世纪时，苏巴什佛寺已经成为龟兹地区的佛教中心。高僧鸠摩罗什曾在此集聚名僧大德，讲经说法。《梁高僧传·鸠摩罗什》载：“什在胎时，其母自觉神悟超解，有倍常日。闻雀梨大寺名德即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玄奘《大唐西域记》称其为“昭怙厘大寺”。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称其为“雀离大寺”。“雀离”、“雀黎”和“昭怙厘”实为梵语同名异译，“苏巴什”为维吾尔语，意为“水之头”。这一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佛教建筑群，当是龟兹地区的佛教圣地。其兴盛于晋唐时期，废弃于10世纪。
苏巴什佛寺遗址位于库车县城东北20公里处的库车河（铜厂河）东西两岸冲积台地上。分为河东和河西遗址两个区域，遗址内有佛塔、庙宇、洞窟、殿堂、僧房等建筑，保存较为完整。
河西遗址又称西寺，呈南北向分布，南北长685米，东西宽170米。遗址上有3座佛塔，由土坯垒砌而成。
河西遗址北面的塔东临河床，通高约13米；塔基和塔身均为方形，塔基边长27米，塔身分3层，向上递缩，最上层边长5米，南北两侧凿禅窟，形制独特。
南面的塔高11.1米，土坯垒砌，塔身呈方形，基宽16米。
中部的佛塔高约13.2米，平面呈长方形。塔基边长约35米，宽24米。塔基南面筑一斜坡踏道，残长12米、宽3米。塔身内为殿堂，前面已塌毁，有行道通向主殿，行道口筑出圆拱形门楣，主殿后壁绘大型立佛像，具有回鹘风格。
1978年，在佛塔正中轴线北侧发现了一座墓葬，墓底高出地面1.8米，墓室西壁就是佛塔壁。墓室内有木椁，并置棺床，上放木棺。棺内葬一青年女子和一婴儿。随葬品有木雕龙头1件、还有单耳彩绘莲纹陶壶、绢袋、铁刀、织金锦等。发掘者认为其时代为东晋，棺底朽木的C14测年数据为公元220〜250年。
河西遗址南端的建筑是一座佛寺，以中央的大殿和东面佛塔为中心，周围修筑佛殿和僧房。该寺墙土中的木头的C14测年数据为公元380～420年。除此以外，河西还有寺院遗址3座。
苏巴什河东遗址南北长约535米，东西宽146米。现存3座佛塔，均以土坯垒砌而成。北塔的地势高，残高8.6米；中部佛塔高9.2米；南部塔高9.4米。
河东遗址的南端有一排建筑遗存，其中一座佛塔保存较清晰，方形基座，圆柱体塔身，覆钵式顶。这座塔与犍陀罗地区塔的形制相似，塔身外残存一排柱洞，表明原来这里固定着塑像。C14测定其时代是公元170〜220年。
这些遗存为研究新疆古代佛寺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实例。遗址内佛殿和石窟中原先保存有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制作工艺高超，“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其艺术风格具有典型的龟兹特色；西寺佛塔后侧，出土一具完整的人骨架，头颅扁平，与《大唐西域记》载龟兹人生子以木押头的习俗完全吻合。
佛寺遗址和珍贵的出土文物，为研究龟兹历史、民族和文化等提供了实物见证，是研究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珍贵资料，对研究西域历史、宗教、文化、艺术以及东西交通史、中亚文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背景链接：龟兹佛教艺术名词
中心柱窟：又称塔庙窟，是供僧徒向佛礼拜和巡观佛像的场所。洞窟一般设前室、主室和后室。在主室前壁造左右甬道连接后室，正壁形成塔柱，故名中心柱窟。主室正 壁中央开龛，或塑或绘主尊佛像，供僧徒围绕巡礼。中心柱窟前室多绘护法神众。主室多为券顶，顶部以菱格构图绘“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两壁绘“因缘佛传”（俗称说法图），后室或塑或绘佛涅像。龟兹石窟以中心柱窟较多，布满壁画，但一般前室大部分已经坍塌，主室和后室保存较好。
僧房窟：为僧徒居住的地方，多为方形，并于窟侧开甬道作为入室通道。室内设有灶炕等生活设施，还有的窟设有旁洞，为存放物品和经卷之处。克孜尔石窟的僧房窟多与中心柱窟或穹窿顶窟相毗邻，组成一个单元，或即是一个寺院。
穹窿顶窟：形制为主室呈方形，无后室，窟中心一般有佛坛，顶部为圆弧状，故名穹窿顶。
大像窟：结构上与中心柱窟相似。主室高大，正壁塑高达十几米的立佛像。克孜尔第47窟、第48窟、第77窟等均为大像窟，立佛像均已不存。后室下部凿有平台，上塑佛涅像，都已毁坏。
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指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在公元一世纪时该地区为贵霜王朝所统治，佛教艺术十分流行，并吸取了希腊雕刻艺术的成就，形成犍陀罗艺术风格。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像的雕刻上，佛像一般面呈椭圆形，眉细长，鼻子从额头笔直伸出，头发为波浪式。龟兹早期佛教艺术可以明显看到犍陀罗艺术风格。
龟兹风
主要是指龟兹地区本身发展起来的绘画风格，大概在公元四世纪兴起。主要表现在人物造型的本地化，如脸圆、眼小、五官集中，身体比例匀称。人物的服饰也渗入了龟兹男女世俗服装样式和武士装束。壁画题材多以表现释迦牟尼的佛传、因缘、本生之类的故事画为主。风格自成体系。以克孜尔石窟为典型代表。
汉风
大概在八、九世纪。当时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大批汉人和汉僧入居西域而带来的内地佛教艺术形式。壁画的题材为敦煌等地所流行，洞窟的形制，以及人物的造型、装饰纹样、绘画技法上受中原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在龟兹石窟中，汉风洞窟和龟兹风石窟形制基本相同。壁画的题材和内容方面，大幅的经变题材与尊像以及团花流云纹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反映大乘净土思想的内容。
回鹘风
九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龟兹地区建立了政权，也影响到了佛教艺术风格。“回鹘风”石窟与“汉风”窟有相同之处，但在洞窟的建筑形式、壁画的色调及供养人面容、服饰等方面又有其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
菱格画
是龟兹石窟流行的一种构图形式，是龟兹壁画形式、风格的代表。其构图来源于山的形状，早期菱格就是描绘起伏的山峦，后来演变成图案化的构图。每个菱格内描绘的是一个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通常一个窟内能通过众多的菱格表现众多的佛教故事内容。
本生故事
主要是描述释迦牟尼前世累世修行事迹的。佛经中说，佛在前世曾作过鹿、熊、獐、兔、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等。佛教中，小乘佛教特别注重本生故事。据佛经文献载，本生故事共有五百多种。但现存佛教艺术中已经看不到这么多。在龟兹石窟中，本生故事多画在固定位置，幅面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
因缘故事
主要是讲因果报应的故事，在佛教艺术中因缘故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龟兹石窟中，一般因缘故事表现手法都是，中间画有坐佛，两侧或一侧绘出受度化的人物。在克孜尔主要分布在中心柱窟主室券顶菱格构图中。
佛传故事
又称佛本行故事，是释迦牟尼一生中几个阶段形象的综合，一般是从他诞生开始，有时候也包括他出生前的神异事迹。佛传故事内容十分丰富。佛教艺术中有多种佛传形式，内容有繁有简。佛传的简化形式可分为两种：四相图和八相图。一般各幅依次连缀，讲述佛从生到死的故事。
龟兹佛教艺术
多种文明交汇的见证
关于龟兹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其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为中心，包括拜城、新和、沙雅和温宿、乌什、巴楚、轮台县等部分地区，东西千余公里，南北六百余公里。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西方交通——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带。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龟兹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西域重镇。7世纪中期，唐代在龟兹设置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葱岭东西广袤的土地，龟兹成为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西域。3〜4世纪，佛教在龟兹已广为传布，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龟兹涌现出不少高僧，活跃在西域和中原佛教舞台，其中著名佛学家、翻译家鸠摩罗什是杰出的代表。
至唐代，龟兹佛教仍然兴旺。唐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龟兹佛教盛况。期间大批中原官吏、僧侣、文人、官兵进驻龟兹。同时中原大乘佛教也西渐龟兹，在龟兹建立了众多的汉僧寺院和石窟。
龟兹佛教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续脉，东启新疆以东及远东地区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桥梁和阶梯。在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和贸易往来中，龟兹以豁达开放、兼收并蓄和独创的精神，吸收了影响世界文明发展的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中原汉文化因素，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龟兹佛教文化艺术。
龟兹境内石窟遍布、寺院林立，特别是石窟的开凿为西域之冠。
龟兹石窟大约于3世纪开始修建，止于12世纪，经历了近十个世纪的繁荣发展，最后在社会变革中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清代徐松著《西域水道记》记载了有关龟兹石窟的情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西方探险队来龟兹石窟考察，大量的壁画、雕塑和文书等珍贵文物流失国外。其中在龟兹石窟中揭取壁画最多的是德国人。令人更加痛心的是，流失德国的龟兹壁画中的一部分毁于二战中。
现在，流失海外的龟兹文物大部分藏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部分散见于印度新德里、日本东京、韩国首尔、俄罗斯圣彼得堡、英国伦敦和牛津、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加强对龟兹石窟及佛寺的保护，对洞窟进行调查编号，设置标志牌，安装门窗，修筑了通往洞窟的道路，临摹壁画，多次进行保护维修。
龟兹石窟群
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艺术的桥梁
龟兹佛教艺术在本土基础上，吸收世界诸多文明因素，并逐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艺术模式。龟兹佛教艺术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建筑上的中心柱式洞窟和绘画上的菱格构图。其中心柱窟与印度的支提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主要还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山体岩石酥松易于坍塌的特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龟兹式”洞窟建筑。这种洞窟建筑是佛教理念和自然物理巧妙的结合，是佛教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菱格构图则是产生于龟兹本土的一种特有的绘画形式、是佛教世界观与龟兹审美意识及龟兹自然现象相结合的产物。龟兹佛教艺术模式对龟兹以东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焉耆的七个星、吐鲁番的吐峪沟，以至在敦煌莫高窟、河西诸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都可找到龟兹佛教艺术模式的踪迹。在中国内地有影响的“凉州模式”和“平城模式”也都与龟兹佛教艺术模式有关。
龟兹石窟保存和出土大量古文字资料，有纸质文书，也有木简。洞窟内的榜题和题刻有梵文、龟兹文、汉文、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古藏文、察合台文等。这些珍贵的古文字是龟兹地区已经消亡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见证。
龟兹石窟影响着西域和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中亚和远东佛教及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
龟兹石窟在古龟兹全境均有遗迹可寻。按境内东西走向的确尔塔格山划分，山北有拜城县的温巴什、克孜尔、台台尔石窟；山南有新和县托乎拉克埃肯，库车县的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玛扎伯赫、阿艾、苏巴什等石窟。加上古代隶属于龟兹的温宿、巴楚境内诸多分散的小石窟，洞窟总数达600余个，是世界佛教石窟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世界佛教石窟中，龟兹石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龟兹石窟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筑、雕塑和壁画。在历史发展中，龟兹石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模式。以洞窟的建筑形制分类，有中心柱式洞窟、方形窟、僧房窟和大像窟等。雕塑和壁画是诠释佛教义理最主要的形式，也是洞窟中最丰富的艺术品。
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石窟保存比较完整、壁画内容丰富、艺术特色独具、历史价值极高，是龟兹具有代表性的四大石窟。
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木扎提河北岸明屋达格山断崖上。石窟总体走向自西向东，绵延约3公里。洞窟分为四个区域：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1953年编号洞窟为235个；1973年新发现一个洞窟，编为新1窟；1989、1990年在维修克孜尔谷西区时，发掘清理一批洞窟，现编号洞窟269个。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中规模最大、开凿时代最早、保存壁画面积最多的一处石窟群，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3世纪末，止于8～9世纪。年代划分为四个时期：初创期（3世纪末〜4世纪中）、发展期（4世纪中〜5世纪末）、繁盛期（6〜7世纪）、衰落期（8〜9世纪中）。
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多样。禅修用的僧房窟遍布各区，数量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二，表明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禅修的圣地。礼佛观像用的中心柱窟和大像窟，是雕塑和壁画的主要展示空间。讲经说法用的方形窟虽数量不多，但居重要地位，是传播经律的活动场所。
克孜尔石窟壁画题材内容丰富，主要是围绕释迦牟尼事迹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及弥勒兜率天宫说法等。本生和因缘故事均有100余种，佛传故事也有60多种，被誉为“故事画的海洋”。此外，天相图、天宫伎乐、飞天和供养人 也很有特色。晚期洞窟出现了“千佛”等大乘佛教内容。克孜尔石窟壁画浓缩了龟兹佛教的基本教义，整体反映出龟兹遵循的小乘佛教“惟礼释迦”的思想。
库木吐喇石窟
库木吐喇石窟位于库车县西约25公里渭干河出确尔塔格山口东岸崖壁上。洞窟分南北两区，即沟口区和大沟区，两区相距约3公里。在沟口区附近有两处规模较大的寺院遗址。位于沟口区石窟南端山坡上的是玉曲吐尔遗址。隔河相望的是夏合吐尔遗址。
库木吐喇石窟现有编号洞窟112个。其建造年代略晚于克孜尔石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龟兹王国时期（5〜6世纪），这个时期的壁画题材同克孜尔石窟发展期的壁画相近，新2窟穹窿顶部的壁画绘制精美，保存完整，是早期龟兹风壁画的典型代表；二是安西大都护时期(7〜8世纪)，除了龟兹本地特色的洞窟和壁画外，出现了中原汉风壁画。题材内容有中原大乘佛教的“净土变”和“药师变”等经变画。在人物造型、装饰图案、绘画构图上，都与敦煌莫高窟有相似之处。龟兹风洞窟与汉风洞窟共存，是库木吐喇石窟特有的奇观；三是回鹘时期(9世纪及其以后)，回鹘佛教艺术给龟兹石窟增添了新的内容和风格，是研究回鹘文化的重要遗存。回鹘风洞窟内出现了汉文、回鹘文和龟兹文合璧的供养人榜题，这是十分罕见的珍贵资料。库木吐喇石窟的多元文化现象在世界佛教文化遗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森木塞姆石窟
森木塞姆石窟位于库车县东北约40公里的牙哈乡克日希村北确尔塔格山口，是龟兹境内位置最东、开凿时代较早、延续时间较长的一处石窟群。洞窟分布在马蹄形山谷里，按地理位置可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编号洞窟52个。中区中部为一寺院遗址。石窟开凿于4世纪，止于10世纪以后。
森木塞姆石窟的年代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4～5世纪，洞窟以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为主，其形制与克孜尔石窟相似，壁画内容反映小乘佛教思想；中期为6～7世纪，大像窟即在此时期开凿；晚期为10世纪以降，回鹘风和汉风洞窟的出现是此时期最突出的特点。
森木塞姆石窟洞窟顶部结构多样，为龟兹所特有。中心柱窟四面开龛的礼拜窟也是龟兹独一无二的。中心柱窟后甬道开明窗也为龟兹其它石窟所罕见。
克孜尔尕哈石窟
克孜尔尕哈石窟位于库车县西北12公里盐水沟旁的确尔塔格山脉南麓。在距离洞窟西南约1公里的沟口耸立着高达12余米的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与石窟群隔道相望。克孜尔尕哈是距离龟兹都城最近的一处石窟群。编号洞窟54个，分布在五个单元内。
洞窟时代大致可分为两期，前期为6〜7世纪，后期为10世纪以后。第13窟和14窟的供养人画像中出现了地神托着国王和王后的图像，为龟兹石窟所独有。根据国王和王族供养像及龟兹文题记分析，这里曾是龟兹王室寺院。洞窟形制以中心柱窟为多，壁画题材内容主要有本生和因缘故事等。本生故事绘在中心柱窟甬道侧壁上，且画面较大，为龟兹其他石窟所少见。第30窟后室顶部的伎乐飞天，造型优美，气势恢宏，是龟兹石窟中保存完整的艺术品。
苏巴什佛寺遗址
现存最大的西域佛寺遗址
史书上记载龟兹境内有佛塔庙宇千座，其中最有名的是雀梨大寺，即苏巴什佛寺，也是丝绸之路新疆段现存最大的佛寺遗址。
苏巴什佛寺，又称“雀梨大寺”、“昭怙厘寺”，始建于3世纪。至4世纪时，苏巴什佛寺已经成为龟兹地区的佛教中心。高僧鸠摩罗什曾在此集聚名僧大德，讲经说法。《梁高僧传·鸠摩罗什》载：“什在胎时，其母自觉神悟超解，有倍常日。闻雀梨大寺名德即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玄奘《大唐西域记》称其为“昭怙厘大寺”。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称其为“雀离大寺”。“雀离”、“雀黎”和“昭怙厘”实为梵语同名异译，“苏巴什”为维吾尔语，意为“水之头”。这一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佛教建筑群，当是龟兹地区的佛教圣地。其兴盛于晋唐时期，废弃于10世纪。
苏巴什佛寺遗址位于库车县城东北20公里处的库车河（铜厂河）东西两岸冲积台地上。分为河东和河西遗址两个区域，遗址内有佛塔、庙宇、洞窟、殿堂、僧房等建筑，保存较为完整。
河西遗址又称西寺，呈南北向分布，南北长685米，东西宽170米。遗址上有3座佛塔，由土坯垒砌而成。
河西遗址北面的塔东临河床，通高约13米；塔基和塔身均为方形，塔基边长27米，塔身分3层，向上递缩，最上层边长5米，南北两侧凿禅窟，形制独特。
南面的塔高11.1米，土坯垒砌，塔身呈方形，基宽16米。
中部的佛塔高约13.2米，平面呈长方形。塔基边长约35米，宽24米。塔基南面筑一斜坡踏道，残长12米、宽3米。塔身内为殿堂，前面已塌毁，有行道通向主殿，行道口筑出圆拱形门楣，主殿后壁绘大型立佛像，具有回鹘风格。
1978年，在佛塔正中轴线北侧发现了一座墓葬，墓底高出地面1.8米，墓室西壁就是佛塔壁。墓室内有木椁，并置棺床，上放木棺。棺内葬一青年女子和一婴儿。随葬品有木雕龙头1件、还有单耳彩绘莲纹陶壶、绢袋、铁刀、织金锦等。发掘者认为其时代为东晋，棺底朽木的C14测年数据为公元220〜250年。
河西遗址南端的建筑是一座佛寺，以中央的大殿和东面佛塔为中心，周围修筑佛殿和僧房。该寺墙土中的木头的C14测年数据为公元380～420年。除此以外，河西还有寺院遗址3座。
苏巴什河东遗址南北长约535米，东西宽146米。现存3座佛塔，均以土坯垒砌而成。北塔的地势高，残高8.6米；中部佛塔高9.2米；南部塔高9.4米。
河东遗址的南端有一排建筑遗存，其中一座佛塔保存较清晰，方形基座，圆柱体塔身，覆钵式顶。这座塔与犍陀罗地区塔的形制相似，塔身外残存一排柱洞，表明原来这里固定着塑像。C14测定其时代是公元170〜220年。
这些遗存为研究新疆古代佛寺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实例。遗址内佛殿和石窟中原先保存有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制作工艺高超，“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其艺术风格具有典型的龟兹特色；西寺佛塔后侧，出土一具完整的人骨架，头颅扁平，与《大唐西域记》载龟兹人生子以木押头的习俗完全吻合。
佛寺遗址和珍贵的出土文物，为研究龟兹历史、民族和文化等提供了实物见证，是研究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珍贵资料，对研究西域历史、宗教、文化、艺术以及东西交通史、中亚文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背景链接：龟兹佛教艺术名词
中心柱窟：又称塔庙窟，是供僧徒向佛礼拜和巡观佛像的场所。洞窟一般设前室、主室和后室。在主室前壁造左右甬道连接后室，正壁形成塔柱，故名中心柱窟。主室正 壁中央开龛，或塑或绘主尊佛像，供僧徒围绕巡礼。中心柱窟前室多绘护法神众。主室多为券顶，顶部以菱格构图绘“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两壁绘“因缘佛传”（俗称说法图），后室或塑或绘佛涅像。龟兹石窟以中心柱窟较多，布满壁画，但一般前室大部分已经坍塌，主室和后室保存较好。
僧房窟：为僧徒居住的地方，多为方形，并于窟侧开甬道作为入室通道。室内设有灶炕等生活设施，还有的窟设有旁洞，为存放物品和经卷之处。克孜尔石窟的僧房窟多与中心柱窟或穹窿顶窟相毗邻，组成一个单元，或即是一个寺院。
穹窿顶窟：形制为主室呈方形，无后室，窟中心一般有佛坛，顶部为圆弧状，故名穹窿顶。
大像窟：结构上与中心柱窟相似。主室高大，正壁塑高达十几米的立佛像。克孜尔第47窟、第48窟、第77窟等均为大像窟，立佛像均已不存。后室下部凿有平台，上塑佛涅像，都已毁坏。
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指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在公元一世纪时该地区为贵霜王朝所统治，佛教艺术十分流行，并吸取了希腊雕刻艺术的成就，形成犍陀罗艺术风格。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像的雕刻上，佛像一般面呈椭圆形，眉细长，鼻子从额头笔直伸出，头发为波浪式。龟兹早期佛教艺术可以明显看到犍陀罗艺术风格。
龟兹风
主要是指龟兹地区本身发展起来的绘画风格，大概在公元四世纪兴起。主要表现在人物造型的本地化，如脸圆、眼小、五官集中，身体比例匀称。人物的服饰也渗入了龟兹男女世俗服装样式和武士装束。壁画题材多以表现释迦牟尼的佛传、因缘、本生之类的故事画为主。风格自成体系。以克孜尔石窟为典型代表。
汉风
大概在八、九世纪。当时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大批汉人和汉僧入居西域而带来的内地佛教艺术形式。壁画的题材为敦煌等地所流行，洞窟的形制，以及人物的造型、装饰纹样、绘画技法上受中原佛教艺术风格的影响。在龟兹石窟中，汉风洞窟和龟兹风石窟形制基本相同。壁画的题材和内容方面，大幅的经变题材与尊像以及团花流云纹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反映大乘净土思想的内容。
回鹘风
九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龟兹地区建立了政权，也影响到了佛教艺术风格。“回鹘风”石窟与“汉风”窟有相同之处，但在洞窟的建筑形式、壁画的色调及供养人面容、服饰等方面又有其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
菱格画
是龟兹石窟流行的一种构图形式，是龟兹壁画形式、风格的代表。其构图来源于山的形状，早期菱格就是描绘起伏的山峦，后来演变成图案化的构图。每个菱格内描绘的是一个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通常一个窟内能通过众多的菱格表现众多的佛教故事内容。
本生故事
主要是描述释迦牟尼前世累世修行事迹的。佛经中说，佛在前世曾作过鹿、熊、獐、兔、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等。佛教中，小乘佛教特别注重本生故事。据佛经文献载，本生故事共有五百多种。但现存佛教艺术中已经看不到这么多。在龟兹石窟中，本生故事多画在固定位置，幅面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
因缘故事
主要是讲因果报应的故事，在佛教艺术中因缘故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龟兹石窟中，一般因缘故事表现手法都是，中间画有坐佛，两侧或一侧绘出受度化的人物。在克孜尔主要分布在中心柱窟主室券顶菱格构图中。
佛传故事
又称佛本行故事，是释迦牟尼一生中几个阶段形象的综合，一般是从他诞生开始，有时候也包括他出生前的神异事迹。佛传故事内容十分丰富。佛教艺术中有多种佛传形式，内容有繁有简。佛传的简化形式可分为两种：四相图和八相图。一般各幅依次连缀，讲述佛从生到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