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作品中，女性地位一直是女权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女性受到种族主义清洗、性别主义歧视、宗教主义打压和文化清除的现象屡见不鲜。《无名女人》被崇尚父权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排挤，边缘化；《红字》的女主人翁被根植于心的宗教传统所摒弃。文章从女性地位角度出发，探析文学作品中，中西方女性的嬗变。
　　关键词：文化藩篱；宗教桎梏；女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7. 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08-02
　　一、两部作品的写作背景
　　中国的“父权制”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它最早确定了男性特别是父系一辈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女性被迫成为男性的附属，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基调奠定下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在父权社会的种种典章制度中牢固确立。尽管旧的封建体制和封建思想的革除，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中，父权体制下男女不平等仍然具有很大的隐蔽性。
　　《无名女士》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当时中国人民深受饥荒折磨，帝国主义者侵略、抢夺和封建军阀残酷迫害。无名姑姑深受封建主义父权主义毒害。“姑姑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后去美国淘金。两年后，姑姑却怀孕了，被指和他人通奸，并连累一家受到族人和村民的谴责与冲击。蒙羞的姑姑在生下孩子的当夜怀抱着婴儿跳进了自家的井中溺水身亡。”[1]
　　清教主义是16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国教内部分离出来的宗教派别。清教徒接受加尔文教教义，要求废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节省，反对奢华纵欲。17世纪上半叶因宗教不满和经济压力，大批清教徒移居北美。清教徒在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清教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清教徒“注重理性，排斥感情，推崇理想，禁绝欲望。”[2]
　　《红字》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的恋爱悲剧。女主人公海斯特嫁给了医生奇灵渥斯，他们之间却没有爱情。在孤独中海斯特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海斯特被当众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然而海斯特坚贞不屈，拒不说出孩子的父亲。随着时间的流逝，海斯特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乐于助人的美好品格感化了当地民众，她身上的红色A字也被赋予了积极先上的含义。
　　二、女性的遭遇
　　在《无名女人》中，叙述者的姑姑遭受封建主义思想的迫害，在父权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中畸形成长。对于姑姑的前半生，“我”不得而知。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姑姑因为婚后不守妇道，不遵循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与男人通奸，这对于深受封建文化熏陶的家庭，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姑姑是家里人的禁忌，姑姑的婚外情，家人三缄其口。就连同是女人，身为母亲的妈妈都对此避之不及。“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3]这是妈妈一旦谈及姑姑的事情必不可少的开场白。
　　姑姑临盆那晚，邻里乡亲算好时间冲到我们家里。“他们撕破她的衣服和鞋子，折断她的梳子，并且放在脚下踩得粉碎。他们把她织布机的织物扯断。把做饭的柴火散了出来，把新织物卷了卷，扔在火里。”[4]乡亲们打着肃清歪风邪气的旗号，对我家进行大面积毁坏，他们自觉是正义的化身，但实际是魔鬼的帮手。村民把一切的罪过都归咎于姑姑的不守妇道，而对于男方的罪过视而不见。处于风暴中心的姑姑审视着周遭发生的一切，似乎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村民们的无理取闹，家里人的百般责骂“哎呀，我们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看你干了些什么。你害了我们，你这个鬼！你这个死鬼！鬼！我们从来就没有你这个人呢。”[5]有着血缘纽带的亲人，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姑姑着想，反而把她妖魔化，鬼怪化。面对邻里乡亲的责难，姑姑忍气吐声；但对于家人的千夫所指，她冲出家门，跑到田野，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从中汲取慰藉和依靠。“在她通奸的恶名下，只有大自然愿意包容她，爱护她。”[5]被边缘化的姑姑没有为自己辩解，带着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投井自杀。
　　《红字》中的海斯特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海斯特和姑姑的遭遇却是女性共同的悲哀。年轻貌美的海斯特嫁给身材畸形，相貌丑陋学究气十足的齐灵渥斯，他俩之间没有爱情，只有爱情这纸婚约的牵绊。身处异乡，海斯特深深被丁梅斯代尔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越过雷池与丁梅斯代尔通奸，被产下小珍珠，对于受清教主义浸染的萨勒姆小镇而言，这无疑是灾难。
　　海斯特身带有“通奸”寓意的红字，被投进监狱，被带到刑台接受人们的指指点点，道德的审判，灵魂的拷打。“全镇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一双双严厉的眼睛紧紧盯着她，——是的，盯着她本人——她站在示众刑台上，怀中抱着婴儿，胸前订着那个用金丝线绝妙地绣着花边的鲜红的字母A。”[7]
　　对于她的宣判，人们的嬉笑谩骂，挖苦讽刺她都坦然接受。刑满释放后，海斯特走在蓝天白云下，胸前的红字炙烤着她的心灵，她感到局促不安，无所适从。被宗教道义牵绊束缚，海斯特放弃抛下这一切的耻辱，远走他乡，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她住在镇郊半岛的边缘，开始自己的赎罪之旅。她不问世事，离群索居，靠着自己的针线活补贴家用，省吃俭用把其余的钱送给贫苦乡民，但乡民仍对她的过错指指点点。小孩子会蹑手蹑脚地跑到她家附近，窥探她的隐私。
　　三、女性的嬗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儒家思想，封建礼仪是社会的道德规范。“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是女性应该遵循的清规戒律。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腐朽观念，深深扎根于女性。
　　在《无名女人》中，姑姑因为挑战权威，不遵守封建道德礼仪，被隐去姓名，剥夺话语权。在外受到乡民的诋毁，在家受到家人的误解，姑姑仍然以沉默进行无声的抵抗，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她拒绝透露关于孩子父亲的任何消息，愿意独自承受一切的责难。姑姑挑战封建礼数的权威，追求自己的幸福，却被社会摒弃，唾骂。但姑姑也用自己的耻辱捍卫了父权社会的威严，她把孩子的父亲隐于身后，维护男性的尊严，捍卫男性的主导地位。 　　家人无情的责难，姑姑离家出走，投奔自然的怀抱，维护着自己最后一点儿的尊严。在猪圈里，姑姑不用理会邻里乡亲的谴责和家人的谩骂，产下了自己的孩子。孩子成为姑姑甜蜜的负担，她和孩子都被家人所抛弃，在家族谱上销声匿迹。孤注一掷，她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投井自杀。这一举动是沉默无语的姑姑最掷地有声的反抗。沉默是无声的反抗，是无声的呐喊，是无声的改变。姑姑的无声的结尾痛诉了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的本性，是对父权主义迫害女性血淋淋的揭示。
　　早在公元前，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国家》一书中说道：“总的来说，女人劣于男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丈夫是一家之主，要像“臣民一样统治妻子”，“因为女人是残缺不全的男人”。两千年后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认为“妇女的天职是服从”。
　　《红色》发生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人们深受清教主义思想的侵蚀。“当时的社会处于父权主义统治之下，其从社会观念到社会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男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父权制度社会中，男性将自然和女人都视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自身对立起来，并加以征服与统治。”[8]
　　丁梅斯代尔本应该与海斯特一起，接受教会的宣判，大众的斥责，但是他却碍于自己牧师神圣的职业，退缩懦弱。他以为上帝服务为幌子，表面上遵守清教徒的清规戒律，实际上却亵渎神灵，做出越轨的行为。他不愿意勇敢站出来承担海斯特身上背负的罪孽。从两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态度，我们看到了海斯特勇于承担，不惧流言，敢做敢当的性格；而丁梅斯代尔犹豫不决，惶惶不安，虚伪软弱也昭然若揭，讽刺男性的虚伪肤浅，歌颂女性的无畏勇敢。
　　为了维护丁梅斯代尔的名望、权威和地位，海斯特独自承受大众的责骂，对于小珍珠父亲的问题只字不提。在她身上，男性和女性的责任调换颠倒，她成为保护丁梅斯代尔的伟大女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女性散发出来的光辉形象，如圣母一般，原谅丁梅斯代尔的懦弱和胆小，从而，她身上佩戴的A（adultery），寓意也变得高大，圣洁。
　　四、中西女性的融合
　　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接受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熏陶，《无名女人》姑姑和《红字》的海斯特却有相似之处。两位女性都是当时社会的受害者，前者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迫害，后者受到清教主义的侵蚀；两位女性都完成了质的转变，前者忍气吐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给当时封建社会的吃人的礼教致命的一击，抨击了封建礼数的腐朽和人们的麻木不仁，后者踏上自我救赎的道路，从被人唾弃到被人敬仰，讽刺了男性的虚伪懦弱，“控诉了严苛戒律的清教主义对人性的残酷和扼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9]
　　参考文献：
　　[1]李静.从屏风上的鸟到涅檠的凤凰——论《女勇士》中华裔女性的性别身份建构[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张颖. 从小说The Scarlet Letter了解清教徒运动和主张[J].安徽文学.2009年第9期
　　[3][4][5]汤婷婷.《女勇士》[M].张子清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
　　[6]戴婷婷.父权制度下的双重统治，试析汤婷婷的短篇小说《无名女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2期
　　[7]霍桑.《红字》[M].胡允桓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8]周红.人性的被缚与抗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字》[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9]邹德芳.平等与和谐的呼唤，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字》[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作者简介：曾华宜（1992-），女，四川成都，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语语言文学。徐燕（1992-），女，河南驻马店，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