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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君远(1902—1962),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同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艺界较为活跃,经常在《现代评论》、《新月》、《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等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谈,深得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后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陈博生、张季鸾、胡政之等称赞、提携,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央日报》等担任编辑、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为《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负责人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曾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担任讲师、教授。1945年曾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1946年至1953年,担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资料组长。1953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室副主任等职,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辑为《许君远文集》(许杏林、许乃玲编)、《许君远译文集》(许乃玲编)等。
许君远因他的兴趣爱好、知识背景和人生历程,而成为一个作家、报人和翻译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堪称自成一家。只不过,当作家是他的梦想,当报人是他的工作,而当翻译家是他的业余爱好。
作为作家的许君远,生前出版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和散文集《美游心影》等。《消逝的春光》里的小说大多具有乡土味,反映故乡的人情、风物,极具新文学草创时期的某些深厚、朴素的味道。《美游心影》既有普通游记的艺术感,又融入了一个中国记者的观感,非常具有“通讯”的特色。同时,许君远还有不少抒情散文、游记小品,也自具一格,颇可一读。此外,许君远还有一些散文非常接近“梁遇春体”,很见他的性格、情趣。
作为报人的许君远,曾写有大量“特写”、“时评”、“通讯”等,可以说,这些文章是他的本职工作。遗憾的是,许君远的这类文章,终其一生不曾结集出版。而许君远对他的一些新闻作品还颇为自得,他曾说:“我采访表面上的社会新闻,并访问一些学术与慈善机构,写为报告式的‘白描’。最初原是一种试验,不意《世界日报》、《小实报》也竞起模仿。在抗战军兴以前,‘特写’文章遂蔚成风气,始作俑者应该是我。”因此,收集许君远的“特写”、“时评”、“通讯”等,结成《许君远新闻作品集》出版,或许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翻译家的许君远,至少翻译出版了四种著作:《印度政治领袖列传》(内中甘地、尼赫鲁的传记系许君远个人创作)、《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都曾风行一时,广为流传。其中,《老古玩店》影响最为巨大,版本也最多,至今仍在印行。目前,还有学者专门写论文研究《老古玩店》的翻译特色和影响,可以说此书洵为经典译作。《斯托沙里农庄》(原版为竖排繁体本)经由笔者整理,易名为《北斗星村》,列入“中外百部儿童文学经典系列”,即将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许君远还有不少单篇或短篇的翻译作品,已由许君远之女许乃玲整理成《许君远译文集》(内容较为齐全)。1949年以后,许君远的散文、小说以及新闻作品,都不曾出版或再版,然而他的翻译家身份,以及他的翻译作品却在翻译界留传了下来。
以上或许属于编者“自话自说”。且从其他方面让读者来了解许君远其人其文。许君远曾在1942年5月写下《五四之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写出这样的诗歌,在许君远一生的作品当中是不多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的深厚感情。许君远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青年,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五四之子”。那么,时人又是如何看这个“五四之子”的人和文呢?
1929年春至夏,许君远在河北省立第十师范(即通县师范)担任教员,时张中行在该校读书。后来,张中行在《流年碎影》中回忆说:“他是英文教员,名汝骥,安国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可是印象却不浅。来由还不少。其一,他长得清秀,风度翩翩,一见必惊为罕有的才子。其二,据说他写过小说出版,是鲁迅给他写的序。其三,他由南国北返,途经某地,与一妙龄比丘尼相悦,有情人竟成为眷属。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久前听唐宝鑫同学说的,是他上课,不知怎么就扯到《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的‘看时节只见鞋底尖儿瘦’,念完,他让台下同学想象这鞋底尖儿瘦的形状,然后写真式地画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甘寂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也画一对。这是讲课的浪漫主义,我幸或不幸,没有听到看到,如果听到看到,以后进京入红楼,上林公铎的唐诗课,听讲陶渊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
那么对于这个“五四之子”的文学成就,有无大作家进行评定呢?且看一例。1935年11月,沈从文作《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并介绍〈诗刊〉》一文,为许君远等漏选进《中国新文学大系》鸣不平,文中说:“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狂飙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可见,当时许君远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等人看来还不能跻身《新文学大系》,但沈从文却认为他达到了这样的层次。顺带提一笔,许君远在沈从文尚未成大名之时,于1928年在天津《大公报》中发表《国画改革与赵望云》,该文中便称沈从文是天才。他说:“如果人让我说谁是中国艺术界的天才,我将不迟疑地回答,在文学有沈从文,在绘画有赵望云。这两位怪杰的出身有许多相似之点,人间的疾苦他们尝到的最深,所以表现出来的也最充实。”
不过,说许君远是作家,是报人,是翻译家,并不能概括其人。从许君远的整个一生来看,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且,他在各种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人物。他不是一个革命斗争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也有过一些抨击社会的激烈举动),也不是一个消极避世或纯粹兴趣主义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不是很显露,也不是很保守。他的存在,可以说是自身影响力不够,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采取的一种较为一般人理解、接受的存在方式。对于自己的人生和所处时代的不断变化,许君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曾两次写自传,一次是在相对比较自由的时代,一次是在思想禁锢的非正常时代。
1947年,许君远发表自传之一章《糊里糊涂地进了新闻界》,文中说:“《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假定我不走这条路子,官场的逢迎丑态也许早把我窒息死,假定我不进《大公报》,则抗战期间留居故都,也许做了很煊赫的伪新闻官,今天也许被判十年八年的徒刑。便是不做伪官,也许走了李子撝兄的后尘,抱病故都,同愁苦奋斗而死。”
1956年,许君远又在一份上交的“自传”材料中回忆道:“在北大读英国文学,成天钻在‘象牙之塔’里读小说,写小说,只想成作家,做教授,除了文学以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天地,这便是我忽视政治的原因。便是在报馆,我还是‘兴趣主义’,总是注意有刺激性的社会新闻,忽视关键性的政治新闻。……1946年我重回《大公报》任编辑主任,因为当时恐怖笼罩上海,我对许多进步分子总是特别照顾(如方蒙),对潜伏的特务分子则竭力主张开除。不过我这种正义感是盲目的,只是不满现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而我本人由于不关心政治,总是站在中间偏左(即《大公报》路线)的地位上面。这种政治态度,受胡政之、张季鸾的影响最深。我是研究文学的,对政治不够关心,但也正是我不屑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营谋职位的原因。”
这,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真诚、最具自知之明的总结。如果联系思考当时所谓左与右的选择、斗争,许君远的坦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可以说,他真诚地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说出的真话。他没有刻意标榜自己,多么激进,多么“左”;也没有刻意“矮化”自己,多么“反动”,多么“保守”。当然,许君远在1949年之后,便立即写文章歌颂共产党,歌颂新社会,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这是他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不管怎么说,1949年前与后,许君远的言行体现的是“正常时代正常人,非正常时代非正常人”。
许君远在1949年之后便开始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但是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还是有一些不适应感,终于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被“引蛇出洞”,表示向往“自由”,向往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对目前的新闻管制环境有不满。很快,许君远被《人民日报》称为“右派急先锋”。此后他日渐消沉、落默,但他的内心对时代的认识是清楚的,这从他临死前写的回忆故乡人和事的《故乡》中可以看出来。当然,这也不过是他在遭受扭曲时代的打击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尚未泯灭的真诚、自然的人性,并不是说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多么伟大、崇高,能够逃脱时代的牢笼。
在当下的民国文人研究中,经常出现刻意拔高、刻意遮蔽一些知识分子的现象。许多研究者还因为刻意拔高,而对他的研究对象为什么在1948年之后迅速倒向新政权表示不解,进而怀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刻意遮蔽、丑化,也是经常的事,仿佛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绝对的界线,因此一些文人作家被主观认定为“反动”、“保守”,尤其是跟随国民党或待在沦陷区,以及所谓“附逆”或在日本控制的报刊发表文章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了解了许君远的人和文,尤其是结合他的许多自白文字,我相信人们会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与时代的关系有新的启发,尤其对当时左与右的选择、斗争有更客观的认识吧!
许君远终其一生,是一个善良、正直、勤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他没有磅礴的思想、一流的文学作品和能够藏之名山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作为跨几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说出许多真诚的见解,也能激发我们以新的视角思索有关知识分子与时代的话题。而且,许君远还是有一定的挖掘价值的,至少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报刊史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补充一些新史料。这也是我编《许君远文存》的勇气。
《许君远文存》的编纂,以收录许君远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为主,而他的游记小品、抒情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其他文学作品,以及新闻作品等,均不在此书的搜罗之列。之所以做出这种打算,一是因为许君远的此类文章生前从未结集出版,而是散落在各种报刊中,不少是难以查找的偏僻报刊;二是许君远家人所编《许君远文集》,已收录不少许君远的散文、小说,但漏收了一些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三是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较为一般关注民国文坛、报界的读者所欢迎,同时也可为文学史、报刊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目前,我们编纂许君远的这类文字公开出版,或许是符合实际的较为明智的做法。至于《许君远小说散文全集》、《许君远新闻作品集》等恐怕要在以后等待时机。
本书正文共分为四卷。卷一以收录读书笔记、文艺杂谈、前言后记一类文章为主,我们借此可以了解许君远的才情、学识,其中不少也涉及民国文坛,如评价左翼作家王余杞的长篇小说;卷二收录外国文艺评介文字,对于了解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或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史料;卷三收录有关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多为评论或回忆民国艺坛,涉及赵望云、熊佛西、卫仲乐、张书旗、沈尹默、汪亚尘等许许多多艺术家,因此显得材料珍贵;卷四收录怀人、自传篇什,透露出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文坛、报界信息,如关于徐志摩、梁遇春、蔡元培、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回忆,同时许君远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北大和民国报界的回忆文字,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这些是此书史料价值最丰富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反映许君远整个一生的变化,尤其是许君远在1949年和1957年前后发生不少微妙或离奇的“蜕变”,经再三考虑,编者仍将作者写于1949年以后的特殊时期的文章酌量收入,如使许君远戴上“右派”帽子的《发言二则》、《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等,同时也收入许君远晚年在意志消沉之后的《自传》等文字。让读者自己去体味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转变中自然适应和痛苦挣扎的相互共存。
附录的十篇回忆许君远的文章,写成于不同年代,大致可以窥探各个时期对许君远的追忆、评价。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许君远的家人,又有许君远的学生,还有许君远的同事、朋友等,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许君远的文艺成就和精神品格。附录十一系由笔者所撰《许君远年表》,总共万余言,主要内容为许君远生平事迹和著述版行情况,并尽量收入谱主与文坛、报界有关的文字,以凸显史料价值。
感谢许君远之女许乃玲女士提供大量珍贵资料;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厦门大学谢泳教授为此书作序;感谢武汉大学陈建军教授提供不少文章,感谢王浩天、梁国寅等先生寄来相关资料。当然,还得感谢蔡登山先生提供这个出版的机会。
(眉睫编:《许君远文存》,台湾秀威信息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
许君远因他的兴趣爱好、知识背景和人生历程,而成为一个作家、报人和翻译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堪称自成一家。只不过,当作家是他的梦想,当报人是他的工作,而当翻译家是他的业余爱好。
作为作家的许君远,生前出版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和散文集《美游心影》等。《消逝的春光》里的小说大多具有乡土味,反映故乡的人情、风物,极具新文学草创时期的某些深厚、朴素的味道。《美游心影》既有普通游记的艺术感,又融入了一个中国记者的观感,非常具有“通讯”的特色。同时,许君远还有不少抒情散文、游记小品,也自具一格,颇可一读。此外,许君远还有一些散文非常接近“梁遇春体”,很见他的性格、情趣。
作为报人的许君远,曾写有大量“特写”、“时评”、“通讯”等,可以说,这些文章是他的本职工作。遗憾的是,许君远的这类文章,终其一生不曾结集出版。而许君远对他的一些新闻作品还颇为自得,他曾说:“我采访表面上的社会新闻,并访问一些学术与慈善机构,写为报告式的‘白描’。最初原是一种试验,不意《世界日报》、《小实报》也竞起模仿。在抗战军兴以前,‘特写’文章遂蔚成风气,始作俑者应该是我。”因此,收集许君远的“特写”、“时评”、“通讯”等,结成《许君远新闻作品集》出版,或许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翻译家的许君远,至少翻译出版了四种著作:《印度政治领袖列传》(内中甘地、尼赫鲁的传记系许君远个人创作)、《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都曾风行一时,广为流传。其中,《老古玩店》影响最为巨大,版本也最多,至今仍在印行。目前,还有学者专门写论文研究《老古玩店》的翻译特色和影响,可以说此书洵为经典译作。《斯托沙里农庄》(原版为竖排繁体本)经由笔者整理,易名为《北斗星村》,列入“中外百部儿童文学经典系列”,即将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许君远还有不少单篇或短篇的翻译作品,已由许君远之女许乃玲整理成《许君远译文集》(内容较为齐全)。1949年以后,许君远的散文、小说以及新闻作品,都不曾出版或再版,然而他的翻译家身份,以及他的翻译作品却在翻译界留传了下来。
以上或许属于编者“自话自说”。且从其他方面让读者来了解许君远其人其文。许君远曾在1942年5月写下《五四之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写出这样的诗歌,在许君远一生的作品当中是不多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的深厚感情。许君远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青年,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五四之子”。那么,时人又是如何看这个“五四之子”的人和文呢?
1929年春至夏,许君远在河北省立第十师范(即通县师范)担任教员,时张中行在该校读书。后来,张中行在《流年碎影》中回忆说:“他是英文教员,名汝骥,安国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可是印象却不浅。来由还不少。其一,他长得清秀,风度翩翩,一见必惊为罕有的才子。其二,据说他写过小说出版,是鲁迅给他写的序。其三,他由南国北返,途经某地,与一妙龄比丘尼相悦,有情人竟成为眷属。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久前听唐宝鑫同学说的,是他上课,不知怎么就扯到《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的‘看时节只见鞋底尖儿瘦’,念完,他让台下同学想象这鞋底尖儿瘦的形状,然后写真式地画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甘寂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也画一对。这是讲课的浪漫主义,我幸或不幸,没有听到看到,如果听到看到,以后进京入红楼,上林公铎的唐诗课,听讲陶渊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
那么对于这个“五四之子”的文学成就,有无大作家进行评定呢?且看一例。1935年11月,沈从文作《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并介绍〈诗刊〉》一文,为许君远等漏选进《中国新文学大系》鸣不平,文中说:“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狂飙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可见,当时许君远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等人看来还不能跻身《新文学大系》,但沈从文却认为他达到了这样的层次。顺带提一笔,许君远在沈从文尚未成大名之时,于1928年在天津《大公报》中发表《国画改革与赵望云》,该文中便称沈从文是天才。他说:“如果人让我说谁是中国艺术界的天才,我将不迟疑地回答,在文学有沈从文,在绘画有赵望云。这两位怪杰的出身有许多相似之点,人间的疾苦他们尝到的最深,所以表现出来的也最充实。”
不过,说许君远是作家,是报人,是翻译家,并不能概括其人。从许君远的整个一生来看,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且,他在各种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人物。他不是一个革命斗争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也有过一些抨击社会的激烈举动),也不是一个消极避世或纯粹兴趣主义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不是很显露,也不是很保守。他的存在,可以说是自身影响力不够,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采取的一种较为一般人理解、接受的存在方式。对于自己的人生和所处时代的不断变化,许君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曾两次写自传,一次是在相对比较自由的时代,一次是在思想禁锢的非正常时代。
1947年,许君远发表自传之一章《糊里糊涂地进了新闻界》,文中说:“《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假定我不走这条路子,官场的逢迎丑态也许早把我窒息死,假定我不进《大公报》,则抗战期间留居故都,也许做了很煊赫的伪新闻官,今天也许被判十年八年的徒刑。便是不做伪官,也许走了李子撝兄的后尘,抱病故都,同愁苦奋斗而死。”
1956年,许君远又在一份上交的“自传”材料中回忆道:“在北大读英国文学,成天钻在‘象牙之塔’里读小说,写小说,只想成作家,做教授,除了文学以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天地,这便是我忽视政治的原因。便是在报馆,我还是‘兴趣主义’,总是注意有刺激性的社会新闻,忽视关键性的政治新闻。……1946年我重回《大公报》任编辑主任,因为当时恐怖笼罩上海,我对许多进步分子总是特别照顾(如方蒙),对潜伏的特务分子则竭力主张开除。不过我这种正义感是盲目的,只是不满现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而我本人由于不关心政治,总是站在中间偏左(即《大公报》路线)的地位上面。这种政治态度,受胡政之、张季鸾的影响最深。我是研究文学的,对政治不够关心,但也正是我不屑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营谋职位的原因。”
这,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真诚、最具自知之明的总结。如果联系思考当时所谓左与右的选择、斗争,许君远的坦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可以说,他真诚地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说出的真话。他没有刻意标榜自己,多么激进,多么“左”;也没有刻意“矮化”自己,多么“反动”,多么“保守”。当然,许君远在1949年之后,便立即写文章歌颂共产党,歌颂新社会,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这是他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不管怎么说,1949年前与后,许君远的言行体现的是“正常时代正常人,非正常时代非正常人”。
许君远在1949年之后便开始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但是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还是有一些不适应感,终于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被“引蛇出洞”,表示向往“自由”,向往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对目前的新闻管制环境有不满。很快,许君远被《人民日报》称为“右派急先锋”。此后他日渐消沉、落默,但他的内心对时代的认识是清楚的,这从他临死前写的回忆故乡人和事的《故乡》中可以看出来。当然,这也不过是他在遭受扭曲时代的打击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尚未泯灭的真诚、自然的人性,并不是说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多么伟大、崇高,能够逃脱时代的牢笼。
在当下的民国文人研究中,经常出现刻意拔高、刻意遮蔽一些知识分子的现象。许多研究者还因为刻意拔高,而对他的研究对象为什么在1948年之后迅速倒向新政权表示不解,进而怀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刻意遮蔽、丑化,也是经常的事,仿佛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绝对的界线,因此一些文人作家被主观认定为“反动”、“保守”,尤其是跟随国民党或待在沦陷区,以及所谓“附逆”或在日本控制的报刊发表文章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了解了许君远的人和文,尤其是结合他的许多自白文字,我相信人们会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与时代的关系有新的启发,尤其对当时左与右的选择、斗争有更客观的认识吧!
许君远终其一生,是一个善良、正直、勤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他没有磅礴的思想、一流的文学作品和能够藏之名山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作为跨几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说出许多真诚的见解,也能激发我们以新的视角思索有关知识分子与时代的话题。而且,许君远还是有一定的挖掘价值的,至少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报刊史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补充一些新史料。这也是我编《许君远文存》的勇气。
《许君远文存》的编纂,以收录许君远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为主,而他的游记小品、抒情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其他文学作品,以及新闻作品等,均不在此书的搜罗之列。之所以做出这种打算,一是因为许君远的此类文章生前从未结集出版,而是散落在各种报刊中,不少是难以查找的偏僻报刊;二是许君远家人所编《许君远文集》,已收录不少许君远的散文、小说,但漏收了一些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三是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较为一般关注民国文坛、报界的读者所欢迎,同时也可为文学史、报刊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目前,我们编纂许君远的这类文字公开出版,或许是符合实际的较为明智的做法。至于《许君远小说散文全集》、《许君远新闻作品集》等恐怕要在以后等待时机。
本书正文共分为四卷。卷一以收录读书笔记、文艺杂谈、前言后记一类文章为主,我们借此可以了解许君远的才情、学识,其中不少也涉及民国文坛,如评价左翼作家王余杞的长篇小说;卷二收录外国文艺评介文字,对于了解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或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史料;卷三收录有关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多为评论或回忆民国艺坛,涉及赵望云、熊佛西、卫仲乐、张书旗、沈尹默、汪亚尘等许许多多艺术家,因此显得材料珍贵;卷四收录怀人、自传篇什,透露出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文坛、报界信息,如关于徐志摩、梁遇春、蔡元培、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回忆,同时许君远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北大和民国报界的回忆文字,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这些是此书史料价值最丰富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反映许君远整个一生的变化,尤其是许君远在1949年和1957年前后发生不少微妙或离奇的“蜕变”,经再三考虑,编者仍将作者写于1949年以后的特殊时期的文章酌量收入,如使许君远戴上“右派”帽子的《发言二则》、《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等,同时也收入许君远晚年在意志消沉之后的《自传》等文字。让读者自己去体味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转变中自然适应和痛苦挣扎的相互共存。
附录的十篇回忆许君远的文章,写成于不同年代,大致可以窥探各个时期对许君远的追忆、评价。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许君远的家人,又有许君远的学生,还有许君远的同事、朋友等,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许君远的文艺成就和精神品格。附录十一系由笔者所撰《许君远年表》,总共万余言,主要内容为许君远生平事迹和著述版行情况,并尽量收入谱主与文坛、报界有关的文字,以凸显史料价值。
感谢许君远之女许乃玲女士提供大量珍贵资料;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厦门大学谢泳教授为此书作序;感谢武汉大学陈建军教授提供不少文章,感谢王浩天、梁国寅等先生寄来相关资料。当然,还得感谢蔡登山先生提供这个出版的机会。
(眉睫编:《许君远文存》,台湾秀威信息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