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1死8伤，20多辆汽车受损，城市主干道一度封闭……11月6日清晨，山西省委附近发生一起爆炸案，严重扰乱了城市正常秩序，给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引发媒体高度关注。很快，警方在现场发现钢珠、电路板等物，判断爆炸系人为制造，并在两天后抓获犯罪嫌疑人丰志均。此人曾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承认“蓄意制造爆炸报复社会”。
　　此次爆炸案让人多多少少会联想到冀中星案。今年7月20日，坐在轮椅上的冀中星在首都国际机场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其本人重伤、一名警察轻微伤。冀中星及其辩护律师称，由于冀中星曾遭遇不公平对待，因而作案“反映诉求、引起关注”。
　　然而，不论作案人出于何种目的，即使有天大的隐情，爆炸行为已经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不仅让无辜的生命黯然逝去，还让更多无辜的民众陷入恐慌，无论如何都应受到道德的唾弃和法律的严惩。正如冀中星案的一审判决书所言，“公民维权理应通过合法、理性、有序的方式进行，任何人不得以维权为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更不得采取极端方式危害公共安全”。
　　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以个人的苦衷为由加害他人，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放弃这条底线，那与纵容暴力恐怖行为有何差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出，人的需求有5种，最基本的就是“生理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走在太阳初升的街头，都要担忧下一秒有怎样的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这是何等惶恐的生活？还何谈安身立命、求得发展，又遑论品味人生、葆有幸福？久而久之，人们难免会丧失对社会生活与公共秩序的起码信心。
　　正因为安全之于公民，一如阳光、空气之于万物生灵，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是最重要的民生产品，所以，安全理应成为政府必须提供的优质产品。上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者贝克曾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写道：“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从“我饿”到“我怕”，折射出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的历史性转变，也突显了现代社会安全感的弥足珍贵。
　　现代社会的运转，宛如一架复杂而精密的大型仪器，环环相扣。哪怕是稍有不慎，一两个小螺丝出了小问题，都可能出现结构性、系统性的危机。因此，如何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成为摆在世界各国治理者案头的重大课题。美国总统为扫射校园孩童、甚至闯向白宫的枪手头疼；英国首相为放火劫掠店铺、肆意打砸抢偷的骚乱青年发愁；就连公认福利最好、社会最安全的北欧国家挪威，2011年也出现了1名枪手射杀77名无辜者的惨重事故。可以说，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躲得开社会矛盾和安全问题。
　　今日的中国如同一艘快速行进的航船，正在穿越历史的三峡。从总体上看，我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却也身处转型期，不得不面对成长的烦恼、发展的阵痛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诚如有的专家所言，观察当代中国，有两个“意想不到”：一是社会发展得这么好意想不到，二是社会矛盾这么多也意想不到。改革越是进入攻坚期，矛盾越是复杂多变，并且各种社会矛盾“沸点”多、“燃点”低。执政者要有勇气去面对拆迁征地、执法不公、贫富悬殊这样的“沸点”、“燃点”，管理者要有智慧去倾听和解决哪怕一个个体、一个家庭的微小诉求。“此心安处是吾乡”，让尽可能多的百姓心安，让尽可能多的矛盾化解、怨气消融，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说：“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一个平安的中国才是幸福的中国，对安全犯罪绝不手软，对社会矛盾绝不忽视，治标也治本，方能让亿万百姓过上安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