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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对中西之间差距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西方比东方先进的只是“船坚炮利”等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根本看不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否定,看不到先进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耕文明的否定。封建统治者们试图以“经世致用”、“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器物层次上进行弥补,但“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的“变器不变道”的做法,注定了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1894年7月,日本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的彻底失败。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事业被“昔日弟子、蛮夷小邦”的日本毁于一旦。此时国人的认识已从单纯器物层次的学习上升到了制度层次。中日甲午战后,日本成为晚清政府及有识之士效法学习的主要对象,留日热潮此起彼伏。
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1896年开始的。由出使日本的大臣带13名学生赴日留学。此后,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和国内废科举、兴学堂的展开,出现了去“日本游学者相望于道”的景象。费正清教授曾说:“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从1896年派出第一批13人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2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的人员总数将近50000人。
留日学生区别于赴欧、美留学生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自费生占有很大的比例。梁启超曾在《行人失辞》一文中说:“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官费者仅强半耳,余则皆自备资斧,茹根尝胆而来者”。留日生为挽救中华于危难之中奔赴日本,以习普通学与速成教育而分为两大主流。其中又以学政法、师范和军事为最主。
日本崛起的成功经验,使晚清统治者认识到兴办教育的重要性。而兴办教育须以师范为先,这不仅是日本办学的经验,亦是中国创办新教育者所迫切感受到的问题。据统计,1903年4月10日,留日学生毕业者共175人,其中习师范者71人。1904年4月10日,留日学生毕业者共165人,习师范者37人。留日师范生回国后,一般都从事科学教育工作,他们身体力行,积极向国内输送日本流行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成为科学教育知识的直接传授者和科学教育理论的直接倡导者,为科学教育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欲树人才,重在教育,而教育人才的主要渠道就是兴办学校,留学生与维新派一起创办新式学堂近百所,倡导在各级学堂中兼习中学和西学。以科学教育内容开启民智。
1901年,各地书院改为学堂,在省设立大学堂,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并且整顿了京师大学堂。1898的戊戌变法期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综合性的大学。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为了剔除国人的旧思想,留日学生创办了大量的报刊来传播新知识,新文化。1906年后,留日学生创办报刊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为了让国人接受新事物,留日学生组织了大量的翻译团体,掀起了翻译日文书籍的狂潮。据香港学者谭汝谦统计,1896年到1911年期间,中译日文书籍共有958种。其中,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人物应该首推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他被称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鸿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诊》、《穆勒名学》前半部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多部著作。1895年,在《原强》一文中,严复第一次比较明确地介绍了达尔文及其理论著作。严复还把以培根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介绍到我国,并加以大力提倡。这些译著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要方面,为当时的科学教育提供了素材,使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留学生还成立了各种组织和学会,这是按照西方方式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组建公开社会团体的一种创举。但严格的说,这类学会大都为宣传变法而成立的,同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种专门性的科学学会有所不同。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
洋务运动后期,中国出现了女子赴美留学的现象,开社会风气之先河。20世纪初期,前后也约有千余名女子负笈东渡,留学日本,构成了清末留日运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官派女子留学的开始,女子留日迅速进入了高速的发展阶段。直到1907年,女子留学由于清廷的整顿及中日关系有所恶化,加上随后政局动荡,才有所降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在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从放足到兴学,到要求参政,这巨大的变化在世界女权运动史上亦属罕见,其中留学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03年,邹容在他的《革命军》一书中提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秋瑾撰写了《勉女权歌》,为“男女平权”呐喊,陈撷芬指出:“中国为什么不强?因为没有人材。为什么没有人材?因为女学不兴。”凸显妇女解放与救亡图存的紧密联系,阐明妇女求知在于担起救亡重任。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女留学生是中国最早觉醒的女性,她们批判压迫妇女的封建伦理观念和礼俗,对妇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编 丁杰)
1894年7月,日本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的彻底失败。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事业被“昔日弟子、蛮夷小邦”的日本毁于一旦。此时国人的认识已从单纯器物层次的学习上升到了制度层次。中日甲午战后,日本成为晚清政府及有识之士效法学习的主要对象,留日热潮此起彼伏。
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1896年开始的。由出使日本的大臣带13名学生赴日留学。此后,随着民族危亡的加深和国内废科举、兴学堂的展开,出现了去“日本游学者相望于道”的景象。费正清教授曾说:“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从1896年派出第一批13人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2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的人员总数将近50000人。
留日学生区别于赴欧、美留学生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自费生占有很大的比例。梁启超曾在《行人失辞》一文中说:“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官费者仅强半耳,余则皆自备资斧,茹根尝胆而来者”。留日生为挽救中华于危难之中奔赴日本,以习普通学与速成教育而分为两大主流。其中又以学政法、师范和军事为最主。
日本崛起的成功经验,使晚清统治者认识到兴办教育的重要性。而兴办教育须以师范为先,这不仅是日本办学的经验,亦是中国创办新教育者所迫切感受到的问题。据统计,1903年4月10日,留日学生毕业者共175人,其中习师范者71人。1904年4月10日,留日学生毕业者共165人,习师范者37人。留日师范生回国后,一般都从事科学教育工作,他们身体力行,积极向国内输送日本流行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成为科学教育知识的直接传授者和科学教育理论的直接倡导者,为科学教育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欲树人才,重在教育,而教育人才的主要渠道就是兴办学校,留学生与维新派一起创办新式学堂近百所,倡导在各级学堂中兼习中学和西学。以科学教育内容开启民智。
1901年,各地书院改为学堂,在省设立大学堂,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并且整顿了京师大学堂。1898的戊戌变法期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综合性的大学。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为了剔除国人的旧思想,留日学生创办了大量的报刊来传播新知识,新文化。1906年后,留日学生创办报刊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为了让国人接受新事物,留日学生组织了大量的翻译团体,掀起了翻译日文书籍的狂潮。据香港学者谭汝谦统计,1896年到1911年期间,中译日文书籍共有958种。其中,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人物应该首推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他被称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鸿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诊》、《穆勒名学》前半部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多部著作。1895年,在《原强》一文中,严复第一次比较明确地介绍了达尔文及其理论著作。严复还把以培根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介绍到我国,并加以大力提倡。这些译著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要方面,为当时的科学教育提供了素材,使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留学生还成立了各种组织和学会,这是按照西方方式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组建公开社会团体的一种创举。但严格的说,这类学会大都为宣传变法而成立的,同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种专门性的科学学会有所不同。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
洋务运动后期,中国出现了女子赴美留学的现象,开社会风气之先河。20世纪初期,前后也约有千余名女子负笈东渡,留学日本,构成了清末留日运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官派女子留学的开始,女子留日迅速进入了高速的发展阶段。直到1907年,女子留学由于清廷的整顿及中日关系有所恶化,加上随后政局动荡,才有所降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在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从放足到兴学,到要求参政,这巨大的变化在世界女权运动史上亦属罕见,其中留学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03年,邹容在他的《革命军》一书中提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秋瑾撰写了《勉女权歌》,为“男女平权”呐喊,陈撷芬指出:“中国为什么不强?因为没有人材。为什么没有人材?因为女学不兴。”凸显妇女解放与救亡图存的紧密联系,阐明妇女求知在于担起救亡重任。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女留学生是中国最早觉醒的女性,她们批判压迫妇女的封建伦理观念和礼俗,对妇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