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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应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决定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在国内十分困难情况下，尽一切努力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于1950年3月至1954年7月，向越南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后勤军需物资援助，帮助训练越军主力部队。同时，应邀派出军事顾问团，全面帮助越南军队建设，协助组织指挥作战，为越南取得抗法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斯大林说援越宜主要由中国负责 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军事顾问团
1949年9月，中国革命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际，胡志明主席派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李班同志，携带他的新笔信来到中国，和中共中央直接进行联系，请求中国援助越南的解放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是第一个承队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在中国的帮助与联系下，苏联、东欧许多国家也相继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到达北京访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访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帮助越南的抗法斗争，即使由此引起法国的不满而推迟对中国的承认也在所不惜。刘少奇还很快安排胡志明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共商援越抗法的大计。
2月6日，胡志明抵达莫斯科。过了几天，在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参加下，斯大林会见了胡志明。当胡志明简要谈了越南抗法斗争情况，并提出请求苏联给予援助后，斯大林说，越南与中国地理靠近，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援越工作宜主要由中国负责。随后，胡志明又要求越、苏两国也鉴定一个友好合作条约，斯大林婉言矩绝了。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乘一个专列回中国。在火车上胡志明向毛泽东再次提出了中国向越南提军事物资和军事顾问的要求。毛泽东明确表示，军事物资上的援助当尽力相助，些乃我们革命胜利了的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中国军事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你们如果实在要的话，也只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我相信他们能帮助我们打败法国人，你们不是把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吗?毛泽东说这件事回到北京后，我们中央会很快研究做出决定的。
毛泽东于3月4日回到北京后，不久即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研究了中国援越抗法的问题。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
胡志明到北京后也很快对正在北京的黄文欢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已答应帮助我们进行抗法战争，他们在刚刚胜利、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时候，爽快地答允全力无偿地支援越南，实在难能可贵啊!我们今后国外工作重点要由泰国转到中国，你将是我们党和国家派到中国的代表。随后，他即很快返回越南。
早在胡志明到达北京以前，中共中央已派罗贵波作为中央联络代表赴越。后得知胡志明已来北京，罗贵波在途中辗转了一段时间，直到三月才抵达越南。在与越共中央研究后，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说，为使援越抗法物资顺利运进越南，应在中越边界先打一仗，以打开一个重要通道，同时电报中也报告了越方要求尽快派出中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中共中央军委随即研究决定，组织一个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十兵团政委、文武兼备的韦国涛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去越南。
4月初，已在北京的韦国涛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向正在北京开会的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几位野战军领导人请示选调组织军事顾问团所需要的干部，各野战的领导均表示积极支持。邓小平提出，顾问人员可由各野战军选调，为了工作方便，团部人员可由第三野战军选调。
4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就选调各级顾问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物资准备等事项，向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下达命令。各野战军党委和首长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很快选调了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营以上干部59名，其中营职33名、团职17名、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281人，组成军事顾问团。
接着，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5月20日的请示和刘少奇当日的批示，电令赴越担任顾问的团以上干部到京，当面给予指示。除韦国涛已在北京外，由于选调人员报到时间不一和其他原因，到6月中旬，只有副团长梅嘉生、邓一凡等20多人到达北京，等待接见。
6月27日，正是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派第七舰队侵占我国台湾的日子，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百忙中于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到京的顾问人员，与会者深受鼓舞。周恩来当天有紧急政务，未能参加接见。
过了两天，又请原越南第4联区司令员洪水向顾问人员介绍了越南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敌我态势和越军情况。洪水原籍河内，一九三五年入黄浦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和长征，一九四五年应邀赴越参加抗法战争，任第4联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九五○年返回中国，故他对越南情况比较熟悉。
7月下旬，除来自第二野战军顾问人员已随陈赓入越外，其余人员均按时到南宁集结，正式成立赴越军事顾问团。为了保守秘密，顾问团的“华南工作团”为代号，进行对外联系。在南宁集中期间，韦国涛向顾问人员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组织学习讨论，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制定了《军事顾问团工作守则》，要求全体人员认真严格地执行。同时，组成军事顾问团党委会，经中央批准，韦国涛、梅嘉生、邓一凡、马西夫、李文一、邓清河六人为委员，韦国涛为书记、邓一凡为副书记。
在此斯间，已任越南驻华大使的黄文欢专程由北京赶到南宁，为军事顾问团介绍越南和越南人民军的情况，并陪同顾问团进入越南。广西军区负责人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等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顾问团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并周密布置出国途中的安全警卫工作。
一九五○年8月9日，军顾团由南宁启程，途经田东、百色、清西，在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
颐年堂中一席谈 中央领导人赋予顾问团两项任务
向兄弟党和友好邻邦派遣军事顾问团，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并无成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但要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另外一个国家和军队，当然是一件极为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而军事顾问团能否正确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胜利完成担负的重大任务，将是直接影响到越南抗法战争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为此，军事顾问团初步建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在6月27日接见时，对军事顾问团赴越工作的意义、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法、作风等做了明确、深刻而又详细的指示。
根据越方的要求和越南解放斗争的形势，中共中央赋予军事顾问团两项任务：一是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毛泽东说：你们到越南，首先要帮助打胜仗。打开一个地方，以便集中军队，随后，便会越打越大。刘少奇说：你们去后，要帮助越南建设一支正规军队，逐步能进行正规作战，并且一定要组织打胜仗。仗打起来了，会有许多伤亡，要大批培养训练干部。朱德说：一定要帮助越南把军队搞好，要打胜仗。他还说，我们的原则是有什么家伙打什么仗。什么时候打?要寻找适当的机会，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必须会打既勇敢而又巧妙的仗，最重要的是巧妙，因为敌人的武器装备比越南强。还要帮助他们把敌军工作做好，优待俘虏，这是战胜敌人的宝贵经验。
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接见讲话中，还突出地强调指明了军事顾问团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特别是同越方搞好团结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第一、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刘少奇说：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有重大理由的。越南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你们此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朱德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必须把援助越南当成重大的国际任务，要不惜一切地帮助他们到胜利。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顾问团全体同志要把越南人民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
第二、要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毛泽东说：同志们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好同越南同志的团结，特别要搞好同越南领导人的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团结，宁可不做工作。他还说，越南是个好民族，近几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成绩很好，不要看不起人家。在越南群众面前，不能表现出我们是胜利者的骄傲情绪。我们的胜利，大家都知道，不用我们去表示。刘少奇说：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有看不起人家的任何表示，不要摆大国的架子。同志们去后，除帮助越南建军、打仗之外，要少发表意见，因为说多了容易引起误会。当然军事上要积极提意见，但要注意少批评，多做示范。可以多提办法，让人家选择决定，人家也可以不听你的意见。但是如果关系搞得好，你的话会被采纳的。
第三、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要对人家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好不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得恰当。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对待人家的缺点与错误，可告诉他们，我们也有过失败，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还说，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要一周一次。要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朱德指出：在军事行动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操之过急，要把我们的失败经验告诉他们，使他们从中受到启发教育。
第四、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道路。失德在讲话中，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要告诉他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是主要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同时也要靠自己生产武器。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胜利之本。我们有手榴弹，有勇敢精神，把它捏拢起来，这比飞机大炮还有用，还要好。我们的战争是先靠炸药包打胜的，以后才取得敌人的大炮。朱德还强调说，无论如何要帮助越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和精神。
第五、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说：我知道，派你们去的任务很苦，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要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所以思想上一定要有克服困难的准备，不要多作如意打算。他还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不要急，你们去到越南，不光要准备克服困难，准备的时间也不能太短，那样会使人失望。刘少奇说：越南革命的胜利时间不会太快，因为敌人是帝国主义，我看三年的准备是需要的。朱德也说：同志们到越南工作是很艰苦的，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能吃苦，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打算。
中央领导同志这些重要指示，是军事顾问团进行援团抗法斗争的行动指南。这对军事顾问团正确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胜利完成自己肩负的重大任务，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说服越军先打东溪，边界战役取得彻底胜利
中国军事顾向团一进入越南国境，就立即投入为打开两国的交通运输线、开创抗法斗争有利局面的边界战役。
为在积极筹建中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前开始组织计划中的边界战役，应胡志明之邀请，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昆明军区司令员陈赓就近先去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帮助工作。陈赓7月7日离开昆明，在28日与胡志明相见并成立商谈后，于8月14日抵达广渊越军前线指挥部，与前两天到达的以韦国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相会，迅速抓紧开始边界战役的具体计划与战前准备工作。
陈赓、韦国涛等人进一步听取了越军总参谋长黄文泰及作战、情报等部门有关敌我双方情况，尤其是东北战场具体情况的介绍。越南战区的全景在他们的脑海中显现了。
法军在印度支那总兵力约有23万人，其中法国本土部队4万多人，其余为欧、作雇佣兵和越伪军。在越北地区兵力为7万人，100多架飞机(战斗机和运输机各半)。在一九五○年的春季攻势里，法军攻占了太原、府里和宁平等省，基本上控制了红河三角洲产粮区。在与广西接壤的中越边界，法军兵力1.1万人，大体上处于守势，沿第4号公路重点设防。一九五○年五月，越军曾向高平、七溪之间小据点东溪发动攻击，但未能奏效。此后，法军加强了高平、七溪和东溪等各据点的守备力量。
越军总兵力约16人，其中主力是刚在中国云南、广西经过3个多月训练和全部换装的第308师等5个团的部队，共有2万多人由总部直接掌握，现全部集中在高平附近。高平地区法军有2000人左右，人数上越军占有绝对优势，且越军士气极为高涨。
越军从上到下开始均主张边界战役首先就是攻打高平，且为此进行了不少舆论准备和动员。在研究此次战役首战从何处下手时，陈赓、韦国涛与军事顾问团同志一致认为，头一仗应该攻打东溪，打掉东溪，整个战役主动权就会牢牢地掌握在越军手中。越军的不少团以上干部对些很不理解，仍然主张先从高平开刀，说先打东溪后，敌人加强高平防御，高平就更难打了。为说服越军干部，陈赓与韦国涛在8月23日、24日干部会上，专门讲了为什么先打东溪有利的道理，最后终于把思想统一到先打东溪的计划上去。
9月中旬，在中国顾问的具体帮助下边界战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陈赓、韦国涛与武元甲由广渊移到东溪以东班员地区，就近指挥攻打东溪之战斗。
9月16日，进攻东溪战斗打响了。开始时比较顺利，很快迫近敌核心工事，可是战至17日凌晨，守敌在航空兵掩护下进行反击，前沿进攻部队又从阵地上退了下来。在这关键时刻，陈赓到前指具体了解情况后，向胡志明、武元甲提出，必须严令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同时建议调整部署，由四面实行攻击，重点放在南、北两边。部队再次发动攻击后，很快向纵深发展，战至18时，终于歼灭东溪守敌27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这是越军历史上第一次攻歼两个连守备的敌人之据点。可是，正在此时韦国涛发着高烧病倒了，不得不回到龙州进行治疗。帮助指挥边界战役的重任，就得完全由陈赓及其他中国顾问承担了。
东溪战斗结束后，胡志明征询陈赓对这一仗的看法，陈赓回答说：“东溪之战是胜了，意义很大，但应该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战斗，人民军伤亡500多人，歼敌却不足300人，代价太大了。”说到战斗中人民军暴露出来的问题时，陈赓说：“战士是勇敢的，关键是是不少干部缺少作战经验，指挥能力差，位置太靠后，今后应当从有实践经验的老战士和战斗骨干中选拔干部。”胡志明听了频频点头。
原来的计划是打下东溪后打七溪的，此时七溪已增兵至4个营，按攻打东溪情况看，越军以现有力量攻打七溪显然是困难的。因此，陈赓与胡志明、武元甲研究后，取消原来攻打七溪的计划，改在东溪以南设伏，以求歼灭由七溪北上之敌。法军此时在七溪却按兵不动，另某结5个营兵力进攻太原，直接威协到越南党政首脑机关的安全。越军一些干部主张放弃设伏，回师太原。陈赓果断向胡志明、武元甲表示，进犯太原是敌军的诡计，目的是引诱我军回撤，保证高平之敌南撤的安全，千万不可上当，并建议让越军用一个团示意回撤的动作。果然不出陈赓所料，七溪之敌在9月30日开始北犯，高平之敌也在10月30日弃城南下。这两股由勒巴日和萨克东指挥的法军企图在东溪会合后逃回七溪、谅山，以免被歼之命运。
北犯的勒巴日兵团，在越军坚决阻击下于10月4日转向东溪西南谷社山区。越军在5日进攻中伤亡较多，连续作战4天的第308师，面临一个暂停进攻还是坚决打下去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陈赓在电话中向武元甲说：“这样的仗不打就无仗可打了”，“如果指挥部动摇，就会葬送战役的胜利。”挂上电话后，他又立即向胡志明报告，希望胡志明立即鼓励前方的指战员，下定决心，坚持到底，先集中力量歼灭勒巴日兵团，然后立刻歼灭萨克东兵团，夺取战役的完全胜利。
胡志明完全同意陈赓的意见，迅即发出号召书，要求部队“务必坚决全歼敌人，争取全胜”。
在越军的坚决打击下，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到10月7日，两股敌人先后被人民军彻底歼灭，勒巴日、萨克东及其参谋人员以及伪高平省长均被活捉。
边界战役共歼敌8个营8000多人，解放了中越边境的广大地区，打开了与中国的交通线，打破了法军对越北根据地的包围，人民军有了广阔的回旋余地。至10月23日，驻守在百余公里边界上的法军纷纷撤退，从同登、那芩、谅山、亭立、安州等地一直撤到沿海的先安附近。越南战局由此得到转折，人民军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由游击战转入运动攻坚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新阶段，开始掌握了战略行动的主动权。
胡志明特别高兴，在战役总结会上说：我们打了两个胜仗，一个是我们消灭了敌人，解放了高平、东溪、七溪等地；二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还强调指出：国界战役的胜利是越南抗战以来一次最大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
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后首战大捷，赢得了越南人民军对中国顾问的信赖，为军事顾问团开展工作打开了局面。11月1日，陈赓完成了赴越工作任务回国。
平原四次作战后，战略方向转向西北地区
边界战役中越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从越南全国来看，法军仍占有不少的优势，控制着南部和中部广大地区，在北部也仍然控制着人口众多的平原产粮区和具有主要战略价值的西北山区。法国侵略者力图重占东北边界地区，并把侵略战争维持下去，但已力不从心，不得不越来越底赖美国的援助。1950年12月23日，美、法与保大伪政权签订了关于军事援助的正式协定，此后美国给予大量援助。
1950年12月6日，法国派原西欧联盟陆军司令戴·拉德·塔西尼出任法军远征军总指挥。塔西尼上任后立即抛出一个“四点计划”，中心内容是集中精锐欧非籍部队，建立强大的机动部队，在北部平原和丘陵地带，构筑坚固的暗堡群防御工事，以防越军攻击，并对占领区和游击区加紧扫荡，实行所谓“总体战”。
根据这一情况，军事顾问团领导人与人民军领导人共同研究，确定对北部平原和丘陵地区选择敌薄弱部分实施进攻作战。这一计划向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并得到同意。同时经人民军总军委讨论并得到印支共中央批准。
平原地区的第一个战役是红河中游战役(越南称为陈兴进战役)。于1950年12月25日开始，先向河内以北30公里的永福和北宁两省交界处的敌暗堡群防线进攻，采用奔袭战术，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一■连克金英、多福、安风一线5个暗堡群据点，然后集中5个团于永安北部地区攻击，到1951年1月17日结束。此役歼敌3个营，计1500人，人民军伤亡1020多人，是一次胜利的战役。
第二次为东北战役(越方称黄花探战役)。自3月20日至4月7日，在海防北30公里18号公路上的汪秘附近地区进行，开始攻占法军一些据点，由于后勤保证不力，不能再战。此役毙俘敌军1175人，人民军伤亡1700余人。
第三次是5月28日至6月20日在第三联区的河南、南定、宁平地域进行的宁平战役(越方称为光中战役)第一阶段攻占宁平及其以南十多处据点，第二阶段攻打据点均未成功，且伤亡较大。此次作战共歼敌3100多人，攻占据点22处。
中游、东北、宁平三次作战，是人民军首次在北部丘陵和平原地区进攻敌人坚固设防地的行动，其歼敌6000多人，人民军也消耗了不少力量。由于法军有坚固防线和据点群，优越的技术装备和交通条件，充分发挥炮、空优势和快速机动的兵力，可以及时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人民军或因通讯联络不畅、情况掌握不及时而失战机，或因后族力量不继，兵力对此发生变化而不能完成预定计划，战果当然很不理想。
这三次战役都是军事顾问团领导人韦国涛、梅嘉生、邓一凡等与人民军武元甲等领导人一起组织指挥进行的。在进行三次战役总结时，军事顾问团人民军总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在肯定取得的成果与成功经验的同时，着重从某些挫折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对军事顾问团认识和把握越南战场的客观规律有着重要意义，进一步体会到人民军在敌人重兵防守的平原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时机尚不成熟，必须帮助越方作出更切合实际的战略指导，以示进一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次平原作战后，军事顾问团在帮助越军进行军事训练与扩编部队的同时，建议越方将部分主力部队派往敌后平原地区，打击敌人，恢复敌后游击根据地，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越方采纳了这一建议，平原敌后地区游击战有很大发展。
1952年1月，法国派沙朗接替塔西尼职务，担任印度支那法军总指挥。
1951年12月下旬至1952年2月下旬，人民军总部组织了和平战役，目的是恢复和发展敌后游击根据地，歼灭法军的部分有些力量，粉碎法军企图切断越方南北交通线的阴谋。战役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这时韦国涛、梅嘉生均在国内治病，顾问团人员正在集训，总结一年多来的工作，所以没有到前方帮助指挥，但顾问团仍与人民军总部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战役的情况和提出必要的建议。
1951年底至1952年初，顾问团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结合平原地区四次作战的情况，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越南战局的发展变化，向越共中央、总军委提出了战略方向转到西北地区的建议，同时提出了《对北部敌我情况研究及今后的任务方针问题》和《1952年任务与方针》的专题意见。
越南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扼越、老(挝)、中三国边界三角地带，战略地位重要。军事顾问团认为，解放西北可以解除越北根据地的侧背威胁，获得更广阔的战略后方和回旋地域，在西北地区作战后勤保障、部队行动是有一定困难，但只要做好部队的动员教育和周密的计划准备工作，这此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法军一向把西北当做“安全地带”，守备兵力8个营41个连，守备在141个据点中，每个据点多者1至2个连，少者只有1至2个排，且大多是伪军，战斗力不强。
军事顾问团的建议提出后，不少越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有不同看法，强调有多方面困难，顾虑也很多。但是胡志明主席明确赞同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亲临会议，针对各种顾虑，耐心做说服工作，终于使上下达到了共识。1952年4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部队战略方向转向西北山区、组织西北战役的决议。胡志明要求中国顾问同志尽快帮助拟定作战计划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完成西北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在复电中并表示赞同，并明确指出：西北战役要采取“稳打稳进，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方针。军事顾问团在协助越军总部似定了先攻取义路、山萝，后解放莱州的作战计划后，以帮助越军做好动员教育、攻坚训练和后勤保障等战前准备工作。
10月10日，越军第308师第312师等主力部队8个团从越北根据地向西北进发。军事顾问团领导及各师、团顾问随同越军和民工同行，隐蔽到达集结地域。14日，向义路、布■等据点发起攻击，战至23日的第一个阶段作战，攻克据点35处，毙伤俘敌1700多人，人民军伤亡947人。
为解除安沛、富寿、和平的侧背威胁，打开进入上寮开展游击战争的通道，北国黑水以北地区，人民军在11月15日开始西北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以6个主力团渡过黑水江，经六昼夜作战，解放了木州、安州、顺州、巡教等重要城镇，消灭了大量敌人。
11月22日，法军放弃山萝，逃敌8个营退至山萝以南20公里那产地区，抢修有21个据点群。随后法军又向那产空降了两个营，守军达7000多人，图谋以之来消耗人民军有些力量。韦国涛认为再战不利，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并与越方研究，就停止了对那产的进攻。12月10日，西北战役胜利结束。
人民军在西北战役中，共歼敌人38万名，解放约2.8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5万人口。整个西北地区，除山萝省的那产和莱州省的北半部外，全部为越南人民军所控制。这就为后来的上寮战役和奠边府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斯大林说援越宜主要由中国负责 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军事顾问团
1949年9月，中国革命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际，胡志明主席派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李班同志，携带他的新笔信来到中国，和中共中央直接进行联系，请求中国援助越南的解放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是第一个承队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在中国的帮助与联系下，苏联、东欧许多国家也相继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到达北京访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访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帮助越南的抗法斗争，即使由此引起法国的不满而推迟对中国的承认也在所不惜。刘少奇还很快安排胡志明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共商援越抗法的大计。
2月6日，胡志明抵达莫斯科。过了几天，在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参加下，斯大林会见了胡志明。当胡志明简要谈了越南抗法斗争情况，并提出请求苏联给予援助后，斯大林说，越南与中国地理靠近，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援越工作宜主要由中国负责。随后，胡志明又要求越、苏两国也鉴定一个友好合作条约，斯大林婉言矩绝了。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乘一个专列回中国。在火车上胡志明向毛泽东再次提出了中国向越南提军事物资和军事顾问的要求。毛泽东明确表示，军事物资上的援助当尽力相助，些乃我们革命胜利了的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中国军事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你们如果实在要的话，也只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我相信他们能帮助我们打败法国人，你们不是把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吗?毛泽东说这件事回到北京后，我们中央会很快研究做出决定的。
毛泽东于3月4日回到北京后，不久即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研究了中国援越抗法的问题。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
胡志明到北京后也很快对正在北京的黄文欢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已答应帮助我们进行抗法战争，他们在刚刚胜利、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时候，爽快地答允全力无偿地支援越南，实在难能可贵啊!我们今后国外工作重点要由泰国转到中国，你将是我们党和国家派到中国的代表。随后，他即很快返回越南。
早在胡志明到达北京以前，中共中央已派罗贵波作为中央联络代表赴越。后得知胡志明已来北京，罗贵波在途中辗转了一段时间，直到三月才抵达越南。在与越共中央研究后，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说，为使援越抗法物资顺利运进越南，应在中越边界先打一仗，以打开一个重要通道，同时电报中也报告了越方要求尽快派出中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中共中央军委随即研究决定，组织一个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十兵团政委、文武兼备的韦国涛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去越南。
4月初，已在北京的韦国涛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向正在北京开会的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几位野战军领导人请示选调组织军事顾问团所需要的干部，各野战的领导均表示积极支持。邓小平提出，顾问人员可由各野战军选调，为了工作方便，团部人员可由第三野战军选调。
4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就选调各级顾问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物资准备等事项，向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下达命令。各野战军党委和首长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很快选调了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营以上干部59名，其中营职33名、团职17名、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281人，组成军事顾问团。
接着，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5月20日的请示和刘少奇当日的批示，电令赴越担任顾问的团以上干部到京，当面给予指示。除韦国涛已在北京外，由于选调人员报到时间不一和其他原因，到6月中旬，只有副团长梅嘉生、邓一凡等20多人到达北京，等待接见。
6月27日，正是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派第七舰队侵占我国台湾的日子，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百忙中于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到京的顾问人员，与会者深受鼓舞。周恩来当天有紧急政务，未能参加接见。
过了两天，又请原越南第4联区司令员洪水向顾问人员介绍了越南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敌我态势和越军情况。洪水原籍河内，一九三五年入黄浦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和长征，一九四五年应邀赴越参加抗法战争，任第4联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九五○年返回中国，故他对越南情况比较熟悉。
7月下旬，除来自第二野战军顾问人员已随陈赓入越外，其余人员均按时到南宁集结，正式成立赴越军事顾问团。为了保守秘密，顾问团的“华南工作团”为代号，进行对外联系。在南宁集中期间，韦国涛向顾问人员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组织学习讨论，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制定了《军事顾问团工作守则》，要求全体人员认真严格地执行。同时，组成军事顾问团党委会，经中央批准，韦国涛、梅嘉生、邓一凡、马西夫、李文一、邓清河六人为委员，韦国涛为书记、邓一凡为副书记。
在此斯间，已任越南驻华大使的黄文欢专程由北京赶到南宁，为军事顾问团介绍越南和越南人民军的情况，并陪同顾问团进入越南。广西军区负责人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等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顾问团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并周密布置出国途中的安全警卫工作。
一九五○年8月9日，军顾团由南宁启程，途经田东、百色、清西，在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
颐年堂中一席谈 中央领导人赋予顾问团两项任务
向兄弟党和友好邻邦派遣军事顾问团，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并无成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但要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另外一个国家和军队，当然是一件极为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而军事顾问团能否正确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胜利完成担负的重大任务，将是直接影响到越南抗法战争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为此，军事顾问团初步建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在6月27日接见时，对军事顾问团赴越工作的意义、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法、作风等做了明确、深刻而又详细的指示。
根据越方的要求和越南解放斗争的形势，中共中央赋予军事顾问团两项任务：一是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毛泽东说：你们到越南，首先要帮助打胜仗。打开一个地方，以便集中军队，随后，便会越打越大。刘少奇说：你们去后，要帮助越南建设一支正规军队，逐步能进行正规作战，并且一定要组织打胜仗。仗打起来了，会有许多伤亡，要大批培养训练干部。朱德说：一定要帮助越南把军队搞好，要打胜仗。他还说，我们的原则是有什么家伙打什么仗。什么时候打?要寻找适当的机会，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必须会打既勇敢而又巧妙的仗，最重要的是巧妙，因为敌人的武器装备比越南强。还要帮助他们把敌军工作做好，优待俘虏，这是战胜敌人的宝贵经验。
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接见讲话中，还突出地强调指明了军事顾问团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特别是同越方搞好团结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第一、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刘少奇说：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有重大理由的。越南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你们此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朱德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必须把援助越南当成重大的国际任务，要不惜一切地帮助他们到胜利。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顾问团全体同志要把越南人民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
第二、要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毛泽东说：同志们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好同越南同志的团结，特别要搞好同越南领导人的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团结，宁可不做工作。他还说，越南是个好民族，近几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成绩很好，不要看不起人家。在越南群众面前，不能表现出我们是胜利者的骄傲情绪。我们的胜利，大家都知道，不用我们去表示。刘少奇说：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有看不起人家的任何表示，不要摆大国的架子。同志们去后，除帮助越南建军、打仗之外，要少发表意见，因为说多了容易引起误会。当然军事上要积极提意见，但要注意少批评，多做示范。可以多提办法，让人家选择决定，人家也可以不听你的意见。但是如果关系搞得好，你的话会被采纳的。
第三、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要对人家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好不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得恰当。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对待人家的缺点与错误，可告诉他们，我们也有过失败，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还说，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要一周一次。要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朱德指出：在军事行动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操之过急，要把我们的失败经验告诉他们，使他们从中受到启发教育。
第四、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道路。失德在讲话中，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要告诉他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是主要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同时也要靠自己生产武器。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胜利之本。我们有手榴弹，有勇敢精神，把它捏拢起来，这比飞机大炮还有用，还要好。我们的战争是先靠炸药包打胜的，以后才取得敌人的大炮。朱德还强调说，无论如何要帮助越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和精神。
第五、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说：我知道，派你们去的任务很苦，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要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所以思想上一定要有克服困难的准备，不要多作如意打算。他还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不要急，你们去到越南，不光要准备克服困难，准备的时间也不能太短，那样会使人失望。刘少奇说：越南革命的胜利时间不会太快，因为敌人是帝国主义，我看三年的准备是需要的。朱德也说：同志们到越南工作是很艰苦的，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能吃苦，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打算。
中央领导同志这些重要指示，是军事顾问团进行援团抗法斗争的行动指南。这对军事顾问团正确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胜利完成自己肩负的重大任务，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说服越军先打东溪，边界战役取得彻底胜利
中国军事顾向团一进入越南国境，就立即投入为打开两国的交通运输线、开创抗法斗争有利局面的边界战役。
为在积极筹建中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前开始组织计划中的边界战役，应胡志明之邀请，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昆明军区司令员陈赓就近先去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帮助工作。陈赓7月7日离开昆明，在28日与胡志明相见并成立商谈后，于8月14日抵达广渊越军前线指挥部，与前两天到达的以韦国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相会，迅速抓紧开始边界战役的具体计划与战前准备工作。
陈赓、韦国涛等人进一步听取了越军总参谋长黄文泰及作战、情报等部门有关敌我双方情况，尤其是东北战场具体情况的介绍。越南战区的全景在他们的脑海中显现了。
法军在印度支那总兵力约有23万人，其中法国本土部队4万多人，其余为欧、作雇佣兵和越伪军。在越北地区兵力为7万人，100多架飞机(战斗机和运输机各半)。在一九五○年的春季攻势里，法军攻占了太原、府里和宁平等省，基本上控制了红河三角洲产粮区。在与广西接壤的中越边界，法军兵力1.1万人，大体上处于守势，沿第4号公路重点设防。一九五○年五月，越军曾向高平、七溪之间小据点东溪发动攻击，但未能奏效。此后，法军加强了高平、七溪和东溪等各据点的守备力量。
越军总兵力约16人，其中主力是刚在中国云南、广西经过3个多月训练和全部换装的第308师等5个团的部队，共有2万多人由总部直接掌握，现全部集中在高平附近。高平地区法军有2000人左右，人数上越军占有绝对优势，且越军士气极为高涨。
越军从上到下开始均主张边界战役首先就是攻打高平，且为此进行了不少舆论准备和动员。在研究此次战役首战从何处下手时，陈赓、韦国涛与军事顾问团同志一致认为，头一仗应该攻打东溪，打掉东溪，整个战役主动权就会牢牢地掌握在越军手中。越军的不少团以上干部对些很不理解，仍然主张先从高平开刀，说先打东溪后，敌人加强高平防御，高平就更难打了。为说服越军干部，陈赓与韦国涛在8月23日、24日干部会上，专门讲了为什么先打东溪有利的道理，最后终于把思想统一到先打东溪的计划上去。
9月中旬，在中国顾问的具体帮助下边界战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陈赓、韦国涛与武元甲由广渊移到东溪以东班员地区，就近指挥攻打东溪之战斗。
9月16日，进攻东溪战斗打响了。开始时比较顺利，很快迫近敌核心工事，可是战至17日凌晨，守敌在航空兵掩护下进行反击，前沿进攻部队又从阵地上退了下来。在这关键时刻，陈赓到前指具体了解情况后，向胡志明、武元甲提出，必须严令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同时建议调整部署，由四面实行攻击，重点放在南、北两边。部队再次发动攻击后，很快向纵深发展，战至18时，终于歼灭东溪守敌27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这是越军历史上第一次攻歼两个连守备的敌人之据点。可是，正在此时韦国涛发着高烧病倒了，不得不回到龙州进行治疗。帮助指挥边界战役的重任，就得完全由陈赓及其他中国顾问承担了。
东溪战斗结束后，胡志明征询陈赓对这一仗的看法，陈赓回答说：“东溪之战是胜了，意义很大，但应该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战斗，人民军伤亡500多人，歼敌却不足300人，代价太大了。”说到战斗中人民军暴露出来的问题时，陈赓说：“战士是勇敢的，关键是是不少干部缺少作战经验，指挥能力差，位置太靠后，今后应当从有实践经验的老战士和战斗骨干中选拔干部。”胡志明听了频频点头。
原来的计划是打下东溪后打七溪的，此时七溪已增兵至4个营，按攻打东溪情况看，越军以现有力量攻打七溪显然是困难的。因此，陈赓与胡志明、武元甲研究后，取消原来攻打七溪的计划，改在东溪以南设伏，以求歼灭由七溪北上之敌。法军此时在七溪却按兵不动，另某结5个营兵力进攻太原，直接威协到越南党政首脑机关的安全。越军一些干部主张放弃设伏，回师太原。陈赓果断向胡志明、武元甲表示，进犯太原是敌军的诡计，目的是引诱我军回撤，保证高平之敌南撤的安全，千万不可上当，并建议让越军用一个团示意回撤的动作。果然不出陈赓所料，七溪之敌在9月30日开始北犯，高平之敌也在10月30日弃城南下。这两股由勒巴日和萨克东指挥的法军企图在东溪会合后逃回七溪、谅山，以免被歼之命运。
北犯的勒巴日兵团，在越军坚决阻击下于10月4日转向东溪西南谷社山区。越军在5日进攻中伤亡较多，连续作战4天的第308师，面临一个暂停进攻还是坚决打下去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陈赓在电话中向武元甲说：“这样的仗不打就无仗可打了”，“如果指挥部动摇，就会葬送战役的胜利。”挂上电话后，他又立即向胡志明报告，希望胡志明立即鼓励前方的指战员，下定决心，坚持到底，先集中力量歼灭勒巴日兵团，然后立刻歼灭萨克东兵团，夺取战役的完全胜利。
胡志明完全同意陈赓的意见，迅即发出号召书，要求部队“务必坚决全歼敌人，争取全胜”。
在越军的坚决打击下，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到10月7日，两股敌人先后被人民军彻底歼灭，勒巴日、萨克东及其参谋人员以及伪高平省长均被活捉。
边界战役共歼敌8个营8000多人，解放了中越边境的广大地区，打开了与中国的交通线，打破了法军对越北根据地的包围，人民军有了广阔的回旋余地。至10月23日，驻守在百余公里边界上的法军纷纷撤退，从同登、那芩、谅山、亭立、安州等地一直撤到沿海的先安附近。越南战局由此得到转折，人民军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由游击战转入运动攻坚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新阶段，开始掌握了战略行动的主动权。
胡志明特别高兴，在战役总结会上说：我们打了两个胜仗，一个是我们消灭了敌人，解放了高平、东溪、七溪等地；二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还强调指出：国界战役的胜利是越南抗战以来一次最大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
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后首战大捷，赢得了越南人民军对中国顾问的信赖，为军事顾问团开展工作打开了局面。11月1日，陈赓完成了赴越工作任务回国。
平原四次作战后，战略方向转向西北地区
边界战役中越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从越南全国来看，法军仍占有不少的优势，控制着南部和中部广大地区，在北部也仍然控制着人口众多的平原产粮区和具有主要战略价值的西北山区。法国侵略者力图重占东北边界地区，并把侵略战争维持下去，但已力不从心，不得不越来越底赖美国的援助。1950年12月23日，美、法与保大伪政权签订了关于军事援助的正式协定，此后美国给予大量援助。
1950年12月6日，法国派原西欧联盟陆军司令戴·拉德·塔西尼出任法军远征军总指挥。塔西尼上任后立即抛出一个“四点计划”，中心内容是集中精锐欧非籍部队，建立强大的机动部队，在北部平原和丘陵地带，构筑坚固的暗堡群防御工事，以防越军攻击，并对占领区和游击区加紧扫荡，实行所谓“总体战”。
根据这一情况，军事顾问团领导人与人民军领导人共同研究，确定对北部平原和丘陵地区选择敌薄弱部分实施进攻作战。这一计划向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并得到同意。同时经人民军总军委讨论并得到印支共中央批准。
平原地区的第一个战役是红河中游战役(越南称为陈兴进战役)。于1950年12月25日开始，先向河内以北30公里的永福和北宁两省交界处的敌暗堡群防线进攻，采用奔袭战术，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一■连克金英、多福、安风一线5个暗堡群据点，然后集中5个团于永安北部地区攻击，到1951年1月17日结束。此役歼敌3个营，计1500人，人民军伤亡1020多人，是一次胜利的战役。
第二次为东北战役(越方称黄花探战役)。自3月20日至4月7日，在海防北30公里18号公路上的汪秘附近地区进行，开始攻占法军一些据点，由于后勤保证不力，不能再战。此役毙俘敌军1175人，人民军伤亡1700余人。
第三次是5月28日至6月20日在第三联区的河南、南定、宁平地域进行的宁平战役(越方称为光中战役)第一阶段攻占宁平及其以南十多处据点，第二阶段攻打据点均未成功，且伤亡较大。此次作战共歼敌3100多人，攻占据点22处。
中游、东北、宁平三次作战，是人民军首次在北部丘陵和平原地区进攻敌人坚固设防地的行动，其歼敌6000多人，人民军也消耗了不少力量。由于法军有坚固防线和据点群，优越的技术装备和交通条件，充分发挥炮、空优势和快速机动的兵力，可以及时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人民军或因通讯联络不畅、情况掌握不及时而失战机，或因后族力量不继，兵力对此发生变化而不能完成预定计划，战果当然很不理想。
这三次战役都是军事顾问团领导人韦国涛、梅嘉生、邓一凡等与人民军武元甲等领导人一起组织指挥进行的。在进行三次战役总结时，军事顾问团人民军总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在肯定取得的成果与成功经验的同时，着重从某些挫折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对军事顾问团认识和把握越南战场的客观规律有着重要意义，进一步体会到人民军在敌人重兵防守的平原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时机尚不成熟，必须帮助越方作出更切合实际的战略指导，以示进一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次平原作战后，军事顾问团在帮助越军进行军事训练与扩编部队的同时，建议越方将部分主力部队派往敌后平原地区，打击敌人，恢复敌后游击根据地，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越方采纳了这一建议，平原敌后地区游击战有很大发展。
1952年1月，法国派沙朗接替塔西尼职务，担任印度支那法军总指挥。
1951年12月下旬至1952年2月下旬，人民军总部组织了和平战役，目的是恢复和发展敌后游击根据地，歼灭法军的部分有些力量，粉碎法军企图切断越方南北交通线的阴谋。战役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这时韦国涛、梅嘉生均在国内治病，顾问团人员正在集训，总结一年多来的工作，所以没有到前方帮助指挥，但顾问团仍与人民军总部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战役的情况和提出必要的建议。
1951年底至1952年初，顾问团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结合平原地区四次作战的情况，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越南战局的发展变化，向越共中央、总军委提出了战略方向转到西北地区的建议，同时提出了《对北部敌我情况研究及今后的任务方针问题》和《1952年任务与方针》的专题意见。
越南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扼越、老(挝)、中三国边界三角地带，战略地位重要。军事顾问团认为，解放西北可以解除越北根据地的侧背威胁，获得更广阔的战略后方和回旋地域，在西北地区作战后勤保障、部队行动是有一定困难，但只要做好部队的动员教育和周密的计划准备工作，这此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法军一向把西北当做“安全地带”，守备兵力8个营41个连，守备在141个据点中，每个据点多者1至2个连，少者只有1至2个排，且大多是伪军，战斗力不强。
军事顾问团的建议提出后，不少越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有不同看法，强调有多方面困难，顾虑也很多。但是胡志明主席明确赞同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亲临会议，针对各种顾虑，耐心做说服工作，终于使上下达到了共识。1952年4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部队战略方向转向西北山区、组织西北战役的决议。胡志明要求中国顾问同志尽快帮助拟定作战计划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完成西北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在复电中并表示赞同，并明确指出：西北战役要采取“稳打稳进，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方针。军事顾问团在协助越军总部似定了先攻取义路、山萝，后解放莱州的作战计划后，以帮助越军做好动员教育、攻坚训练和后勤保障等战前准备工作。
10月10日，越军第308师第312师等主力部队8个团从越北根据地向西北进发。军事顾问团领导及各师、团顾问随同越军和民工同行，隐蔽到达集结地域。14日，向义路、布■等据点发起攻击，战至23日的第一个阶段作战，攻克据点35处，毙伤俘敌1700多人，人民军伤亡947人。
为解除安沛、富寿、和平的侧背威胁，打开进入上寮开展游击战争的通道，北国黑水以北地区，人民军在11月15日开始西北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以6个主力团渡过黑水江，经六昼夜作战，解放了木州、安州、顺州、巡教等重要城镇，消灭了大量敌人。
11月22日，法军放弃山萝，逃敌8个营退至山萝以南20公里那产地区，抢修有21个据点群。随后法军又向那产空降了两个营，守军达7000多人，图谋以之来消耗人民军有些力量。韦国涛认为再战不利，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并与越方研究，就停止了对那产的进攻。12月10日，西北战役胜利结束。
人民军在西北战役中，共歼敌人38万名，解放约2.8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5万人口。整个西北地区，除山萝省的那产和莱州省的北半部外，全部为越南人民军所控制。这就为后来的上寮战役和奠边府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