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底层文学”是表现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底层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因传媒媒介的不同，“底层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也大相径庭。本文以文学的传播为着眼点，探讨刘庆邦小说《神木》的书写价值，分析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盲井》的传播效果，论述不同媒介形式下作品对“底层”境遇的呈现与遮蔽。
关键词：《神木》 《盲井》 底层
“底层文学”是表现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因其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在当代文坛掀起一股写作和评论热潮。“底层文学”在文学整体上遭受冷遇的情势下如何才能实现其有效的传播和接受？关注“底层”的“底层文学”，如何在更壮阔的领域获取自身被广泛关注？如果说“底层”在写作者那里有可能难以摆脱“被表述的命运”，那么“底层文学”本身能否在影像时代传播的过程中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会“被表述”？我们可试图从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中为当代“底层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和接受盘点到一些经验和启示。
刘庆邦是一位书写底层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一贯关注农民和矿工的生存状态及生命价值，一贯彰显对底层人民深切的人文关怀。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就是以矿区和矿工生活为背景展开，讲述“底层”群体中矿工的境遇。小说被改编拍成电影《盲井》。下面通过两者的对比解读，来分析小说《神木》及其电影改编的传播效果。
一.小说《神木》的“底层”书写价值
矿难事故的频繁发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难题。人们通过社会新闻了解矿难发生情况，反思矿难发生原因，但是从精神世界和人性角度对矿工群体加以关注和关心还不够深入。“文学和矿区和乡土一直有很深的联系，但我觉得文学对矿区的关注还不够。矿区应该产生更好的文学，就像乡土应该有更好的作家一样，因为矿区和乡土一样从来就是文学的富矿。矿工和那些乡土的农民一样，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们只是听到矿难的消息才会想到他们的存在。现在还好，有了矿难媒体还在报道。但现在媒体的报道只停留于事故的简单经过，仍然无法触及矿区的精神层面。也许只有文学才能深入地呈现矿区丰富和复杂的精神性。”[1]中国矿工数量多、问题大，文学应该自觉有所担当，真实书写和反映他们艰辛的生活。作为一个曾经当过九年矿工的作家，刘庆邦对矿区的生活经验有着切身的体察，使他自觉将笔触伸向矿工群体，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书写矿工这样底层群体的现实人生。他的小说《神木》就是着力刻画矿工的生存困境，在底层群体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对立中建构一种人文理想和价值追求。
《神木》所写的矿工，本质上还是农民，离开家乡来到矿区务工的农民，这个群体的生活境遇，是当代中国沉重而无可回避的现实。小说的情节主要说的是，唐朝阳和宋金明，两个离开农村的农民，来到矿区当了矿工，在各处煤矿务工的过程中实施着一条罪恶的生财之道：他们使用伎俩骗取那些独自外出打工者的信任，将其骗到偏远的私人小煤窑，寻找机会在矿井下制造冒顶事故的假象，实际上他们有意杀害。然后他们以死者亲属的身份向矿主索要赔偿金，讹诈矿主的钱。这些私人小煤矿矿主为了隐瞒事故往往都会用钱打发了事。他们拿到钱之后，一方面会到县城里吃喝玩乐，另一方面也会到把钱寄回老家，供孩子读书嘱咐孩子努力上大学。之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以同样的方法骗取钱财。在很多底层小说以同情的笔触揭示底层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悲哀时，我们发现，刘庆邦的视野已经延伸到了底层人物的灵魂深处，他的小说不仅写出底层生存困境，而且揭示在生存困境压榨之下底层人物身上变异惨烈的人性之恶。
但是刘庆邦又以一个作家的悲悯情怀强化了文学的劝善功能，他说：“文学的本质是劝善。我们创作的目的主要就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希望改善人心，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2]这种人性关怀在对宋金明杀了“点子”元清平之后回家过年的情节描述中就有了体现，与家人相处的温情、邻居家庭变故的悲伤从正反面触动着他灰暗的内心，他罪恶的人性似乎有了一丝苏醒的征兆，这也为他后来对元凤鸣的同情和动摇做了铺垫，纯洁天真而又充满理想追求的元凤鸣促使他对良知的自我质问和复归。宋金明不时内心不安，罪恶感压迫着他的人性，一种被触动被唤醒甚或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在与他的物质欲望搏斗，善与恶的挣扎终结于他被同伙唐朝阳偷袭的那一刻，最终戏剧性的结果是意欲害人的他俩都被自己设计的假冒顶埋葬彻底走向了毁灭。小说的最后，元凤鸣没有像意图害他的恶人那样去找煤矿主索要大额赔偿金，而是说出了实情，他得到的仅是一点回家的路费。“元凤鸣背着铺盖卷儿和书包，在一道荒路茫茫的土梁上走得很犹豫。既没找到父亲，又没挣到钱，他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尽管元凤鸣是如此的迷茫，但至少生活没有侵蚀他人性的健康和美好。小说虽然揭示了人性恶，但作者最终还是在呼吁对人性真善美的期待和呵护。“作者的可爱之处在于，即使写了惨不忍睹的一面，亦不忘人性的闪光。他感怀于良知的发现，所以在悲剧的地方，也能生出飘香的花草，让美的气息在此流动，那是唯有大爱的人才有的情怀。”[3]
从《神木》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的一种悲悯救赎情怀。小说的题目“神木”，正是对“煤”的一种带有某种敬畏的说法，认为煤是大树老得变成神了，那些黑亮的沉积了亿万年的煤肯定有神性。而就是在蕴藏着无数“神木”的土地上，苦难、灾难、罪恶在不断上演，“神木”寄托着一种深刻的社会反思和人文期待，如果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的话，那么这神秘力量的來源正是那可以救赎的人性深处。《神木》透射出一种温暖的人文关怀和审美理想光芒，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底层文学”的一种精神品位。
二.电影《盲井》的传播效果
第六代新锐导演李杨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实现了这部“底层小说”的影像传播。影片获得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阿根廷国际独立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等20多个奖项。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理解其传播效果。
第一，电影《盲井》基本忠实原著的故事情节和浓郁的纪实风格，真实地反映矿工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图景，以比文字更加震撼的视觉冲击力表现了对矿工这一特殊底层群体的深切关注，这一点实现并超越了小说《神木》的传播效果。“李杨将纪实风格的美学追求熔铸为带有鲜明个性烙印的影像，并表现出卓越的叙事能力，使全片充满着具有压迫感和吸引力的故事张力。”[4]的确，《盲井》的摄影带有明显的纪实风格，全片摄影几乎全用手持，并且运用大量跟拍，使用长镜头和双人全景镜头，拒绝伪装和修饰，画面还不时出现晃动和抖震，加上演员表演风格极具有生活质感，使得电影充分体现出一种纪录片的意味，带给观众一种强烈的现场感。矿井下的黑暗世界就这样被原始而粗砺地展现出来，生活的真实和残酷一览无遗。纪实风格的影像叙事效果超越了小说的叙述。 第二，电影《盲井》未能反映出小说《神木》中文学的劝善功能和悲悯的救赎情怀，人性之恶的极致张扬彰显了人的异化主题。从电影对小说两个细节的改编上可以看出，电影《盲井》意图更有力度和深度地表现人性之恶。一个细节是电影删除了宋金明回家过年的叙述。小说中对这个情节做了详细的展开，这个过程是宋金明人性苏醒的暗号。尽管电影也通过宋金明打电话叮嘱儿子好好上学的细节来表现他人性的真实与复杂，但整体上弱化了其良知被唤醒的程度。小说在叙述中期待性地表明着宋金明的良心发现和人性复归，嘱咐元凤鸣拿着两万元的赔偿金回家上学读书正体现了这一点。电影中，宋金明对纯洁、可怜、上进的元凤鸣同样动了“恻隐之心”，但是更大程度上宋金明只停留在一种动摇和犹疑，而并没有明确的“改邪归正”，即便最后一刻与唐朝阳的“厮杀”，也是一种对同伴偷袭的还击，带有被动性和报复性，这仍然是“人性之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他人性中善的回归而对元凤鸣的主动拯救，电影对宋金明人性复归的表现显得模糊不明。另一個细节体现在电影最后对元凤鸣不同于小说的处理上。同样是元凤鸣最终一脸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但小说中元凤鸣没有索赔而说出了实情，电影中元凤鸣没有说出实情而领了赔偿金。小说作者刘庆邦自己就说过：“我不太满意电影《盲井》的是，那个孩子后来也变成了一个靠死去的工友骗钱的人。小说里我写的是这个孩子说了实话，没有拿钱，给他一点路费就走了。我想用这个孩子的心灵给人性一点希望。”[5]当然，电影中有很多细节表现元凤鸣的天真单纯，比如他在集市上为“二叔”宋金明买鸡、“第一次”之后的自责与懊悔等。但影片的最后，领了赔偿金的元凤鸣茫然呆望着火葬场烟囱冒出的黑烟，这样的画面带给我们一种忧虑和沉重，他会继续宋金明们的生财之道吗？无法预知。天使与恶魔都潜伏在人性的元素之中，生存的困境会让人在异化中扭曲变形。盲井，不仅是数百米深井之下的黑暗与残忍，更隐喻着人性的矛盾与盲点。小说《神木》和电影《盲井》，都传递出一份冷峻而深刻的人性悲哀，但电影多的是对暗不见光的人性逼视，而小说更彰显了一份悲悯救赎的人文情怀。
第三，尽管电影《盲井》可以通过影碟和网络下载的方式观看，但其未能公映大大影响了传播效果。传播会受到国家的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控制，《盲井》中很多情节和场面披露出身处底层的矿工们生活处境的艰难和恶劣，甚至这些生命的死亡都可能是被漠视的。《盲井》在一些电影网站上宣传时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盲井》大胆揭露大陆非法采矿场，罔顾矿工安全、草菅人命、欺上骗下，两个丧尽天良的闲人骗徒，先把盲流民工骗进矿场，制造意外杀人，再乔装民工亲人，向矿场雇主索偿，电影道出中国底层社会的贫穷，新旧价值观冲击的矛盾。有色情泛滥召妓做爱大胆场面，有‘只要有钱，公安也能配合遮天’的台词。横行霸道的矿场头子，用‘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要怕死的工人住口的场面。”这段引自网络的介绍充满噱头，从中我们可以看见《盲井》不被官方批准公映的充分理由。不能跻身正式影院，受众群必然受到影响。所以说，从小说《神木》到电影《盲井》让我们“无法直面底层”，不仅是指我们难以直视底层中极致化的人性之恶，也隐含着一种对影片未能公映造成我们无法“直面”的遗憾，而这正是对“底层”的遮蔽。
三.效果分析带来的启示
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正深深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整个生活，文学也不可幸免地被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涡之中。“艺术、学术及相关的一切活动正日益被生活化、平庸化，所有文化行为都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是那些为填补人们空虚灵魂进行批量生产的生意人和工匠”。[6]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宏大意义显得忸怩，道德良知显得可疑，商品化的文学完全从市场的角度出发，一些作家出于商业利润的追逐，按照读者的消费趣味进行文学创作，作品丧失了文学的崇高，只是一种普通的商品。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视觉文化大潮带来“影像传播”的时代，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成了一种集群性景观，那么，“底层文学”的影像化传播是理性明智的策略选择，还是会陷入消费文化的陷阱，从而削减、篡改甚至颠覆“底层文学”的本来面目和理想愿景？从前文分析来看，作品的内容仍然是影响传播效果核心元素。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底层文学”以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不合群”地展示自身的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这正是“底层文学”传播的底蕴。《神木》无疑是具有鲜明“底层文学”意味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蕴含厚重的价值。尽管对底层境遇有所遮蔽，但总体来说电影《盲井》对小说《神木》的改编是成功的。这种成功的根本在于有作品内容及其深刻主题作为基石。实际上，任何对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和接受的考察，都将不约而同地回到文学本身，这种注定里浸润着的是文学作为主体的责任和使命。面对底层群体依然严峻的社会现实，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底层文学”不是出于浮躁心理和功利动机的跟风赶时髦，而是作家真诚地出于一种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对沉重时代的承担的良心写作，并由此实现更深刻的建构，以深远的传播影响来助推底层诉求的有效解决。
注 释
[1]夏榆：《文学：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南方周末》，2004-07-08
[2]刘庆邦：《从写恋爱信开始》，《作家杂志》2001年第1期。
[3]孙郁、刘庆邦：《在温情与冷意之间》，《北京观察》2004年第5期。
[4]黄治：《优质电影、黑色语言：<盲井>》，《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
[5]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
ject/2006-03-01/1634197499.shtml.刘庆邦新浪读书频道聊天实录。
[6]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底层写作’中的民意诉求考察”（项目编号：2012SQRW086ZD）。
（作者介绍：任竹良，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神木》 《盲井》 底层
“底层文学”是表现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因其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在当代文坛掀起一股写作和评论热潮。“底层文学”在文学整体上遭受冷遇的情势下如何才能实现其有效的传播和接受？关注“底层”的“底层文学”，如何在更壮阔的领域获取自身被广泛关注？如果说“底层”在写作者那里有可能难以摆脱“被表述的命运”，那么“底层文学”本身能否在影像时代传播的过程中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会“被表述”？我们可试图从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中为当代“底层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和接受盘点到一些经验和启示。
刘庆邦是一位书写底层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一贯关注农民和矿工的生存状态及生命价值，一贯彰显对底层人民深切的人文关怀。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就是以矿区和矿工生活为背景展开，讲述“底层”群体中矿工的境遇。小说被改编拍成电影《盲井》。下面通过两者的对比解读，来分析小说《神木》及其电影改编的传播效果。
一.小说《神木》的“底层”书写价值
矿难事故的频繁发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难题。人们通过社会新闻了解矿难发生情况，反思矿难发生原因，但是从精神世界和人性角度对矿工群体加以关注和关心还不够深入。“文学和矿区和乡土一直有很深的联系，但我觉得文学对矿区的关注还不够。矿区应该产生更好的文学，就像乡土应该有更好的作家一样，因为矿区和乡土一样从来就是文学的富矿。矿工和那些乡土的农民一样，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们只是听到矿难的消息才会想到他们的存在。现在还好，有了矿难媒体还在报道。但现在媒体的报道只停留于事故的简单经过，仍然无法触及矿区的精神层面。也许只有文学才能深入地呈现矿区丰富和复杂的精神性。”[1]中国矿工数量多、问题大，文学应该自觉有所担当，真实书写和反映他们艰辛的生活。作为一个曾经当过九年矿工的作家，刘庆邦对矿区的生活经验有着切身的体察，使他自觉将笔触伸向矿工群体，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书写矿工这样底层群体的现实人生。他的小说《神木》就是着力刻画矿工的生存困境，在底层群体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对立中建构一种人文理想和价值追求。
《神木》所写的矿工，本质上还是农民，离开家乡来到矿区务工的农民，这个群体的生活境遇，是当代中国沉重而无可回避的现实。小说的情节主要说的是，唐朝阳和宋金明，两个离开农村的农民，来到矿区当了矿工，在各处煤矿务工的过程中实施着一条罪恶的生财之道：他们使用伎俩骗取那些独自外出打工者的信任，将其骗到偏远的私人小煤窑，寻找机会在矿井下制造冒顶事故的假象，实际上他们有意杀害。然后他们以死者亲属的身份向矿主索要赔偿金，讹诈矿主的钱。这些私人小煤矿矿主为了隐瞒事故往往都会用钱打发了事。他们拿到钱之后，一方面会到县城里吃喝玩乐，另一方面也会到把钱寄回老家，供孩子读书嘱咐孩子努力上大学。之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以同样的方法骗取钱财。在很多底层小说以同情的笔触揭示底层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悲哀时，我们发现，刘庆邦的视野已经延伸到了底层人物的灵魂深处，他的小说不仅写出底层生存困境，而且揭示在生存困境压榨之下底层人物身上变异惨烈的人性之恶。
但是刘庆邦又以一个作家的悲悯情怀强化了文学的劝善功能，他说：“文学的本质是劝善。我们创作的目的主要就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希望改善人心，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2]这种人性关怀在对宋金明杀了“点子”元清平之后回家过年的情节描述中就有了体现，与家人相处的温情、邻居家庭变故的悲伤从正反面触动着他灰暗的内心，他罪恶的人性似乎有了一丝苏醒的征兆，这也为他后来对元凤鸣的同情和动摇做了铺垫，纯洁天真而又充满理想追求的元凤鸣促使他对良知的自我质问和复归。宋金明不时内心不安，罪恶感压迫着他的人性，一种被触动被唤醒甚或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在与他的物质欲望搏斗，善与恶的挣扎终结于他被同伙唐朝阳偷袭的那一刻，最终戏剧性的结果是意欲害人的他俩都被自己设计的假冒顶埋葬彻底走向了毁灭。小说的最后，元凤鸣没有像意图害他的恶人那样去找煤矿主索要大额赔偿金，而是说出了实情，他得到的仅是一点回家的路费。“元凤鸣背着铺盖卷儿和书包，在一道荒路茫茫的土梁上走得很犹豫。既没找到父亲，又没挣到钱，他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尽管元凤鸣是如此的迷茫，但至少生活没有侵蚀他人性的健康和美好。小说虽然揭示了人性恶，但作者最终还是在呼吁对人性真善美的期待和呵护。“作者的可爱之处在于，即使写了惨不忍睹的一面，亦不忘人性的闪光。他感怀于良知的发现，所以在悲剧的地方，也能生出飘香的花草，让美的气息在此流动，那是唯有大爱的人才有的情怀。”[3]
从《神木》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的一种悲悯救赎情怀。小说的题目“神木”，正是对“煤”的一种带有某种敬畏的说法，认为煤是大树老得变成神了，那些黑亮的沉积了亿万年的煤肯定有神性。而就是在蕴藏着无数“神木”的土地上，苦难、灾难、罪恶在不断上演，“神木”寄托着一种深刻的社会反思和人文期待，如果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的话，那么这神秘力量的來源正是那可以救赎的人性深处。《神木》透射出一种温暖的人文关怀和审美理想光芒，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底层文学”的一种精神品位。
二.电影《盲井》的传播效果
第六代新锐导演李杨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实现了这部“底层小说”的影像传播。影片获得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阿根廷国际独立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等20多个奖项。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理解其传播效果。
第一，电影《盲井》基本忠实原著的故事情节和浓郁的纪实风格，真实地反映矿工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图景，以比文字更加震撼的视觉冲击力表现了对矿工这一特殊底层群体的深切关注，这一点实现并超越了小说《神木》的传播效果。“李杨将纪实风格的美学追求熔铸为带有鲜明个性烙印的影像，并表现出卓越的叙事能力，使全片充满着具有压迫感和吸引力的故事张力。”[4]的确，《盲井》的摄影带有明显的纪实风格，全片摄影几乎全用手持，并且运用大量跟拍，使用长镜头和双人全景镜头，拒绝伪装和修饰，画面还不时出现晃动和抖震，加上演员表演风格极具有生活质感，使得电影充分体现出一种纪录片的意味，带给观众一种强烈的现场感。矿井下的黑暗世界就这样被原始而粗砺地展现出来，生活的真实和残酷一览无遗。纪实风格的影像叙事效果超越了小说的叙述。 第二，电影《盲井》未能反映出小说《神木》中文学的劝善功能和悲悯的救赎情怀，人性之恶的极致张扬彰显了人的异化主题。从电影对小说两个细节的改编上可以看出，电影《盲井》意图更有力度和深度地表现人性之恶。一个细节是电影删除了宋金明回家过年的叙述。小说中对这个情节做了详细的展开，这个过程是宋金明人性苏醒的暗号。尽管电影也通过宋金明打电话叮嘱儿子好好上学的细节来表现他人性的真实与复杂，但整体上弱化了其良知被唤醒的程度。小说在叙述中期待性地表明着宋金明的良心发现和人性复归，嘱咐元凤鸣拿着两万元的赔偿金回家上学读书正体现了这一点。电影中，宋金明对纯洁、可怜、上进的元凤鸣同样动了“恻隐之心”，但是更大程度上宋金明只停留在一种动摇和犹疑，而并没有明确的“改邪归正”，即便最后一刻与唐朝阳的“厮杀”，也是一种对同伴偷袭的还击，带有被动性和报复性，这仍然是“人性之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他人性中善的回归而对元凤鸣的主动拯救，电影对宋金明人性复归的表现显得模糊不明。另一個细节体现在电影最后对元凤鸣不同于小说的处理上。同样是元凤鸣最终一脸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但小说中元凤鸣没有索赔而说出了实情，电影中元凤鸣没有说出实情而领了赔偿金。小说作者刘庆邦自己就说过：“我不太满意电影《盲井》的是，那个孩子后来也变成了一个靠死去的工友骗钱的人。小说里我写的是这个孩子说了实话，没有拿钱，给他一点路费就走了。我想用这个孩子的心灵给人性一点希望。”[5]当然，电影中有很多细节表现元凤鸣的天真单纯，比如他在集市上为“二叔”宋金明买鸡、“第一次”之后的自责与懊悔等。但影片的最后，领了赔偿金的元凤鸣茫然呆望着火葬场烟囱冒出的黑烟，这样的画面带给我们一种忧虑和沉重，他会继续宋金明们的生财之道吗？无法预知。天使与恶魔都潜伏在人性的元素之中，生存的困境会让人在异化中扭曲变形。盲井，不仅是数百米深井之下的黑暗与残忍，更隐喻着人性的矛盾与盲点。小说《神木》和电影《盲井》，都传递出一份冷峻而深刻的人性悲哀，但电影多的是对暗不见光的人性逼视，而小说更彰显了一份悲悯救赎的人文情怀。
第三，尽管电影《盲井》可以通过影碟和网络下载的方式观看，但其未能公映大大影响了传播效果。传播会受到国家的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控制，《盲井》中很多情节和场面披露出身处底层的矿工们生活处境的艰难和恶劣，甚至这些生命的死亡都可能是被漠视的。《盲井》在一些电影网站上宣传时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盲井》大胆揭露大陆非法采矿场，罔顾矿工安全、草菅人命、欺上骗下，两个丧尽天良的闲人骗徒，先把盲流民工骗进矿场，制造意外杀人，再乔装民工亲人，向矿场雇主索偿，电影道出中国底层社会的贫穷，新旧价值观冲击的矛盾。有色情泛滥召妓做爱大胆场面，有‘只要有钱，公安也能配合遮天’的台词。横行霸道的矿场头子，用‘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要怕死的工人住口的场面。”这段引自网络的介绍充满噱头，从中我们可以看见《盲井》不被官方批准公映的充分理由。不能跻身正式影院，受众群必然受到影响。所以说，从小说《神木》到电影《盲井》让我们“无法直面底层”，不仅是指我们难以直视底层中极致化的人性之恶，也隐含着一种对影片未能公映造成我们无法“直面”的遗憾，而这正是对“底层”的遮蔽。
三.效果分析带来的启示
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正深深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整个生活，文学也不可幸免地被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涡之中。“艺术、学术及相关的一切活动正日益被生活化、平庸化，所有文化行为都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是那些为填补人们空虚灵魂进行批量生产的生意人和工匠”。[6]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宏大意义显得忸怩，道德良知显得可疑，商品化的文学完全从市场的角度出发，一些作家出于商业利润的追逐，按照读者的消费趣味进行文学创作，作品丧失了文学的崇高，只是一种普通的商品。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视觉文化大潮带来“影像传播”的时代，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成了一种集群性景观，那么，“底层文学”的影像化传播是理性明智的策略选择，还是会陷入消费文化的陷阱，从而削减、篡改甚至颠覆“底层文学”的本来面目和理想愿景？从前文分析来看，作品的内容仍然是影响传播效果核心元素。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底层文学”以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不合群”地展示自身的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这正是“底层文学”传播的底蕴。《神木》无疑是具有鲜明“底层文学”意味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蕴含厚重的价值。尽管对底层境遇有所遮蔽，但总体来说电影《盲井》对小说《神木》的改编是成功的。这种成功的根本在于有作品内容及其深刻主题作为基石。实际上，任何对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和接受的考察，都将不约而同地回到文学本身，这种注定里浸润着的是文学作为主体的责任和使命。面对底层群体依然严峻的社会现实，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底层文学”不是出于浮躁心理和功利动机的跟风赶时髦，而是作家真诚地出于一种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对沉重时代的承担的良心写作，并由此实现更深刻的建构，以深远的传播影响来助推底层诉求的有效解决。
注 释
[1]夏榆：《文学：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南方周末》，2004-07-08
[2]刘庆邦：《从写恋爱信开始》，《作家杂志》2001年第1期。
[3]孙郁、刘庆邦：《在温情与冷意之间》，《北京观察》2004年第5期。
[4]黄治：《优质电影、黑色语言：<盲井>》，《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
[5]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
ject/2006-03-01/1634197499.shtml.刘庆邦新浪读书频道聊天实录。
[6]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底层写作’中的民意诉求考察”（项目编号：2012SQRW086ZD）。
（作者介绍：任竹良，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