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咸宁五年（279年）的冬天，有个叫不辈的汲郡人盗了战国时的魏襄王墓。
　　不久案发，汲郡地方官忙带人赶到现场，只见沉重的墓门被撬得龇牙咧嘴，墓中的贵重物品已无踪影，只在墓道中找到了一把铜剑、一口铜钟、一个铜磬和几只玉律（玉制的管状定音器）。此外，他们还在墓室中发现了大量散乱的竹简，其中不少都有灼烧的痕迹，显然是被用来照明了。
　　王陵被盗乃是大案，汲郡地方官不敢怠慢，马上向朝廷报告，并将找到的东西送往国都洛阳，据说光竹简就装了几十车。
　　晋武帝对此十分重视，立即下令捉拿盗墓贼，并命人将竹简上的文字整理出来。经过一年多的查访，不凖终于落网，他怎么也想不到，曾被自己当成破烂的竹简竟在无意中“刷新”了历史。
　　当年秦始皇曾下令烧毁除秦国外所有国家的史书，而秦国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周孝王时期。后来，司马迁等史学家在汉初儒生凭记忆整理出的先秦诸子文中，找出关于周朝以前历史的只言片语，重新撰寫了从五帝时代到周朝的这段历史，但由于其中夹杂了大量民间传说，以讹传讹的部分实在太多。
　　令人激动的是，这几十车竹简竟是秦始皇“焚书行动”中的劫后余灰，不知被哪个智勇双全的读书人保护下来，组成一部古老的编年通史——《竹书纪年》（也称《汲冢纪年》）。它记载了从黄帝元年（公元前2594年）到周隐王十六年（公元前472年）足足1922年的历史。如果没它的话，史上是否有过五帝及夏、商两代是否真实存在都很难说清。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一直不承认夏朝存在的原因，如果不是后来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他们甚至连商朝的存在都持怀疑态度。
　　更有趣的是，《竹书纪年》所述的历史与《史记》相比有很多不同。比如据《史记》载，尧因年迈而无力处理政事，便想将王位让给舜，舜再三推辞后才继承了王位;而在《竹书纪年》中，尧因德不配位而被舜所囚，舜夺取王位后又关押了丹朱（尧的儿子），使他们父子永生不得相见。于是，原被儒家歌颂的美好的禅让神话就这样灰飞烟灭。
　　再比如，商朝的相国伊尹在《史记》中形象光辉——国君太甲因沉迷酒色而不理朝政，伊尹多次规劝无果便将他流放，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迎回太甲并还政于他;而在《竹书纪年》中，伊尹竟成了反派角色，自恃位高权重，欺压幼主太甲，将其流放，自立为王，后来太甲潜逃，杀了伊尹，这才夺回王位。贤相伊尹变成窃国大盗，昏君太甲变成中兴之主，这样的反转实在让人接受无能。
　　比起《史记》的脑补，《竹书纪年》显然更具史料价值，但后者的说法为何一直没被正史采纳呢？因为《竹书纪年》刚出土不久就赶上了“八王之乱”，混战之下，由这些竹简整理出的译文都丢失了。直到宋代，《竹书纪年》的译文才被重新发现，但由于时隔太久，传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漏，况且当时诸国文字的翻译本就争议颇多，所以它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此外，《竹书纪年》中的一些内容与传统儒家的论述大相径庭，而宋及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以儒学治国，它自然成了异端邪说，遭到严厉封杀。直到清末民初，才又有人把它翻出来加以研究，作为解读历史的另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