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定要以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写点什么，这样才能对得起35年前我刚刚20岁时就开始的那段人生旅途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光——军旅生涯。
　　
　　一、 当兵去
　　
　　1972年，我好像突然间交了好运：刚刚在吉林省前郭县木器厂学木匠一年出头就接到县工业局的通知，要我到县委党校去参加所谓“前郭县工交系统首届马列主义学习班”。我当时激动地想：参加了这个学习班，今后是不是就有机会当干部了？结果，学了一个多月，又回到木器厂家具车间，整天呯呯咣咣还是当小木匠。我失望至极。刚进入夏天，县工业局又来通知，讓我填一个上大学的表格，我心想——好事果然来了！当时工交系统有一名推荐上大学的名额，领导居然给了我，你说幸运不幸运！但填了表之后左等右等没有消息，后来听说，这个名额临时又决定给了县二砖厂一个叫马飞的长春青年。他是老高三，文化基础条件比我好。工农兵大学生当不上了，下一步怎么办？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只有去当兵了。于是我在冬季征兵刚开始时就在厂里第一个报了名——坚决要求参加解放军，拿起钢枪保卫祖国，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在那个反帝反修、无大学可上的年头，当兵是有理想有志气青年的热门选择。当年木器厂的书记叫刘守善，是公安局副局长出身，阶级观念炉火纯青。看到我申请后笑着说，你愿意参军就给你报上去，试试看吧！他的话中自然有弦外之音，因为我家的成分稍高些，叫“小资”，这是全国只有吉林省才有的一个成分，是为那些解放前做过小业主、小商人的人士准备的一顶帽子，大体相当于城市富裕中农的意思。刘书记肯定是觉得我因家庭成分在众多报名当兵的优秀青年的竞争中恐怕是前景不乐观。我已听出了他的意思，虽然有心理压力，但依然是毫不动摇地决心放手一搏。
　　十分幸运，当年由于部队军人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我当时在县工交系统已有了“小秀才”的名声，结果竟然在报名后出现了陆军和海军争抢我的现象。根据规定，海军由于是招收特种兵所以有权力在全县一千多兵源指标中先挑选10名，我竟然被海军选中。说来侥幸，当年海军接兵的那个“梁排长”在对我进行家访时，我正好在家看书，此人是老高三背景，自然喜欢爱读书人，所以不管我家成分高不高，也不计较我体检时因紧张造成的血压指标偏高，他对县武装部的领导明确表态：“这个兵我要定了！”
　　“老王家的小松奇不仅当兵了而且还是海军潜水兵！”这个消息在家乡像风一样吹遍了四方，传到我老爹的工厂——前郭县砖厂后，有一位历来对我家成分抱歧视态度的刘木匠四处声言“王喜和（我父亲名）的儿子居然当了海军，这个海军肯定不是好海军！”
　　当兵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命运转折点，穿上军装离开家乡后，我家的门上被挂上了“光荣之家”的木头牌子。从此，工厂里街道上再也没有人能以家庭成分在政治上欺负我爸爸妈妈了，这在当年对一个家庭具有何等重要意义！
　　顺便说一个故事，2007年6月14日我应吉林省银行业协会之邀在长春演讲，吉林省一个人大副主任、一位政协副主席也在听讲，休息时我问那位政协副主席“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她说：“我原来是吉林工大教授。”我问：“你认识马飞吗？”她说：“当然认识，他当过工大副校长，现在已退休。”于是我跟她说，“我之所以今天能来这里演讲是因为当年当兵后又上了大学并学了金融专业，而之所以当兵又是因为马飞当年在我填了工农兵大学生推荐表后争走了这个名额我就只好去当兵，今天的一切与当年马飞的偶然性贡献有绝大关系。”这位政协副主席听后莞尔。
　　
　　二、 新兵连
　　
　　每个入伍的新兵都要经过3～4个月的入伍训练。当年北海舰队旅顺基地防救大队的新兵连选在旅顺口区山沟村。新兵连100个新兵分9个班都住在农民家，新兵连连部和食堂在很远的一个山上，这意味着，仅仅为了吃饭每天就要上山下山三个来回。正规训练生活内容为：每天至少6个小时走队列喊口号，晚上还有突然袭击式的紧急集合，哨声一响就要醒来在两分钟内打上被包出去跑步。新兵的伙食标准是几毛钱一天，一顿馒头、一顿玉米面窝头、一顿高粱米饭，十个人一桌，一盘炒青萝卜，一盘咸菜，主食随便吃，但吃馒头时咀嚼和下咽速度最快的战士也顶多能吃四个，笼篾里就空了。我1968年下乡在集体户呆过两年，在咀嚼和下咽速度方面早已训练有素，所以每天吃馒头能吃上四个。相形之下，那些高中毕业直接当兵且家境又比较优裕的新兵们则吃饭竞争力极差，有些人只吃到两个馒头时就出现了供给问题。
　　除了队列训练之外，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教育也是新兵连训练的一个基本内容。我们的老班长姓胡是个高三毕业的文化人，除了每天正规政治理论宣讲外，晚上熄灯（煤油灯）后还能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台湾派特务炸南京长江大桥、梅花党之类的阶级斗争故事，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阶级斗争警惕性。
　　这个山沟村靠海，晚上躺在炕上就能听见海涛声，偶尔起夜上院子里的茅房时还能看见海边上空出现红色的信号弹。这使得我们这些内地来的新兵总感到战战兢兢，有时我甚至在想：如果某天晚上国民党特务趁月黑风高端枪冲进来一通扫射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
　　当年的农村贫穷冷落，了无生气，农民们个个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每年因粮食不够吃要有几个月用土豆地瓜当粮食。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人们集体劳动，每天挣工分，尽管有些饿肚子，但贫下中农们阶级斗争的观念却相当强。村干部告诉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沟村阶级斗争依然很复杂，因为这里住着一个特殊人物——大军阀张作霖的小老婆，叫“二鬼仙”。“二鬼仙”行为怪异，只会用水煮苞米粒和土豆地瓜吃，且大小便从来不出屋，在村民眼里，这当然不正常，甚至暗含阴谋。我们新兵连列队上山吃饭时也偶尔碰见过“二鬼仙”，此人小脚，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见我们走过就扯着嗓子连连大喊：“大兵康健！大兵康健！”我当年听了她的喊声既感好笑又有些愤怒，心道：这是什么称呼？把我们当成国民党军队了吗？
　　在新兵连时，大家最盼望的日子是洗澡，大约20多天，我们就被几辆解放牌货车拉到旅顺口一个军人大浴池洗一次然后到潜水中队吃饭，吃的是个头很大的精粉面包，桌上有好几盘菜。开始时，我超常发挥一顿能吃四个，撑得够呛。以后连平记录的事也再没有出现过了，到老连队一段时间后一顿连一个面包也吃不下了。1976年探家时这种经历我不敢跟老妈说，因为老妈如果听说一个大小伙子一顿连一个精粉面包都吃不完肯定会骂我：“走道儿吐血——狂伤！”
　　当年前郭县征兵一千人选了十个潜水兵，足见我们这十个新兵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物，35年后的今天，十个人已有三人去世——此乃后话。
　　
　　三、潜水员
　　
　　防险救生部队的潜水员主要使命是援救潜艇，其次才是各类船险海难、水下施工、打捞死人之类的活计。
　　我抱着既好奇又害怕的心情来到了老连队。我被分到一条1960年出厂的由拖船改装成的救生船“402号”（不长时间后改号为“J100”）上。这个船的船长叫吕波是个充满豪气的大胖子，和军训参谋私交甚好，因喜欢打篮球的，所以点名把我从新兵连要到这艘船排水量只有800顿的老旧不堪的船上。当潜水员什么东西最令人感兴趣？当年正值食欲旺盛之时，因此老实说对我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每天2.5元的伙食费，和空军飞行员待遇一样是当年部队里最高标准的伙食。当时陆军部队的人均伙食标准是每天0.4318元，因此，陆军战友们都自称“4318部队。”陆军每天高粱米大白菜，我们每天大鱼大肉，每周还发罐头、水果、巧克力。这种生活在当年已和天堂神仙一般无二了。潜水员每年要保证几十个小时的潜水时间。除了潜水训练或执行水下任务以外就是跑步、爬山、打篮球、练举重等活动了。我在海水里最深只潜到57米，且只有一次，下去以后天旋地转——这是氮气麻醉的典型表现。因为鼻炎，我的潜水技术很一般，再加上家庭成分稍高，因此提干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如此，我在部队的那几年还是十分顺畅。在分到402船的十个新兵中我第一个入党，虽然提不了干部，但在船上当了夜校校长、团支部副书记、负责办黑板报；在当兵第一年就被借调到部队政委办公室工作；入党前是优秀团员；入党后每年被评为优秀党员；每半年获得一次大队嘉奖。这些事也着实让我自豪了一阵子。
　　
　　

　　别看当潜水员每日珍馐美味的，其实也有不轻松的一面。在海军水面部队里，普通舰船是刮台风往港里躲，而我们救生船则是拉战斗警报往港外跑，每次台风都有抢险救生任务。在12级台风中，大海上即使万吨轮也会像一片树叶一样，浪打风吹，随时可能倾覆，我们这艘只有800吨排水量的救生船在这样的条件下其危险程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但没有办法，誰让你每天吃两块五来着！谁让你以防险救生为使命来着！只要刮台风，就准备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斗去吧。刚上船时，我在港内训练由于船摇晃也会呕吐不止。请教老兵，他们告诉我：只要你从第一次开始，呕吐多厉害也不躺倒，也坚持工作坚持吃东西（为了有东西可吐），将来就会不怕晕船了。我听了老兵的话，坚持这样做了，果然爆发出超级能量和超常表现，最后成为我们船上近60名指战员中七名刮12级台风也不呕吐的钢铁战士之一。
　　我的战友中有人潜水深度曾达100多米，而我只有一次57米的记录，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自己当年的潜水员生涯感到自豪，特别是在经济理论界和金融学界，许多同仁朋友无论他们自认为经历多么丰富，和他们聊天时，我只要问一句：“你们见过海底世界吗？你们有过在大海深处持续四年的工作、训练、嬉戏、观察的体验吗？”我相信，只要如此这般炫耀地一问，所有人都会发懵。
　　
　　四、回老家
　　
　　我老爹解放前在前郭县也算是一个成功的小业主、小商人，在县城盖了六间红砖房，两米多高的院墙围出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很小的时候，我站在院门口看南来北往走过的人们，就听过路人的谈话，他们指着我家的院墙说：“这是王家大院。”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已经开始记事，我在饭桌上听老爹说：“共产党领导得好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1958年，我老爹主动把院墙拆掉让公家在原来我家菜园的位置上盖了一排房子。1976年我在经历了几年的潜水员生活后回到老家探亲时，突然发现：小时候看起来非常高大的房子怎么变得如此矮小？门前的地界怎么如此局促凌乱？小时候在门前的柳树上荡秋千时觉得那是一颗有参天印象的大树，如今怎么变得这样干枯萧条？特别是看到老爹老妈那爬满皱纹的脸时，我觉得他们就像门前那颗老柳树一样。于是伤感之余血脉贲张，在心里发誓有朝一日要重振王家，把房子重新整修一遍，让老爹天天有肉吃顿顿有酒喝。1977年3月，当兵服役期满，我主动找政委谈话坚决要求复员回老家，理由是父母年迈家庭贫苦。记得政委当时和我谈了三个多小时，一再挽留，见我去意已决，最后长叹一声说：“可惜呀！走就走吧！”
　　1977年3月7日，我左手拎3个右手拎4个容积55公分的旅行袋，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很多书和自己刻意攒下的罐头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我回来了，尽管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