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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肖,生于20世纪60年代,1974年上小学。自幼爱好写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做报刊编辑,出版文集多部,并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现任教育时报社总编辑。
“你是哪里人啊?”司空见惯的一个问题,却常常把我问住。是啊,我到底算是哪里的人啊?——北京人?我在那里出生。人家就会说:怪不得你的普通话那么标准。——山东人?我从那里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人家就会说:怪不得你长这么高,山东大汉嘛!——河南人?我在这里上学、工作、成家立业。人家就会问:你本来就是河南人吗?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内心深处早就有着确凿的答案。我知道我从那里来。
在北京出生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是空军,很少有时间回家。母亲是一位优秀的小学教师,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被隔离在学校里,连回家给我喂奶都难以得到许可。这京城是没法待下去了。无奈之下,母亲给刚满周岁的我早早地断了奶,让姥姥把我带回了老家。
老家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渔村。村里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路。路是土路,每有马车走过便尘土飞扬。马车上往往垛满草料,走一路撒一路,尽管每次撒得不多,可如果用竹耙子收集起来,做饭时引个火是不成问题的。每听到姥姥说“去耙点草吧”,我便乐颠颠的,能帮大人干活可是件光荣的事情。
姥姥家的村子西边有一座不高的山,我们的田就在那山坡上。姥爷是会计,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人,因而常端着识字人的架子,下地干活的事情很少与他沾边。于是,种地收粮便成了姥姥的职责。我的职责,就是懂事一点、乖一点,不做姥姥的拖累。而隔三差五地随姥姥上山,则是我的向往。
从姥姥家的村子往南再往南,就是海了。无边无际的海,变幻莫测的海。早晨,潮落了,我和小伙伴拿着小铁铲、带着小竹篮去打蛎子、捉螃蟹。日暮,潮涨起来,我们带着一天的收获往家赶,不时回头望望,看海水追上来没有。
姥姥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很浅,很窄,也很清。在我眼里已经很老的姥姥居然也有妈妈——我的太姥姥。太姥姥瘫痪在床,也拉尿在床,自然有着没完没了的脏裤子。姥姥几乎每天都要到小河边洗衣服,我自然也每天跟着去,好像从没钓到过鱼摸着过虾,时光就随着河水流走了……
没有进过幼儿园,入小学前不认识一个字,几乎没有玩具陪伴,那个年代农村里的小孩子大都跟我差不多吧。因为是在偏远的渔村长大,我对城市和城里人怀着本能的戒备,而对农村和乡下人却有着天然的亲近。学生时代的好友,大多是农村来的同学;工作后谈得来的同事,大多有着窘迫的家庭背景;做了教育报的记者后,无论要采访的学校多偏僻,无论要采访的老师身在何处,我都能毫不犹豫地背上背包、踏上行程。
采访途中在农村教师家留宿,对我来说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倒是一些老师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接待这省城来的衣着光鲜的记者,担心你会不会嫌他家里的棉被不够干净,担心饭菜是否显得寒酸。我坦然地接受这一切,我对那山、那水、那老屋、那黄狗,一点都不陌生。
有朋友在看过我的系列报道集《为一句无声的诺言》后,指着封面上的“一个教育记者与基层教师的心灵对话”问我:“你一个在大都市的报社里做总编的人,怎么会和偏远山区的普通老师如此息息相通呢?”我说:“其实,我也是从那里来的。”
当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姥姥送我回城。
回的不是京城。我在海边的几年中,父母已经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到平顶山,支援新煤城的开发建设。进到城里,我本能地觉得我不属于这里,我抵制着一切陌生的东西。
然而,没有谁是根本不希望得到外界关注的,特别是幼小而敏感的孩子。我一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一边又巴望着能引起老师的重视。也许当时的我的确太不起眼了:矮矮胖胖,笨嘴拙舌,满口虫牙,因而几乎从来没有引起老师的关注,我的世界黯淡无光。
那个夏日,路队长病了——我们放学后要排队回家,路队长往往由个头高大的同学担任,是班里最基层的干部——没有人整队。班主任在同学里扫视了一圈,正碰上我怯懦而热切的眼神,就说:“你来试试吧!”我当时兴奋得双腿发软,难道属于我的阳光真的要出现了?难道我终于等到了可以灿烂的时候?
我从没有在这样的场合说过话,何况我当时是那么激动。当我喊“立正、稍息”时,同学们根本不当回事,依然松松散散不成体统。我急了,也是太想在老师面前表现了,就冲到队列里一个个地推他们:“站好!站好!”
这当然是个笨办法。同学们非但没站好,反而更加嘻嘻哈哈地笑闹成一团。这时,站在一旁的班主任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不耐烦地说:“连个队都整不好!你还是回队吧。”
就这样,我连一天路队长都没当成。不知班主任是否留意到,两颗泪珠从我的眼眶里流了出来。那以后我不再渴望引起老师的关注,反正我是个不讨老师喜欢的学生,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心思。阳光一闪即过,我又回到灰色的世界里。上学,对我来说,成了天底下最没意思的事情。
直到三年级换了班主任,阳光才再次温暖我的心情。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想不到一向成绩平平的我,居然在小学毕业的全市竞赛中,一举夺得了语文第一名、数学第二名!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学生阅读》杂志做编辑。编辑部人手少,每天收到小山似的学生习作,全部由我一个人负责处理,这其中包括5次全国性征文,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那4年多的日子里,我认认真真地阅读过所有的稿件,不曾漏下一篇,哪怕经常在办公室加班看稿到深夜。因为我知道,对我来说仿佛是无穷无尽的稿件;对一个学生作者来说,却可能是他人生的第一次。
我常想起多年以前那个想当路队长的小男生,想起他的眼泪,想起他对阳光的渴望。现在他长大了,他不愿因为自己一时的烦躁和粗疏,伤害一个学生稚嫩而迫切的渴望,哪怕是无意的。因为他知道,他也是从那里来的。
在学校得不到老师的赏识,我便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的世界除了没完没了要做的功课,主要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诗歌,一个是邮票。这两样都是不需要与人交流的,只要你静静地写,只要你慢慢地集,你就能够得到抚慰,继而得到无限的快乐。
我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特别是算术。父母很着急,这么小就偏科,将来可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不上大学,又怎能有个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哪个女孩愿意跟你?如此想来,你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不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滑向深渊,做父母的就是要力挽狂澜,拯救孩子于水深火热之中。经过深入持久地调查分析,我成绩不好的原因被父母归结为“不务正业”,在写诗和集邮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是,他们开始围追堵截,不鼓励我再写诗,不允许我再集邮。
不写诗,不集邮,怎么行?那可是我的精神寄托啊!难道要把我仅有的一点生活乐趣也剥夺了吗?我不同意,我行我素。
然而,家长永远是强势的一方,硬扛的直接结果是,父母看到一向还比较乖顺的儿子在兴趣的问题上如此固执,气急败坏,竟然当着我的面,把集邮册一把扔进了火炉。
火烧起来的时候,我只能退了。但我的心不服,一点都没有屈服。集邮转入地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写诗也不曾中断,只是从书桌换到了卫生间的马桶上……
1984年,新中国首届集邮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盛况空前。展览特设了“少年奖”,来自河南的一名中学生的专题邮集《邮坛诗花》获此殊荣。那是我的作品,是我最钟爱的诗歌与邮票的完美结晶。我捧到了奖杯,我被奖励了大量珍贵的邮票,我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全国首届集邮夏令营。我的父母开始为我获得的荣誉骄傲。
在此过程中,我在各级各类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也得过一些奖。写作成了我的标志,拓宽了我人生的道路。然而,专,难免会偏,这就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自然也不例外——整整经过三年高考,才得以跨进大学的校门。再后来,我成了一个媒体人,成了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
我从不曾为当初的选择而犹疑过,因为当初我根本就不曾选择,只是本能地被吸引。我知道,我热爱什么。我也知道,什么能真正地给我带来快乐。既然人生苦短,且不可从头再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方向呢?
很久以前,在接受母校学生记者的采访时,我曾说我正生活在曾经的理想中。因为,我知道,今天的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你是哪里人啊?”司空见惯的一个问题,却常常把我问住。是啊,我到底算是哪里的人啊?——北京人?我在那里出生。人家就会说:怪不得你的普通话那么标准。——山东人?我从那里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人家就会说:怪不得你长这么高,山东大汉嘛!——河南人?我在这里上学、工作、成家立业。人家就会问:你本来就是河南人吗?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内心深处早就有着确凿的答案。我知道我从那里来。
在北京出生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是空军,很少有时间回家。母亲是一位优秀的小学教师,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被隔离在学校里,连回家给我喂奶都难以得到许可。这京城是没法待下去了。无奈之下,母亲给刚满周岁的我早早地断了奶,让姥姥把我带回了老家。
老家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渔村。村里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路。路是土路,每有马车走过便尘土飞扬。马车上往往垛满草料,走一路撒一路,尽管每次撒得不多,可如果用竹耙子收集起来,做饭时引个火是不成问题的。每听到姥姥说“去耙点草吧”,我便乐颠颠的,能帮大人干活可是件光荣的事情。
姥姥家的村子西边有一座不高的山,我们的田就在那山坡上。姥爷是会计,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人,因而常端着识字人的架子,下地干活的事情很少与他沾边。于是,种地收粮便成了姥姥的职责。我的职责,就是懂事一点、乖一点,不做姥姥的拖累。而隔三差五地随姥姥上山,则是我的向往。
从姥姥家的村子往南再往南,就是海了。无边无际的海,变幻莫测的海。早晨,潮落了,我和小伙伴拿着小铁铲、带着小竹篮去打蛎子、捉螃蟹。日暮,潮涨起来,我们带着一天的收获往家赶,不时回头望望,看海水追上来没有。
姥姥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很浅,很窄,也很清。在我眼里已经很老的姥姥居然也有妈妈——我的太姥姥。太姥姥瘫痪在床,也拉尿在床,自然有着没完没了的脏裤子。姥姥几乎每天都要到小河边洗衣服,我自然也每天跟着去,好像从没钓到过鱼摸着过虾,时光就随着河水流走了……
没有进过幼儿园,入小学前不认识一个字,几乎没有玩具陪伴,那个年代农村里的小孩子大都跟我差不多吧。因为是在偏远的渔村长大,我对城市和城里人怀着本能的戒备,而对农村和乡下人却有着天然的亲近。学生时代的好友,大多是农村来的同学;工作后谈得来的同事,大多有着窘迫的家庭背景;做了教育报的记者后,无论要采访的学校多偏僻,无论要采访的老师身在何处,我都能毫不犹豫地背上背包、踏上行程。
采访途中在农村教师家留宿,对我来说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倒是一些老师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接待这省城来的衣着光鲜的记者,担心你会不会嫌他家里的棉被不够干净,担心饭菜是否显得寒酸。我坦然地接受这一切,我对那山、那水、那老屋、那黄狗,一点都不陌生。
有朋友在看过我的系列报道集《为一句无声的诺言》后,指着封面上的“一个教育记者与基层教师的心灵对话”问我:“你一个在大都市的报社里做总编的人,怎么会和偏远山区的普通老师如此息息相通呢?”我说:“其实,我也是从那里来的。”
当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姥姥送我回城。
回的不是京城。我在海边的几年中,父母已经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到平顶山,支援新煤城的开发建设。进到城里,我本能地觉得我不属于这里,我抵制着一切陌生的东西。
然而,没有谁是根本不希望得到外界关注的,特别是幼小而敏感的孩子。我一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一边又巴望着能引起老师的重视。也许当时的我的确太不起眼了:矮矮胖胖,笨嘴拙舌,满口虫牙,因而几乎从来没有引起老师的关注,我的世界黯淡无光。
那个夏日,路队长病了——我们放学后要排队回家,路队长往往由个头高大的同学担任,是班里最基层的干部——没有人整队。班主任在同学里扫视了一圈,正碰上我怯懦而热切的眼神,就说:“你来试试吧!”我当时兴奋得双腿发软,难道属于我的阳光真的要出现了?难道我终于等到了可以灿烂的时候?
我从没有在这样的场合说过话,何况我当时是那么激动。当我喊“立正、稍息”时,同学们根本不当回事,依然松松散散不成体统。我急了,也是太想在老师面前表现了,就冲到队列里一个个地推他们:“站好!站好!”
这当然是个笨办法。同学们非但没站好,反而更加嘻嘻哈哈地笑闹成一团。这时,站在一旁的班主任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不耐烦地说:“连个队都整不好!你还是回队吧。”
就这样,我连一天路队长都没当成。不知班主任是否留意到,两颗泪珠从我的眼眶里流了出来。那以后我不再渴望引起老师的关注,反正我是个不讨老师喜欢的学生,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心思。阳光一闪即过,我又回到灰色的世界里。上学,对我来说,成了天底下最没意思的事情。
直到三年级换了班主任,阳光才再次温暖我的心情。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想不到一向成绩平平的我,居然在小学毕业的全市竞赛中,一举夺得了语文第一名、数学第二名!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学生阅读》杂志做编辑。编辑部人手少,每天收到小山似的学生习作,全部由我一个人负责处理,这其中包括5次全国性征文,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那4年多的日子里,我认认真真地阅读过所有的稿件,不曾漏下一篇,哪怕经常在办公室加班看稿到深夜。因为我知道,对我来说仿佛是无穷无尽的稿件;对一个学生作者来说,却可能是他人生的第一次。
我常想起多年以前那个想当路队长的小男生,想起他的眼泪,想起他对阳光的渴望。现在他长大了,他不愿因为自己一时的烦躁和粗疏,伤害一个学生稚嫩而迫切的渴望,哪怕是无意的。因为他知道,他也是从那里来的。
在学校得不到老师的赏识,我便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的世界除了没完没了要做的功课,主要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诗歌,一个是邮票。这两样都是不需要与人交流的,只要你静静地写,只要你慢慢地集,你就能够得到抚慰,继而得到无限的快乐。
我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特别是算术。父母很着急,这么小就偏科,将来可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不上大学,又怎能有个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哪个女孩愿意跟你?如此想来,你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不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滑向深渊,做父母的就是要力挽狂澜,拯救孩子于水深火热之中。经过深入持久地调查分析,我成绩不好的原因被父母归结为“不务正业”,在写诗和集邮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是,他们开始围追堵截,不鼓励我再写诗,不允许我再集邮。
不写诗,不集邮,怎么行?那可是我的精神寄托啊!难道要把我仅有的一点生活乐趣也剥夺了吗?我不同意,我行我素。
然而,家长永远是强势的一方,硬扛的直接结果是,父母看到一向还比较乖顺的儿子在兴趣的问题上如此固执,气急败坏,竟然当着我的面,把集邮册一把扔进了火炉。
火烧起来的时候,我只能退了。但我的心不服,一点都没有屈服。集邮转入地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写诗也不曾中断,只是从书桌换到了卫生间的马桶上……
1984年,新中国首届集邮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盛况空前。展览特设了“少年奖”,来自河南的一名中学生的专题邮集《邮坛诗花》获此殊荣。那是我的作品,是我最钟爱的诗歌与邮票的完美结晶。我捧到了奖杯,我被奖励了大量珍贵的邮票,我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全国首届集邮夏令营。我的父母开始为我获得的荣誉骄傲。
在此过程中,我在各级各类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也得过一些奖。写作成了我的标志,拓宽了我人生的道路。然而,专,难免会偏,这就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自然也不例外——整整经过三年高考,才得以跨进大学的校门。再后来,我成了一个媒体人,成了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
我从不曾为当初的选择而犹疑过,因为当初我根本就不曾选择,只是本能地被吸引。我知道,我热爱什么。我也知道,什么能真正地给我带来快乐。既然人生苦短,且不可从头再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方向呢?
很久以前,在接受母校学生记者的采访时,我曾说我正生活在曾经的理想中。因为,我知道,今天的我就是从那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