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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人加藤嘉一《中国的逻辑》一书出版，其中《帅男的逻辑》一章言辞尖锐，以“第三眼”的角度直指“相对于中国女人的时尚感和审美观，中国男人实在太差，真不希望看到‘美女与野兽’共存的场面”。此后，对于中国男性与女性审美差距问题的讨论蔓延至其相关的主体方——2014年4月12日，侯虹斌在腾讯网“大家”专栏发表文章《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代表女性发声：“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男性获奖者，从奈保尔、库切、帕慕克、克莱齐奥、略萨等人，无不风度翩翩，各有风度擅场，个个都堪称老帅哥”，而反观中国男性外表及风度方面，“中国学者作家和西方（包括日本）学者作家的差距，只怕比作品的差距还大”；随后，6月21日，资深媒体人赵灵敏《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一文见于联合早报网，从中国男人不太注重修饰、中国女性未曾靠自己站起来两方面指出，男女性在外表上的差异“其实是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投射”，“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与国际接轨，但在男女平等问题上，接轨的声音却少之又少”。反观男性声音无非是“以男尊女卑为代表的自以为是与不承认主义”，甚至颇觉类似的回击是可笑的，进而懒于回应，实则出于心虚无以辩驳。他们认为，男性只要能赚钱，自然“琵琶美酒夜光杯”，美人在怀江山在手。另一方面，奇怪的是男性也颇觉自己是男权中心文化的受害者：每日要奔波应酬，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哪来时间注意自己的穿着和打扮。似乎在这个五色炫目的商业消费社会，男性已慢慢退出表演的舞台。
然而，任何的辩驳在事实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自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出版《第二性》一书以来，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浪潮与呼声并没有使得女性的“第二性”地位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从文化的各个角度来说，无一例外。语言学中，虽然标记性问题至今在理论上显得混乱无序，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大部分的语言都存在标记性的特征，即语言中对立的两项必然不对称，使用次数较多的一项我们称其为“非标记项（the unmarked）”，而对立的，使用次数相对较少的一项为“标记项（the marked）”。标记项与非标记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非标记项成为一种公认的常态。譬如，波伏瓦在书中所举法语的例子：“男人同时代表阳性和中性”，“‘les homes’用来指人，即‘vir’这个词的特殊含义吸收了‘homo’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女人是作为负极出现的，凡事限定词对女人来说都是限制，没有互逆性”[1]。当然，更普遍的例子即是英语中“男性”一词为“man”“male”，“女性”为“woman”“female”，“人类”则是以“男性”为基础的“human”“mankind”。不只西方如此，以日语为例，男人用“彼”（かれ），女人用“彼女”（かのじょ），两者存在明显的派生关系；第三人称的“他们”用“彼等”（かられ），一般指男性，但是没有“她们”的复数，所以说“彼等”时一般理解为所有人范围内的第三人。汉语中，第三者的概念虽然有性别区分，但当“他”“她”同时出现的时候，却只能用“他”来“以偏概全”。因此，从大部分常见的语言来看，“男性”均是作为非标记项出现的，是“正常、普遍”的存在，而“女性”一词则是显著的标记项，“稀缺”而“特异”。
符号是人类文明的影射，人类的任何文化活动都离不开符号。由语言学影射到社会文化生活中，就是波伏瓦所说，“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2]。当对于女性生殖的迷信与崇拜破除后，私有制开始出现，母系社会的架构逐渐坍塌，女性的地位衰落，丧失话语权，由社会文化符号中的非标记项逐渐转化为标记项，代替原始社会的男性成为人类“非普遍”“非常态”的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存续至今。以商品社会的消费视角来看，除了名酒、豪车，我们几乎在电视上看不到其他针对男性这个消费群体的广告，而广告中的男性也多以“阳刚”“性感”的原始男性魅力示人。而针对女性的广告则大为不同，虽然种类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惊人的一致：五官出众，形态优美，或可爱或性感，却无一逃得过“年轻貌美”四个字。相对于男性的“原始”，女性的“纷繁”恰恰成为了刻意的标记。而这种自发的标记，恰恰是女性在现代社会处于“第二性”边缘地位的最有力证明。看似男性在商品社会中的逐步淡出，成为女性身后隐蔽的配角，实则男性是女性消费背后的“隐藏消费者”——男性对女性品头论足的时候，却将自己置之度外，以赏玩、看趣儿的态度对待，其背后是女性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女性在被男性欣赏这个动力的驱使下，为了更明显地自我标记，成为了商品消费的主力。看似男性在消费社会的传播媒介之中步入“第二性”的境地，实则为男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强有力证据——他们不需要通过外表取悦女性，因为女性的审美由男性定义，男性审美的标准随时支配女性的审美与消费。因此，商品社会与传播媒介中的男性“第二性”地位，从来都是男性社会主体地位的彰显。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男性研究学者约翰·麦克因斯（John MacInnes）在《男性的衰落》一书中曾深入地剖析，“男人们共同的危机是：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与父权制宗旨的根本性冲突，前者认为人人（无论性别）平等，后者认为男人天生优于女人，因此注定了要支配女人”[3]。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观察，女性不可否认地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逐渐显现出自身的优势，男性权利被颠覆的焦虑愈加凸显。于是1991年，由美国全国男性反性别歧视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n Against Sexism，NOMAS）演变而来的美国男性研究协会（The American Men’s Studies Association，AMSA）成立，开启了将男性看作一种社会性别的研究角度。这也是在女性反抗父权体制的前提下，男性寻求应对几千年来自身身份危机的一种迫切途径。自幼年接受教育开始，女孩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就开始不断凸显，成绩欠佳、问题学生中男孩占去绝大部分，他们在学业、体质、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等各方面均处于劣势。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的调查，在加拿大，男生的退学率要高出女生30%，女生在各个教育阶段都赶超了男生，从小学到研究生；而男性在获得文科学士和其他研究生学位上落后10%，并且被诊断为注意力缺损症的概率是女生的五倍[4]。在男性看来，如此现象的出现必须归结于现代教育过多地关注女孩受教育的问题，而“抹杀了男孩应有的灵性”，“忽视了他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因此“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男孩想要体验成功的快乐，就必须压抑自己的天性，付出更多的努力”[5]；在这样对女性有利的教育体系下，越来越多的“女强人”在走上社会历史的大舞台后占据了工作与社交场合的众多席位，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似乎昨天犹在耳畔的“男女平等”诉求在恍然间成为了男性权威的最大威胁，要求“男女平等”的不再只是女性，男性也想举起反抗性别歧视的大旗振臂高呼。“女人对自身的意识不是由她的性欲确定的，而是反映了一种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处境”，对于男性亦然，当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步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会进一步加强，这使男性权威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挑战。 然而，当现代社会男性逐步发现女性太过强势，逐步挤占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要取而代之变为“第一性”的时候，却并未发现这些现象均浮于皮毛，从未在根本上动摇造成男女性别差异的基础。我们的社会还远未达到男女平等的境地，波伏瓦所希冀的“自己的作品很快过时”的美好愿景亦未能实现。女性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的群体，是“被”确定下来的，它集中了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多方面的影响与塑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女人由于私有制的到来而被赶下台”，其后男性以自身为标准建立了一系列排他（女性）性的社会分工及权利、资源的分配，女性若想要模糊以生理差异为根基的社会分工制度，则必须付出数倍于男性的努力，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各个层面——虽然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技术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男女体力上的不平等”，对于劳动者体力等方面的要求逐渐降低——充足的体力始终占据优势，“如果需要的最低限度并不高于女人的能力，她就在劳动中变成与男人相等”[6]；但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规约统治下，女性生育、相夫教子的“天职”使得她至少在转变成为“母亲”这个社会角色后，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做到天平的平衡。于是在平衡与不平衡的状态之外，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就又多出了一个维度——如何做到工作家庭两不误。对此男性认为并无不妥，他们认为女性既然要求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那么无疑要首先做好自己“相夫教子”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女性既然要求经济上的独立，那么就应该做好自己的社会工作。两者不可偏废，如若不然，无论是以事业为重忽略了家庭，或是以家庭为重荒废了工作，女性就会因行为不符合社会角色的期待而遭受非议，结果往往是女性放弃自我的社会工作，干脆回归家庭，退居男性背后。由此可见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及为反抗该地位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或许，再谈到中国男性不如中国女性的时候，男性朋友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如临大敌。需知，自父系社会确立以来，女性的“第二性”地位虽有改善但从未改变，表面“阴盛阳衰”的背后，是千百年来女性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艰辛历史与继续争取权益的最大动力。那么，女性如何在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做出历史性的自我认知、做到主体性的确立，男性如何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同样摆正自己的位置，注重自身综合气质的提升，追赶世界文化的潮流，共同思考两性和谐的共存之道，是当务之急。正如《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结语中所说，“性别差异远不是一个应当抛弃的概念，而倒是寻找自己的必由之径”[7]。
注释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2]同上，第9页。
[3][英]约翰·麦克因斯著：《男性的终结》，黄菡、周丽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4]具体数据来源于菲利普·津巴多在TED公开课上《男性的衰落》的演讲。
[5]原文出自《基础教育参考》2008年第3期。
[6]同[1]，第77页。
[7]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然而，任何的辩驳在事实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自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出版《第二性》一书以来，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浪潮与呼声并没有使得女性的“第二性”地位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从文化的各个角度来说，无一例外。语言学中，虽然标记性问题至今在理论上显得混乱无序，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大部分的语言都存在标记性的特征，即语言中对立的两项必然不对称，使用次数较多的一项我们称其为“非标记项（the unmarked）”，而对立的，使用次数相对较少的一项为“标记项（the marked）”。标记项与非标记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非标记项成为一种公认的常态。譬如，波伏瓦在书中所举法语的例子：“男人同时代表阳性和中性”，“‘les homes’用来指人，即‘vir’这个词的特殊含义吸收了‘homo’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女人是作为负极出现的，凡事限定词对女人来说都是限制，没有互逆性”[1]。当然，更普遍的例子即是英语中“男性”一词为“man”“male”，“女性”为“woman”“female”，“人类”则是以“男性”为基础的“human”“mankind”。不只西方如此，以日语为例，男人用“彼”（かれ），女人用“彼女”（かのじょ），两者存在明显的派生关系；第三人称的“他们”用“彼等”（かられ），一般指男性，但是没有“她们”的复数，所以说“彼等”时一般理解为所有人范围内的第三人。汉语中，第三者的概念虽然有性别区分，但当“他”“她”同时出现的时候，却只能用“他”来“以偏概全”。因此，从大部分常见的语言来看，“男性”均是作为非标记项出现的，是“正常、普遍”的存在，而“女性”一词则是显著的标记项，“稀缺”而“特异”。
符号是人类文明的影射，人类的任何文化活动都离不开符号。由语言学影射到社会文化生活中，就是波伏瓦所说，“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2]。当对于女性生殖的迷信与崇拜破除后，私有制开始出现，母系社会的架构逐渐坍塌，女性的地位衰落，丧失话语权，由社会文化符号中的非标记项逐渐转化为标记项，代替原始社会的男性成为人类“非普遍”“非常态”的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存续至今。以商品社会的消费视角来看，除了名酒、豪车，我们几乎在电视上看不到其他针对男性这个消费群体的广告，而广告中的男性也多以“阳刚”“性感”的原始男性魅力示人。而针对女性的广告则大为不同，虽然种类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惊人的一致：五官出众，形态优美，或可爱或性感，却无一逃得过“年轻貌美”四个字。相对于男性的“原始”，女性的“纷繁”恰恰成为了刻意的标记。而这种自发的标记，恰恰是女性在现代社会处于“第二性”边缘地位的最有力证明。看似男性在商品社会中的逐步淡出，成为女性身后隐蔽的配角，实则男性是女性消费背后的“隐藏消费者”——男性对女性品头论足的时候，却将自己置之度外，以赏玩、看趣儿的态度对待，其背后是女性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女性在被男性欣赏这个动力的驱使下，为了更明显地自我标记，成为了商品消费的主力。看似男性在消费社会的传播媒介之中步入“第二性”的境地，实则为男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强有力证据——他们不需要通过外表取悦女性，因为女性的审美由男性定义，男性审美的标准随时支配女性的审美与消费。因此，商品社会与传播媒介中的男性“第二性”地位，从来都是男性社会主体地位的彰显。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男性研究学者约翰·麦克因斯（John MacInnes）在《男性的衰落》一书中曾深入地剖析，“男人们共同的危机是：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与父权制宗旨的根本性冲突，前者认为人人（无论性别）平等，后者认为男人天生优于女人，因此注定了要支配女人”[3]。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观察，女性不可否认地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逐渐显现出自身的优势，男性权利被颠覆的焦虑愈加凸显。于是1991年，由美国全国男性反性别歧视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n Against Sexism，NOMAS）演变而来的美国男性研究协会（The American Men’s Studies Association，AMSA）成立，开启了将男性看作一种社会性别的研究角度。这也是在女性反抗父权体制的前提下，男性寻求应对几千年来自身身份危机的一种迫切途径。自幼年接受教育开始，女孩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就开始不断凸显，成绩欠佳、问题学生中男孩占去绝大部分，他们在学业、体质、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等各方面均处于劣势。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的调查，在加拿大，男生的退学率要高出女生30%，女生在各个教育阶段都赶超了男生，从小学到研究生；而男性在获得文科学士和其他研究生学位上落后10%，并且被诊断为注意力缺损症的概率是女生的五倍[4]。在男性看来，如此现象的出现必须归结于现代教育过多地关注女孩受教育的问题，而“抹杀了男孩应有的灵性”，“忽视了他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因此“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男孩想要体验成功的快乐，就必须压抑自己的天性，付出更多的努力”[5]；在这样对女性有利的教育体系下，越来越多的“女强人”在走上社会历史的大舞台后占据了工作与社交场合的众多席位，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似乎昨天犹在耳畔的“男女平等”诉求在恍然间成为了男性权威的最大威胁，要求“男女平等”的不再只是女性，男性也想举起反抗性别歧视的大旗振臂高呼。“女人对自身的意识不是由她的性欲确定的，而是反映了一种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处境”，对于男性亦然，当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步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会进一步加强，这使男性权威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挑战。 然而，当现代社会男性逐步发现女性太过强势，逐步挤占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要取而代之变为“第一性”的时候，却并未发现这些现象均浮于皮毛，从未在根本上动摇造成男女性别差异的基础。我们的社会还远未达到男女平等的境地，波伏瓦所希冀的“自己的作品很快过时”的美好愿景亦未能实现。女性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的群体，是“被”确定下来的，它集中了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多方面的影响与塑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女人由于私有制的到来而被赶下台”，其后男性以自身为标准建立了一系列排他（女性）性的社会分工及权利、资源的分配，女性若想要模糊以生理差异为根基的社会分工制度，则必须付出数倍于男性的努力，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各个层面——虽然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技术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男女体力上的不平等”，对于劳动者体力等方面的要求逐渐降低——充足的体力始终占据优势，“如果需要的最低限度并不高于女人的能力，她就在劳动中变成与男人相等”[6]；但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规约统治下，女性生育、相夫教子的“天职”使得她至少在转变成为“母亲”这个社会角色后，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做到天平的平衡。于是在平衡与不平衡的状态之外，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就又多出了一个维度——如何做到工作家庭两不误。对此男性认为并无不妥，他们认为女性既然要求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那么无疑要首先做好自己“相夫教子”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女性既然要求经济上的独立，那么就应该做好自己的社会工作。两者不可偏废，如若不然，无论是以事业为重忽略了家庭，或是以家庭为重荒废了工作，女性就会因行为不符合社会角色的期待而遭受非议，结果往往是女性放弃自我的社会工作，干脆回归家庭，退居男性背后。由此可见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及为反抗该地位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或许，再谈到中国男性不如中国女性的时候，男性朋友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如临大敌。需知，自父系社会确立以来，女性的“第二性”地位虽有改善但从未改变，表面“阴盛阳衰”的背后，是千百年来女性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艰辛历史与继续争取权益的最大动力。那么，女性如何在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做出历史性的自我认知、做到主体性的确立，男性如何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同样摆正自己的位置，注重自身综合气质的提升，追赶世界文化的潮流，共同思考两性和谐的共存之道，是当务之急。正如《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结语中所说，“性别差异远不是一个应当抛弃的概念，而倒是寻找自己的必由之径”[7]。
注释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2]同上，第9页。
[3][英]约翰·麦克因斯著：《男性的终结》，黄菡、周丽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4]具体数据来源于菲利普·津巴多在TED公开课上《男性的衰落》的演讲。
[5]原文出自《基础教育参考》2008年第3期。
[6]同[1]，第77页。
[7]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