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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认为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方面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关键作用。笔者以《七律·长征》的斯诺英译本以及许渊冲英译本，从上述理论出发，剖析两位译者的翻译操控与截然不同的翻译选择。
关键词：翻译改写；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翻译操控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17-0086-03
一、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
勒菲弗尔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提出“改写”这一概念，并系统地对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而且“任何的改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1]。改写者为了迎合其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深思熟虑，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对原文内容进行相应的改动[2]。
根据勒菲弗尔（1994）的观点，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与选择的操纵因素有三个，即赞助人、赞助人及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赞助人是一种权力主体，是制约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的外因。赞助人通常对“意识形态”而非“诗学”感兴趣，对文学创作、阅读或翻译既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也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同上：15）。王友贵指出，赞助为改写者提供了生活保障和政治庇护，“使其创作或翻译跟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由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3]。
二、《七律·长征》的创作背景及分析
毛泽东创作《七律·长征》是为了纪念长征的惊险和悲壮以及赞扬红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句式标准，格律严密，平仄非常工整，而且诗人运用邻韵通押，突破了前人的樊篱。
三、译本分析
（一）斯诺译本分析
《七律·长征》最早由美国知名作者、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收录于其作品《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并将其作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红军长征章节的结尾，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出现在英语读者面前”[4]。
在句子结构方面，译文没有遵循原诗结构，采用的是英文自由诗风格。译者把原诗诗句按照英语语言逻辑进行翻译，适当加上一些表示逻辑关系的衔接词语。原诗除第七行诗句，其余诗句均有完整的语法结构，译诗一共只有四个完整语法结构的句子。译文诗句的字数在6—10之间，主要集中在8—9字，原诗中每句的字数都为7，由此可得出译者不太关注诗形方面。就节奏和押韵而言，译文并无具体体现。
1.斯诺的赞助人。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此报主编本杰明·鲍威尔在政治立场上不倾向于共产党[5]，因此主编的政治立场和编辑方针影响到斯诺对中国的看法，但随后因为种种经历和见闻，他的看法完全被颠覆。
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Harrison Smith）写信给斯诺，谈到书市的某些现象时写道：“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笔者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1934年3月，史密斯和哈斯公司提议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书，并预付了斯诺750美金稿费，斯诺接受了提议并承诺年底完成稿子[6]。1935年，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题材表示了兴趣，愿意资助斯诺做旅行采访，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谭外元，郭六元，1998）。后来，长征结束，斯诺在友人和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得到进入苏区采访的许可，因而采访得以成行。由此可见，因为有出版商和报社的赞助，斯诺才得以翻译《七律·长征》，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从经济因素方面考量，斯诺的赞助人也希望斯诺写出与众不同的非小说，突破传统销售禁区，获得利润。
2.出版商及斯诺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出版商还是报社，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和“红色中国”的目的是寻找反法西斯的同盟者，抵御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对欧美殖民地利益的威胁（谭外元，郭六元，1998）。斯诺选择翻译这首诗，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对红色中国有所认识，符合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可以直观地展示共产党领导人少为人知的艺术才能，从而吸引读者，符合赞助人获得经济利益的需求。
从斯诺自身的意识形态来看，斯诺对于探索“红色中国”有极大的兴趣，也希望能在中国找到一个“林肯式”的人物，拯救中国[5]。向英语读者传播“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信息，揭秘“红色中国”也就成为他作为记者的一项使命。
3.斯诺的诗学形态。斯诺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写作风格是客观求实、逻辑性强，因此斯诺在翻译时，按照英语文化的习惯和特点，对原诗诗句结构进行了改写，把四联诗句处理成四个结构完整的英语句子，并加入表衔接与逻辑的字词，如and，and then等，让英语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这首诗作为《红星照耀中国》书中长征章节的结尾，其功能主要为斯诺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论据，其次才是诗歌赏析。因而，原诗的情感、修辞手法不是翻译的重点，诗中的韵律和节奏在译诗中也无任何体现。例如，“乌蒙磅礴走泥丸”被译为“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译文不但没有把乌蒙山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来，也没有把“走泥丸”这一夸张修辞手法领悟到位。译者把“更喜岷山千里雪”译为“A thousand joyous li of freshening snow on Min Shan”。“喜”译为“joyous”，但“Joyous”意为“extremely happy”（非常快乐的），用以修饰“li”（里）跟原诗表达的情感有很大的出入。此外，毛泽东的诗词经常出现量词，例如“三军”应泛指红军队伍，若译成“Three Armies”则不能让读者明白所指何物。
（二）許渊冲译本分析 1.许渊冲的赞助人及意识形态。中译出版社（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年时出版了许渊冲英译的《毛泽东诗词选》。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了大量由政府主导的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但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是一项政治任务[7]。国家为了这项工作甚至在1961年成立了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人文社会环境与此前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跟以往的禁锢状态形成强烈对比。出版许渊冲英译的《毛泽东诗词选》已不再是一项政治任务，主要目的是通过传播毛泽东的艺术成就来纪念毛泽东，因而出版社首先考虑的不是经济利益或政治因素，而是诗歌本身的艺术成就和特点。由于没有政治因素的禁锢，出版社不会过于干涉翻译过程，给翻译留有更多的自主权。
2.许渊冲的诗学形态。许渊冲先生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应达到“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并坚持以韵文翻译中国古诗词，以呈现中国诗词的美。在他看来，“意美”即译诗要最大程度地保持和原诗一样的意思；“音美”即译诗要保持原诗的音乐性，因为通过节奏和韵律，诗歌的“能量”得以传递和散发；“形美”即译诗要保持原诗的形式[8]。
为达到“意美”，许渊冲在翻译“五岭逶迤腾细浪”这句时，把修饰五岭的“逶迤”译为“serpentine”，十分传神。“serpentine”意为蜿蜒，迂回的，也有“像蛇一般的”，不但准确地表达出“逶迤”一词的意思，也让读者感受到其中跋涉五岭的险恶，因为“蛇”给人带来阴险的联想。同时，译者把“三军“译为“Our warriors”，而不是“Three Armies”，这准确表达了诗句原意，也易于读者理解。
中国古典诗词用韵文写成，若不用押韵，任何英译版本都不能产生与原诗相近的效果[9]。为了创造“音美”，许渊冲几乎在每一首译诗都运用尾韵，这成为他诗译的鲜明特征。原诗有两处押韵——“an”和“ian”（见表1）。在译诗中，译者一共创造了四组尾韵“light-slight”，“rills-hills”，“sand-spanned”，“miles-
smiles”。不仅如此，译诗中大部分诗句都使用头韵，如第一句的“march”和“make”，第三句的“rippling”和“rills”，第四句的“pompous”和“peaks”，第五句的“warm”和“waves”、“cloudy”和“cliffs”，第七句中的两个“miles”，第八句中的“break”和“broad”。除了在押韵方面匠心独运，译者还巧妙地运用抑扬格和扬抑格进行节奏变换，用这种方式再现原诗的平仄变化。如“of the try/ing long mar/ch，the red Ar/my makes li/ght”是抑抑扬格四音步，接着的一句“thousands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are/ barriers slight”为扬抑格四音步。押韵和节奏的巧妙处理使整首译诗读起来抑扬顿挫，有一种音乐般的节奏美感。
从“形美”方面看来，译诗遵照原诗句子结构，每个诗句都成独立的英文句子。字数方面，译文的诗句字数在8—11之间，大部分为8字，比较接近原诗的字数，基本做到了形似。
四、结语
无论是斯诺的译本还是许渊冲的译本，讀者不能简单地用单一的评判标准（通常是语言是否对等）去论好坏。两个译本产生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两位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各自的赞助人、自身的以及赞助人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全然不一样，采用的翻译策略和选择肯定也会不一样。译者会根据赞助人的要求或期望，结合自身的意识及诗学形态对翻译进行一定的改写，以期到达自身的审美要求与赞助人的期望。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吕玉勇，李民.论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娱乐化改写[J].中国翻译，2013，（3）.
[3]王友贵.中国翻译的赞助问题[J].中国翻译，2006，（3）：15-20.
[4]侯奇焜.毛泽东诗词英译综述[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2，（1）：83-86.
[5]沈荟，钱佳湧.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斯诺访问苏区的动因探究[J].新闻爱好者，2013，（12）：68-73.
[6]Thomas，S.Bernard.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A Philip E.Lilienthal Book） [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7]尹承东.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谈建国以来的中译外工作[J].中国翻译，2009，（5）：13-16.
[8]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3-24.
[9]许渊冲.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5.
关键词：翻译改写；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翻译操控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17-0086-03
一、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
勒菲弗尔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提出“改写”这一概念，并系统地对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而且“任何的改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1]。改写者为了迎合其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深思熟虑，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对原文内容进行相应的改动[2]。
根据勒菲弗尔（1994）的观点，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与选择的操纵因素有三个，即赞助人、赞助人及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赞助人是一种权力主体，是制约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的外因。赞助人通常对“意识形态”而非“诗学”感兴趣，对文学创作、阅读或翻译既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也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同上：15）。王友贵指出，赞助为改写者提供了生活保障和政治庇护，“使其创作或翻译跟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由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3]。
二、《七律·长征》的创作背景及分析
毛泽东创作《七律·长征》是为了纪念长征的惊险和悲壮以及赞扬红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句式标准，格律严密，平仄非常工整，而且诗人运用邻韵通押，突破了前人的樊篱。
三、译本分析
（一）斯诺译本分析
《七律·长征》最早由美国知名作者、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收录于其作品《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并将其作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红军长征章节的结尾，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出现在英语读者面前”[4]。
在句子结构方面，译文没有遵循原诗结构，采用的是英文自由诗风格。译者把原诗诗句按照英语语言逻辑进行翻译，适当加上一些表示逻辑关系的衔接词语。原诗除第七行诗句，其余诗句均有完整的语法结构，译诗一共只有四个完整语法结构的句子。译文诗句的字数在6—10之间，主要集中在8—9字，原诗中每句的字数都为7，由此可得出译者不太关注诗形方面。就节奏和押韵而言，译文并无具体体现。
1.斯诺的赞助人。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此报主编本杰明·鲍威尔在政治立场上不倾向于共产党[5]，因此主编的政治立场和编辑方针影响到斯诺对中国的看法，但随后因为种种经历和见闻，他的看法完全被颠覆。
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Harrison Smith）写信给斯诺，谈到书市的某些现象时写道：“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笔者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1934年3月，史密斯和哈斯公司提议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书，并预付了斯诺750美金稿费，斯诺接受了提议并承诺年底完成稿子[6]。1935年，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题材表示了兴趣，愿意资助斯诺做旅行采访，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谭外元，郭六元，1998）。后来，长征结束，斯诺在友人和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得到进入苏区采访的许可，因而采访得以成行。由此可见，因为有出版商和报社的赞助，斯诺才得以翻译《七律·长征》，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从经济因素方面考量，斯诺的赞助人也希望斯诺写出与众不同的非小说，突破传统销售禁区，获得利润。
2.出版商及斯诺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出版商还是报社，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和“红色中国”的目的是寻找反法西斯的同盟者，抵御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对欧美殖民地利益的威胁（谭外元，郭六元，1998）。斯诺选择翻译这首诗，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对红色中国有所认识，符合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可以直观地展示共产党领导人少为人知的艺术才能，从而吸引读者，符合赞助人获得经济利益的需求。
从斯诺自身的意识形态来看，斯诺对于探索“红色中国”有极大的兴趣，也希望能在中国找到一个“林肯式”的人物，拯救中国[5]。向英语读者传播“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信息，揭秘“红色中国”也就成为他作为记者的一项使命。
3.斯诺的诗学形态。斯诺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写作风格是客观求实、逻辑性强，因此斯诺在翻译时，按照英语文化的习惯和特点，对原诗诗句结构进行了改写，把四联诗句处理成四个结构完整的英语句子，并加入表衔接与逻辑的字词，如and，and then等，让英语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这首诗作为《红星照耀中国》书中长征章节的结尾，其功能主要为斯诺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论据，其次才是诗歌赏析。因而，原诗的情感、修辞手法不是翻译的重点，诗中的韵律和节奏在译诗中也无任何体现。例如，“乌蒙磅礴走泥丸”被译为“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译文不但没有把乌蒙山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来，也没有把“走泥丸”这一夸张修辞手法领悟到位。译者把“更喜岷山千里雪”译为“A thousand joyous li of freshening snow on Min Shan”。“喜”译为“joyous”，但“Joyous”意为“extremely happy”（非常快乐的），用以修饰“li”（里）跟原诗表达的情感有很大的出入。此外，毛泽东的诗词经常出现量词，例如“三军”应泛指红军队伍，若译成“Three Armies”则不能让读者明白所指何物。
（二）許渊冲译本分析 1.许渊冲的赞助人及意识形态。中译出版社（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年时出版了许渊冲英译的《毛泽东诗词选》。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了大量由政府主导的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但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是一项政治任务[7]。国家为了这项工作甚至在1961年成立了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人文社会环境与此前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跟以往的禁锢状态形成强烈对比。出版许渊冲英译的《毛泽东诗词选》已不再是一项政治任务，主要目的是通过传播毛泽东的艺术成就来纪念毛泽东，因而出版社首先考虑的不是经济利益或政治因素，而是诗歌本身的艺术成就和特点。由于没有政治因素的禁锢，出版社不会过于干涉翻译过程，给翻译留有更多的自主权。
2.许渊冲的诗学形态。许渊冲先生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应达到“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并坚持以韵文翻译中国古诗词，以呈现中国诗词的美。在他看来，“意美”即译诗要最大程度地保持和原诗一样的意思；“音美”即译诗要保持原诗的音乐性，因为通过节奏和韵律，诗歌的“能量”得以传递和散发；“形美”即译诗要保持原诗的形式[8]。
为达到“意美”，许渊冲在翻译“五岭逶迤腾细浪”这句时，把修饰五岭的“逶迤”译为“serpentine”，十分传神。“serpentine”意为蜿蜒，迂回的，也有“像蛇一般的”，不但准确地表达出“逶迤”一词的意思，也让读者感受到其中跋涉五岭的险恶，因为“蛇”给人带来阴险的联想。同时，译者把“三军“译为“Our warriors”，而不是“Three Armies”，这准确表达了诗句原意，也易于读者理解。
中国古典诗词用韵文写成，若不用押韵，任何英译版本都不能产生与原诗相近的效果[9]。为了创造“音美”，许渊冲几乎在每一首译诗都运用尾韵，这成为他诗译的鲜明特征。原诗有两处押韵——“an”和“ian”（见表1）。在译诗中，译者一共创造了四组尾韵“light-slight”，“rills-hills”，“sand-spanned”，“miles-
smiles”。不仅如此，译诗中大部分诗句都使用头韵，如第一句的“march”和“make”，第三句的“rippling”和“rills”，第四句的“pompous”和“peaks”，第五句的“warm”和“waves”、“cloudy”和“cliffs”，第七句中的两个“miles”，第八句中的“break”和“broad”。除了在押韵方面匠心独运，译者还巧妙地运用抑扬格和扬抑格进行节奏变换，用这种方式再现原诗的平仄变化。如“of the try/ing long mar/ch，the red Ar/my makes li/ght”是抑抑扬格四音步，接着的一句“thousands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are/ barriers slight”为扬抑格四音步。押韵和节奏的巧妙处理使整首译诗读起来抑扬顿挫，有一种音乐般的节奏美感。
从“形美”方面看来，译诗遵照原诗句子结构，每个诗句都成独立的英文句子。字数方面，译文的诗句字数在8—11之间，大部分为8字，比较接近原诗的字数，基本做到了形似。
四、结语
无论是斯诺的译本还是许渊冲的译本，讀者不能简单地用单一的评判标准（通常是语言是否对等）去论好坏。两个译本产生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两位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各自的赞助人、自身的以及赞助人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全然不一样，采用的翻译策略和选择肯定也会不一样。译者会根据赞助人的要求或期望，结合自身的意识及诗学形态对翻译进行一定的改写，以期到达自身的审美要求与赞助人的期望。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吕玉勇，李民.论英文电影字幕翻译的娱乐化改写[J].中国翻译，2013，（3）.
[3]王友贵.中国翻译的赞助问题[J].中国翻译，2006，（3）：15-20.
[4]侯奇焜.毛泽东诗词英译综述[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2，（1）：83-86.
[5]沈荟，钱佳湧.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斯诺访问苏区的动因探究[J].新闻爱好者，2013，（12）：68-73.
[6]Thomas，S.Bernard.Season of High Adventure：Edgar Snow in China.（A Philip E.Lilienthal Book） [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7]尹承东.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谈建国以来的中译外工作[J].中国翻译，2009，（5）：13-16.
[8]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3-24.
[9]许渊冲.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