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赫伯特·芬格莱特在《孔子·即凡而圣》中夸赞孔子：“毋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在读《六国论》时，我总想将这句话借过来夸赞苏洵：“《六国论》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发现并教导我们：谈兵是可以多维度的，除了考究兵法战略，还可以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
　　这种维度，在文中被称为“义”。
　　但苏洵毕竟是一介书生。
　　书生谈兵，总易被嘲讽为缺啥补啥，故有“偏是市侩喜通文，偏是俗吏喜勒碑，偏是恶妪喜诵佛，偏是书生喜谈兵”（朱锡绶《幽梦续影》）的“偏”见。当代论者中，也不乏前辈师长批评苏洵罔顾史实，谬误多多。但在我看来，苏洵谈兵的高明之处，恰恰在“偏”上：他所描绘的不是历史地图集中那种写实严谨的六国灭亡路线图，他要的不是昨日再现，而是内心的表现。因此在讲授这篇文章时我告诉学生，其内容可以用三幅图来理解：写四国灭亡如讽刺漫画，充满了夸张与偏见；写燕赵灭亡如宣传漫画，充满了扭曲与偏爱；而结尾时，借古讽今亮出主旨，则如一幅画着三足鼎的静物写生。
　　可惜，教材一般只提供客观性很强的插图。
　　一、偏见：漫画式的破灭之道
　　苏洵谈韩魏楚之破灭，满纸讽刺夸张。他通过想象的场景，夸张地表现韩魏楚先祖建国之艰辛，而子孙无能败家，不智不孝。这种不智不孝在苏洵笔下，夸张可笑如同一张讽刺漫画，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又如“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这些场景显然违背历史事实，苏洵写来犹如时下流行的戏说历史甚至有点“神剧”的影子。这也是论者常常诟病此文的证据之一。
　　但苏洵并不是游戏文字。
　　须知，此文出自苏洵兵书《权书》，自有它的地位与分量。苏洵一面以夸张式的漫画表现韩魏楚的破灭，另一面却颇有深意地将此三国破灭称为“颠覆”。何为“颠覆”？现代称阴谋从内部瓦解对手为“颠覆”，拆开来看，颠，是指头撞地，覆，是翻转、颠倒、倾覆。故“颠覆”一词，强调物体因自身原因而倾覆。故苏洵的讽刺漫画并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愤怒与嘲讽的表达。他的这幅漫画所讽刺的，与其说是韩魏楚当道的不智不孝，毋宁说是对“赂”的彻底否定。“赂”在苏洵的“画笔”下，丑态百出，可笑可耻，毫无可取之处。
　　同样被点名嘲讽的还有被“迁灭”的齐国。“迁灭”的结果与“未尝赂秦”而“与嬴”的策略正相关，故“与嬴”之“与”，就成了“谶语”，先是“帮助”，终成“给予”。根源是因为“不助五国”，故齐国“终继五国迁灭”——一锅儿全迁走。“不助五国”，逼得人家去赂；“与嬴”则是试图从中捞好处自保甚至问鼎，三言两语，将个堂堂齐国写成逼良为娼的王婆，故“迁灭”之爽利也如《水浒传》王婆的结局，“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字：‘剐。’上坐，下抬，破鼓响，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惨得爽利。
　　这一张讽刺漫画，苏洵委实毒舌。原因同上。
　　二、偏爱：燕赵凭什么摆在最后
　　然而苏洵对燕赵却推崇备至，偏爱有加。对于燕赵的灭亡，苏洵画了一幅宣传画，浓墨重彩地表现对方的可歌可泣。
　　如称对方为“小”国，在大国相继灭亡后，一个小国苦撑时局，尤显多智悲壮。
　　燕赵毕竟亡了，但苏洵却又给人家找足了灭亡的理由，自身原因如“刺客”“良将”，环境如“革灭殆尽之际”，故“智力孤危，战败而亡”，实在情有可原，是“诚不得已”，搞得不灭都不行了。
　　不仅如此，苏洵还打破了亡国顺序，将燕赵置尾，且称其为“后亡”，给人以举兵抵抗存活到最后的假象。前四国亡得荒唐，而燕赵之亡，却是合乎众人认知的：刺客之行与李牧之诛。
　　可以说，在表述四国灭亡时，苏洵用的是一幅极尽讽刺夸张之能事的漫画，而在说道燕赵灭亡时，苏洵用的却如工农宣传画——苏洵的双重标准，已“昭然若揭”。
　　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燕赵凭什么摆在最后，在文本中多活了那么久？换句话说，苏洵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如此推崇燕赵？
　　我所找到的理由，便是苏洵在表述燕赵时所说的一个字，即“始有远略，义不赂秦”中的“义”。
　　所谓“远略”，便是“不赂秦”，在后人看来，这一策略“远”也未必，“义”则更是无从说起。明代李桢的《六国论》发难说：“夫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邪？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论者何厚于六国，而必为之图存也哉！”李桢认为，大家都是图存，都是想问鼎，都一样凶暴残虐，“义”在哪儿呢？更要命的是，儒家向来也称“春秋无义战”。那么，燕赵之“义”又从何说起呢？其子苏辙的《六国论》更是慨叹六国当权者目光短浅，不知韩魏的重要性，合情合理合史实，公然打脸。
　　这个问题如果换一个问法，或许能明白苏洵的苦心。即，苏洵借古讽今，把该效法的与不该效法的历史故事摆给北宋当道看。请问，苏洵为何要取燕赵的立场而不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北宋毕竟没有统一天下，以秦来激励，岂不更加讨喜？
　　三、权变：仁义不得已时的创见
　　北宋不能学秦。
　　苏洵之恶毒、不严谨，根本原因便在于此。不是国力上的不能，而是文化上的不能。当然，事后证明国力上更是不能。
　　李桢说“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邪”，说实话，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谁家没点不堪回首的过去？但秦之所以尤遭忌恨，是因为其“暴”过于出格——秦国不该对儒家文化赶尽杀绝。这是决定苏洵立场取舍的原因，也是燕赵之“义”的立足点，更是《六国论》乃至整本《权书》的创作缘由。
　　因此，从文化版图上来看，北宋更像燕赵而不是秦国，秦国残暴野蛮则像北宋的那些敌国们，故北宋与秦不仅有国力形势上的大区别，更在文化取向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儒家在战国时期已几无立锥之地，而在秦统一天下后更是连锥也无。北宋如果灭亡，则儒家将再次陷入绝境。因此，北宋若不赂而反抗，便具有了家国与文化的双重含义，这是保家卫国的兴亡大事，更是以文明对抗野蛮的书生天职。 　　应该看到，苏洵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评价六国在“保国”上的得失，不如说是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遥相呼应。所谓天下，首先便是文化的天下。以燕赵之小，尚且以义不割尺寸，其兴兵反抗真是义薄云天的壮举了；那么，以北宋之大，更当为儒家文化仗义不赂。
　　这便是书生谈兵的道德——精神的维度，文化情怀。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也应当是题中之意。
　　但儒生向来高唱仁者无敌。苏洵既然要守义，为何大倡异端，为动兵张目？在《权书》中，苏洵是这样解释的：“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苏洵的这段话，与清代唐甄在《潜书》里提出的“全学”
　　概念相似。唐甄把“全学”比作“鼎”：“君子之为学
　　也，不可以不知兵……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
　　鼎者，文化的象征，大则代表家国天下，小则象征个人的学识追求。苏洵谈兵的思想在唐甄那里，是这样一幅明了却沉甸甸的图像。书生苏洵看明了北宋的国际环境，文化局势，他称这局势为“仁义不得已”。即唐甄所谓“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的处境，这便是《六国论》所谓借古讽今的真正着眼之处，周边列国均不顾儒家道义，百姓生活在儒家文化的光照之外，故《权书·用间》举例说：“伊尹之在夏也，汤必曰：‘桀虽暴，一旦用伊尹，则民心复安，吾何病焉。’及其归亳也，汤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视民病。’遂与天下共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纣虽虐，一旦用吕牙，则天禄必复，吾何忧焉。’及其归周也，文王必曰：‘纣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与天下共亡之。然则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决。”可见，苏洵为燕赵叹息，实在是为北宋文化输出受阻，儒家文化照不进蛮荒而叹息。苏洵的时代，北宋是儒家中心，文化中心，若真能如腐儒所言，以王道仁义感化敌国是最好的，但苏洵看明了鼎失一足是无法站立的，彻底的理想主义无法处理国际关系。既然“仁义不得已”，那么“权”，权者，变也，这便是苏洵的创见，他鼓励北宋理应如燕赵那样，动兵而不是赂，诉诸武力而不是一味仁义。
　　但书生谈兵，本在“仁义”，“兵”反而是“末”，“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显然，对于如《幽梦续影》之流的迂腐，苏洵是心中有数的，只是颇不以为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