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虹
军委总政治部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主任
采访时间
2012年8月
彭彬
军委总政治部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画家
采访时间
2012年8月
军博作为建国的十大建筑，组织和陈列都很好，军博筹备期间馆长有担当，一边盖大楼，一边内部陈列、设计、创作，当时也是政治需要，风风火火的。开馆时《人民日报》专门登消息介绍这批革命历史主题画。
请您二位谈谈那一段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军博在组织和创作革命题材主题性油画方面具有相当的经验，如50年代的“马训班”和六七十年代的创作运动，对于我们今天建国美术史具有指向性意义。
高虹：
我参加训练班的学习觉得很庆幸，很好的老师给我们做指导，遇到这么多有才能的同学互相观摩促进，这种历史机遇，早也没有晚也没有。美院院长、老师、教职员工，对我们班的学习都给予了热心的关怀、积极地帮助。我当时29岁，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在班里算是比较中间的年龄，像靳尚谊、任梦璋等等是比我小的，秦征、伍德祖、冯法祀先生就比我要大。冯先生年龄跟马老师相近，他是作为油画家、教育家通过马训班的学习在油画艺术上做研究。
参加马训班学习之前，我刚被派到外地去，文化部给我个任务说有新兵入伍，要我去采访，画一些新兵入伍的作品。3天之后我收到回京电报，他们说情况变了，又有任务，苏联来了个油画专家在美院办油画训练班，文化部让部队派你和何孔德两个人去考，结果考上了。马老师提倡首先要抓大关系，简单的几笔样子就出来了，大效果好。1954年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展览，正是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候，那次展览对我们中国美术界影响很大，直接反映生活，和我们当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要求一样。当时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以广大的劳动群众为主角，首先被他们理解、欣赏，表达他们的劳动热情，劳动成果，对他们有鼓舞作用，这就正好一致了。马老师讲的东西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听他的课，正好加深我们的理解，视野就变得更广阔，这与中国的国情、民情都是相吻合的。
那时候北平也好，杭州、上海也好，很多老画家都是从法国、比利时或者日本学习回来，但是他们的画跟群众见面的机会比较少，影响也不大。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文化都蓬勃地开展起来，那时就派出留学生学习，像李天祥、林岗、邓澍等。派留学生出去好是好，但还是有限，那为什么不请一个老师在国内培养？也可以培养师资，我们那时很希望能展开这样的局面。
马老师办训练班的时候，美协说西方人早丢掉的东西就是写实主义，我们捡起来了，这是一条；另外一个学院派关起门来画人体，这在我们的时代是个特殊情况。油画需要比其他的画种要求得更具体、更踏实，事实证明，马训班的学习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对中国油画确实是有促进、推动的作用，影响很大。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9年建馆的时候和1957年建军30周年的时候，曾经组织一些创作，如《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在文家市》，《转战陕北》、彭彬的《娄山关》、《海岛之春》，莫朴的《遵义会议》等，1957年为了筹建军博而画的。“遵义会议”题材画了几次，但是都没有超过这个，都达不到莫朴作品高度，为什么画几次，1957年反右把它划成右派了，作品不能用了，这以后再组织画。经典之作就像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改来改去。莫朴是我老师，我那时候参加新四军，他在鹿邑任教的时候我才13岁。他的社会经历和艺术修养，都是后人达不到的。
1957年全军美展，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文化部和全国美协三家单位，在劳动文化宫举办，是中国美术一个更大的开始性的战略，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了纪念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我们建立新中国之后把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主要方针，在这样情况下艺术家、美术创作和广大人民一起，过去留法的、留日的教授以前画些静物啊、风景啊、肖像啊不同，这是国家支持投入很大的资金、精力来支持，解放军总政治部投入经费，而全国美协发动全国的画家，是新中国美术发展方向，过去没有这么做过。当然徐悲鸿先生画过历史画，像《田横五百士》，基本上是个人画，很少国家投入，也没有大的收藏和社会影响，有的不知道。但这件事是新中国后文化事业发展的象征，美术事业对劳动人民思想的激发、教育，说实在话，美术行业发展，这也不是任何作者都需要画的，却是非常必要的，艺术教育功能不可缺失，特别是历史画的教育功能。国家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凝聚力，认识过去，激励现在，展望未来，这是非常严肃的重要内容。
军博作为建国的十大建筑，组织和陈列都很好，军博筹备期间馆长有担当，一边盖大楼，一边内部陈列、设计、创作，当时也是政治需要，风风火火的。开馆时《人民日报》专门登消息介绍这批革命历史主题画。
彭先生您和高虹先生一起合作多幅经典主题性油画，请您谈一下。
彭彬：
我跟高虹原来是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成员， 1951年我们到中央美院学习。高虹是1951年从中南军区调到报社，后来1953年同时毕业，然后去抗美援朝了，再回来之后军博成立总政工作室，调进来。1957年反右党委解散了，有的画家回南京，或者回广州。我回广州军区了，我原来是广州军区来的。1959年又调来北京住在国防政治学院，我和高虹又在一起了。还有何孔德，当时军队想保他，但地方还是把他打成右派，所以他参加画的画就不能用他的名字签名，后来我也打成右派又把我的名字也去掉了。那时创作任务很重，大家集中一起合作搞，如1957年大别山题材的，1962年何孔德、郑洪流的广州起义题材的，画贺龙题材的，黄河水浪打浪、毛泽东的井冈山等，其中表现上甘岭战役题材的是四川美专的，他们有一批画画的人就参军，参军的部队就抗美援朝了。
高虹：
何孔德是“马训班”的学员，他工作很诚恳，说话滔滔不绝。后来他去当志愿军，又得图写和画画，又要他到文家市学习，刚开始是炮兵。画文家市时，我盼望着到新疆去一趟，体验体验生活，观察他们当时的民情历史创作，后来我和何孔德、韩可去了，为什么让韩可去，因为他会照相，要画速写还拍很多照片。 彭彬：
我在家勾素描小稿子，我们到湖南浏阳考察了之后，回来画文家市。所以这张画的创作过程，是比较好的。当时领导我们馆的是老红军，对古文知识，对历史看得很多，对博物馆组织创作很重视。
从50年代起我跟高虹两个人始终是没有分开。我们是老兵了，从十二三岁就参加革命，高虹是八路军我是新四军，1953年总政成立了一个美术工作室。肖华主任到南征军区政治学院，就看他们一些画（作品），部队的画室以绘画作品来教育部队，现在这批部队保送去的毕业了，到八一厂，成立一个美术工作室。第一次组织是铁道邀请到朝鲜画铁道军区任务。画了不久，1954年审批要整编，这个单位成立没几个月就给取消了。然后到文艺社。1959年全军办馆，军博创作室当时成立之后，从各大单位，美术爱好，文字撰写，摄影，包括解说员等，各军区要抽取点资源，等到正式开口了，这个院长就留校在军事博物馆做影视创作。到后来，文革之后又成立一个团队，创作室这时候又赶紧组织一些美术创作。1957年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在北京劳动文化宫举行，具有重大的开拓性历史意义。一是我们建立新中国了之后，把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由总政治部来筹划筹资，给作者提供生活路费自费自发，和文化部组织策划的革命历史画主题创作是一致的。历史画就是作为教育作用的，在各国历史中，我们讲革命的时候，这是国家文化民族的团聚的凝聚力的认识过程，你就想象咱们未来就是非常严肃的重要的一个意义。
关于军事战斗场景的画《攻占一江山》，我要特别说一下，我当时随军跟着登陆艇一起跳下海，在一起冲上去，那是1955年解放三山岛，是蒋介石在山东最后的一个据点，靠近大陆最近的一个岛屿，当时毛泽东准备要解放台湾嘛，先打的一江山，我以创作员身份参加了这个战斗，张爱萍总指挥，我和他说我要参加这个战斗，因为抗日时候我和他就认识，这是第一次我解放军路海空联合作战，先飞机轰炸，接着利用苏联给我们的4个护卫舰，然后一两百条登陆艇分四路攻击，一开始我在指挥部旁边写生，后来我要求参加，他说行吗？然后就不管我了，一会海岸炮弹就打，那时侯感觉军事指挥的权威，一会儿飞机出动旧炸一江山，我们观战，张将军说登陆艇出动，我就背着画板从山上冲下，在一个师指挥船上我就跳上去了，也没有感到恐惧，海战那时没有前方后方的，大家一起冲上去。敌方上面的地堡火力迎头打靶似的，我参军这么久第一次看到我们战士牺牲的场面。我跟着突击队往上走，半路上连长就急红眼了，不怕死，不到1个小时就上去了。地堡里还在打，我们战士用火焰喷射器往口里塞。打完之后我就在现场写生，这是真实的，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给我照了一些照片，1957年这幅画被军博收藏了。然后我也调到军博来了，后来跟高虹、何孔德一起。画得好不好是技术上的，但是要现实的实践。炮击金门的时候我也在现场，那时侯已经勾稿子了。《海岛之春》创作时我在福建的海岛，浙江的海岛去写生，织网、军民合作啊，什么都有。在文革时候他们要我交代这张画的目的是什么？那时海防，他们说海岛上有桃花吗？我说海岛上到处是桃花非常漂亮。他们说你的这幅画前方表现的谁？我说是台湾啊，他们说你这个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另外是美化海岛，海岛那么艰苦怎么有这样的场面，还有你画上面解放军和女民兵在一起你什么意思？你这是腐蚀解放军，要我检讨，说你不承认就不能解放你。
“文革”期间创作是否就停止了呢？
彭彬：
“文革”当中，在军博内的人民群众自己动手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馆”，展览当时很轰动。
那这个展览完了以后，作品就放在军博了？
彭彬：
不是放在军博，因为从画本身也许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对于这个革命历史画的命运还是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比如刚才高虹讲的，就是莫仆他们画得那个画（《遵义会议》），为什么改来改去，就作者打成右派了，我们这个画就不行了，然后找另外一个人再画一张。那么越画越差，最后又反过来，“文化大革命”完了之后，莫仆那画就又出来了，就乱糟糟的，有这样一个情况。
高虹：
“文化大革命”以前领导说了算。
彭彬：
“文革”我又一次打成右派，我只能在监狱里勾稿子，出来之后就赶快就画《你办事我放心》，全国美展就用这个，结果全国美展全国轰动，这张画就作为年画，因为当时实际上跟宣传画一样，因为这个画是作为一个历史。实际上我是在1975年专门到长征路上写生，我从乌江一直到四渡赤水这一段。为了画这张画，我专门到遵义会议举办的地方，画完回来画书面稿。画好之后给当时的领导，党委审查后再定。今天很感慨，在美术园地当中，革命历史画是一朵花，一个品种，它必须要有。
我们是革命老兵了，一直忠心耿耿为国家，为党为军队在那里画。他（高虹）一张画也没卖过，我也一张画没卖过。别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卖画，你卖画不是什么都有了吗？不是一张画能卖都上千万、上百万吗？我画的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画的领袖像毛泽东，如果作为商品在那些有钱人那去增值，我觉得不合适。我说我把毛泽东（画） 作为商品卖掉干什么呢，我们画的题材都是为了人民服务，我们这些画，就是为我们这个党、这个军队、这个国家而服务的。
军委总政治部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主任
采访时间
2012年8月
彭彬
军委总政治部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画家
采访时间
2012年8月
军博作为建国的十大建筑，组织和陈列都很好，军博筹备期间馆长有担当，一边盖大楼，一边内部陈列、设计、创作，当时也是政治需要，风风火火的。开馆时《人民日报》专门登消息介绍这批革命历史主题画。
请您二位谈谈那一段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军博在组织和创作革命题材主题性油画方面具有相当的经验，如50年代的“马训班”和六七十年代的创作运动，对于我们今天建国美术史具有指向性意义。
高虹：
我参加训练班的学习觉得很庆幸，很好的老师给我们做指导，遇到这么多有才能的同学互相观摩促进，这种历史机遇，早也没有晚也没有。美院院长、老师、教职员工，对我们班的学习都给予了热心的关怀、积极地帮助。我当时29岁，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在班里算是比较中间的年龄，像靳尚谊、任梦璋等等是比我小的，秦征、伍德祖、冯法祀先生就比我要大。冯先生年龄跟马老师相近，他是作为油画家、教育家通过马训班的学习在油画艺术上做研究。
参加马训班学习之前，我刚被派到外地去，文化部给我个任务说有新兵入伍，要我去采访，画一些新兵入伍的作品。3天之后我收到回京电报，他们说情况变了，又有任务，苏联来了个油画专家在美院办油画训练班，文化部让部队派你和何孔德两个人去考，结果考上了。马老师提倡首先要抓大关系，简单的几笔样子就出来了，大效果好。1954年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展览，正是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候，那次展览对我们中国美术界影响很大，直接反映生活，和我们当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要求一样。当时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以广大的劳动群众为主角，首先被他们理解、欣赏，表达他们的劳动热情，劳动成果，对他们有鼓舞作用，这就正好一致了。马老师讲的东西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听他的课，正好加深我们的理解，视野就变得更广阔，这与中国的国情、民情都是相吻合的。
那时候北平也好，杭州、上海也好，很多老画家都是从法国、比利时或者日本学习回来，但是他们的画跟群众见面的机会比较少，影响也不大。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文化都蓬勃地开展起来，那时就派出留学生学习，像李天祥、林岗、邓澍等。派留学生出去好是好，但还是有限，那为什么不请一个老师在国内培养？也可以培养师资，我们那时很希望能展开这样的局面。
马老师办训练班的时候，美协说西方人早丢掉的东西就是写实主义，我们捡起来了，这是一条；另外一个学院派关起门来画人体，这在我们的时代是个特殊情况。油画需要比其他的画种要求得更具体、更踏实，事实证明，马训班的学习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对中国油画确实是有促进、推动的作用，影响很大。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9年建馆的时候和1957年建军30周年的时候，曾经组织一些创作，如《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在文家市》，《转战陕北》、彭彬的《娄山关》、《海岛之春》，莫朴的《遵义会议》等，1957年为了筹建军博而画的。“遵义会议”题材画了几次，但是都没有超过这个，都达不到莫朴作品高度，为什么画几次，1957年反右把它划成右派了，作品不能用了，这以后再组织画。经典之作就像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改来改去。莫朴是我老师，我那时候参加新四军，他在鹿邑任教的时候我才13岁。他的社会经历和艺术修养，都是后人达不到的。
1957年全军美展，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文化部和全国美协三家单位，在劳动文化宫举办，是中国美术一个更大的开始性的战略，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了纪念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我们建立新中国之后把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主要方针，在这样情况下艺术家、美术创作和广大人民一起，过去留法的、留日的教授以前画些静物啊、风景啊、肖像啊不同，这是国家支持投入很大的资金、精力来支持，解放军总政治部投入经费，而全国美协发动全国的画家，是新中国美术发展方向，过去没有这么做过。当然徐悲鸿先生画过历史画，像《田横五百士》，基本上是个人画，很少国家投入，也没有大的收藏和社会影响，有的不知道。但这件事是新中国后文化事业发展的象征，美术事业对劳动人民思想的激发、教育，说实在话，美术行业发展，这也不是任何作者都需要画的，却是非常必要的，艺术教育功能不可缺失，特别是历史画的教育功能。国家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凝聚力，认识过去，激励现在，展望未来，这是非常严肃的重要内容。
军博作为建国的十大建筑，组织和陈列都很好，军博筹备期间馆长有担当，一边盖大楼，一边内部陈列、设计、创作，当时也是政治需要，风风火火的。开馆时《人民日报》专门登消息介绍这批革命历史主题画。
彭先生您和高虹先生一起合作多幅经典主题性油画，请您谈一下。
彭彬：
我跟高虹原来是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成员， 1951年我们到中央美院学习。高虹是1951年从中南军区调到报社，后来1953年同时毕业，然后去抗美援朝了，再回来之后军博成立总政工作室，调进来。1957年反右党委解散了，有的画家回南京，或者回广州。我回广州军区了，我原来是广州军区来的。1959年又调来北京住在国防政治学院，我和高虹又在一起了。还有何孔德，当时军队想保他，但地方还是把他打成右派，所以他参加画的画就不能用他的名字签名，后来我也打成右派又把我的名字也去掉了。那时创作任务很重，大家集中一起合作搞，如1957年大别山题材的，1962年何孔德、郑洪流的广州起义题材的，画贺龙题材的，黄河水浪打浪、毛泽东的井冈山等，其中表现上甘岭战役题材的是四川美专的，他们有一批画画的人就参军，参军的部队就抗美援朝了。
高虹：
何孔德是“马训班”的学员，他工作很诚恳，说话滔滔不绝。后来他去当志愿军，又得图写和画画，又要他到文家市学习，刚开始是炮兵。画文家市时，我盼望着到新疆去一趟，体验体验生活，观察他们当时的民情历史创作，后来我和何孔德、韩可去了，为什么让韩可去，因为他会照相，要画速写还拍很多照片。 彭彬：
我在家勾素描小稿子，我们到湖南浏阳考察了之后，回来画文家市。所以这张画的创作过程，是比较好的。当时领导我们馆的是老红军，对古文知识，对历史看得很多，对博物馆组织创作很重视。
从50年代起我跟高虹两个人始终是没有分开。我们是老兵了，从十二三岁就参加革命，高虹是八路军我是新四军，1953年总政成立了一个美术工作室。肖华主任到南征军区政治学院，就看他们一些画（作品），部队的画室以绘画作品来教育部队，现在这批部队保送去的毕业了，到八一厂，成立一个美术工作室。第一次组织是铁道邀请到朝鲜画铁道军区任务。画了不久，1954年审批要整编，这个单位成立没几个月就给取消了。然后到文艺社。1959年全军办馆，军博创作室当时成立之后，从各大单位，美术爱好，文字撰写，摄影，包括解说员等，各军区要抽取点资源，等到正式开口了，这个院长就留校在军事博物馆做影视创作。到后来，文革之后又成立一个团队，创作室这时候又赶紧组织一些美术创作。1957年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在北京劳动文化宫举行，具有重大的开拓性历史意义。一是我们建立新中国了之后，把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由总政治部来筹划筹资，给作者提供生活路费自费自发，和文化部组织策划的革命历史画主题创作是一致的。历史画就是作为教育作用的，在各国历史中，我们讲革命的时候，这是国家文化民族的团聚的凝聚力的认识过程，你就想象咱们未来就是非常严肃的重要的一个意义。
关于军事战斗场景的画《攻占一江山》，我要特别说一下，我当时随军跟着登陆艇一起跳下海，在一起冲上去，那是1955年解放三山岛，是蒋介石在山东最后的一个据点，靠近大陆最近的一个岛屿，当时毛泽东准备要解放台湾嘛，先打的一江山，我以创作员身份参加了这个战斗，张爱萍总指挥，我和他说我要参加这个战斗，因为抗日时候我和他就认识，这是第一次我解放军路海空联合作战，先飞机轰炸，接着利用苏联给我们的4个护卫舰，然后一两百条登陆艇分四路攻击，一开始我在指挥部旁边写生，后来我要求参加，他说行吗？然后就不管我了，一会海岸炮弹就打，那时侯感觉军事指挥的权威，一会儿飞机出动旧炸一江山，我们观战，张将军说登陆艇出动，我就背着画板从山上冲下，在一个师指挥船上我就跳上去了，也没有感到恐惧，海战那时没有前方后方的，大家一起冲上去。敌方上面的地堡火力迎头打靶似的，我参军这么久第一次看到我们战士牺牲的场面。我跟着突击队往上走，半路上连长就急红眼了，不怕死，不到1个小时就上去了。地堡里还在打，我们战士用火焰喷射器往口里塞。打完之后我就在现场写生，这是真实的，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给我照了一些照片，1957年这幅画被军博收藏了。然后我也调到军博来了，后来跟高虹、何孔德一起。画得好不好是技术上的，但是要现实的实践。炮击金门的时候我也在现场，那时侯已经勾稿子了。《海岛之春》创作时我在福建的海岛，浙江的海岛去写生，织网、军民合作啊，什么都有。在文革时候他们要我交代这张画的目的是什么？那时海防，他们说海岛上有桃花吗？我说海岛上到处是桃花非常漂亮。他们说你的这幅画前方表现的谁？我说是台湾啊，他们说你这个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另外是美化海岛，海岛那么艰苦怎么有这样的场面，还有你画上面解放军和女民兵在一起你什么意思？你这是腐蚀解放军，要我检讨，说你不承认就不能解放你。
“文革”期间创作是否就停止了呢？
彭彬：
“文革”当中，在军博内的人民群众自己动手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馆”，展览当时很轰动。
那这个展览完了以后，作品就放在军博了？
彭彬：
不是放在军博，因为从画本身也许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对于这个革命历史画的命运还是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比如刚才高虹讲的，就是莫仆他们画得那个画（《遵义会议》），为什么改来改去，就作者打成右派了，我们这个画就不行了，然后找另外一个人再画一张。那么越画越差，最后又反过来，“文化大革命”完了之后，莫仆那画就又出来了，就乱糟糟的，有这样一个情况。
高虹：
“文化大革命”以前领导说了算。
彭彬：
“文革”我又一次打成右派，我只能在监狱里勾稿子，出来之后就赶快就画《你办事我放心》，全国美展就用这个，结果全国美展全国轰动，这张画就作为年画，因为当时实际上跟宣传画一样，因为这个画是作为一个历史。实际上我是在1975年专门到长征路上写生，我从乌江一直到四渡赤水这一段。为了画这张画，我专门到遵义会议举办的地方，画完回来画书面稿。画好之后给当时的领导，党委审查后再定。今天很感慨，在美术园地当中，革命历史画是一朵花，一个品种，它必须要有。
我们是革命老兵了，一直忠心耿耿为国家，为党为军队在那里画。他（高虹）一张画也没卖过，我也一张画没卖过。别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卖画，你卖画不是什么都有了吗？不是一张画能卖都上千万、上百万吗？我画的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画的领袖像毛泽东，如果作为商品在那些有钱人那去增值，我觉得不合适。我说我把毛泽东（画） 作为商品卖掉干什么呢，我们画的题材都是为了人民服务，我们这些画，就是为我们这个党、这个军队、这个国家而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