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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这部戏剧中，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靠着自己的幻想生活，而这种幻想又通过封闭独立的集体的环境而不断滋长。剧本通过一群人的生活揭示出“幻想”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渗透着人类的生命意识。我正是通过人的生存、人的本能需要、集体于个人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感知人之本质，探索无穷的“人学”意蕴。
关键词：幻想；救赎；需要；集体
作者简介：赵昊佳，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在读学生。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5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真实面孔可以展示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一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可以写在罗尔夫·霍希华特的剧本《代理者》中[1]，那么我自然也可以相信当无数个时代的影子都凝缩于一个生活真实时，从那种生活的真实中，我所应得见的最本质的必不再是人间的喧闹，而是人类的噤默。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无言，而是在每一刻的言或不言里对爱、生、死的沉思以及对营救性幻想的垒筑与默守。这种沉默藏于一切现象之后，以其最本源的原始性[2]，还原出一切真相，包括人生、人性以及与人有关的所有存在。这种生活的真实正可见于《野鸭》之中。
看到一篇对《野鸭》的评论文章的结尾写道：面对这些，我们只有悲哀，而无法呐喊[3]，便突然感到其中深藏着的人生活里的一种无奈。现实并不美好，也常在意外间多增着曲折与烦恼，然而人并不知道为了什么，只是朝着“活”这个一路地奔过去，好像不到个古稀、耄耋，便不能对此有一刻的放松。于是便只感觉到“累”与“无味”，甚至于“苦”与“无望”。然而人生几十年不是能轻易熬过的，那些辛酸苦楚的遭际又常常以数倍的力量摧折着世间棵棵“有思想的芦苇”了，于是便想到了遗忘，而又有了幻想，期图把现实的惨淡隐去了，或是用绚丽的光影遮掩了。这便是现实一种，也算得人的一种悲哀。并且正为了顺利地生，为了继续地活，不敢喊叫，不敢揭破，并且也眼看着身边的人都是捂住了口，蒙住了眼，不相侵害，彼此可怜。张爱玲曾说过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彼此心知一切的苦难，以至于心中只剩了无限的悲悯时，喉间的呐喊或该成为一种嗫嚅，一份默默。由此想见幻想并不全是对人生的荒废与挥霍，当已不能希图从生活中找到赖以支撑的希望时，便摒弃了一切看和听的权利，而从幻想中找到一剂“强心剂”，幻想也便为了生活的依托，成了一种救赎。
在《野鸭》这部戏剧中，“野鸭”无疑是这种幻想的象征。而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和野鸭发生着联系，艾克达尔在给格瑞格斯展示这只野鸭的时候曾说“这是我们的野鸭”一语就将此点明。私意以为艾克达尔所说的“我们”并不仅仅指他们一家人，随着戏剧的发展，“我们”的含义不断得到延伸，已经涵盖了剧中所有的人物。这就暗示着剧中的人都带着自己的幻想在生活，甚至可以发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幻想甚至已经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成为不可脱离的另一种“现实”了。像艾克达尔本来是一个显赫的军官，但是不幸入狱，身份尽失，他把阁楼当做自己打猎的地方，经常在家里穿上中尉军服，带着军帽，努力营构了对同以往一样的光荣逍遥生活的幻想。雅尔马的幻想在于通过发明创造恢复家族的荣耀，在他多次的言行中，可以发现他的幻想是和他的父亲时刻联系在一起的，正像他所说他所做的都是为了恢复父亲的尊严，但是从他无意识或者激动时候所说的话中，可以发现他的幻想根本上来自于对自己主动性获得的需要。在对美好未来的幻想中，雅尔马避免触及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之处。对于基纳来说就是永久隐瞒和老威利通奸怀孕后出嫁的丑事，继续营造一种和谐的家庭气氛；莫尔维克生活在“自己是天才”的幻想中，而瑞凌正是这个幻想最大的维护者；格瑞格斯似乎很容易让人把他视为“理性”的象征，甚至是“过分的理性”的象征。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他的幻想是做一个揭示“真理”的人，希望通过对于一切丑恶的揭示让人们过上没有欺骗的，美好的生活，但实际上阻碍了人的生存，打击了人的生活信心；海特维格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其他人的幻想以及一切隐语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她始终坚称“野鸭是我的”，其幻想正在于通过一种“占有”融入到幻想的集体中的，不再处于孤独的处境中，最后却难免落于幻想的无意义。这些不同的幻想就是一种对现实的避视，一种“扎到了水底下”的拯救与解脱，正如小女孩海特维格在潜意识中将“整间屋子和屋里的东西”和“海洋深处”联系起来，生活在“海洋深处”就意味着与一切现实的隔绝。在剧中，超过4/5 的场景发生在这个屋子里，从中，也能看见这群人生活的幻想本质。
在这种幻想中都包含着一个自我拯救的主题。从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其极力回避的某一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除了带着他对于人生的负面的暗示，使他一步步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之外，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出于生的本能，他们便都极力地寻找理想的替代物，来掩盖人生的灰暗与不美好，弥合生活的断层。就如博尔赫斯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和侮辱人的时代，要想逃避它，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做梦。”[4]幻想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做梦，以此逃避硬冷惨淡的现实。
而在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上，这源自于人对本能需要的实现。埃利斯·弗洛姆曾经把的人的一种需要定义为目标的需要，在他的理论中，这种目标的需要分为两个层次，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就属于第一个层次的目标，人对理性的需要则属于第二层次的目标。[5]在比较和衡量这种目标时，他把第一个目标的实现放在更迫切的位置，认为“没有这种目标，人就失去了方向和前进的动力，也就不能健全地生活……没有基本的生存目标人就失去了基本的生活基础，更谈不上幸福”[6]。基于他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涉及目标的真伪性的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将虚假的目标排除在外。很明显，弗洛姆考虑到了虚假的目标作为真实目标的替代与补充所能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在给予人生存动力，促使人能够幸福健全的生活的功能上，虚假目标往往能够弥补了真實目标的不足而体现出出色的发挥。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将“理性”重新纳入视野范围时，他又进一步提出“当人的行为没有理性时，人们往往会想方设法使之合理化，让那些非理性的东西涂上理性的色彩”[7]，于是目标的虚假性又被掩盖起来，以真实合理的面目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与心理感觉中。这种行为可以视为人的理性在目标的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挣扎，一方面由于理性的存在，要求目标是切合实际的，但是另一方面真实的目标不能被实现，只能用虚假的目标的替代，由此出现了这种折中的结果。但是个体对于这种处于潜意识里的内在的操作（或可谓本能的操作）往往无法得知，因此并不知道这种虚假的目标是为虚假，而被其表面的合理的色彩所迷惑，在一种以假为真的状态下满足了自己的本能，实现了本能的需要。就像雅马尔在格瑞格斯所所坦露的真相面前说“从前我也以为我的家庭非常快活。谁知道是个幻想”。这就是本能为了满足其需要而进行的“欺骗性”操作的结果。将前面论及的“虚假的目标”移用于此处，就是所说的幻想。由此可见，那些带着“野鸭”气质的人的幻想的根源正可归结为对于自我需要的满足。而和弗洛姆进一步延伸的理论相似，在《野鸭》的人物身上，也可以发现他们并不自知的“将非理性的东西合理化”的尝试和努力。最明顯的一例就是格瑞格斯把对别人过分的“理想的要求”，顽固地揭露别人极力回避的丑事视为“坚持真理”。在个体的生命过程中，本能具有着巨大的力量，如弗洛姆所言“人身上最强烈的情欲和需要并不是那些来源于肉体的东西，而是那些源于人类生存特殊性的东西”[8]，这些特殊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本能需要，在人的意识、思维上给予一种强烈的暗示，产生一种迫切的必须被满足的冲动，对人的行为起到支配与导向的作用。当这种需要的实现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又会在人的行为上呈现出抗拒和自卫的力量，如当格瑞格斯在对雅尔马说“你走了岔道，掉在一个有毒的泥塘里了；你染上了危险的病症，陷落在阴暗的地方等死”的时候，雅尔马的回答是“很好，可是你别管我的闲事。我告诉你，除了自然而然地有一点儿忧郁之外，我很心满意足。” 这种目标的需要无一例外地体现在剧中所有人的身上，并且所有人都用“幻想”的方法来实现着这种需要。但是人类的需要并不仅仅只有这么一种，人类随时变化着的生存状况不断产生着新的需要[9]，即使是在满足生命本能之后还是持续地涌现，就像弗洛姆所说“与动物形成鲜明的对照，饿、渴和性冲动得到了满足以后，他最迫切的问题并非已经解决，而是刚开始露头”[10]在雅尔马和海特维格的身上恰好从不同的两个方面反映了人类的同一种需要——超越的需要[11]。在剧中，雅尔马一家在资本家威利的资助下似乎过得“顺风顺水”：艾克达尔获得了抄写文件的工作，报酬优厚，雅尔马成为了照相馆老板，也已经成家立业。但是雅尔马对比并不感到满意，反而渴望摆脱这种生活，而把发明创造当做实现他的使命的途径，“我照例把业务上的零碎事都交给她（基纳）管，这么着，我就可以躲在客厅里专心去想更重要的事了”，“你要知道，这不是一天半天做得成的事。并且你也不要以为我的目的是为满足虚荣。我现在的工作不是为我自己。不是，不是！日日夜夜在我眼前摆着的是我做人的使命”，在他的多次的慷慨言辞中他都宣称使命是“恢复艾克达尔这个家门的光荣尊严，恢复父亲的自尊心”。“请你转告你未来的丈夫，说我正在苦心钻研我的发明。请你转告他，我这么埋头苦干，在精神上支持我的力量就是我想还清这笔重债的心愿。这就是我努力搞发明的理由。将来全部的利益，我要拿来清偿欠你丈夫的债务。”但是在他在无比激动中对索比太太所说的这段话中，却可以发现他时时落在一个“我”字上，“我想……的心愿”、“我要……”可见他的發明创造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不受制于人，也就是做一个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可以说对于家族和父亲和对于自己的愿望是以一种一深一浅、一表一里的形式存在在他的内心中的，很多情况下，对于家族和父亲的愿望成为了他自己愿望的掩盖，首先这是由雅尔马在家庭中的位置决定的，他是家中的“儿子”、“丈夫”与“父亲”，而在父亲年老之后，他实际上就是一家之主了，那么恢复家族的荣誉和父亲的光荣这种关乎全家、全家族的命题当然要比私己的愿望更有义正辞严的力量，也显示出一家之主的统摄全局，观照整体的领导作用和应有的担当；其次，这涉及到人的生活窘境和生命窘境这两个命题之间的比较。对于家族和父亲的愿望对应着雅尔马一家生活的窘境，那就是荣耀的失去，而雅尔马对于自己的愿望则对应着生命的窘境，那就是生命个体的自主独立性的缺失，后者需要更深刻的自视才能发现，而且也由于这种根源性因素的缺失，使人遭受更大的精神压力，而隐秘在内心中，羞于启齿。在雅尔马的表达中就呈现出这种双层的结构，“（放低声音）我一定要完成这使命。总有一天——……（走到扶手椅旁，无限感慨）白发苍苍的苦命爸爸！你放心，雅尔马会养活你。”他自己的愿望隐藏在低声和残缺的句子中，往往不容易被人发现，而对于父亲的愿望则是处于感慨的完整的句子中，明白无疑。从雅尔马或晦暗不明或直接的对于摆脱别人牵制的愿望的表露中，可以发现这种愿望来自于他本身的一种需要，即“人的超越的需要”[12]。从人的起始状态来说，“人不明不白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又身不由已地被抛出这个世界…就像世界上的其他生物一样出于一种被动的状态”[13]，但是正因为人类具有理想，超越的需要由此产生。而为了满足“超越生物性，超越自身生存状态中的被动状态”[14]的需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一个‘创造者’”[15]。在这里，创造首先赋予了主体“造物主”一般的主动性与独立性，让他能够在创造中充分享受到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由与随意性。其次，创造才会提出智力与思维方面的要求，让主体在摆脱了被动的处境后，进行高出于一般生物的活动，体现出人在认知、记忆、想象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弗洛姆认为创作意味着人内心的积极活动。[16]这种积极的活动对应着灵活、敏捷的思维活动，在高级持续的运转中实现对现状的突破，在新的基础上完成高一级的超越。由此看来，创造带来的结果往往有两个，一为“破”，二为“立”，破除被动，创造一切新机，实现两个层面上的超越。发明创造作为“创造”最直接的实现方式，对这一意图做了最明了的揭示作用，也是雅尔马将此作为自己使命的根本原因：在两方面实现超越，摆脱威利先生的牵制，获得主体性与独立性，以及开创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雅尔马在剧中所说“我要把它提高到也是艺术也是科学的水平”则进一步看到他的超越已经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物质世界，而上升到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中，恰好证明“人对超越的追求，正是爱、艺术、宗教以及物质产生的源泉之一。”[17]
与雅尔马的“創造”的途径相背而行，我以为海特维格是通过“毁灭”来达到超越。毁灭和创造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人能够毁灭生命，就像他能创造生命一样”[18]，根本在于自主性与支配性。海特维格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感到无比的羞辱，受到极大的刺激，便开枪自杀。她在现实环境中，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其弱小的行动力使她常常处在一种被动的处境中，除了在不断强调“野鸭是我的”中获得一点控制力的实现，不可能对于其他现实有任何支配的能力，因此，她的超越的需要也就处在一种落空的状态中。她喜欢阅读，这或许本能为她提供“创造”这一条途径的可能，但因为视力的衰弱，家人的阻止，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在找不到其他途径的时候，海特维格只能通过自杀来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在毁灭的行动中，人使自己立于生命之上，从而超越了他的生物性”[19]。我以为海特维格的死在剧中已经有了暗示，格瑞格斯要海特维格把野鸭杀死，也就意味她在现实中仅有的一点支配力的丧失，使得她通过在现实中的行为来实现超越的需要的愿望完全落空，也就导致了这个悲剧的结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野鸭或许就是海特维格的象征，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都是被动的弱者，当雅尔马在愤怒中说要拧死野鸭的时候，海特维格是尖声喊叫，并且一再恳求父亲不要伤害野鸭，那么当海特维格答应杀死野鸭，也就在自己心里扎下了自杀的念头了。海特维格自杀刚好发生在她生日的那天，这可以认为是对这种自主性的妥协性的实现，因为她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间，对此只能妥协，然而死亡的时间却是可以由自己掌控的，在死亡上她能够使得自主性实现最大化。 在前文中，我将海特维格视为一个“虚假”的幻想者，原因正在于她能够敏锐地发觉身边一切的真相，对交谈中的隐语都能分辨出来，而其他人都生活在一片朦胧之中，正是由此产生的界限，使得她时时处在孤单里，她发现身边的人都和“野鸭”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她通过占有“野鸭”来表示她与其他人的共同特质，竭力地想融入到群体中去，她的幻想的实现方式就是对他们幻想的维护和附和，根本上来说她的幻想是虚假的，是空造出来的，她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个空白的幻想来拯救自己于孤独。当她的父亲在得知她的身世而离开之后，她对于弥合这种界限感到了绝望，她的死或许就证明了其幻想的无意义。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占有”这种生存方式[20]的空虛与无意义，正像弗洛姆所说“我们的目的必须是有价值的生存，而不是占有很多价值”[21]，因为这些占得的东西并不在本质上属于自己，也未必和自己的本性相合，它们只是暂时地“保存”在自己的身边，随时都有失去的可能，因其僵滞性，也不会在原质的基础上多元衍生，拓展其价值范畴。
对于死的解释有很多种，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就是由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构成的。而在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说海特维格的死是出于一种“死的本能”，那么在她死了之后雅尔马和基纳的和解是不是可以看做一种“生的本能”？而是不是正是彼之“死本能”触发了此之“生本能”呢？在此仅做推测，不敢妄言。
当对剧本中的人物进行整体性的观照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幻想是不仅仅存在于个体身上，而且更是以集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不仅是说剧本中的人都带有幻想，更是说带着幻想的人刚好是一家人，稍微扩大一点，又是紧邻的邻里，可以说他们是处在一种十分密切的集体环境中，同时又似乎和外界相隔绝，生活在一个封闭独立的空间。这种空间状态无疑是为幻想的滋长提供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个空间对于这群人来说就是一个理想的生存之所。但是究竟他们何以需要这种集体的环境呢？我想，这应该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有关。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这群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自我意识。一般认为，如果个体能够摆脱权威的控制，开始对自身进行思考，感受到“我”是自己力量的中心和行动的主体，[22]那么他就具备了自我意识。但是，在这群人中间，处处都可以发现依赖的关系，妻子对丈夫，女儿对父亲，儿子对父亲……虽然他们表面上都是一个个体，但实际上并不独立，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个时候，集体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这方面的缺失给予了一个虚假性与安慰性的弥补。弗洛姆在讨论人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把“只要我与其他人一样，被看作是某一群体中的正常同伴，我就感觉到了作为‘我’的自己”[23]的思维意识称为“现代人新的集体意识”，并把其中“作为‘我’的自己”视为“幻想的自我”。在现实中，不难发现这类人常常用一种群体性的方式自称，如“我们”，而不是“我”，原因就在于在思维的默认中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身份融入到了整个群体中，当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做出确认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把整个群体和自我等同起来，群体意识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自我意识了。而一旦要求他们去寻找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的时候，他们在心理上就会出现畏惧和退缩，因为他们对于集体已经形成了无法脱离的依赖。在剧中，艾克达尔就经常使用“我们”这个自称，“我们还养了兔子……”、“这是我们的野鸭”、“咱们还是得谢谢霍谷恩·威利先生……”显然，他把自己归属为了这个群体。《野鸭》中其他人也是用在群体中身份的获得与认同来取得所谓的“自我意识”的，这种群体性的意识一方面帮助他们在“划一性与顺从性的体验”[24]中毫不费力，并且安全地获得一种身份感与认同感，即在不用独自经历获得自我意识的艰难的探索，不经历紧张感与忧虑的情况下顺利的完成寻找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又通过统一的意识、规则与要求使个体获得公平感[25]，此外还以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来满足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可以想见，这个集体正是这群人能够进行正常的活动的依托，也是实现“安稳”生活的一个基础条件。也正是由于在集体中获得的认同感，使得他们能够视自己的“幻想”为正常，也就继续安然地存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即如雅尔马所言“在我家里，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不痛快的事”。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刚好造成了自我意识在群体中逐渐丧失（若尚有一点潜在的自我意识）或无法形成的局面，一者由于这种环境的“安逸舒适”，使得他们不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也就不再对现实进行审视与反思，不再进行任何的意识斗争与冲突，导致了思想上的惰性与疲敝，对于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追求也就在无形中止步了，二者由于群体意识的支配性，个人的声音往往会淹没在群体的声音中，独立性的发展也就被遏止了。所以，个体的幻想也就在集体中被推动着向前发展了。但是，由于自我性的缺欠，加上对于幻想的需要与维护，那么集体对他们来说必然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也成为不容打搅和不可侵犯的所在了。他们对于集体的态度，私意以为可以从三次“闯入”来看取。第一次“闯入”是格瑞格斯“闯入”到雅尔马家中。先看雅尔马的反应：早在格瑞格斯向雅尔马透露出想去自己家的时候，雅尔马就已经表达了彻底的拒绝“你千万别上我家来。格瑞格斯，我的家是一座愁城。尤其是刚吃过这么一顿讲究的酒席以后，你千万别上我家来。咱们可以想想办法在城里找个地方见面”；而在听到敲门声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雅尔马就发出了嫌恶的语气“哼！又来了！”，在知道是格瑞格斯来访之后，从“格瑞格斯！你还是来了？既然来了，请进”这一段话中，可以发现雅尔马一系列的感情变化，先是吃惊，然后是有点不解和愤怒，最后是无奈和妥协。而基纳在开门后发现是格瑞格斯来访时，其行为是“倒退半步”，表现出吃惊与排斥；在听到格瑞格斯想要租他们的屋子时，就说“威利先生，你住那间屋子不太合适”，一再地阻止格瑞格斯住进来。艾克达尔在得知格瑞格斯来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找我干什么”，其后又解释说“你知道，并不是我害怕”。瑞凌在与格瑞格斯的谈话中，曾表示如果格瑞格斯“硬讨理想的要求”，就让他“像倒栽葱似的滚下楼去”……这个时候，集体的构成是雅尔马一家和两个邻居，而格瑞格斯是个外来的闯入者。对于生活在幻梦里面的人来说，格瑞格斯的“闯入”无疑是对集体环境中已有平衡的破坏和平静生活的侵扰，从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种“闯入”是排斥和不欢迎的。第二次“闯入”是威利先生的“闯入”。不管是对于格瑞格斯，还是基纳，还是艾克达尔，威利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第三次“闯入”是索比太太的“闯入”。这个时候，格瑞格斯已经加入到了那个集体中。而对于格瑞格斯来说，索比太太正像是他父亲的化身，对她必然是不欢迎的。在索比太太走的时候，雅尔马和格瑞格斯只对她鞠了一躬，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基纳送她出去时，雅尔马还喊道“基纳，别迈出门坎儿！”显然，索比太太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到雅尔马等人的集体中时，是被排斥的。对三次外来者“闯入”的排斥与厌嫌正可作为雅尔马等人对集体保护意识的体现。剧中这种团聚式环境的安排并不是出于无意或巧合，而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秘示。这些剧中人物也并不是特例，而是对普遍的人类意识的典型性呈现。 综上所述，在这部戏剧中，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靠着自己的幻想生活，这种幻想使得他们远离痛苦与失意，获得维持生活的信念与力量，在残酷的现实中得救；这些幻想者又似乎在巧合间构成了一个集体的环境，这种封闭独立的集体的环境使得他们的幻想得以不断滋长。剧本通过一群人的生活揭示出“幻想”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体现着幻想对于平常人生的意义，渗透着人类的生命意识。我通过人的生存、人的本能需要、集体于个人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感知人之本质，探索到了无穷的“人学”意蕴。
注释：
[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2][瑞士]皮卡德：《沉默的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3]曾宪文：《幻想于生活的意义——读易卜生<野鸭>》，期刊，《名作欣赏》，2000-11-28。
[4][阿根廷]博尔赫斯：《文学只不过是游戏》，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5]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8页。
[6]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8页。
[7]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8页。
[8][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6页。
[9]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0页。
[10][美]埃里希·弗洛姆：《尋找自我》，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0页。
[11]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2]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3]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4]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5]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6]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78页。
[17][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5页。
[18]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3页。
[19][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5页。
[20]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62页。
[21][美]埃里希·弗洛姆：《占有或存在——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页。
[22]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7页。
[23]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7页。
[24]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贖——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7页。
[25]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7页。
关键词：幻想；救赎；需要；集体
作者简介：赵昊佳，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在读学生。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5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真实面孔可以展示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一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可以写在罗尔夫·霍希华特的剧本《代理者》中[1]，那么我自然也可以相信当无数个时代的影子都凝缩于一个生活真实时，从那种生活的真实中，我所应得见的最本质的必不再是人间的喧闹，而是人类的噤默。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无言，而是在每一刻的言或不言里对爱、生、死的沉思以及对营救性幻想的垒筑与默守。这种沉默藏于一切现象之后，以其最本源的原始性[2]，还原出一切真相，包括人生、人性以及与人有关的所有存在。这种生活的真实正可见于《野鸭》之中。
看到一篇对《野鸭》的评论文章的结尾写道：面对这些，我们只有悲哀，而无法呐喊[3]，便突然感到其中深藏着的人生活里的一种无奈。现实并不美好，也常在意外间多增着曲折与烦恼，然而人并不知道为了什么，只是朝着“活”这个一路地奔过去，好像不到个古稀、耄耋，便不能对此有一刻的放松。于是便只感觉到“累”与“无味”，甚至于“苦”与“无望”。然而人生几十年不是能轻易熬过的，那些辛酸苦楚的遭际又常常以数倍的力量摧折着世间棵棵“有思想的芦苇”了，于是便想到了遗忘，而又有了幻想，期图把现实的惨淡隐去了，或是用绚丽的光影遮掩了。这便是现实一种，也算得人的一种悲哀。并且正为了顺利地生，为了继续地活，不敢喊叫，不敢揭破，并且也眼看着身边的人都是捂住了口，蒙住了眼，不相侵害，彼此可怜。张爱玲曾说过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彼此心知一切的苦难，以至于心中只剩了无限的悲悯时，喉间的呐喊或该成为一种嗫嚅，一份默默。由此想见幻想并不全是对人生的荒废与挥霍，当已不能希图从生活中找到赖以支撑的希望时，便摒弃了一切看和听的权利，而从幻想中找到一剂“强心剂”，幻想也便为了生活的依托，成了一种救赎。
在《野鸭》这部戏剧中，“野鸭”无疑是这种幻想的象征。而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和野鸭发生着联系，艾克达尔在给格瑞格斯展示这只野鸭的时候曾说“这是我们的野鸭”一语就将此点明。私意以为艾克达尔所说的“我们”并不仅仅指他们一家人，随着戏剧的发展，“我们”的含义不断得到延伸，已经涵盖了剧中所有的人物。这就暗示着剧中的人都带着自己的幻想在生活，甚至可以发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幻想甚至已经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成为不可脱离的另一种“现实”了。像艾克达尔本来是一个显赫的军官，但是不幸入狱，身份尽失，他把阁楼当做自己打猎的地方，经常在家里穿上中尉军服，带着军帽，努力营构了对同以往一样的光荣逍遥生活的幻想。雅尔马的幻想在于通过发明创造恢复家族的荣耀，在他多次的言行中，可以发现他的幻想是和他的父亲时刻联系在一起的，正像他所说他所做的都是为了恢复父亲的尊严，但是从他无意识或者激动时候所说的话中，可以发现他的幻想根本上来自于对自己主动性获得的需要。在对美好未来的幻想中，雅尔马避免触及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之处。对于基纳来说就是永久隐瞒和老威利通奸怀孕后出嫁的丑事，继续营造一种和谐的家庭气氛；莫尔维克生活在“自己是天才”的幻想中，而瑞凌正是这个幻想最大的维护者；格瑞格斯似乎很容易让人把他视为“理性”的象征，甚至是“过分的理性”的象征。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他的幻想是做一个揭示“真理”的人，希望通过对于一切丑恶的揭示让人们过上没有欺骗的，美好的生活，但实际上阻碍了人的生存，打击了人的生活信心；海特维格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其他人的幻想以及一切隐语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她始终坚称“野鸭是我的”，其幻想正在于通过一种“占有”融入到幻想的集体中的，不再处于孤独的处境中，最后却难免落于幻想的无意义。这些不同的幻想就是一种对现实的避视，一种“扎到了水底下”的拯救与解脱，正如小女孩海特维格在潜意识中将“整间屋子和屋里的东西”和“海洋深处”联系起来，生活在“海洋深处”就意味着与一切现实的隔绝。在剧中，超过4/5 的场景发生在这个屋子里，从中，也能看见这群人生活的幻想本质。
在这种幻想中都包含着一个自我拯救的主题。从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其极力回避的某一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除了带着他对于人生的负面的暗示，使他一步步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之外，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出于生的本能，他们便都极力地寻找理想的替代物，来掩盖人生的灰暗与不美好，弥合生活的断层。就如博尔赫斯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和侮辱人的时代，要想逃避它，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做梦。”[4]幻想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做梦，以此逃避硬冷惨淡的现实。
而在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上，这源自于人对本能需要的实现。埃利斯·弗洛姆曾经把的人的一种需要定义为目标的需要，在他的理论中，这种目标的需要分为两个层次，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就属于第一个层次的目标，人对理性的需要则属于第二层次的目标。[5]在比较和衡量这种目标时，他把第一个目标的实现放在更迫切的位置，认为“没有这种目标，人就失去了方向和前进的动力，也就不能健全地生活……没有基本的生存目标人就失去了基本的生活基础，更谈不上幸福”[6]。基于他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涉及目标的真伪性的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将虚假的目标排除在外。很明显，弗洛姆考虑到了虚假的目标作为真实目标的替代与补充所能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在给予人生存动力，促使人能够幸福健全的生活的功能上，虚假目标往往能够弥补了真實目标的不足而体现出出色的发挥。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将“理性”重新纳入视野范围时，他又进一步提出“当人的行为没有理性时，人们往往会想方设法使之合理化，让那些非理性的东西涂上理性的色彩”[7]，于是目标的虚假性又被掩盖起来，以真实合理的面目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与心理感觉中。这种行为可以视为人的理性在目标的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挣扎，一方面由于理性的存在，要求目标是切合实际的，但是另一方面真实的目标不能被实现，只能用虚假的目标的替代，由此出现了这种折中的结果。但是个体对于这种处于潜意识里的内在的操作（或可谓本能的操作）往往无法得知，因此并不知道这种虚假的目标是为虚假，而被其表面的合理的色彩所迷惑，在一种以假为真的状态下满足了自己的本能，实现了本能的需要。就像雅马尔在格瑞格斯所所坦露的真相面前说“从前我也以为我的家庭非常快活。谁知道是个幻想”。这就是本能为了满足其需要而进行的“欺骗性”操作的结果。将前面论及的“虚假的目标”移用于此处，就是所说的幻想。由此可见，那些带着“野鸭”气质的人的幻想的根源正可归结为对于自我需要的满足。而和弗洛姆进一步延伸的理论相似，在《野鸭》的人物身上，也可以发现他们并不自知的“将非理性的东西合理化”的尝试和努力。最明顯的一例就是格瑞格斯把对别人过分的“理想的要求”，顽固地揭露别人极力回避的丑事视为“坚持真理”。在个体的生命过程中，本能具有着巨大的力量，如弗洛姆所言“人身上最强烈的情欲和需要并不是那些来源于肉体的东西，而是那些源于人类生存特殊性的东西”[8]，这些特殊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本能需要，在人的意识、思维上给予一种强烈的暗示，产生一种迫切的必须被满足的冲动，对人的行为起到支配与导向的作用。当这种需要的实现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又会在人的行为上呈现出抗拒和自卫的力量，如当格瑞格斯在对雅尔马说“你走了岔道，掉在一个有毒的泥塘里了；你染上了危险的病症，陷落在阴暗的地方等死”的时候，雅尔马的回答是“很好，可是你别管我的闲事。我告诉你，除了自然而然地有一点儿忧郁之外，我很心满意足。” 这种目标的需要无一例外地体现在剧中所有人的身上，并且所有人都用“幻想”的方法来实现着这种需要。但是人类的需要并不仅仅只有这么一种，人类随时变化着的生存状况不断产生着新的需要[9]，即使是在满足生命本能之后还是持续地涌现，就像弗洛姆所说“与动物形成鲜明的对照，饿、渴和性冲动得到了满足以后，他最迫切的问题并非已经解决，而是刚开始露头”[10]在雅尔马和海特维格的身上恰好从不同的两个方面反映了人类的同一种需要——超越的需要[11]。在剧中，雅尔马一家在资本家威利的资助下似乎过得“顺风顺水”：艾克达尔获得了抄写文件的工作，报酬优厚，雅尔马成为了照相馆老板，也已经成家立业。但是雅尔马对比并不感到满意，反而渴望摆脱这种生活，而把发明创造当做实现他的使命的途径，“我照例把业务上的零碎事都交给她（基纳）管，这么着，我就可以躲在客厅里专心去想更重要的事了”，“你要知道，这不是一天半天做得成的事。并且你也不要以为我的目的是为满足虚荣。我现在的工作不是为我自己。不是，不是！日日夜夜在我眼前摆着的是我做人的使命”，在他的多次的慷慨言辞中他都宣称使命是“恢复艾克达尔这个家门的光荣尊严，恢复父亲的自尊心”。“请你转告你未来的丈夫，说我正在苦心钻研我的发明。请你转告他，我这么埋头苦干，在精神上支持我的力量就是我想还清这笔重债的心愿。这就是我努力搞发明的理由。将来全部的利益，我要拿来清偿欠你丈夫的债务。”但是在他在无比激动中对索比太太所说的这段话中，却可以发现他时时落在一个“我”字上，“我想……的心愿”、“我要……”可见他的發明创造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不受制于人，也就是做一个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可以说对于家族和父亲和对于自己的愿望是以一种一深一浅、一表一里的形式存在在他的内心中的，很多情况下，对于家族和父亲的愿望成为了他自己愿望的掩盖，首先这是由雅尔马在家庭中的位置决定的，他是家中的“儿子”、“丈夫”与“父亲”，而在父亲年老之后，他实际上就是一家之主了，那么恢复家族的荣誉和父亲的光荣这种关乎全家、全家族的命题当然要比私己的愿望更有义正辞严的力量，也显示出一家之主的统摄全局，观照整体的领导作用和应有的担当；其次，这涉及到人的生活窘境和生命窘境这两个命题之间的比较。对于家族和父亲的愿望对应着雅尔马一家生活的窘境，那就是荣耀的失去，而雅尔马对于自己的愿望则对应着生命的窘境，那就是生命个体的自主独立性的缺失，后者需要更深刻的自视才能发现，而且也由于这种根源性因素的缺失，使人遭受更大的精神压力，而隐秘在内心中，羞于启齿。在雅尔马的表达中就呈现出这种双层的结构，“（放低声音）我一定要完成这使命。总有一天——……（走到扶手椅旁，无限感慨）白发苍苍的苦命爸爸！你放心，雅尔马会养活你。”他自己的愿望隐藏在低声和残缺的句子中，往往不容易被人发现，而对于父亲的愿望则是处于感慨的完整的句子中，明白无疑。从雅尔马或晦暗不明或直接的对于摆脱别人牵制的愿望的表露中，可以发现这种愿望来自于他本身的一种需要，即“人的超越的需要”[12]。从人的起始状态来说，“人不明不白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又身不由已地被抛出这个世界…就像世界上的其他生物一样出于一种被动的状态”[13]，但是正因为人类具有理想，超越的需要由此产生。而为了满足“超越生物性，超越自身生存状态中的被动状态”[14]的需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一个‘创造者’”[15]。在这里，创造首先赋予了主体“造物主”一般的主动性与独立性，让他能够在创造中充分享受到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由与随意性。其次，创造才会提出智力与思维方面的要求，让主体在摆脱了被动的处境后，进行高出于一般生物的活动，体现出人在认知、记忆、想象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弗洛姆认为创作意味着人内心的积极活动。[16]这种积极的活动对应着灵活、敏捷的思维活动，在高级持续的运转中实现对现状的突破，在新的基础上完成高一级的超越。由此看来，创造带来的结果往往有两个，一为“破”，二为“立”，破除被动，创造一切新机，实现两个层面上的超越。发明创造作为“创造”最直接的实现方式，对这一意图做了最明了的揭示作用，也是雅尔马将此作为自己使命的根本原因：在两方面实现超越，摆脱威利先生的牵制，获得主体性与独立性，以及开创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雅尔马在剧中所说“我要把它提高到也是艺术也是科学的水平”则进一步看到他的超越已经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物质世界，而上升到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中，恰好证明“人对超越的追求，正是爱、艺术、宗教以及物质产生的源泉之一。”[17]
与雅尔马的“創造”的途径相背而行，我以为海特维格是通过“毁灭”来达到超越。毁灭和创造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人能够毁灭生命，就像他能创造生命一样”[18]，根本在于自主性与支配性。海特维格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感到无比的羞辱，受到极大的刺激，便开枪自杀。她在现实环境中，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其弱小的行动力使她常常处在一种被动的处境中，除了在不断强调“野鸭是我的”中获得一点控制力的实现，不可能对于其他现实有任何支配的能力，因此，她的超越的需要也就处在一种落空的状态中。她喜欢阅读，这或许本能为她提供“创造”这一条途径的可能，但因为视力的衰弱，家人的阻止，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在找不到其他途径的时候，海特维格只能通过自杀来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在毁灭的行动中，人使自己立于生命之上，从而超越了他的生物性”[19]。我以为海特维格的死在剧中已经有了暗示，格瑞格斯要海特维格把野鸭杀死，也就意味她在现实中仅有的一点支配力的丧失，使得她通过在现实中的行为来实现超越的需要的愿望完全落空，也就导致了这个悲剧的结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野鸭或许就是海特维格的象征，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都是被动的弱者，当雅尔马在愤怒中说要拧死野鸭的时候，海特维格是尖声喊叫，并且一再恳求父亲不要伤害野鸭，那么当海特维格答应杀死野鸭，也就在自己心里扎下了自杀的念头了。海特维格自杀刚好发生在她生日的那天，这可以认为是对这种自主性的妥协性的实现，因为她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间，对此只能妥协，然而死亡的时间却是可以由自己掌控的，在死亡上她能够使得自主性实现最大化。 在前文中，我将海特维格视为一个“虚假”的幻想者，原因正在于她能够敏锐地发觉身边一切的真相，对交谈中的隐语都能分辨出来，而其他人都生活在一片朦胧之中，正是由此产生的界限，使得她时时处在孤单里，她发现身边的人都和“野鸭”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她通过占有“野鸭”来表示她与其他人的共同特质，竭力地想融入到群体中去，她的幻想的实现方式就是对他们幻想的维护和附和，根本上来说她的幻想是虚假的，是空造出来的，她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个空白的幻想来拯救自己于孤独。当她的父亲在得知她的身世而离开之后，她对于弥合这种界限感到了绝望，她的死或许就证明了其幻想的无意义。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占有”这种生存方式[20]的空虛与无意义，正像弗洛姆所说“我们的目的必须是有价值的生存，而不是占有很多价值”[21]，因为这些占得的东西并不在本质上属于自己，也未必和自己的本性相合，它们只是暂时地“保存”在自己的身边，随时都有失去的可能，因其僵滞性，也不会在原质的基础上多元衍生，拓展其价值范畴。
对于死的解释有很多种，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就是由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构成的。而在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说海特维格的死是出于一种“死的本能”，那么在她死了之后雅尔马和基纳的和解是不是可以看做一种“生的本能”？而是不是正是彼之“死本能”触发了此之“生本能”呢？在此仅做推测，不敢妄言。
当对剧本中的人物进行整体性的观照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幻想是不仅仅存在于个体身上，而且更是以集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不仅是说剧本中的人都带有幻想，更是说带着幻想的人刚好是一家人，稍微扩大一点，又是紧邻的邻里，可以说他们是处在一种十分密切的集体环境中，同时又似乎和外界相隔绝，生活在一个封闭独立的空间。这种空间状态无疑是为幻想的滋长提供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个空间对于这群人来说就是一个理想的生存之所。但是究竟他们何以需要这种集体的环境呢？我想，这应该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有关。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这群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自我意识。一般认为，如果个体能够摆脱权威的控制，开始对自身进行思考，感受到“我”是自己力量的中心和行动的主体，[22]那么他就具备了自我意识。但是，在这群人中间，处处都可以发现依赖的关系，妻子对丈夫，女儿对父亲，儿子对父亲……虽然他们表面上都是一个个体，但实际上并不独立，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个时候，集体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这方面的缺失给予了一个虚假性与安慰性的弥补。弗洛姆在讨论人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把“只要我与其他人一样，被看作是某一群体中的正常同伴，我就感觉到了作为‘我’的自己”[23]的思维意识称为“现代人新的集体意识”，并把其中“作为‘我’的自己”视为“幻想的自我”。在现实中，不难发现这类人常常用一种群体性的方式自称，如“我们”，而不是“我”，原因就在于在思维的默认中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身份融入到了整个群体中，当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做出确认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把整个群体和自我等同起来，群体意识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自我意识了。而一旦要求他们去寻找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的时候，他们在心理上就会出现畏惧和退缩，因为他们对于集体已经形成了无法脱离的依赖。在剧中，艾克达尔就经常使用“我们”这个自称，“我们还养了兔子……”、“这是我们的野鸭”、“咱们还是得谢谢霍谷恩·威利先生……”显然，他把自己归属为了这个群体。《野鸭》中其他人也是用在群体中身份的获得与认同来取得所谓的“自我意识”的，这种群体性的意识一方面帮助他们在“划一性与顺从性的体验”[24]中毫不费力，并且安全地获得一种身份感与认同感，即在不用独自经历获得自我意识的艰难的探索，不经历紧张感与忧虑的情况下顺利的完成寻找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又通过统一的意识、规则与要求使个体获得公平感[25]，此外还以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来满足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可以想见，这个集体正是这群人能够进行正常的活动的依托，也是实现“安稳”生活的一个基础条件。也正是由于在集体中获得的认同感，使得他们能够视自己的“幻想”为正常，也就继续安然地存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即如雅尔马所言“在我家里，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起不痛快的事”。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刚好造成了自我意识在群体中逐渐丧失（若尚有一点潜在的自我意识）或无法形成的局面，一者由于这种环境的“安逸舒适”，使得他们不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也就不再对现实进行审视与反思，不再进行任何的意识斗争与冲突，导致了思想上的惰性与疲敝，对于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追求也就在无形中止步了，二者由于群体意识的支配性，个人的声音往往会淹没在群体的声音中，独立性的发展也就被遏止了。所以，个体的幻想也就在集体中被推动着向前发展了。但是，由于自我性的缺欠，加上对于幻想的需要与维护，那么集体对他们来说必然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也成为不容打搅和不可侵犯的所在了。他们对于集体的态度，私意以为可以从三次“闯入”来看取。第一次“闯入”是格瑞格斯“闯入”到雅尔马家中。先看雅尔马的反应：早在格瑞格斯向雅尔马透露出想去自己家的时候，雅尔马就已经表达了彻底的拒绝“你千万别上我家来。格瑞格斯，我的家是一座愁城。尤其是刚吃过这么一顿讲究的酒席以后，你千万别上我家来。咱们可以想想办法在城里找个地方见面”；而在听到敲门声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雅尔马就发出了嫌恶的语气“哼！又来了！”，在知道是格瑞格斯来访之后，从“格瑞格斯！你还是来了？既然来了，请进”这一段话中，可以发现雅尔马一系列的感情变化，先是吃惊，然后是有点不解和愤怒，最后是无奈和妥协。而基纳在开门后发现是格瑞格斯来访时，其行为是“倒退半步”，表现出吃惊与排斥；在听到格瑞格斯想要租他们的屋子时，就说“威利先生，你住那间屋子不太合适”，一再地阻止格瑞格斯住进来。艾克达尔在得知格瑞格斯来了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找我干什么”，其后又解释说“你知道，并不是我害怕”。瑞凌在与格瑞格斯的谈话中，曾表示如果格瑞格斯“硬讨理想的要求”，就让他“像倒栽葱似的滚下楼去”……这个时候，集体的构成是雅尔马一家和两个邻居，而格瑞格斯是个外来的闯入者。对于生活在幻梦里面的人来说，格瑞格斯的“闯入”无疑是对集体环境中已有平衡的破坏和平静生活的侵扰，从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种“闯入”是排斥和不欢迎的。第二次“闯入”是威利先生的“闯入”。不管是对于格瑞格斯，还是基纳，还是艾克达尔，威利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第三次“闯入”是索比太太的“闯入”。这个时候，格瑞格斯已经加入到了那个集体中。而对于格瑞格斯来说，索比太太正像是他父亲的化身，对她必然是不欢迎的。在索比太太走的时候，雅尔马和格瑞格斯只对她鞠了一躬，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基纳送她出去时，雅尔马还喊道“基纳，别迈出门坎儿！”显然，索比太太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到雅尔马等人的集体中时，是被排斥的。对三次外来者“闯入”的排斥与厌嫌正可作为雅尔马等人对集体保护意识的体现。剧中这种团聚式环境的安排并不是出于无意或巧合，而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秘示。这些剧中人物也并不是特例，而是对普遍的人类意识的典型性呈现。 综上所述，在这部戏剧中，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靠着自己的幻想生活，这种幻想使得他们远离痛苦与失意，获得维持生活的信念与力量，在残酷的现实中得救；这些幻想者又似乎在巧合间构成了一个集体的环境，这种封闭独立的集体的环境使得他们的幻想得以不断滋长。剧本通过一群人的生活揭示出“幻想”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体现着幻想对于平常人生的意义，渗透着人类的生命意识。我通过人的生存、人的本能需要、集体于个人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感知人之本质，探索到了无穷的“人学”意蕴。
注释：
[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2][瑞士]皮卡德：《沉默的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3]曾宪文：《幻想于生活的意义——读易卜生<野鸭>》，期刊，《名作欣赏》，2000-11-28。
[4][阿根廷]博尔赫斯：《文学只不过是游戏》，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5]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8页。
[6]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8页。
[7]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8页。
[8][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6页。
[9]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0页。
[10][美]埃里希·弗洛姆：《尋找自我》，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0页。
[11]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2]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3]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4]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5]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2页。
[16]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78页。
[17][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5页。
[18]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3页。
[19][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5页。
[20]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62页。
[21][美]埃里希·弗洛姆：《占有或存在——一个新型社会的心灵基础》，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页。
[22]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7页。
[23]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7页。
[24]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贖——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7页。
[25]方幸福：《幻想彼岸的救赎——弗洛姆人学思想与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