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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生活中缺乏职业保障、收入低、城市认同和自我价值感低，缺乏社会支持，成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促进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提升其生活品质，促进城市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 新生代 外来 务工人员 生存状况 调查
基金项目：本文系大学生国家级创新实验项目《广州市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困境及其政策支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秋云、黄炜贤、江嘉莹，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2-166-04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缘起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6610万人，比上年增加274万人，而新生代外出务工人员则达到10061万人，可见，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已逐步取代老一辈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的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与老一辈外出务工者有很大区别，他们对土地的情结淡薄，没有务农经历，同时，他们对农村的认同感也在不断减弱。尽管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对城市的期望值比老一辈的相对较高，但不能确保他们在城市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融入城市并成为其中一份子，但由于种种制度性限制，加上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冷漠的社会歧视及不平等的待遇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广州作为中国特大城市之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居于此，但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福利、居住条件较差、城市资源享用有限。如果不能有效及时解决他们在城市遇到的困境，会挫伤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积极性，并降低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二）研究方法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年龄段在16-35岁之间，从小在农村长大，或随第一代进城打工的父母从小来到城市，或在城市出生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劳动者。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虽然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我国不再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农民工”这一称呼也应退出历史舞台，故我们将研究对象的称谓界定为“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
本课题选取了广州市海珠区、天河区、番禺区、白云区、花都区5个区的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方法了解他们在广州的生存状况。在问卷调查中，我们采用自填式问卷的随机调查和“滚雪球”式的调查方式，面对面发放问卷550份，回收有效问卷503份（见表1），然后运用SPSSl7.0对有效问卷进行录入、分析。
关于获得工作的途径，503人中有324人是完全依靠自己而实现就业的，有158人则是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而找到工作，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是通过其他途径就业的。从就业方式来看，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找工作的途径可选择性更大，但基本没有通过现代化方式来获得工作，更多的是依靠业缘关系或老乡关系来实现就业，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且交换工作的频率较高，约55%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换过工作，而且有约5%的人换过5次以上的工作（见表2）。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父辈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大多只能从事次级的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虽然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及职业类型和老一辈相比有一定的改善，但和城市居民对比仍是有很大的差距。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普遍的工作时间都是在9-12小时之间（图2）。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综合素质也有较大提升，理论上说，他们的工资待遇应该会比父辈有所改善，但我们调查发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普遍处于2000-3000元这个层级，占42%（见图4），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仅占8%，这个工资水平在广州生活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四）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现状
1.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认同状况：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认同是他们融入城市、在城市扎根的基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广州后存在不同的身份定位。参与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中，有高达59.6%的人认为自己在广州的身份只是一个打工者，有19.9%的人认为自己是漂一族，有3.6%的人即便在广州从事非农产业，但仍觉得自己的身份依然是一个农民，仅有3.4%的人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具有城市的主人翁意识（图5）。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虽然已经在广州生活，但他们从心理上还没有真正认同自己是广州的一份子。这种身份认同一方面容易导致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通过自我归类，采取与社会分离而不是与社会融合的方式来应对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焦虑与距离感，另一方面也会让他们找到理由去接受自己在城市中不公的地位和待遇。
在多元价值社会里面，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常被社会认为是“边缘人”，他们一般会同与自己出身、职业及生活方式等相似的人交往，形成以自我群体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据调查，只有9.7%的外来务工人员经常与本地市民交往，有近13.5%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从不来往（见表4），与本地居民从不来往的人数高于经常交往的人数。这些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经常交往人群是“亲戚家人”、“亲密朋友”和“工作同事”。 另外，广州的地方语言是粤语，虽然国家推广普通话，但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不会讲普通话，并且反感外来文化，对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还是产生一定影响。 近年来，为支持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各地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广州也从2010年开始实施积分入户政策。但这些政策在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中的知晓率并不高，调查发现，高达58.25%的人不知道广州市的积分入户政策，而35.19%外来务工人员虽知道积分入户政策但是不清楚具体的规则，只有4.37%的人明确表示清楚相关政策规定（见图6）。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不知晓、不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宣导缺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融入城市生活不积极或者对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没有希望，因而，表现出对相关政策的冷漠。
（五）外来务工人员自我价值感现状
1.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价值感状况：庞大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来到广州，在建筑、采掘、服务、餐饮等多行业、多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给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广州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与老一辈外来务工人员相比，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更注重职业的工作待遇、工作环境以及职位上的自我提升空间。有些工作消耗的体力大，休息时间短，工作环境恶劣，就会造成“打工一族”心理的落差，降低对职业的认同感。访谈中一位来自汕头的女孩表示她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找工作了，相继换了许多工作，曾经在工厂打过工，但后来还是辞职了，辞职的原因是“工厂的生活太封闭了，没有自由，我非常不喜欢被束缚着的生活”。另外，工作时间较长与工资收入较低，削弱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热情与工作积极性，从而降低职业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调查发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满意度不高，满意度约43%（见图7）。
2.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评价：自我价值感不仅来源于对自身价值的评价，也来自对外来评价的主观感受。外来务工人员可以说处于城市的底层，他们在城市干着脏、险、累的活，他们渴望在为城市付出的同时，也能获得城市对他们的尊重，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仍与广州市的城市市民有相当大的差距。市民们也似乎习惯向他们索取而忘了给予回报。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不断鼓励、支持农民进城，而且城市居民也切身感受到他们对城市建设的贡献。目前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较以前有所好转，但仍处于一半接受一半冷漠，一些居民仍以“一等公民”的身份占据优势。 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外来务工人员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外来务工人员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 市民不仅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区敬而远之，甚至对打扮的和他们的人也会刻意保持距离，而且认为他们是影响社会治安的元凶。如果小区内发生偷窃行为，第一时间遭到怀疑的便是外来务工人员，有些人甚至对他们处处提防，还有不少人有意放大他们的犯罪行为，加重了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失落感”。
二、结论和建议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大多出生在80年代后，他们既不熟悉也不喜欢 “农村生活”，但由于学历、能力的限制以及社会网络资源的缺乏，他们大多从事繁重且工作待遇低的工作。他们在城市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居住地，没有职业的保障和稳定的收入，因此没有安全感。他们虽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实现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难以与本地居民沟通，与城市居民形成无形的鸿沟，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城市的过客或漂泊者，对城市相关政策关注较少，缺乏积极融入的意识，自我价值感不高。他们成为我国城市和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第三类人群，既回不去农村，又不能融入城市，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徘徊和奋争。正如王春光所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加之在城市社会遇到的制度性社会排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建构，从而形成“底层”的社会认同 。这种对自身的“底层”的社会认同感，会降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我价值感，扭曲他们的身心与人格，甚至促使他们做出越轨行为。因此，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支持体系建设，对于他们的未来发展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方面，应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改变对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制度性排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和扶持，让他们能够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如：有针对性、分层次地向外来务工人员开展职业培训活动，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他们提供公租房，提供就业保障，提高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社会层面，应营造更宽容的氛围，接纳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要利用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帮助新生代外务工人员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作为新生代外来务员工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建立在地资源网络，以积极的心态积极融入城市生活。
参考文献：
[1]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调查研究版）.2007（5）.
[2]周晶.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认同研究.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7.
[3]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调查研究版）.2007（5）.
[4]刘林平.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5]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员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3）.
关键词 新生代 外来 务工人员 生存状况 调查
基金项目：本文系大学生国家级创新实验项目《广州市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困境及其政策支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秋云、黄炜贤、江嘉莹，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2-166-04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缘起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6610万人，比上年增加274万人，而新生代外出务工人员则达到10061万人，可见，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已逐步取代老一辈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的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与老一辈外出务工者有很大区别，他们对土地的情结淡薄，没有务农经历，同时，他们对农村的认同感也在不断减弱。尽管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对城市的期望值比老一辈的相对较高，但不能确保他们在城市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融入城市并成为其中一份子，但由于种种制度性限制，加上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冷漠的社会歧视及不平等的待遇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广州作为中国特大城市之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居于此，但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福利、居住条件较差、城市资源享用有限。如果不能有效及时解决他们在城市遇到的困境，会挫伤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积极性，并降低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二）研究方法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年龄段在16-35岁之间，从小在农村长大，或随第一代进城打工的父母从小来到城市，或在城市出生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劳动者。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虽然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我国不再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农民工”这一称呼也应退出历史舞台，故我们将研究对象的称谓界定为“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
本课题选取了广州市海珠区、天河区、番禺区、白云区、花都区5个区的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方法了解他们在广州的生存状况。在问卷调查中，我们采用自填式问卷的随机调查和“滚雪球”式的调查方式，面对面发放问卷550份，回收有效问卷503份（见表1），然后运用SPSSl7.0对有效问卷进行录入、分析。
关于获得工作的途径，503人中有324人是完全依靠自己而实现就业的，有158人则是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而找到工作，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是通过其他途径就业的。从就业方式来看，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找工作的途径可选择性更大，但基本没有通过现代化方式来获得工作，更多的是依靠业缘关系或老乡关系来实现就业，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且交换工作的频率较高，约55%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换过工作，而且有约5%的人换过5次以上的工作（见表2）。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父辈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大多只能从事次级的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虽然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及职业类型和老一辈相比有一定的改善，但和城市居民对比仍是有很大的差距。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普遍的工作时间都是在9-12小时之间（图2）。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综合素质也有较大提升，理论上说，他们的工资待遇应该会比父辈有所改善，但我们调查发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普遍处于2000-3000元这个层级，占42%（见图4），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仅占8%，这个工资水平在广州生活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四）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认同感现状
1.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认同状况：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认同是他们融入城市、在城市扎根的基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广州后存在不同的身份定位。参与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中，有高达59.6%的人认为自己在广州的身份只是一个打工者，有19.9%的人认为自己是漂一族，有3.6%的人即便在广州从事非农产业，但仍觉得自己的身份依然是一个农民，仅有3.4%的人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具有城市的主人翁意识（图5）。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虽然已经在广州生活，但他们从心理上还没有真正认同自己是广州的一份子。这种身份认同一方面容易导致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通过自我归类，采取与社会分离而不是与社会融合的方式来应对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焦虑与距离感，另一方面也会让他们找到理由去接受自己在城市中不公的地位和待遇。
在多元价值社会里面，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常被社会认为是“边缘人”，他们一般会同与自己出身、职业及生活方式等相似的人交往，形成以自我群体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据调查，只有9.7%的外来务工人员经常与本地市民交往，有近13.5%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从不来往（见表4），与本地居民从不来往的人数高于经常交往的人数。这些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经常交往人群是“亲戚家人”、“亲密朋友”和“工作同事”。 另外，广州的地方语言是粤语，虽然国家推广普通话，但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不会讲普通话，并且反感外来文化，对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还是产生一定影响。 近年来，为支持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各地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广州也从2010年开始实施积分入户政策。但这些政策在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中的知晓率并不高，调查发现，高达58.25%的人不知道广州市的积分入户政策，而35.19%外来务工人员虽知道积分入户政策但是不清楚具体的规则，只有4.37%的人明确表示清楚相关政策规定（见图6）。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不知晓、不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宣导缺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融入城市生活不积极或者对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没有希望，因而，表现出对相关政策的冷漠。
（五）外来务工人员自我价值感现状
1.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价值感状况：庞大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来到广州，在建筑、采掘、服务、餐饮等多行业、多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给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广州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与老一辈外来务工人员相比，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更注重职业的工作待遇、工作环境以及职位上的自我提升空间。有些工作消耗的体力大，休息时间短，工作环境恶劣，就会造成“打工一族”心理的落差，降低对职业的认同感。访谈中一位来自汕头的女孩表示她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找工作了，相继换了许多工作，曾经在工厂打过工，但后来还是辞职了，辞职的原因是“工厂的生活太封闭了，没有自由，我非常不喜欢被束缚着的生活”。另外，工作时间较长与工资收入较低，削弱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热情与工作积极性，从而降低职业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调查发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满意度不高，满意度约43%（见图7）。
2.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评价：自我价值感不仅来源于对自身价值的评价，也来自对外来评价的主观感受。外来务工人员可以说处于城市的底层，他们在城市干着脏、险、累的活，他们渴望在为城市付出的同时，也能获得城市对他们的尊重，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仍与广州市的城市市民有相当大的差距。市民们也似乎习惯向他们索取而忘了给予回报。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不断鼓励、支持农民进城，而且城市居民也切身感受到他们对城市建设的贡献。目前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较以前有所好转，但仍处于一半接受一半冷漠，一些居民仍以“一等公民”的身份占据优势。 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外来务工人员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外来务工人员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 市民不仅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区敬而远之，甚至对打扮的和他们的人也会刻意保持距离，而且认为他们是影响社会治安的元凶。如果小区内发生偷窃行为，第一时间遭到怀疑的便是外来务工人员，有些人甚至对他们处处提防，还有不少人有意放大他们的犯罪行为，加重了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失落感”。
二、结论和建议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大多出生在80年代后，他们既不熟悉也不喜欢 “农村生活”，但由于学历、能力的限制以及社会网络资源的缺乏，他们大多从事繁重且工作待遇低的工作。他们在城市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居住地，没有职业的保障和稳定的收入，因此没有安全感。他们虽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实现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难以与本地居民沟通，与城市居民形成无形的鸿沟，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城市的过客或漂泊者，对城市相关政策关注较少，缺乏积极融入的意识，自我价值感不高。他们成为我国城市和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第三类人群，既回不去农村，又不能融入城市，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徘徊和奋争。正如王春光所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加之在城市社会遇到的制度性社会排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建构，从而形成“底层”的社会认同 。这种对自身的“底层”的社会认同感，会降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我价值感，扭曲他们的身心与人格，甚至促使他们做出越轨行为。因此，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支持体系建设，对于他们的未来发展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方面，应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改变对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制度性排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和扶持，让他们能够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如：有针对性、分层次地向外来务工人员开展职业培训活动，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他们提供公租房，提供就业保障，提高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社会层面，应营造更宽容的氛围，接纳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要利用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帮助新生代外务工人员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作为新生代外来务员工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建立在地资源网络，以积极的心态积极融入城市生活。
参考文献：
[1]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调查研究版）.2007（5）.
[2]周晶.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认同研究.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7.
[3]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调查研究版）.2007（5）.
[4]刘林平.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5]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员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