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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海上花列传》中妓女与恩客及老鸨关系的变化、妓女婚姻观念的变化、妓女职业意识的树立来观照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以此角度透视该小说的现代性,进一步厘定其现代通俗文学开山的文学史地位之不虚。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 主体意识 现代性
《海上花列传》中,妓女是该部书的主要题材。范伯群先生曾说,《海上花列传》是通俗文学的开山,讲了“六个率先”。其实,还有“第七个率先”,那就是妓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特别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更是现代性的重要面向。《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个性突显出来,与以往不同,而当个性在妓女身上肆意张扬以致成为个人标志时,潜伏于个性之下的“始作俑者”来源于何处?我们或可以从《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关系及人物自身身上进行挖掘。
一、妓女与恩客及老鸨的关系
妓女与恩客及老鸨的关系在《海上花列传》中发生了吊诡的转变。以往妓女与恩客及老鸨的关系,主要是前者依附于后两者。而《海上花列传》中,这一看似合理的关系开始变得不合理。诚然,上海堂子里还没有出现卖艺不卖身的妓女,也未出现不沾妓女身的“高尚”嫖客,然而强调妓女与恩客间存在性的关系显然不是作者的意图,作者更多表现的是妓女与恩客间的日常生活。而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身体依附着恩客的妓女,却在精神方面为恩客建构了一方栖息地,并渐渐掌握了这段关系的主动权。这一点在黄翠凤与罗子富之间显而易见。对恩客,黄翠凤处处掌握主动权。她能让罗子富心生敬畏和仰慕之情,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但又在与老鸨联手设局,骗取罗子富的钱财来填补空缺时,毅然决然地打破了妓女对嫖客所谓真情实意的幻想。对老鸨,黄翠凤选择以死相逼来反抗压迫,步步设计,最终摆脱控制以自立门户。比较而言,名妓杜十娘则既不敢主动反抗老鸨,又对恩客李甲寄予幻想,最终怒沉百宝箱,葬身鱼腹而无法自主。因此,黄翠凤正是在对欢场的清醒认识与自我的抗争中一步步地颠覆了青楼法则,完成了自我救赎。看似自私无情,实则是主体意识的觉醒。
二、无尊严为妻,不如平等相恋
《海上花列传》中,婚姻似乎不再是妓女通往救赎之路的唯一途径。《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打破了为妾作小的一般婚嫁之路,主张嫁人就要真真正正地嫁人——做正室。想做陶玉甫正室的李漱芳因其妓女的身份而未偿所愿,但她并不愿做妾,即使是病重也不愿离开堂子成为陶玉甫的外室,虽然幻梦破灭了,但她坚持所愿,以恋人的身份与陶玉甫平等交往,以全自尊。而同时期《海上繁华梦》中的妓女如玉,虽如愿以偿地嫁了潘少安,但身份的困扰终使救赎成悲剧。李漱芳对妻妾身份的执着看似固执,亦因此香消玉殒,却由此完成了对妓女婚姻观的另一种阐释,与其做无尊严的妾,不如做平等独立自尊的恋人。更甚者,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婚姻,如沈小红,她并未答应嫁给恩客王莲生,而是向往更自由的生活,甚至去骈戏子以满足个人的情感欲望,婚姻对她来说,不是救赎而是枷锁。
三、妓女对自身身份的认可
《海上花列传》中,租界为妓女提供了合法化的地位,从而激发了妓女主体意识的加强。姚季莼相好的卫霞仙,曾被姚季莼的正室姚奶奶兴师问罪,卫霞仙却理直气壮地将姚奶奶呵退。这在以前不可想象,但卫霞仙背后是“清朝禁止官员狎妓,所以只有在租界上妓院可以公开接待社会上层人物”1的合法规定。租界的法规打破了封建社会的身份贵贱等级,促进了卫霞仙们对身份的认同和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再观妓女李娃在帮助贵族公子荥阳生求得功名后,表示“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李娃此举是对妓女卑贱地位的认同,是对封建等级观念的驯服,亦是其无法自我救赎的根源之一。
《海上花列传》中,妓女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地渗进与恩客甚至是老鸨的关系中,这使上海堂子里的妓女褪去了佳人才女的面纱,变得更像妓女。在竞争激烈的海上欢场摸爬滚打,准确的定位是生存的前提。如赵二宝般幻想嫁入豪门的却终成春梦,这既是悼亡青楼才子佳人梦的逝去,又是暗示妓女已成商海的一份子,在纲常解纽的租界,她们逐步认识到妓女可以像商人一般追名逐利,享受繁华,意识到正室之可期、平等恋爱之可望,一步步蜕变为具有独立主体的倌“人”。虽然畸形,但是仍不失特殊语境下的另一种现代性。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 主体意识 现代性
《海上花列传》中,妓女是该部书的主要题材。范伯群先生曾说,《海上花列传》是通俗文学的开山,讲了“六个率先”。其实,还有“第七个率先”,那就是妓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特别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更是现代性的重要面向。《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个性突显出来,与以往不同,而当个性在妓女身上肆意张扬以致成为个人标志时,潜伏于个性之下的“始作俑者”来源于何处?我们或可以从《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关系及人物自身身上进行挖掘。
一、妓女与恩客及老鸨的关系
妓女与恩客及老鸨的关系在《海上花列传》中发生了吊诡的转变。以往妓女与恩客及老鸨的关系,主要是前者依附于后两者。而《海上花列传》中,这一看似合理的关系开始变得不合理。诚然,上海堂子里还没有出现卖艺不卖身的妓女,也未出现不沾妓女身的“高尚”嫖客,然而强调妓女与恩客间存在性的关系显然不是作者的意图,作者更多表现的是妓女与恩客间的日常生活。而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身体依附着恩客的妓女,却在精神方面为恩客建构了一方栖息地,并渐渐掌握了这段关系的主动权。这一点在黄翠凤与罗子富之间显而易见。对恩客,黄翠凤处处掌握主动权。她能让罗子富心生敬畏和仰慕之情,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但又在与老鸨联手设局,骗取罗子富的钱财来填补空缺时,毅然决然地打破了妓女对嫖客所谓真情实意的幻想。对老鸨,黄翠凤选择以死相逼来反抗压迫,步步设计,最终摆脱控制以自立门户。比较而言,名妓杜十娘则既不敢主动反抗老鸨,又对恩客李甲寄予幻想,最终怒沉百宝箱,葬身鱼腹而无法自主。因此,黄翠凤正是在对欢场的清醒认识与自我的抗争中一步步地颠覆了青楼法则,完成了自我救赎。看似自私无情,实则是主体意识的觉醒。
二、无尊严为妻,不如平等相恋
《海上花列传》中,婚姻似乎不再是妓女通往救赎之路的唯一途径。《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打破了为妾作小的一般婚嫁之路,主张嫁人就要真真正正地嫁人——做正室。想做陶玉甫正室的李漱芳因其妓女的身份而未偿所愿,但她并不愿做妾,即使是病重也不愿离开堂子成为陶玉甫的外室,虽然幻梦破灭了,但她坚持所愿,以恋人的身份与陶玉甫平等交往,以全自尊。而同时期《海上繁华梦》中的妓女如玉,虽如愿以偿地嫁了潘少安,但身份的困扰终使救赎成悲剧。李漱芳对妻妾身份的执着看似固执,亦因此香消玉殒,却由此完成了对妓女婚姻观的另一种阐释,与其做无尊严的妾,不如做平等独立自尊的恋人。更甚者,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婚姻,如沈小红,她并未答应嫁给恩客王莲生,而是向往更自由的生活,甚至去骈戏子以满足个人的情感欲望,婚姻对她来说,不是救赎而是枷锁。
三、妓女对自身身份的认可
《海上花列传》中,租界为妓女提供了合法化的地位,从而激发了妓女主体意识的加强。姚季莼相好的卫霞仙,曾被姚季莼的正室姚奶奶兴师问罪,卫霞仙却理直气壮地将姚奶奶呵退。这在以前不可想象,但卫霞仙背后是“清朝禁止官员狎妓,所以只有在租界上妓院可以公开接待社会上层人物”1的合法规定。租界的法规打破了封建社会的身份贵贱等级,促进了卫霞仙们对身份的认同和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再观妓女李娃在帮助贵族公子荥阳生求得功名后,表示“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李娃此举是对妓女卑贱地位的认同,是对封建等级观念的驯服,亦是其无法自我救赎的根源之一。
《海上花列传》中,妓女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地渗进与恩客甚至是老鸨的关系中,这使上海堂子里的妓女褪去了佳人才女的面纱,变得更像妓女。在竞争激烈的海上欢场摸爬滚打,准确的定位是生存的前提。如赵二宝般幻想嫁入豪门的却终成春梦,这既是悼亡青楼才子佳人梦的逝去,又是暗示妓女已成商海的一份子,在纲常解纽的租界,她们逐步认识到妓女可以像商人一般追名逐利,享受繁华,意识到正室之可期、平等恋爱之可望,一步步蜕变为具有独立主体的倌“人”。虽然畸形,但是仍不失特殊语境下的另一种现代性。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