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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初，云南有不少来自日本的寓滇日僧，他们大多能文善诗，形成了一批关于思乡怀友、山水自然、蔬笋酬唱的诗作。他们的诗歌自成特点，融禅佛道性于凡情俗世、寄幽情逸韵于山水自然、任寒苦清瘦于蔬笋酬唱，呈现出以空寂、孤愁和枯老为特征的枯淡清寂之美。
关键词：寓滇日僧 禅宗 枯淡清寂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3-113-117
明初，一批日本僧人流寓至滇，“他们都是禅宗，精通佛学，‘能诗善书’，与当地各族各界人士交游。”1他们的诗作多被收集于《沧海遗珠》2一书中。《沧海遗珠》是明初镇守云南的黔宁王沐英季子沐昂编纂的，共收录了明初迁谪云南的21位诗人之作。杨士奇在《沧海遗珠序》中记载，“都督沐公以其所得名人之作择其通古近体三百余篇，皆前选所不及者，名沧海遗珠，将刻以传。属余序。”3纪晓岚在《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中赞曰“此编去取颇精审，所录多斐然可观。自古以来，武人能诗者代代有之，以武人司选录，而其书不愧善本者，惟此一集而已。是固不可不传也。”4可见，《沧海遗珠》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对明初谪戍诗人作品的收录，是其它诗文集所缺的，甚为珍贵。《沧海遗珠》共收录3位日僧的诗作。其中，天祥诗作11首，机先诗作18首，大用诗作1首。寓滇日僧的诗作在其他诗文集中也有零散收录，但以《沧海遗珠》最为集中可信，因此，本文以《沧海遗珠》收录的3位日僧的30首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诗歌创作的特点进行探究。
根据谢道辛《大理日本四僧塔》5一书所论，日僧入滇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受明初胡惟庸案的牵连，被朱元璋流放迁徙安置到云南。可见于王宗载《四夷馆考·日本国》：“洪武十七年，僧如瑶又来贡，坐通胡惟庸，发云南守御”6；二是受明海禁政策影响，回不了日本，因移民实滇政策随移民入滇。三是在永乐初年，日僧随勘合贸易船只游方云南。虽然纪晓岚等人考证《沧海遗珠》搜集的作品均为明初迁谪诗人诗作，但是根据日本学者松崎鹤雄的研究，天祥、大用两位禅师并非迁谪入滇。天祥禅师是游方僧人，他在中国内地经过漫长游历才到达云南；而大用禅师是在明海禁政策后，随移民潮来到云南大理的。1因为流传的资料尚缺，我们还不能断言三位高僧入滇的真实原因，因此，本文在论述时使用“寓滇”而非“谪滇”。
一、寓滇日僧诗歌的内容特点
（一）融禅佛道性于凡情俗世
僧诗多以阐发禅佛道性为本，以情感愁思为末，主张以制欲节情。但是寓滇日僧却恰恰相反，他们并不避讳对世俗凡情的表达，甚至以情感的抒发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因此寓滇日僧的诗歌显得更有人烟气。一是忆国思乡之苦。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重颁《皇明祖训》明确提出与日本断绝关系，实行海禁，严禁日本商船入港，也严禁中国船舶出海，在华日僧的回国之路被阻断，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因此“忆国思乡”成为寓滇日僧诗歌中的主题。有的直抒胸臆，如“长相思，相思长，有美人兮在扶桑。”（机先《长相思》）有的借景写情，如“岂料常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机先《金马朝辉》）“坐倚蓬窗吟到晓，不知身尚在南州。”（机先《滇池夜月》）诗人游览云南山水风光，眼见金马山的黛色苍凉、滇池夜色的渺渺金波，情景交融之际，却想到家乡故国和自己身为“南窜客”漂泊孤寂。二是送友惜别之情。对于远离故国的日僧来说，他乡友人尤为珍贵，是思乡愁绪中的慰藉。可是友人也在不断离去，“今朝又向江头别，目断孤云意万重。”（机先《送僧归石城》）“异域无亲友，孤怀苦别离”。（天祥《赠李生》）甚至还要面对友人的离世。“论交二十载，死别抱长悲。”（大用《挽逯光谷》）“那堪谈笑际，便作死生分。”（机先《挽逯光谷先生》）“众山摇落日，那忍哭先生”。（天祥《哭宋士熙》）忆国思乡之苦与送友惜别之情成为寓滇日僧绵延不断的烦恼忧愁。因此，有学者评价日僧未看破世间离散之苦。本文对此有不同看法。正如坛经所言，“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2烦恼是不可逃脱的，是人在世间的生存状态，烦恼生而不住即是菩提。日僧思乡惜友的愁思也正是他们参佛悟道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并没有压抑自己的思想情绪，反而是任其释放以求得心绪的宁静，融禅佛道性于世俗凡情，“于念而不念”，“于相而离相”。《长相思》中，机先禅师任凭思绪飘散，欲拨弦解忧而弦断，意放歌唱愁而声消，思乡感情甚浓无处宣泄，“千种消愁愁不舞，乱丝零落多头绪”，然而诗歌最后，种种思乡的情绪都随流水逝去，“但将泪寄东流波，为我流入扶桑去”，这是机先禅师思乡情绪的表达，更是其悟禅经历的体悟。
（二）寄幽情逸韵于山水自然
禅宗崇尚山水自然，正如周裕锴在《禅宗语言》一书中所说：“禅宗的佛性论使得禅僧们常到清幽静谧的深林里观照自然胜景，从而返境观心，顿悟瞬刻永恒的真如；禅宗的行为论又使得禅僧们宁愿到杳无人迹的空山里去过一种与世无争、随缘自在的生活；而禅宗队伍的农禅性质，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主要在远离市镇的江湖山林。”3禅僧对山水自然的亲近之情，是由他们参佛悟道的性质和行为决定的。寓滇日僧笔下也有不少描写山水自然的诗歌，这些诗歌有的甚至成为云南当地景色的代言。禅僧好山水，是因为山水既是悟道的对象又是悟道的结果。“如何是佛法大意？”“春来草自清”。4寓滇日僧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其山水诗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寄情于景，因景生情。如机先禅师的《金马朝辉》：
岧嶤金马在城东，黛色苍凉淡墨中。画角声消残月白，阳鸟影动早霞红。梁王去国荒丘在，汉将开边古道通。岂料常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
诗人由金马山“黛色苍凉淡墨中”的景致联想到元代镇守云南的梁王“去国荒丘在”的衰败和自己“常为南窜客”的现实处境，最后回归到“朝朝相对独为翁”的幽情静谧。世事多变，诸行无常，“朝朝相对独为翁”与其看作是诗人孤独感的抒发，更是力图淡忘世俗情感的生活态度，外界时移事迁与内心平稳寂静构成对比，于山水自然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愉悦。机先禅师的山水诗大多属于寄情于景，因景生情，山水自然之下更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碧鸡秋色》中，在描绘碧鸡山漠漠秋光后，詩人感慨“却讶维舟湓浦上，芙蓉九叠看匡庐”。泛舟滇池，远眺碧鸡山，秀美的景致有如湓浦江上远望庐山一样。《滇池夜月》也是在夜游滇池之时，“坐倚蓬窗吟到晓，不知身尚在南州”，情景相融，眼前秀美的景色使诗人暂时忘记了世俗烦恼，于自然山水之间悟得佛理禅意。二是以景论禅。天祥禅师的《题龙关水楼》： 此楼登眺好，终日俯平湖。叶尽村村树，花残岸岸芦。渔翁晴独钓，沙鸟晚相呼。何处微钟动，云藏岛寺孤。
诗歌前四句是对大理西洱河秋景的静态描写，村村树叶尽，岸岸芦花残，从视觉上呈现出“秋风萧瑟天气凉”的悲秋之感；后四句寓动于静，渔翁独钓、沙鸟晚归、古寺钟声，以声写静，烘托出作者悠然自适的闲适心境。诗作没有禅理诗的晦涩，却多了几分境高意远的神韵；没有对此岸彼岸的执著追寻，却是蓦然回首的真如自现。“独”与“孤”正是诗人静谧心理的写照，远离尘世，澄心静虑，叶尽花残的空寂也是其超然外物的“空心”。
（三）任寒苦清瘦于蔬笋酬唱
“蔬笋气”是苏轼在其《赠诗僧道通》一诗中提出的，“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苏轼注“气含蔬笋”为“谓无酸馅气”。自此概念提出后，历代文人褒贬不一，有认为僧诗应该“觉无蔬笋气”，有认为“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虽然历代文坛评价不一，但是寓滇日僧却并不排斥“蔬笋气”，甚至还以其为创作原则。平显《寄演此宗》1一诗有云“唱酬蔬笋气，梦寐葛藤谈”。虽然此诗不出自日僧，但也可侧面表现他们并不回避蔬笋气之意。“蔬笋气”在寓滇日僧诗作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自我形象上看，多老病寒苦之气。机先禅师有云“老僧冻不死，烧叶生微阳”（《寄西山石隐》），“老逢诸事懒，病觉故交疏”（《寄仲翔外史》），“遥知崖上月，独照病中禅”（《寄石隐》）；天祥禅师有云“行乐送春尤有恨，那堪多病过花时”（《暮春病怀》），“老年消记性，余习未忘诗”（《次韵惟心见寄》），“老眼并无泪，深交最有情”（《哭宋士熙》）。客观上，日僧寓滇时已经年迈，但在其流传不多的诗作中老病苦寒的自我形象如此集中，这不啻为他们倾心蔬笋气质的外在表现。二是从诗歌境界来看，多寒苦清瘦。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的生命就是苦，生存包含着烦恼、不安、困惑、痛苦”2。因此，寓滇日僧的诗作中经常流露着对人生实苦的表达，生老病死、思乡怀友、时运不济、志向难酬……如何灭苦？《坛经》有云：“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于是，万般幽苦的人生在他们笔下却化为“日落尚延伫，心随鸟归翔”（《寄西山石隐》）的随意洒脱和“空街松子落，雨径藓花生”（《寄南珍》）的自在圆融，更是“修身不利梅花地，耐得山中一夜寒”（《雪夜偶成二首》）的清苦禅修和“遥知崖上月，独照病中禅”（《寄石隐》）的清瘦野逸。
二、日僧诗歌的美感特质：枯淡清寂
“寂”是日本国民独特的审美意识，正如日本学者大西克礼所论述的：“‘寂’这个概念所表示的特殊形态的美，也天然地与日本及东洋的民族趣味相投合，对于这种特殊之美的感受乃至欣赏趣味，造就了我国（日本）国民审美意识的重要方面，这一事实也是确凿无疑的。”1而“寂”本身是不含美学意义的，当它作为一种美感特质时，在寓滇日僧笔下表现出“枯淡清寂”的特征。大西克礼通过日本辞书的引证和语义的考查，总结出“寂”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三种含义，一是寂寥的意思，指空间上的收缩和削减；二是宿、老、古的意思，指时间上的积淀，表现于外在的磨灭和衰朽；三是自然的意识，指对自然终极本质的思考。2这恰恰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寓滇日僧的“枯淡清寂”审美特质的注脚。
寓滇日僧的“枯淡清寂”首先表现为“空寂之美”。日僧笔下的山水自然多以“空寂”为主，“远水苍茫外，空山寂寞余”（机先《寄仲翔外史》），“古木积苍烟，空山夜悄然”（机先《寄石隐》），“月在空山鹤在松，梦中尤听石城钟”（机先《松僧归石城》），“空阶松子落，雨径藓花生”（天祥《寄南珍》）。翠峦叠嶂、海天一线，山水又何如是空呢？正如《坛经》所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3“空”并不意味着虚无，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与其说“空”的主体是山水自然，不如说是人的心空、性空。以空心观照山水自然，这份闲适静谧足以抵消世俗生活的不如意，于是山水自然也不免带着幽情逸韵的味道。“空”还体现在日僧对世事变迁的感悟。如机先禅师登碧鸡山梁王阁，面对元梁王留下的悬空胜景，感慨云“青山有恨人何在，白日无情水自流。岂识当时歌舞地，寒烟漠漠锁荒丘”（《梁王阁——在碧鸡山下》），“梁王去国荒丘在，黛色苍凉淡墨中”（《滇阳六景·金马朝辉》）。物是人非，时光流逝，正是“由来神物非人扰，变化云雷未可知”（《滇阳六景·龙池跃金》）。
寓滇日僧的“枯淡清寂”其次表现为“孤愁之美”。忆国思乡之苦与送友惜别之情在寓滇日僧的诗歌中凝结为一个“孤”字，既是孤寂、孤独，也是孤高、孤怀。《沧海遗珠》收录寓滇日僧的30首诗歌中，“孤”字就出現7次。如“孤鸾夜舞南山云”（机先《长相思》）、“今朝又向江头别，目送孤云意万重”（机先《送僧归石城》）、“君住峰头我水濆，相思只隔一孤云”（天祥《呈同社诸友》）。其实，寓滇日僧的生活环境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孤寂贫苦。首先，僧人是启蒙教化的导师，功绩显著，受百姓尊敬。明初开发云南之时，朱元璋使僧徒导化云南土著人民同于内地，“然详考明僧徒在云南开辟之事迹，其功亦不鲜”4。同时，镇守云南的沐氏家族极为重视佛教的发展，大兴寺宇，礼待僧众。而民间则更甚。明代是云南佛教的兴盛时期，明代诗人张含《苍洱歌》有记载：“叶榆（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钟声。”李浩《三迤随笔》中也有记载：“大理本福泽之地，崇佛敬道，供养八方来僧。中原众僧，闻讯纷至苍洱，土人亦喜之。”明初昆明大理一地佛教兴盛，僧徒众多。从现存保留下的诗篇来看，寓滇诗僧既与诸士相合，又与僧友酬唱，生活并不会十分孤苦贫寂。因此，日僧对孤愁的集中描写与其说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不如说是他们枯淡清寂审美特质的表现。在他们的诗作中，“孤”多与“云”相连，如葛兆光指出的：“云这一意象，正是以其浮在天空，孤无依傍，白无尘染的物理情状引发了人们闲适放旷的心理感受，才被禅僧挪来借喻禅意。”5日僧将自己的情思寄于孤云，也是释放愁绪而体验孤愁的美。 寓滇日僧的“枯淡清寂”还表现为“枯老之美”。日僧倾心于枯老之美，就像马致远《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一样，这是经历年华才独有的美感，是庄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得道境界。枯老之美一方面是历经岁月的磨灭与衰朽，正如上文所述日僧笔下“老病清瘦”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更是对时光的感悟。“画角声残曙色迟”（《雪夜偶成》），“画角声消残月白”（《金马朝晖》）。“画角”本为乐器，军队中多以其警昏晓。但是，在寓滇日僧这里“画角”已不再有战争的意味，而成为时间的代言。时间悄然流逝，在日僧笔下时间的逝去不是压迫和焦虑，反而是一种永恒平静的“枯老之美”。佛教认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皆苦”，世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成的，变化无常。因此，与其执著于虚无的体相，不如破去执著，以枯淡清寂的心境去体验枯老之美。
另一方面，日僧在华流寓的时间较长，其诗歌创作难免受到当时中华诗歌风气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于日僧的诗歌特点。如机先禅师的《送别》一诗：
天书招贾生，匹马出滇城。白首相逢处，青云送别情。山经巫峡尽，水到楚江平。好献治安策，殷勤答圣明。
“好献治安策，殷勤答圣明”既是对友人的临别赠言，也是对自己志向难酬的书写。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对比中日文学后指出，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观念的差异来自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在中国传统中有对文学的理想态度与不应回避政治问题而应积极关心政治问题的倾向。但在日本对文学的看法是，文学最重要的是知‘物哀’，如果文学涉及到政治则不雅，这样的倾向性很强”。1而机先禅师的这首《送别》就明显受明初台阁体诗歌的影响，表达了其与僧人身份不符的儒家社会理想和人生理念。
三、结语
总体来说，寓滇日僧的诗歌既带有日僧的审美特质又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独具风格，自成一体。正如杨士奇在《沧海遗珠》序中评价：“余阅其诗，大抵清楚雅则，和平婉丽，极其趣韵，莹然夜光明月之珍，可爱可玩而可传也。”2虽然这是对《沧海遗珠》收录诗歌的总体评价，但以此评价日僧诗歌也不失毫厘。他们“枯淡清寂”的诗文作品为云南地方文化、宗教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和生机，在推动云南文人诗歌创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Japanese monks who travelled to Yunnan. Most of them were good at writing poems and articles， and forming a series of poems. Their poetr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missing home and friends， praising natural scenery， and replying writing activities about“vegetable air”. Their poems had distinctive features， putting Zen in secular life， expressing emotion through natural scenery， letting the painful emotion released into the“vegetable air”. Their poems showed the beauty of emptiness and silence with the features of emptiness， loneliness and old age.
Keywords： The Japanese Monks in Yunnan； Zen； emptiness and silence
（責任编辑：张 彪）
（“佛教诗学”栏目主持：武汉大学高文强教授）
关键词：寓滇日僧 禅宗 枯淡清寂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3-113-117
明初，一批日本僧人流寓至滇，“他们都是禅宗，精通佛学，‘能诗善书’，与当地各族各界人士交游。”1他们的诗作多被收集于《沧海遗珠》2一书中。《沧海遗珠》是明初镇守云南的黔宁王沐英季子沐昂编纂的，共收录了明初迁谪云南的21位诗人之作。杨士奇在《沧海遗珠序》中记载，“都督沐公以其所得名人之作择其通古近体三百余篇，皆前选所不及者，名沧海遗珠，将刻以传。属余序。”3纪晓岚在《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中赞曰“此编去取颇精审，所录多斐然可观。自古以来，武人能诗者代代有之，以武人司选录，而其书不愧善本者，惟此一集而已。是固不可不传也。”4可见，《沧海遗珠》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对明初谪戍诗人作品的收录，是其它诗文集所缺的，甚为珍贵。《沧海遗珠》共收录3位日僧的诗作。其中，天祥诗作11首，机先诗作18首，大用诗作1首。寓滇日僧的诗作在其他诗文集中也有零散收录，但以《沧海遗珠》最为集中可信，因此，本文以《沧海遗珠》收录的3位日僧的30首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诗歌创作的特点进行探究。
根据谢道辛《大理日本四僧塔》5一书所论，日僧入滇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受明初胡惟庸案的牵连，被朱元璋流放迁徙安置到云南。可见于王宗载《四夷馆考·日本国》：“洪武十七年，僧如瑶又来贡，坐通胡惟庸，发云南守御”6；二是受明海禁政策影响，回不了日本，因移民实滇政策随移民入滇。三是在永乐初年，日僧随勘合贸易船只游方云南。虽然纪晓岚等人考证《沧海遗珠》搜集的作品均为明初迁谪诗人诗作，但是根据日本学者松崎鹤雄的研究，天祥、大用两位禅师并非迁谪入滇。天祥禅师是游方僧人，他在中国内地经过漫长游历才到达云南；而大用禅师是在明海禁政策后，随移民潮来到云南大理的。1因为流传的资料尚缺，我们还不能断言三位高僧入滇的真实原因，因此，本文在论述时使用“寓滇”而非“谪滇”。
一、寓滇日僧诗歌的内容特点
（一）融禅佛道性于凡情俗世
僧诗多以阐发禅佛道性为本，以情感愁思为末，主张以制欲节情。但是寓滇日僧却恰恰相反，他们并不避讳对世俗凡情的表达，甚至以情感的抒发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因此寓滇日僧的诗歌显得更有人烟气。一是忆国思乡之苦。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重颁《皇明祖训》明确提出与日本断绝关系，实行海禁，严禁日本商船入港，也严禁中国船舶出海，在华日僧的回国之路被阻断，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因此“忆国思乡”成为寓滇日僧诗歌中的主题。有的直抒胸臆，如“长相思，相思长，有美人兮在扶桑。”（机先《长相思》）有的借景写情，如“岂料常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机先《金马朝辉》）“坐倚蓬窗吟到晓，不知身尚在南州。”（机先《滇池夜月》）诗人游览云南山水风光，眼见金马山的黛色苍凉、滇池夜色的渺渺金波，情景交融之际，却想到家乡故国和自己身为“南窜客”漂泊孤寂。二是送友惜别之情。对于远离故国的日僧来说，他乡友人尤为珍贵，是思乡愁绪中的慰藉。可是友人也在不断离去，“今朝又向江头别，目断孤云意万重。”（机先《送僧归石城》）“异域无亲友，孤怀苦别离”。（天祥《赠李生》）甚至还要面对友人的离世。“论交二十载，死别抱长悲。”（大用《挽逯光谷》）“那堪谈笑际，便作死生分。”（机先《挽逯光谷先生》）“众山摇落日，那忍哭先生”。（天祥《哭宋士熙》）忆国思乡之苦与送友惜别之情成为寓滇日僧绵延不断的烦恼忧愁。因此，有学者评价日僧未看破世间离散之苦。本文对此有不同看法。正如坛经所言，“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2烦恼是不可逃脱的，是人在世间的生存状态，烦恼生而不住即是菩提。日僧思乡惜友的愁思也正是他们参佛悟道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并没有压抑自己的思想情绪，反而是任其释放以求得心绪的宁静，融禅佛道性于世俗凡情，“于念而不念”，“于相而离相”。《长相思》中，机先禅师任凭思绪飘散，欲拨弦解忧而弦断，意放歌唱愁而声消，思乡感情甚浓无处宣泄，“千种消愁愁不舞，乱丝零落多头绪”，然而诗歌最后，种种思乡的情绪都随流水逝去，“但将泪寄东流波，为我流入扶桑去”，这是机先禅师思乡情绪的表达，更是其悟禅经历的体悟。
（二）寄幽情逸韵于山水自然
禅宗崇尚山水自然，正如周裕锴在《禅宗语言》一书中所说：“禅宗的佛性论使得禅僧们常到清幽静谧的深林里观照自然胜景，从而返境观心，顿悟瞬刻永恒的真如；禅宗的行为论又使得禅僧们宁愿到杳无人迹的空山里去过一种与世无争、随缘自在的生活；而禅宗队伍的农禅性质，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主要在远离市镇的江湖山林。”3禅僧对山水自然的亲近之情，是由他们参佛悟道的性质和行为决定的。寓滇日僧笔下也有不少描写山水自然的诗歌，这些诗歌有的甚至成为云南当地景色的代言。禅僧好山水，是因为山水既是悟道的对象又是悟道的结果。“如何是佛法大意？”“春来草自清”。4寓滇日僧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其山水诗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寄情于景，因景生情。如机先禅师的《金马朝辉》：
岧嶤金马在城东，黛色苍凉淡墨中。画角声消残月白，阳鸟影动早霞红。梁王去国荒丘在，汉将开边古道通。岂料常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
诗人由金马山“黛色苍凉淡墨中”的景致联想到元代镇守云南的梁王“去国荒丘在”的衰败和自己“常为南窜客”的现实处境，最后回归到“朝朝相对独为翁”的幽情静谧。世事多变，诸行无常，“朝朝相对独为翁”与其看作是诗人孤独感的抒发，更是力图淡忘世俗情感的生活态度，外界时移事迁与内心平稳寂静构成对比，于山水自然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愉悦。机先禅师的山水诗大多属于寄情于景，因景生情，山水自然之下更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碧鸡秋色》中，在描绘碧鸡山漠漠秋光后，詩人感慨“却讶维舟湓浦上，芙蓉九叠看匡庐”。泛舟滇池，远眺碧鸡山，秀美的景致有如湓浦江上远望庐山一样。《滇池夜月》也是在夜游滇池之时，“坐倚蓬窗吟到晓，不知身尚在南州”，情景相融，眼前秀美的景色使诗人暂时忘记了世俗烦恼，于自然山水之间悟得佛理禅意。二是以景论禅。天祥禅师的《题龙关水楼》： 此楼登眺好，终日俯平湖。叶尽村村树，花残岸岸芦。渔翁晴独钓，沙鸟晚相呼。何处微钟动，云藏岛寺孤。
诗歌前四句是对大理西洱河秋景的静态描写，村村树叶尽，岸岸芦花残，从视觉上呈现出“秋风萧瑟天气凉”的悲秋之感；后四句寓动于静，渔翁独钓、沙鸟晚归、古寺钟声，以声写静，烘托出作者悠然自适的闲适心境。诗作没有禅理诗的晦涩，却多了几分境高意远的神韵；没有对此岸彼岸的执著追寻，却是蓦然回首的真如自现。“独”与“孤”正是诗人静谧心理的写照，远离尘世，澄心静虑，叶尽花残的空寂也是其超然外物的“空心”。
（三）任寒苦清瘦于蔬笋酬唱
“蔬笋气”是苏轼在其《赠诗僧道通》一诗中提出的，“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苏轼注“气含蔬笋”为“谓无酸馅气”。自此概念提出后，历代文人褒贬不一，有认为僧诗应该“觉无蔬笋气”，有认为“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虽然历代文坛评价不一，但是寓滇日僧却并不排斥“蔬笋气”，甚至还以其为创作原则。平显《寄演此宗》1一诗有云“唱酬蔬笋气，梦寐葛藤谈”。虽然此诗不出自日僧，但也可侧面表现他们并不回避蔬笋气之意。“蔬笋气”在寓滇日僧诗作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自我形象上看，多老病寒苦之气。机先禅师有云“老僧冻不死，烧叶生微阳”（《寄西山石隐》），“老逢诸事懒，病觉故交疏”（《寄仲翔外史》），“遥知崖上月，独照病中禅”（《寄石隐》）；天祥禅师有云“行乐送春尤有恨，那堪多病过花时”（《暮春病怀》），“老年消记性，余习未忘诗”（《次韵惟心见寄》），“老眼并无泪，深交最有情”（《哭宋士熙》）。客观上，日僧寓滇时已经年迈，但在其流传不多的诗作中老病苦寒的自我形象如此集中，这不啻为他们倾心蔬笋气质的外在表现。二是从诗歌境界来看，多寒苦清瘦。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的生命就是苦，生存包含着烦恼、不安、困惑、痛苦”2。因此，寓滇日僧的诗作中经常流露着对人生实苦的表达，生老病死、思乡怀友、时运不济、志向难酬……如何灭苦？《坛经》有云：“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于是，万般幽苦的人生在他们笔下却化为“日落尚延伫，心随鸟归翔”（《寄西山石隐》）的随意洒脱和“空街松子落，雨径藓花生”（《寄南珍》）的自在圆融，更是“修身不利梅花地，耐得山中一夜寒”（《雪夜偶成二首》）的清苦禅修和“遥知崖上月，独照病中禅”（《寄石隐》）的清瘦野逸。
二、日僧诗歌的美感特质：枯淡清寂
“寂”是日本国民独特的审美意识，正如日本学者大西克礼所论述的：“‘寂’这个概念所表示的特殊形态的美，也天然地与日本及东洋的民族趣味相投合，对于这种特殊之美的感受乃至欣赏趣味，造就了我国（日本）国民审美意识的重要方面，这一事实也是确凿无疑的。”1而“寂”本身是不含美学意义的，当它作为一种美感特质时，在寓滇日僧笔下表现出“枯淡清寂”的特征。大西克礼通过日本辞书的引证和语义的考查，总结出“寂”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三种含义，一是寂寥的意思，指空间上的收缩和削减；二是宿、老、古的意思，指时间上的积淀，表现于外在的磨灭和衰朽；三是自然的意识，指对自然终极本质的思考。2这恰恰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寓滇日僧的“枯淡清寂”审美特质的注脚。
寓滇日僧的“枯淡清寂”首先表现为“空寂之美”。日僧笔下的山水自然多以“空寂”为主，“远水苍茫外，空山寂寞余”（机先《寄仲翔外史》），“古木积苍烟，空山夜悄然”（机先《寄石隐》），“月在空山鹤在松，梦中尤听石城钟”（机先《松僧归石城》），“空阶松子落，雨径藓花生”（天祥《寄南珍》）。翠峦叠嶂、海天一线，山水又何如是空呢？正如《坛经》所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3“空”并不意味着虚无，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与其说“空”的主体是山水自然，不如说是人的心空、性空。以空心观照山水自然，这份闲适静谧足以抵消世俗生活的不如意，于是山水自然也不免带着幽情逸韵的味道。“空”还体现在日僧对世事变迁的感悟。如机先禅师登碧鸡山梁王阁，面对元梁王留下的悬空胜景，感慨云“青山有恨人何在，白日无情水自流。岂识当时歌舞地，寒烟漠漠锁荒丘”（《梁王阁——在碧鸡山下》），“梁王去国荒丘在，黛色苍凉淡墨中”（《滇阳六景·金马朝辉》）。物是人非，时光流逝，正是“由来神物非人扰，变化云雷未可知”（《滇阳六景·龙池跃金》）。
寓滇日僧的“枯淡清寂”其次表现为“孤愁之美”。忆国思乡之苦与送友惜别之情在寓滇日僧的诗歌中凝结为一个“孤”字，既是孤寂、孤独，也是孤高、孤怀。《沧海遗珠》收录寓滇日僧的30首诗歌中，“孤”字就出現7次。如“孤鸾夜舞南山云”（机先《长相思》）、“今朝又向江头别，目送孤云意万重”（机先《送僧归石城》）、“君住峰头我水濆，相思只隔一孤云”（天祥《呈同社诸友》）。其实，寓滇日僧的生活环境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孤寂贫苦。首先，僧人是启蒙教化的导师，功绩显著，受百姓尊敬。明初开发云南之时，朱元璋使僧徒导化云南土著人民同于内地，“然详考明僧徒在云南开辟之事迹，其功亦不鲜”4。同时，镇守云南的沐氏家族极为重视佛教的发展，大兴寺宇，礼待僧众。而民间则更甚。明代是云南佛教的兴盛时期，明代诗人张含《苍洱歌》有记载：“叶榆（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钟声。”李浩《三迤随笔》中也有记载：“大理本福泽之地，崇佛敬道，供养八方来僧。中原众僧，闻讯纷至苍洱，土人亦喜之。”明初昆明大理一地佛教兴盛，僧徒众多。从现存保留下的诗篇来看，寓滇诗僧既与诸士相合，又与僧友酬唱，生活并不会十分孤苦贫寂。因此，日僧对孤愁的集中描写与其说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不如说是他们枯淡清寂审美特质的表现。在他们的诗作中，“孤”多与“云”相连，如葛兆光指出的：“云这一意象，正是以其浮在天空，孤无依傍，白无尘染的物理情状引发了人们闲适放旷的心理感受，才被禅僧挪来借喻禅意。”5日僧将自己的情思寄于孤云，也是释放愁绪而体验孤愁的美。 寓滇日僧的“枯淡清寂”还表现为“枯老之美”。日僧倾心于枯老之美，就像马致远《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一样，这是经历年华才独有的美感，是庄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得道境界。枯老之美一方面是历经岁月的磨灭与衰朽，正如上文所述日僧笔下“老病清瘦”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更是对时光的感悟。“画角声残曙色迟”（《雪夜偶成》），“画角声消残月白”（《金马朝晖》）。“画角”本为乐器，军队中多以其警昏晓。但是，在寓滇日僧这里“画角”已不再有战争的意味，而成为时间的代言。时间悄然流逝，在日僧笔下时间的逝去不是压迫和焦虑，反而是一种永恒平静的“枯老之美”。佛教认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皆苦”，世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成的，变化无常。因此，与其执著于虚无的体相，不如破去执著，以枯淡清寂的心境去体验枯老之美。
另一方面，日僧在华流寓的时间较长，其诗歌创作难免受到当时中华诗歌风气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于日僧的诗歌特点。如机先禅师的《送别》一诗：
天书招贾生，匹马出滇城。白首相逢处，青云送别情。山经巫峡尽，水到楚江平。好献治安策，殷勤答圣明。
“好献治安策，殷勤答圣明”既是对友人的临别赠言，也是对自己志向难酬的书写。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对比中日文学后指出，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观念的差异来自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在中国传统中有对文学的理想态度与不应回避政治问题而应积极关心政治问题的倾向。但在日本对文学的看法是，文学最重要的是知‘物哀’，如果文学涉及到政治则不雅，这样的倾向性很强”。1而机先禅师的这首《送别》就明显受明初台阁体诗歌的影响，表达了其与僧人身份不符的儒家社会理想和人生理念。
三、结语
总体来说，寓滇日僧的诗歌既带有日僧的审美特质又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独具风格，自成一体。正如杨士奇在《沧海遗珠》序中评价：“余阅其诗，大抵清楚雅则，和平婉丽，极其趣韵，莹然夜光明月之珍，可爱可玩而可传也。”2虽然这是对《沧海遗珠》收录诗歌的总体评价，但以此评价日僧诗歌也不失毫厘。他们“枯淡清寂”的诗文作品为云南地方文化、宗教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和生机，在推动云南文人诗歌创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Japanese monks who travelled to Yunnan. Most of them were good at writing poems and articles， and forming a series of poems. Their poetr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missing home and friends， praising natural scenery， and replying writing activities about“vegetable air”. Their poems had distinctive features， putting Zen in secular life， expressing emotion through natural scenery， letting the painful emotion released into the“vegetable air”. Their poems showed the beauty of emptiness and silence with the features of emptiness， loneliness and old age.
Keywords： The Japanese Monks in Yunnan； Zen； emptiness and silence
（責任编辑：张 彪）
（“佛教诗学”栏目主持：武汉大学高文强教授）